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火涂料每平方价格: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称高层人员新闻素养不高

　　文/片 本报记者 张榕博

　　“甬温线7·23特大事故”后，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因为主持了一场备受争议和质疑的发布会，再次将新闻发言人这个敏感的岗位推到聚光灯下。

　　几天后，曾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现任语文出版社社长的王旭明发表致王勇平的公开信，直言不讳地批评了王勇平的表现，同时强调这场新闻发布会本就不应由王勇平独自担当。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已离开新闻发言人岗位三年的王旭明却未淡出人们的视野，他最近所写的《致勇平兄的一封信》、《假如我是双汇故宫哈药红会的新闻发言人》等公开信，让人们从更自由更客观的角度看待新闻发言人这个虽已全球化、职业化，却仍带有些许“中国特色”的特殊角色。

　　在中国，新闻发言人应该如何做？如何既让领导满意，又能成为与群众之间沟通的桥梁？如何在“戴着镣铐”的情况下，把舞跳好？本报记者与曾经的“个性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对话，也许能带来一些启示。

　　“总理可以开记者会，部长为什么不能”

　　齐鲁晚报：最近，连续出现像郭美美与红十字会、故宫瓷器被损、7·23温州动车事故等公共事件，使新闻发言人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甚至成为指责的对象，您觉得，为什么总是新闻发言人被推到风口浪尖上？

　　王旭明：新闻发言人的工作性质就是在发生事件时，负责澄清事实和表态。因此他们成为事件的焦点也不稀奇。新闻发言人可以是政策的发布者、信息传播者，也是救火队员、道歉者。

　　齐鲁晚报：但是这几次公共事件中，公众对新闻发言人的表现都感到不满。

　　王旭明：也许我应该为新闻发言人辩解一下，不是所有内容都应由新闻发言人发言。比如这次7·23温州动车事故发布会，我坚持认为，铁道部召开这场新闻发布会，就应该部长出来，在事故现场召开。我们应该学习总理，总理到了事故发生地就举行新闻发布会，总理可以这样，部长为什么不行？

　　齐鲁晚报：是，温总理在这次7·23事故中，包括以前的汶川地震都是在现场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王旭明：所以我郑重建议，在遇到重大事件时，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主要领导，只要有可能就一定要参加新闻发布会，面对公众，面对媒体。如果不能面对，你要给予合理的解释，并且由级别稍微低一点的官员出席。

　　齐鲁晚报：公众也是希望在这种场合，能由一个部门的一把手出面解释，这也更有公信力。

　　王旭明：其实“一把手”出面，这只是一个表象。“一把手”出来背后的深刻含义是———就像我们老领导赵启正先生说的，你必须把工作做好，如果工作没有做好，就靠新闻发言人，就靠嘴去说，那效果就非常有限。

　　比如说你工作没做好，你让新闻发言人去堵枪眼，实际上也堵不住。老百姓也不会相信。你把没做好的工作说得很动听，那就不是事实。把工作做好，是新闻发言人发好言的前提和基础。

　　齐鲁晚报：在这次7·23事故中，我们是否也遇到了同样的事情———上级不愿意公开，或者一些工作没有做好，从而导致新闻发言人的回答不被公众接受？

　　王旭明：肯定是有的。对于某些官员来说，信息公开就意味着权力的丧失、利益的缺损、个人名誉和地位的动摇。公开还意味着为官习惯的改变。

　　齐鲁晚报：这种情况下新闻发言人该怎么办？

　　王旭明：新闻发言人仅凭一张嘴是无法满足公众要求的。郭美美、故宫瓷器、7·23事故等公共事件的新闻发布会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齐鲁晚报：这样的话，在某种意义上，新闻发布会岂不成了应付公众的一种形式？

　　王旭明：我只能说，我们党和政府推行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不仅是针对新闻发言人的要求，更是对各级党和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的要求。换句话说，如果各级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不重视新闻发布制度，或者只表面重视新闻发布制度，你让新闻发言人重视新闻发布制度，这是天大的笑话。

