防腐木长廊报价表:该不该给亿万富姐吴英留条活路？

全社会为药家鑫案浪费了太多感情。

这个普通的刑事案能激起如此滔天巨澜，首先是公众对司法不公的集体焦虑感爆发，后与阶层固化、教育失败、信仰危机等现实困境联姻，急速发酵。

如果真正关心中国法治进程的话，李庄的漏罪案审判更加离奇。

前者离民意太近——情绪的洪流，后者离政治太近——利益的考量。

对法治而言，被其中任何一种力量绑架都是杯具。

期间登场的吴英二审开庭似乎更多地带来理性探讨的空间，加上当下又处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节点，更显意义深远。

5月20日，这个曾名噪一时的浙江东阳亿万富姐将年满30岁。

目前，被一审判处死刑的吴英已在看守所里度过了四年时间，这段时间，关于她的争论从未停歇，除了若干被她举报的贪官的落马，就是她写出了自传《黑天鹅》。

审判也耐人寻味。她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2007年3月16日被逮捕，2009年12月18日，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随后，吴英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11年4月7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始二审此案。

一直坚持无罪辩护的吴英律师主动回到了认罪轨道——承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按现行法律，最高处罚是刑期10年。加上诈骗二字，则可至死罪。

吴英早期经历并无过人之处。除受家庭耳濡目染外，辍学后早年闯荡江湖的吴英按照浙商惯例，涉足实业，先后办过美容院、足浴店、服饰城和娱乐城。在完成原始积累后，吴英开始显露出其魄力和勇气——从认真经营实业到投资炒作，财富和名声开始同步几何级数增长。

而整个东阳乃至浙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实业获得了快速发展，民间沉淀了大批资本，整个实体经济开始全面向投资时代升级。而显然整个社会从观念、制度、法规显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吴英便成了危险的试水者。而扮演这样的角色注定以杯具收场。

在2006年4月成立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前，吴英即以每万元每日35元、40元、50元不等的高息或每季度分红30%、60%、80%的高投资回报为诱饵，来吸纳公众投资，除购置房产、投资、捐款、进行虚假宣传外，吴英注册了太多的公司，构筑了一条几乎涉足当下所有热门产业的实体集体，使其吸引的社会资本像滚雪球一样膨胀。吴英迅速成为当地商家呼风唤雨的人物，甚至登上胡润富豪榜。

如果没有2006年底，债权人杨氏兄弟将其软禁，引起公安介入，也许吴英的神话还会持续。　

辉煌的本色集团仅仅存在了10个月，便形成了公诉人如下指控：从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被告人吴英以高额利息为诱饵，以投资、借款、资金周转等为名，先后从林卫平、杨卫陵、杨卫江等11人处非法集资人民币77339.5万元，用于偿还本金、支付高额利息、购买房产、汽车及个人挥霍等，实际集资诈骗人民币38426.5万元。

类似的事件其实已出现多起。甚至可以说，因类似事件丢掉性命的人也在少数。

但吴英还是有其特殊性。比如她的融资全部通过亲朋好友——可以理解为金融掮客，而没有直接吸纳公众资金。再说借给吴英钱的人后来均将其描述成骗子，而从未反思过自己最初人性的贪婪。更值得关注的是，吴英能铺开这么大的摊子为自己这样危险的融资提供现实诱饵，也离不开权力暗中的护佑，除了一大批官员落马后，现在仍有一批公务员在锲而不舍地上书浙江高院将吴英处以极刑。

就事论事，整个事件再次暴露了当代中国法治的两个天敌：一个是缺乏自省精神的道德绑架，另一个则是凌驾一切的公权力。

这也是市场经济顺利前进的敌人。

尽管民营企业扮演了推动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上缴税利的主力军，但却始终难以完全摆脱垄断的挤压和政策的歧视，落实国民待遇步履维艰。在整个浙江，民营经济较早地完成了自下而上的原始积累，数量庞大的民间资金沉淀下来，缺乏规范、安全的出口，中小企业数量又很大，自然形成了人脉在先、资金流在后的民间融资渠道。仅浙江就有民间资本上万亿，由于缺乏制度保障和法治规范，自发形成的灰色信贷根本无法满足当地民企扩大再生产的需求，且高利贷和金融诈骗行为频发，也在影响商业的健康发展和冲击正常的金融秩序。

2008年以来，为了应对西方金融危机的冲击，政府投资主导了中国经济振兴的方向，虽说成效明显，但也加剧了国进民退，甚至导致政府干预微观经济运行加剧，使民营资本受到进一步抑制。比如发生在2009年的山西清理小煤窑事件，就使浙商损失500亿。加上房地产宏观调控导致温州炒房团为代表的民间资本出路收窄，资本外逃和恶性刑事案件有升温趋势——在浙江，因金融诈骗引发的人身非法拘禁案近年飙升，便是明证。

出于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随着国36条的出台，针对民企的金融政策有放宽的迹象，但审批手续繁琐、时间拖沓、条件苛刻，让太多民企望而却步，而发展迅速的小额贷款业务也相当程度上成为维稳需要的民心工程。

放宽视野，人们会发现：吴英在一个缺乏法治保障的领域做了一件事后被证明罪大恶极的事。

相当荒诞，也相当无奈。

一部《民间信贷法》呼吁了十几年，却迟迟难以问世，其中究竟耐人寻味。

不少人对放开民间资本充满忧虑，无比迷恋行政管控，排斥法治，其道理总是很爱国——为了金融安全和公众利益。

这使我想起了这样一个对话：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行政和法治之争，一位在市场中取得辉煌业绩的前辈曾问了一位大首长一个问题：农民种地种什么谁说了算？大首长：当然农民说了算。前辈反问道：那他们为什么不种鸦片？

只有皈依法治，修葺制度，方能避免下一个吴英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