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珍寻找毛泽东与贺子珍之子毛毛之谜

文革时期的朱道来，贺子珍曾认定其正是自己失落的儿子“毛毛”

作者系井冈山市委党史办副研究员，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兼职教授

原载《世纪》杂志

编者按：1932 年11 月，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儿子毛毛在福建长汀出生。1934 年9 月底，中央红军长征前夕，毛毛被寄养在江西瑞金的一户农家。关于毛毛后来的下落，迷雾重重，史学界也众说纷纭，特别是一些细节有颇多出入。刘晓农先生多年来一直从事井冈山地区党史研究工作，本文是他采访当事人及其后人和查阅相关资料以及利用研究成果写成。本文有关毛毛的下落虽是一家之言，但或许可为毛毛的下落提供了一种新的解读。同时也欢迎读者提供有关此事的线索，进一步揭开历史的迷雾。

王家珍受命寻找毛毛

1953 年3 月，江西省省长邵式平，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从北京拍来的加急电报，电文的意思是：1934 年10 月长征前夕，有一些负责干部和红军将士将他们的子女寄养在瑞金等地的群众家里，中央委托江西帮助寻找这些红军留下的孩子们。这里面特别注意找到毛泽东主席的孩子毛毛……

邵省长阅完电报，马上想起另外一件相关的事情：不久之前，居于上海的贺子珍也给他写来亲笔信，说她在瑞金生下一个男孩，由毛泽东取名叫毛毛，长征之前通过毛泽覃、贺怡夫妇把毛毛寄养在群众家。那是毛泽东最为疼爱的孩子，现在拜托邵省长千万千万帮助找到毛毛……邵式平决定亲自布置这件事。他要秘书通知省民政厅厅长朱开铨到办公室来，朱厅长来到了邵省长的办公室，邵式平起身对这位瑞金籍的老红军招手：“来，这边坐，交给你一个大的任务……”

朱开铨从邵式平办公室回到省民政厅，拿起电话通知优抚处的干部王家珍来见他。 当听了朱厅长用赣南话说了找他来的情由时，王家珍立时感受到这是组织上交给自己的一项艰巨任务。

贺子珍是井冈山斗争时期与毛泽东结缘的夫妻，后来在中央苏区共同生活、战斗了6 年，与毛泽东生育了3 个孩子。极为恶劣的战争环境，不允许贺子珍把小孩带在身边，第一个女儿送给了龙岩的老乡，第二个毛毛长征前夕留在瑞金，第三个孩子产后夭折。对于这位从井冈山起就历经了战火考验，长征路上为了救护红军战士身上多处负伤的革命老大姐，王家珍怀着一种深深的敬意。

初步找到革命后代的收养人

王家珍来到了赣南腹地瑞金。他首先找到了瑞金县县长刘辉山和副县长、红军女战士黄长娇，将自己的工作任务向他们汇报。两位领导满口答应，将尽力支持、协助这项工作。第三天，由刘县长主持的老红军、老苏干座谈会，在县政府召开，在县城工作的老红军来了十六七个。他们纷纷打开记忆的匣子，说红军长征之前，某某人把孩子寄养在某某老乡的家里，但是对于毛毛留在什么地方却是无人知晓。

王家珍独自开始了一村又一村的调查了解。然而一个半月过去，走过的村庄七八十个，仍然找不到一点这方面的音信。心头终日盘旋这件事的王家珍，有一天萌生了去档案馆查找历史资料的想法。果然，他在县档案馆收藏的1934 年《瑞金县志》里看到了这样的记事：“共党魁首毛贼泽东，生有一子寄留瑞邑 。”王家珍坚信毛毛确实被寄养在瑞金。

一天傍晚，住在叶坪乡政府的王家珍，在村口遇上两个收工回来的农民，同他们聊谈起来。一个年过六旬的老农忽然想起来了，告诉王家珍：听说朱坊村有个叫朱盛苔的农民，当年收养过一个红军的孩子。无形中获得了一个重要线索，王家珍大喜过望，决计明天一早就去朱坊。

在朱坊村王家珍找到了朱盛苔及其妻子黄月英。这对50 岁出头的夫妇听了王家珍的发问后，几乎同时点头作答：“我们是收养过一个红军孩子，叫朱道来。”“ 哦，道来他人呢？”王家珍惊喜得睁大了眼睛，心里升腾起巨大的喜悦。可是，农民夫妇的回话又让他不由自主地愣了一下，朱盛苔神情有些悽然地回告王家珍：“道来他，被人领到南京去了。”

