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毒面具很恐怖:日本为什么成功（姚国华武图讲座）

以下内容为参考资料，非讲稿。

●现代文明波澜起伏，没有创举就会停滞、腐败；只有20－30年的战略飞跃，而不会有50－100年的渐进演变

世界文明波澜起伏，文化中心交替更新。文明浪潮不是突然降临的，赢得历史需要远程文化战略，没有创举就没有飞跃。

农业文明无法超越自己，在封闭的圈子里周期性地兴旺、停滞，腐朽、衰落、灭亡，例如四大文明古国。

在工业社会之前，推动世界文明大综合的曾经有游牧的匈奴人、日尔曼人、蒙古人、阿拉伯人。四处游走的游牧文明常常向外部主动出击，在扫荡腐朽的农业文明的同时，自己也被融入其中，从而形成新的文明周期。骁勇善战的游牧部落总是得势，他们靠自己的体格、战马、地域条件及其它外部机遇迅速扩大、壮大，他们来得快，来得猛，但没有后劲，消失也快。

然而西方的工商业文明，同样经历几次游牧文明的传递之后，凭借其工业装备的军事实力和市场优势向外扩张，逐步主宰了世界。15－16世纪南欧崛起，此后世界文明的中心由南欧依次递向工业化的荷兰、英国、法国、德国及俄国、美国。

西方文明先有文化的积淀和创造，宗教、文学、艺术、哲学的成长奠定道德、科学、法律等观念体系，才有政治体制、技术操作层面的进步与完善，再有工业经济的发展，最后以强大实力向外殖民扩张，开拓市场，确立它在全球的中心地位。

在中国，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测众说纷纭。通常，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主义者，从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的前进步履中，预测50年以后成为世界中等发达国家。这其中直观经验自然多于科学计算，也许还有不刺激西方人恐惧中国崛起的考虑。

主张国际接轨的乐观主义者要大胆多了。据说，世界银行的一个报告称中国将在2020年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强国。

需要考虑的是，在现代社会里只有20年、30年的战略飞跃，30年、50年的前瞻是很难的，更没有50年、100年的渐进历程。一个民族的发展是一股浪潮，孕育5年，成长10年，定型20年。如果没有新的创举，最多30年后，发展潜力就会彻底耗尽。

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是没有前途的，只会停滞和后退。兴北大、建黄埔、立抗大、组西南联大、办特区的创举都是在几年间实现的。没有这些，中国现代史会一派平庸。它们留下的势能，至多能维持10年。前人留下的江山从来不可能稳坐下去的。

任何时代都是藏龙卧虎，只不过“劣币驱逐良币”的腐败现实使蛟龙变成小蛇，体制压抑使老虎变成懒猫罢了。

关键在于，整个社会能否走出政治－经济功利主义的陷阱，形成健康的文化氛围，建立远大的文教战略，营建内在的发展动力。因为，现代文明的核心不在有形的工业产品，而在于人的思想素养、社会的理性秩序、生产生活的智慧含量。

在20世纪，全球有许多震撼历史的革命运动，欣欣向荣的建设运动，气势磅礴的改革运动，包括一些极权主义的征服战争。其中有不少运动在短短10－20年里改变和影响了本国乃至世界进程：十月革命与斯大林社会主义，罗斯福新政，法西斯运动与二次世界大战，麦克阿瑟主持制定的日本新体制，甘地、尼赫鲁领导的印度独立运动，李光耀领导的新加坡崛起，印尼苏哈托统治下的经济发展。中国大陆有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而台湾也有国民党统治下的经济复兴。

但是，作为一个战略进程，大多维持在20年左右，一般不会超过30年。有的在新的改革中持续了良性发展，有的则被革命和其它势力所颠覆。如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主要是30年代建立的，到50年代面临改革，60年代以后就停滞了。