　　“新闻发言人要走职业化道路”

　　齐鲁晚报：您理想中的新闻发言人是什么样子？

　　王旭明：咱们国家的新闻发言人，我最欣赏的甚至崇拜的，就是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先生，最近几年他代表政协在全国两会期间发言，每一次都堪称经典。

　　齐鲁晚报：也就是说，现在一些新闻发言人还是存在欠缺的？

　　王旭明：就是缺少自己的话。难就难在当新闻发言人，立场是政府的，语言是自己的。但现在是立场是政府的，语言也是政府的，新闻发言人的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齐鲁晚报：需要学习如何说自己的话？

　　王旭明：现在，我觉得最实在的就是学会怎样面对公众和媒体讲话。人的一生千万不能只会对家人和同事讲话，还要对公众和媒体讲话，这是一门学问，需要学习。有一位美国学者，他说，在当代，你不要关心你说了什么，你要关心人们听了什么。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只重视说，不断地说，而对听了没有，听到什么不重视。这只能说，这是传播上的意淫。

　　齐鲁晚报：虽然我们现在有了自己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但后面的路还很长。

　　王旭明：我们只是迈出了第一步，但关键是第二步，比第一步更加艰难，而且更加重要。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要解决三个问题，什么时候发言，谁发言，怎么发好言。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该怎么落实。不落实怎么办。

　　齐鲁晚报：能举个例子吗？

　　王旭明：很多新闻发布会，说了半天，里面没有新闻。因为新闻发布会的发布，决定权不在新闻发言人，而是在领导。如果碰到一个完全不懂新闻发布会的人，他又决定要开新闻发布会，那结果可想而知。

　　齐鲁晚报：所以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搞新闻发言人培训。

　　王旭明：新闻发言人培训太重要了，不是纯粹讲理论，而是一个例子，一个解释，一个现场练习，我都觉得非常有必要。从我参加的几十场培训中，我深深感受到，不仅是基层，我倒是觉得高层，他们的新闻素养还是不高。

　　齐鲁晚报：那您认为，怎样才能让新闻发言人———不管是基层的还是高层的，真正成熟起来？

　　王旭明：我认为主要问题在于，现在新闻发言人仍然是官员，而不是职业，这是我们新闻发言人与国外的最大不同。我们的新闻发言人要成熟起来，必须要走职业化的道路。

　　“白宫发言人未必适合中国”

　　齐鲁晚报：听说您崇拜朱镕基、吴仪，并说他们不是整天说正确的废话，敢于亮明自己的观点，说的话百姓听得懂。您是否也希望有这样的领导，新闻发言人才会好做一些？

　　王旭明：朱镕基、吴仪是一种类型，不过，好领导有很多种类型。应当说，在党中央领导下，拥有开放、开明的心态，积极进取，不断跟上时代潮流，敢于创新的领导，不管是什么性格，那新闻发言人就好做。反之，就不好做。

　　齐鲁晚报：也就是说，想当一个好新闻发言人，领导很重要。

　　王旭明：(沉默片刻)怎么说呢……新闻发言人也许最终还是服务于领导的，领导不认可，新闻发言人不好做。

　　齐鲁晚报：您曾说过，“中国的新闻发言人是全世界最难的新闻发言人”，是有感而发吗？

　　王旭明：第一，我们的新闻发言人大多没有媒体工作经验，国外的新闻发言人大都有此经验。第二，我们是行政制度很强大的国家，如果你的领导不重视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就很难做。第三，现在国外新闻发布制度已经走了几十年，已经走上了制度化、职业化的道路，而我们的新闻发布制度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很多地方还不规范。特别是我们的新闻发言人还不职业化，而是一级官员。那就更增加了难度。

　　齐鲁晚报：除此之外，对比一下国内外新闻发言人制度，我们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优劣？