王家珍从惊愕中回过神来，对朱盛苔夫妇说道：“大叔、大婶，你们坐下慢慢说吧。”

1934 年农历9 月底的一天清晨，朱盛苔一家人正在吃着红薯煮粥，忽然门外狗吠。只见一个姓朱的乡苏维埃干部与两个红军直接进到他家。其中一个红军干部手中抱着一个裙布包着的孩子。另一个红军则提着一个包袱。听了村干部的介绍后，红军干部对朱盛苔夫妇说道：“朱老乡，这是红军的一个孩子，大部队走了，我们也要去打游击，请你们帮助抚养，给你们添大麻烦了！”

朱盛苔夫妇感到太突然，一件这么大的事情就这么简单地发生了。然而，在这种时候拒绝得了吗？黄月英有些慌张地望了望丈夫，又不禁把目光投向那个孩子。小家伙的脸型有些方正，额头很高，皮肤偏白，又红嫩得可爱。身上那件用灰布军装改做的薄袄衫，让人看得心里亲切生热。一种母爱的天性，驱使黄月英不等丈夫点头，忽然从红军干部手中接过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还用手为孩子揩去眼角的泪水。红军干部见对方的神情，脸上露出笑容，再次道谢：“大嫂，这孩子就托付给你们了，由你们把他养大成人。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你们千万千万要保护好他，将来我们会报答你们的。”这时，那位村干部对朱盛苔夫妇补充说：“盛苔，把孩子交到你家，是经过考虑的，难为你们了，我代表孩子的父母感谢你们呐！”红军干部再次郑重地说了一句“太感激你们了”。说完他们离开了。

让朱盛苔夫妇抚养这个红军的孩子，的确是区、乡苏维埃政府会同毛泽覃夫妻多次考虑作出的选择。这对夫妇在方圆一带向以忠实、厚道而著称。朱盛苔夫妇接受了这个红军孩子后，思量着白军很快就要打到瑞金来，为防不测，合计给孩子取名“道来”，意思为半道上捡来的。尽管日子过得那么艰辛，尤其在红色区域沦为敌占区后的险恶环境下，朱盛苔夫妇就像红军干部托付的那样，对比自己孩子还要真情、尽心地抚养小道来。让夫妇俩为之担忧愁虑的，是小道来的人身安全。苏区处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要保护好一个红军的后代，是多么不容易！整整十九年来，朱盛苔夫妇为小道来的成长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为带他所吃的苦比自己5 个孩子加起来的苦还要多！道来在朱家成了父母的“宠儿”，上完了小学后又读了中学……

就在王家珍来到瑞金的前两个月，一件朱盛苔夫妇无法意想的事发生了。一个从南京而来、名叫朱月倩的中年妇女，持了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的介绍信，找上他们家的家门，说是前来接儿子的。这个中年妇女的丈夫，就是当年曾任中央苏区巡视员的霍步青，后于1933 年2 月在福建宁化病逝。他们的一个小男孩当时也留在瑞金。她说这次来就是找儿子的，瑞金县民政部门派人把她带到朱盛苔家，她见到朱道来后一口认定那是她的儿子，在朱盛苔夫妇面前又是哭又是求，硬是要把道来带到南京去。朱盛苔和黄月英再三考虑，觉得还是让她带走，因为孩子是为红军抚养的，自己只是尽到了这份责任，既然现在有人认领，就应该交回给人家。再说让道来到南京去，肯定比在瑞金乡下要好得多了。为了孩子今后的前途，夫妇俩怀着与道来十九年来一天也没有离开过的血肉深情，一步一把泪水地送着告别了兄妹们的道来，离开了朱坊，离开了瑞金。

贺子珍确认被收养的革命后代就是毛毛

王家珍很精细。他问朱盛苔夫妇有没有道来的照片？黄月英一听马上高兴地点首：“有哇，是道来不久前从南京寄来的。”

