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火卷帘报价:一语惊人的大右派: 储安平(转载)

一语惊人的大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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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会知道储安平了，在1957年他却是一个一语
　　惊天下的人物，是中国的十大右派之一。
　　
　　
　　一语惊天下
　　
　　
　　　　1957年初，根据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由原是民主党派创办的《光明日报》社社长章伯钧提名，经过各民主党派充分协商，并经过中央中央统战部、宣传部批准，储安平于4月1日出任了《光明日报》总编辑。
　　
　　　　上任的第一天，储安平就在各部主任的会上宣称：“我来这里工作，李维汉部长支持我，党是我的后台。”又说：“李维汉部长曾对周扬部长说过，以后有人批评储安平先生，你要为他撑腰。”此时的储安平春风得意、踌躇满志、锋芒毕露，下决心做出一番大作为。
　　
　　　　果然，储安平上任后不久，凭着他在知识界的声望和影响，向著名的专家、学者、教授组稿，把《光明日报》办得有声有色、不同凡响。
　　
　　　　1957年4月30日，毛主席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积极提意见，帮共产党进行整风。为消除党外人士的思想顾虑，中国共产党特地宣布，向共产党提意见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为原则。
　　
　　　　6月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举行座谈会。储安平同时参加了民主同盟和九三学社两个民主党派，又是新闻 界和知识界的著名人士，所以他也在被邀人员之列，并且在座谈会上作了题为《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的发言。
　　
　　　　储安平说：“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这个问题上。”他认为，“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些？”“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他由此得出结论：“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 成了现在这样一个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而且进一步指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储安平所提的意见，真是尖锐无比，把共产党领导和封建社会的“朕即国家”的皇帝老儿相提并论，把共产党政权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王权提并论。然而，在与会的人震惊万分之时，储安平尚言犹未尽，又更加放胆地指责说：“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 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直接把矛头指向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并且非常不恭地把受全国人民爱戴的毛主席和周总理称为“老和尚”。
　　
　　　　储安平要“请教”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他非常坦率地直说：“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的中央人政府，6个副主席中有3个党外人士，4个副总理中有2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 总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人可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
　　
　　　　对他这番言论，当场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赞许不已，但有更多的人是极为愤慨地进行了批驳。
　　
　　
　　
　　向人民投降
　　
　　　　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储安平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就像在全国范围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全国上下义愤填膺，开始了对储安平“党天下”言论进行批判和驳斥。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倡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并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亲自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从而在全国吹响了反右派斗争的号 角。在这种形势下，储安平理所当然首当其冲，成为口锉伐的众矢之的。
　　
　　　　别看储安平在座谈会上雄赳赳、气昂昂、勇气十足地提出尖锐的意见，其实他的精神和心理都非常脆弱。据他在检讨时自述，在全国上下一片讨伐声中，他胆战心惊，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他自知地位已保不住，便于6月8日下午向《光明日报》社社长章伯钧递交了辞呈。
　　
　　　　储安平辞职以后，对他的批判非但没有降温，而且进一步升级。6月21日九三学社举行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对于《光明日报》被章伯钧、储安平擅自篡改政治方向的追究责任问题”的“撤销储安平代表九三学社担任《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委员的声明”。报刊上的批判文章更是天天都有，连储安平的儿子也在6月29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储安平长子储望英反对储安平反动言论的一封信》。
　　
　　　　储安平众叛亲离、四面楚歌。7月7日，他在九三学社中央整风委员会召开的扩大座谈会上，开始交代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7月13日，他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作了《向人民投降》的发言，并全文刊登在7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
　　
　　　　储安平在《向人民投降》的发言中说：“我6月1日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及我在《光明日报》的工作，都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错误。经过全国人民对我的批判，我现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真心诚意地向全国人民低头认罪。”
　　
　　　　1958年1月13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第五次会议，决定取消储安平第一届人大代表的资格。1月18日至24日，九三学社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决定撤销储安平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
　　
　　　　从此之后，储安平从中国的政坛和新闻界、知识界销声匿迹了……
　　
　　
　　
　　神秘失踪
　　
　　　　他当时才48岁，被划成右派分子之后去了哪里？又干了些什么？ 储安平的人事关系是在九三学社，所以又回到了九三学社，由九三学社发给他每个月100元的生活费（这在当时不是个很小的数目）。以后，储安被下放到西山的一个农场，在长城脚下放了两年的羊后，有关方面认为他接受劳动改造表现尚可，就又让他回到北京城，住在厂桥棉花胡同他自己的家里。
　　
　　　　那几年，储安平整日在家关门读书、写字，除了几个亲近的朋友外不和外界来往，日子倒也能过得安安闲闲。可惜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储安平就又被揪了出来，成了批斗、专政的对象，并且饱受了红卫兵对他的打骂、侮辱，被勒令每天打扫街道。
　　
　　　　1966年秋的一天，当他扫完街道筋疲力尽地回到家，发现又有红卫兵来揪他去接受批斗时，他从后院翻墙出逃，最后跑到数十里外的西郊河自杀。但他没有死成，被人救起后押回九三学社，给机关造反派看管起来。
　　
　　　　储安平从九三学社放回家后，单位里谁也没有再提起他，也没有人去找过他，一直到10月份的一天，她女儿回家去看他的时候，发现家里的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只有在房间中央的一张椅子上，放着一个捆着的行李卷。这是储安平从九三学社机关背回来的，到家后就没有打开过。
　　
　　　　储安平去哪里了呢？她女儿四处到亲戚朋友家找，但都没有找到他。她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妙，便找到九三学社向军代表报告。尽管按当时的说法，储安平已是一条“死狗”，但毕竟是在中央挂了号的人物，军代表也不敢掉以轻心，就报告了中央文革和周总理。周总理指示公安部门组织了一个专门的调查组，要求他们一定要找到储安平的下落。调查组奉命在全国范围内艰难地寻找了两年，凡是储安平有可能去的地方都一一查询过，就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最后只好作为悬案挂起来，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储安平就这样神秘地失踪了。
　　
　　　　有一个在1985年为编书而辗转寻找过储安平的人，在1998年出版的书中写道：“不久前，一次友人聚会，我听说，有一位老者在江苏某寺中，见一方丈，形部似储安平。他即上前拜见，并探问：‘请问，你是储安平，储先生吗？’对方一笑，然后摇摇头，隐去。”这位作者猜想：“看来，他未必就已死去，也许真像那位长者说的，遁入空门，出家当了和尚。”
　　
　　　　这个方丈真的会是储安平吗？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谁也说不准，至今仍是个没有谜底的谜。其实，是或不是又有什么要紧呢？重要的是，要记住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一次极左的反右派运动，曾有过一个叫储安平的大右派。记住这个教训，是为了这样的历史悲剧不再在中国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