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阳雪霁山庄员工:教育就存在于生命之中(完整）

                                     张文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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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温和的人在思考自己的温和时，也有一种隐约的不安：温和是一种谋利的伎俩吗？如果不是，温和显然是一种文化的弱势，远离力量、激情和锋芒，甚至有一种缺乏想象力的意味在里面。所有的对比，在这个时代，都使人容易向往自身拥有一种强大的能量。我们是经常坐卧不安的一群人，不是因为睡眠不佳，而是，我们总是要个不够，太多的匮乏和匮乏造成的可怕的经验，让我们永怀饥饿和对饥饿的恐惧。当我们试图把握自己时，我们既是含糊的，又时常有一种你意想不到的锋利。我们会说，这样的迷惑不解也不时困扰了心灵的安静。

温和不单是一种文化品格、一种教养，像人们常说的礼节、风度，温和可能也是某些人与生俱来的东西。谁知道呢，“他就是那样”，他身上总是有着最大的关于个人性的秘密。的确，人所以成为人，你可以找到无限多的依据，说得明了一点就是那些普遍的人的属性。

说起来正是这样的对人的信心，使我们把探究人变成了一种科学，变成了日常工作，今天这也已成为常识。但是有时某种消极的思想，仍会强调，对人的某种个人性的无知是必要的，这样的无知或许也是一种尊重，也有助于人用自己的方式去守护自己，由此他就可能同时发展了自己。过量的追问与好奇，也会引起很多的不安，也会使人对自己产生一种被动感：似乎我非要参与到“公共生活”不可，非得敞开与接纳不可。尼采说：一个被完全理解了并被归纳成一种知识的历史现象，对于知道它的那个人来说，是死的。我更看重的，则是某种心灵与生命的神秘性、不可知性，因为只有如此，它才是有欠缺的、不完备的。或许它时时能够从中变得鲜活，它是从自己的不完备中汲取了滋养，它有属于自己的成长的空隙。

总是只有少数人，既知道自己活着的目的，又具备了普遍的辽阔的对他人对其他事物的关怀，这样的判断不是从统计数字中得到的，而是我们“想一想”大概就能知道了。不管怎么说，所有优良的品质都是让人心生敬意的，甚至心生感慨的。所谓的敬意来自于我们对高处和远处的仰望，我们总是多少知道一点优质人生对一个人构成的吸引力。那么我们为什么又要心生感慨呢？我常常要把某种奇迹首先归功于命运。正因为太多的不可解、不可思议、无能为力，造就了生命不同的样貌和差别，我们接受并试图在理解这样的各不相同时，就不单只是对命运的屈服，而是，完全有这样的可能：我们也生活在命运之中，我们把命运作为了理解的前提和构造世界的依据。我们生命中便有了一种自见力，这种基于爱和怀着爱的幻想的自见力，或许有助于我们对自己生命的再创造。

教育就存在于生命之中，我们大凡可以从生命中听出、看到或者描摹出教育的某种形象、态度和形式，同时我们也是从自己的生命中印证、参照、校正这些所谓的教育的。比这更困难的是，生命从来就依存于具体的时代，生命又总是个体的、动态的，教育也因此而变得灵动不居，复杂异常，所以任何简单、呆滞的言说总是容易被引入歧途，任何“深信”也总会惹上麻烦。教育中的爱既是质朴的，发自人的本心；又是被激发出的，明察秋毫、深思熟虑的。教师在从事这样责任重大的工作时，既需要原初的端正，更需要用心的、持续刻意地使自己“变得”更有这样的爱的智慧。

同时，我们始终还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样的自我提升并非在真空或比较纯净、“最适合教育”的状态中进行的。可以肯定的是，教师也需要成长，教师的成长总是更困难。教师既是引领者，他所有的行为势必要特别谨慎、自觉才行；另一方面，无论我们怎么自觉，也都难以使我们变得更有自知，更善于自变，而不断添加的各种复杂的压力，只会使教育工作变得更为麻烦，更难见成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到教育，会马上想到教育是难的，教育是一种麻烦，无力，无用甚至教育本身就是反教育。

说教育是慢的艺术，已经饱含了对教育的信赖与祝福。但是，就是这样“消极的积极”，其实也难以在喧嚣的时代，引起更多人对教育审慎的思考。在持续的匮乏和独断论盛行的时代结束之后，人们会普遍丧失从容与耐心，这几乎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今天我们能够做的最为重要的，往往就是最为简单的工作：从头开始学习常识，传播常识，践行常识，一点一滴地使自己变得正常一点，让我们从饥饿、恐惧、贫乏、仇恨中渐渐挣脱出来，变得更有理解力、更有包容精神，也更从容一点、耐心一点，想来已经善莫大焉了。

在教师的职业本分中，思考力一定会放在至为重要的位置。我们生于“这个时代”，我们从事着帮助一个个生命变得更为美好的工作，思考却往往使我们无法快乐。这个神圣的职业，充满了无数难以通融、穿越的悖论。也可能，解脱与超越总是更了不起的。我们不妨就用意于使自己更丰富、更开阔一些吧，一望无际的光辉意味着什么呢：赞赏性的工作，专注的体验引起的忘怀，人生在忙碌和惊讶中过去了。