王家珍从接过照片的一刹那起，心头就涌上难以抑制的惊喜。照片上的朱道来，其宽阔的前额、脸庞的形状以及颧骨特征，多么像年轻时的毛泽东啊！惊叹之后的王家珍又问道来有信给你们吗？得到提醒的朱盛苔夫妇又赶忙拿来两封朱道来的亲笔信。

朱道来在信中思念父母、阿奶以及兄妹们的深情，化成文字跃然纸上，信中写到“我恨不得这就回到家里，与你们在一起”。朱道来为何这么急切想回家？原来信中叙述到了他在南京的烦恼：他们并不真正喜欢我，对我不是真正的好，我是看得出来的。她喜欢的是妹妹，什么都顺着她。妹妹也不是那么看得起我，有些嫌我是乡下来的，土里土气。我在这儿并不愉快，过些日子我要回来的，与妈妈、阿奶在一起过……

王家珍在阅读两封信后，立即有了一连串的疑惑。他想那个南京妈妈既然接到了朱道来，与自小就离散的亲骨肉团聚，对于一个长期思子心切的母亲来说，是不会这样的。再说像朱道来那样的相貌和才气，她应该喜欢、疼爱都来不及，怎么会这样对待道来呢，真是不可思议的呀。会不会这个南京母亲发现道来并不是她的孩子，才有这样的反常行为呢？

王家珍还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南京母亲来接道来的时候，带走了道来小时候用过的什么东西没有？黄月英回答说没有，她什么都不要，连道来那年送来时的那件小袄衫都不要，说没有什么用，可我还给收着呢。黄月英说完进到房间，很快地从床枕旁拿来那件当年朱道来被送到朱家时穿过的小袄衫。王家珍接在手里看了，只见小袄衫虽然历时20 多年，但保存得挺好，一看就知道是用旧军服改做的。顿时，又有一个疑惑出现在王家珍脑子里：“按说这么珍重的历史证物，南京的母亲怎么会不要呢？”王家珍想到这里，决定回省厅向朱厅长汇报。

接到朱开铨厅长报告的邵式平省长，用电报向中组部作了汇报。中组部很快地回电，同意王家珍与黄月英赴南京把朱道来接到上海贺子珍处予以辨认。

王家珍再次来到瑞金，来到朱坊，接上黄月英一道从瑞金赴往南京。在南京，他们花费了一番周折，才带上朱道来一同来到上海。

上海市四川北路的溧阳路东头，有一座四周围墙高耸，形成封闭式的三层楼房的院落。不过院子里种着树木花草，环境干净和幽静。居住着第一位上井冈山的女红军、曾经与毛泽东有着十载夫妻之情的老一辈革命家贺子珍。

贺子珍清楚地记得，毛毛是1932 年11 月她在福建长汀福音医院产下的。产后的第14 天，毛泽东从宁都赶来看望母子俩。贺子珍说：“润之，孩子生下来半个月了，还没有取名，就等你呐。”毛泽东显然已有所考虑，回答说：“按照岸字辈排吧，叫他岸红。小名嘛，叫毛毛也行。”

毛毛长到将近两岁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中央红军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进行的突围行动，将他与父母永远的分开了。毛泽东对贺子珍无奈而伤情地说：“这是中央的决定，不然我舍得把毛毛留下来？大家都是一样呢。”夫妻俩计议了很久，想到只有把孩子交给留下来打游击的叔父和婶娘——毛泽覃与贺怡。这天，贺子珍半夜就起来了，把自己的一件军衣裁剪开来，拆掉毛泽东的一条夹裤，取出棉花，为毛毛缝制冬天御寒的衣服。

1953 年6 月中旬的一天，在上海警备区担任空防司令员的贺敏学，早已接到有关方面的电报和妹妹多次打来的电话，派人在上海火车站迎接到了王家珍、黄月英和朱道来等人，汽车直接开到了溧阳路的小楼房。

当朱道来站在了贺子珍面前时，贺子珍仔细地端详了许久，不禁从眼里溢出大滴大滴的泪水，那是震撼心灵的无比欣喜的眼泪，她的语音也颤抖得走了样，自语般叫着：“是毛毛，这就是我的毛毛！”贺子珍的理智还是清醒的，接着回过神来握着黄月英的手，深情地说着感谢的话。再稍后，又向王家珍表示了诚挚的谢意。让贺子珍再次在心头激起感情的浪潮，是王家珍从黄月英的提包里拿出了那件小袄衫，郑重地交到她手上。贺子珍接过它只看了几秒钟，立即唤起心中的记忆，再一次热泪滚落。这件20 年前她在灯下千针万线缝制的小袄衫，忘记得了吗？真没想到，这件小袄衫还能保存到今天，这是证明自己亲生骨肉的最好的物件呀！