现代社会的内涵需要重新定位，不是照搬既定模式及其具体指标，是要建立能与全球各民族平等对话和交流的文化生活、社会秩序、生产能力。当中国人能够自信地拥有自己的文化空间，生活不只是为了口腹之欲，面对西方人不再感到手足无措，当中国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时，当中国产品不再成为廉价商品……，全球化就不是西方化了。

实现这个目标，说难是难。改良－革命－改革都一百多年了，说人们在知识、技术、生活品质上接近西方现代文明，那是毫无疑问的；可是，要说中国人的精神接近西方现代文化了，人们的文化修养在增长，那就成问题了。

如果变革立足于人本身，就不难。挣脱狭隘的物质泡沫、浅薄的流行时尚、低级的功利观念，每个人关注自己的心灵，也关注整个社会的改良，拓展自己偏狭的胸怀，尤其是把重心落实在年轻人身上，整个民族很容易进入一个良性的状态。

中华民族是尚存最连续、最悠久的农业文明。在今天兴衰强弱关键点上，发生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一方面，社会肌体的腐败到了极点，病变还在蔓延，难找一片净土，文化也充斥着假冒伪劣，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另一方面，面对全球化不确定因素构成的机遇和挑战，如果能把外部强势力量转化为内在动力，重建自主的民族文化，那么10年、20年的飞跃是巨大的。

传统是千百年形成的，革命却只是几年几十年的飞跃。新文化运动提出“少年中国”、“青年中国”口号，固然有太多理想主义情绪和浪漫主义色彩，但文化变迁的确不在时间的长短，而在于人们自我改造的内在勇气，在于文化建设的深度。

未来没有定数，不是由客观宿命、文化基因、单一潮流决定的。如果说有决定力量，那就是正在成长的新人及其新文化。人的创造性引导着历史的走向。社会精英们有怎样深刻的民族反省，有多么远大的战略选择，国家就能赢得怎样的未来。

发展需要民族意识的觉醒，人们灵魂深处和风细雨的建构，需要由此出发的冷静思考，长期实干。但真正的崛起从来都是飞跃。把希望寄于外部机遇，随波逐流、按部就班、四平八稳、渐进积累，以为高速度的线性增长能长年保持，那是自欺欺人。

在现代传媒的背景下，从建立大学特区入手，彻底展开文教变革，实现全民舆论动员，树立公众认同新的文化权威，建构国家文化动力体系——首要问题不是给多少投入、资源怎样配置，而是给经济、政治、法治的建设，建立良性的文化基础。

在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里，健全的文教体系10年经营，可以培养一代心智健全的孩子；而全面发展的青年10年奋斗，任何人间奇迹也能创造出来。马克思30岁写《共产党宣言》；爱因斯坦由16岁提出问题到建立狭义相对论，也就是10年时间的探索；爱迪生30岁时留声机、电灯等一系列划时代的发明如泉涌出；比尔·盖茨20岁开始创业，不到20年成为世界首富。

中国社会不是没有人行动，而是没有内心深处的信念；人们不是没有实际经验，而是缺乏对经验的反思；不是对西方现代生活的具体情况了解和照搬不够，而是自己与现代文化的精髓相抵触；不是没有不讲效益，恰恰是太急功近利、目光短浅、心胸狭隘；不是没有大学，而是没有引导社会长远发展的大学文化。离开文化层面上的创新，埋头苦干，劳务输出，也只能简单维持生计；没有广泛的对话，传统就不能激发新的活力，就是井底蛙鸣；缺乏有主见、有个性，一开放就会丧失独立与自主。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优厚，人民充满智慧，既有毛泽东浪漫主义的革命精神，又有邓小平现实主义的务实思维。大学崛起的关键是一种文化氛围的建立，一旦开了风气，伟大的发现和创造便是雨后春笋，水到渠成，势如破竹。

因此，首要的问题不是从象牙塔走出来，把知识化作力量，把科学转换为生产力，而是要建立真正的现代文化象牙塔。

肯定能这样，那么中国的全面复兴就容易，30年就足够了；不能这样，那么就难，难于上青天，再等100年也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