　　王旭明：其实，我倒不赞同这种比较，因为比较半天不同，我们还是没法改变现有的体制。而且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国情、文化、习惯，还有一些不同的待人接物的处事原则等，西方新闻发言人的长处不一定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你让美国白宫的新闻发言人来我们的街道办当个新闻发言人，可能还玩不转呢。与其讨论这些不同，还不如多想想在现在情况下，如何当好新闻发言人。    齐鲁晚报：有些像戴着镣铐跳舞。

　　王旭明：可以这样形容，像戴着镣铐跳舞。但不是戴着镣铐就不能跳舞，就跳不出好舞。一方面，新闻发言人是公众和领导的桥梁，而另一方面，新闻发言人在服务时要平衡公众和领导期望，促进政府、企业和媒体、公众的相互理解。

　　“请别再叫我原新闻发言人了”

　　齐鲁晚报：如果有机会，您还希望再做新闻发言人吗？

　　王旭明：第一，我不希望了。第二，假如还有这样的机会。我也不想做教育的了，我不想做重复的自己。我特别崇拜、欣赏那些80后，三年干这个，两年干那个，经常跳槽。人生当中有十几个，二十几个工作，那是很让人羡慕的事情。

　　齐鲁晚报：虽然您不做新闻发言人了，但在《写给勇平兄的一封信》、《假如我是双汇故宫哈药红会的新闻发言人》中，公众还是习惯把您和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联系起来。

　　王旭明：三年前，我是作为教育部的新闻发言人说话。卸任以后，我已经从官员变成了企业主，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可以以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来讲话。在当下，每一个渴望进取的知识分子，都想完善表达自己的情感。

　　齐鲁晚报：那你现在的“发言”，与新闻发言人时的发言，有什么不同？

　　王旭明：肯定有，一个社会角色，就要说与你相适应的话。公共知识分子和官员，是一条河上行驶的两条船，方向是一致的，但船是两条船，路是两条路。我们现在有些官员，混淆了这个区别，当官员时，说的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论，而有些退了休的官员，还在拿官员的身份说话，或者当公共知识分子的时候，却说官话。

　　齐鲁晚报：的确经常有人犯这种错误。

　　王旭明：比如我对故宫的态度吧，我认为他们非常不好，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错误，而且还态度不好，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故宫自始至终都没有给公众一个合理的、负责任的交代，我已经通过博客、微博做了几十次发言，我非常愤怒。如果放在三年前我讲这些话，那可能就不妥，会被认为是代表教育部表态。现在则可以自由地评论了。

　　齐鲁晚报：那您希望，现在人们应该如何认识您？

　　王旭明：所有的新闻发言人，卸任以后，我不能说绝对没有吧，但是很少有人被称作“原新闻发言人”。我搜遍了，好像只有王旭明，公众和媒体不厌其烦地说，他是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我对公众和媒体还记得我表示感谢，但我希望大家以后直呼其名，王旭明。不要称呼我为“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了。

　　齐鲁晚报：虽然您已经离开新闻发言人岗位，但在大家印象中，您一直是个很有个性的人。

　　王旭明：谢谢，我还是一个感性的人，经常有冲动的时候。比如故宫和春晚，我一直在反驳。可不可以不说呢？可以，但不说就难平内心愤懑。

　　比如说，我在微博上说，建议故宫把破损的瓷器粘好了，低价售出，找出废旧文物重复利用的新经验。我查了一下字典，发现故宫的“故”字就是逝世的意思，因此故宫还不如叫死宫。这就是很感性的话。

　　齐鲁晚报：现在网上仍然有王旭明语录，有您“没钱就不要上大学”的言论，现在回头再看，您觉得那时候感情用事了吗？

　　王旭明：我觉得不存在这个问题，我当时是代表部门发言，现在我代表我自己。我当时没有想错。

　　齐鲁晚报：您的确有个性。

　　王旭明：我倒是很希望通过你的文章，呼吁更多的有识之士，真正有良知有操守的专家学者，在社会普遍比较浮躁的情况下，讲一点良心话，讲一点真话，讲一点与普遍流行的话不一样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