这一晚，在贺子珍的坚持下，黄月英与她同睡一床，两个朱道来的母亲一直絮语到半夜过后，泪水一次又一次地濡湿了两个不凡女性的眼睛。

贺敏学在这一问题的态度上是谨慎行事的，亲自把毛毛带到部队的一家大医院。结果化验出来的血型与贺子珍的相同。贺子珍知道这一情况，心里更加确认朱道来就是她的毛毛。贺敏学一家对朱道来和黄月英、王家珍予以了盛情款待。

毛泽东一语定音，“毛毛”身份确认一事戛然而止

找到毛泽东儿子毛毛，是一件不小的事情，朱道来在贺子珍处的有关情况，都报告到了北京。半个多月后的一天，贺子珍接到华东局转告的中组部通知：要朱道来、黄月英、王家珍同去北京，贺子珍则不要去。

朱道来三人赴北京那天，贺子珍亲自到火车站送行，一直送到上车。第二天的下午，朱道来三人被接到了北京的中组部招待所。当晚，中组织相关的领导找朱道来单独谈话，向他询问一些情况。离开时对他提出了几个要求，即对别人不要讲从哪里来的、来北京干什么等。没过几天，娇娇（李敏）来到招待所，一见到朱道来就亲切地叫“哥哥”。朱道来拿出贺子珍写给她的信，娇娇笑着说：“我早知道了，妈妈另外写信告诉了我。”此后，娇娇在每个星期天都来，带着朱道来和黄月英去参观紫禁城、颐和园等古迹。

朱道来的到来，让不少中央领导知晓并予以关注。首先是周恩来到招待所看望，接着来的有朱德、谢觉哉、董必武等在中央苏区战斗过的老一辈革命家，邓颖超、康克清、帅孟奇等老大姐也来了。大家在私下议论说，这个朱道来从长相来说的确像毛泽东，看来是当年的毛毛错不了。他们都对这种情况的出现感到高兴。

黄月英与王家珍在北京住了20 多天，两人都觉得应该回去，特别是黄月英想念瑞金的家人。这个厚道善良的农家妇女，通过这两个来月的际遇，已经明白朱道来是谁的孩子，暗自在心里感到震惊。

党和政府是不会忘记这位平凡而心胸宽厚的善良妈妈的。邓颖超、康克清、帅孟奇等大姐都请她吃饭，都在宴席上充满真情地说了感人肺腑的谢言，并以她为典型表达对老区人民的深切谢意。黄月英启程回乡的晚上，中组部有关领导来到招待所，代表组织送给她500 元钱（这在当时是笔不小的数目）、三匹布和一些农村里少有的日用品。这些钱物代表着党和人民对朱盛苔全家的敬意与谢枕。对于王家珍，中组部也赠送了纪念物品。

黄月英登上火车之前，一直陪同在侧的朱道来哭得满脸泪痕，他紧紧拉住妈妈的手，哽咽着说：“你就是我的亲娘，我会永远记住你和爸爸、弟弟他们！我一定会回来看你们的……”黄月英已经哭成一个泪人，只是有些木然地点头，声音沙哑地回道：“孩子，你好，我们就高兴，有时间就回朱坊，我们想你呐！”在一旁的王家珍被无比诚挚感人的亲情所感动，直到列车员一再催促，才狠心地将黄妈妈扶上火车。

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半路上杀出来的“程咬金”，竟然使事情在忽然间变得复杂化了，而且导致了毛毛“定论”的流产。这个搅乱局面的“程咬金”，就是从南京赶过来的朱月倩。她在得知了北京方面的相关情况后，赶到中组部招待所，大哭大闹，说朱道来是她的孩子，不许别人夺走，并扬言要自寻短见。朱月倩的哭闹，自然要报告到毛泽东那里，是由周恩来报告的。总理怀着小心向毛泽东主席请示，请他作出裁决。或许毛泽东这天的心情不怎么好，被哭闹事件搅得更受影响，或许有着难以言明的原因，还或许他那宽宏博大的胸怀与崇高情操，顾及到不能伤害朱月倩的感情，毛泽东以决断的语气说道：“不要说这件事了！管他是哪个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

毛泽东一语定音，事情无可挽回而戛然中止。“确认”的事进行不下去，朱月倩也领不走朱道来，朱道来被送到了帅孟奇家里。

革命后代在南京意外身亡

自从1953 年7 月在北京与朱道来分手之后，王家珍与他一直保持书信联系。两人在共同接触的两三个月当中，建立了兄弟般的感情。王家珍比朱道来小一岁多，故而叫他“道来哥”，对方则亲切地回叫“家珍弟”。使王家珍为之疑惑不解的是，朱道来在北京那么久了，已经那么多的中央领导都说过“道来就是毛毛”的话，但为何没有得到毛主席的确认，而只让道来一直生活在帅大姐家？王家珍当然无从知晓毛泽东曾经发话的情节。

王家珍从其后的通信中得知，朱道来于当年的9 月插班在清华大学附中读书。1957 年考取了清华大学，学的是理科。后来他毕了业，分配到一个国防科研单位从事科研工作。再其后，他们的通信越来越少了，以至于到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完全中断了联系。王家珍心里放不下朱道来，多次向原来的地址去信，可是均无回复，“道来哥”音讯全无。他也向中组部去信询问，没有结果。在无处打听的情况下，王家珍想到了黄月英和朱盛苔，于1974 年专程来到瑞金朱坊，向朱家打听朱道来的下落。黄月英凄惨而痛心地告诉他：1966 年的下半年，“文革”的武斗已经开始，朱道来在南京被打死了！是被什么人打死？她无从得知。已经74岁的老人心情沉痛地讲到：“早晓得这样，我就不让他留在北京，带回到咱们朱坊虽然下力（指种田），总留得到一条命吧。”王家珍心里一片怅然，很想对黄妈妈解释什么，可是觉得满腔的悲情无从说起……

朱道来在南京的死因，至今无人知晓，也无人去了解查实，留下了谜团。

许多疑团尚待解开

笔者一向从事党史资料工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知道有贺怡为寻找毛毛而遇难，以及江西省民政厅一位干部为贺子珍寻找儿子的事。随着岁月的推移，对此事总有几个疑窦盘旋在脑子里。一是有无王家珍受命找毛毛的这件事？二是存不存在朱道来此人？三是朱道来后来的情况如何？带着这些疑问，我于2011 年1 月，费了一番周折，首先打听到了王家珍的下落，并与其女儿王卫红建立了联系。王家珍确有其人，今年83 岁，居于福州市。多年来卧病在床，处于难以与外人交谈的状况。通过王卫红用笔询问，只落实了他确于1953 年在瑞金找到朱道来及一些主要情节。今年3 月初，我赴瑞金进行访查，由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支书记赖军陪同，来到朱坊访问朱盛苔的后人，见到了朱盛苔的孙子与孙媳妇，得知朱盛苔已于1973 年病故，黄月英也在1980 年去世。朱家留下的老房子已是无人居住。

笔者见到了朱盛苔家的邻居，今年75 岁的朱荣发老人。见面后没谈上几句，朱荣发就问：“你是来了解朱道来的吧。”笔者听后大喜过望：“你知道朱道来？”“我们小时候一起十多年哩。”接下来，按照笔者提出的询问，朱荣发对朱道来的若干情况是这样谈的：

“我比朱道来小3 岁。我们是邻居，从懂事起就天天在一起。”“我们原先并不知道朱道来是捡来的红军后代，直到1953 年，来了个女干部把他接走，才晓得他不是朱盛苔的亲生儿子。”“朱道来像不像毛主席？我记得是有些像，但不是那么很像，因为年轻时的毛主席我并没有见过。记得他被南京女干部接走的那年，他的个头还是挺高的，比盛苔叔的哪个儿子都要高，相貌也很不相同。村上的人都不知道盛苔叔竟然收养了红军大干部的孩子，如果道来真是毛主席的儿子，那更不得了。只可惜那个道来听说死了。”

在返回瑞金县城的路上，笔者心里依然怀着这样的怅然：围绕在朱道来的身上尚有这么多的疑团，什么时候有人能够解开？到底能不能解开呢？

本文资料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