不过，很多时候我会从对某一件事或某一状态的思考中，突然领悟到自己的不安全感。有趣的是，这样不安全在我身上并不是持续存在的。因此我并不长陷于惊慌与紧张之中。即使这样，我仍然知道自己的麻烦所在。我一定受过很多的刺激，有过令人沮丧的童年，我从阴影中走到光亮之下，我生命的底色是灰暗的。

“改变”是一个消极的词，当不适应、不顺利、不自然时，这个词就出现了。如果说到教育，更恰当的词应该是“保持”和“复归”。我以一种天真的想象力，去想像人性中有一种最好的东西原先在人身上是存在的，只有这样说时，那两个词才显得格外有价值。由此持续推导下去，我紧接着要说的就是在教育中总是包含着无条件的爱，这是教育的依据和原动力。它不是注入和强加的，它是一种在自我发现基础上的用心培植。它植根于信仰，并成为其中最有活力的一部分——很多时候，我不会急于找寻任何的辩护词，对自己的生活，任何的辩护又有什么意义？我更愿意用一种嘲讽的眼光来看待自己，也愿意始终生活在自责之中。说起来，有些领悟也是早就出现了，自责不是一种情绪，而是，我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

我大概是诗人聂鲁达晚年诗歌中写到的“总是自己”的自己，无论出发与回溯，最后一定是回到“自己”。我所有的力量都与这样的专注有关，所有的歧途与局限也始于这里。我无法摆脱的困扰中，有一条是这样表达的：我一直是“晚年中国”的病人。这个晚年中国越来越多地让我产生末日感，末日不是突然到来的。末日不是“人皆有死”，而是没有出生的人也死了。所有的记忆、眷恋、想象同样毫无例外地突然湮灭了。正像一位极端的思想家所说的那样，今天“不应该死的人是很少的”，“但他们却死了”，而“大多数人”仍活着。这既是事实，也是末日化生活中一种普遍的景象。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的词典里从未出现过“应该这样”之类的说辞，我也真不知道自己所受的是什么样的言语训练，我最为热衷的工作始终就是“自我偏离”，最直观的理解就是我更愿意始终保持对自己的怀疑，我在自己的内心居无定所。

当夜晚到来时，思想者的乐趣不过是窗户、灯光、练习写字的本子。看着自己的字迹，我常常会怀疑自己白天所承担或者以某种方式承诺的责任，我不大可能把自己想象成这个时代的“先到者”，当然我也并没有任何理由与可能“晚到”。有时，我明白一些事实，一些不可改变性，它就是“只能这样”，这不是一个陷阱，这里更像适合我们睡眠的地方。我即使说知识是无用之用，我都已经对知识做了夸大。

这些矛盾根植于可怕的心灵。翻来覆去的态度使常识也变得不可靠。当你试图驳斥这样的言辞所造成的虚无感时，很容易被激怒，因为这里所呈现的只是幻象，而不是事实。价值当然隐藏在无数的事实之中，但是你已明白，所有的寻找都是徒劳的，这是一个只会引人陷于歧途的时代，这个时代未来比过去死得更早也更难堪。

我必须是怯懦的——我常体验到生命这样丧失勇气的存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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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家最有天分、最具革命性的思想者为传播常识以身犯险，以至于完全被噤声。这又成为一种对生活的简单认知。他们的敌人却已蜕变为毫无面目的利益共同体。也只有在利益之中，谎言不断地自圆其说，并获得一种更有效地钳制思想的利器。今天我们所有的恐惧不是首先源于此吗？我们甚至在越来越甚的恐惧中，内心也变为腐败、晦暗，找不到生命因为对远方的瞭望而理应能够得到的光明。一个民族往往会因为现实无限堆积的窘迫而使历史上无数的先人都不得安宁，他们仿佛也成了负债人。于是我们生命中也有了越来越多的空洞，既被历史抛弃，又带着历史的原罪进入其实毫无希望的新生活。

当我明确表达一种沮丧时，我心中是有过缅想的。不复存在，丧失，出现意外，不能如期而至，悖谬，类似的体验转化为散乱的思想的结晶体，时间久了，你又会说这又有何益呢，在何处曾经确证过碎片般生存的价值？你说到理解时，就是理解吗？如果我们把自己的视线从时代、从人类，逐渐收回到自己，这样的理解力既是可以“理解”的，又是一种失败的标志。那些最优异的思想者想必也是极度自恋的。他最终总是以自己来构造对世界的想象。可惜，在今天，几乎找不到有如此生命强度的人。也只有那些极罕有的人，能够耐心地为真理而活。剩下的问题就是，他是一个难以被发现与接纳的，一个异乎寻常的存在。

一个不像是麻烦的麻烦，今天我们无须任何的说辞就足以把自己放置在为所欲为的状态，这又是一个好的时代，只有不断更好的时代。因为众所周知的理由就是匮乏、恐惧必然导致创造力的丧失，当创造力丧失成为普遍现实时，我们就无需为创造力承担任何的责任，放任自己，半睡眠状态被描绘成了某种相互模仿的时代性的精神特质。“很脏，很乱，很快活”，“唯一的罪恶就是不能过得比原来更好”。任何浅薄的谎语都能派上大的用场。我们的教育就开始于这样严酷又有效的训练。

有时，离奇的矛盾几乎要压垮了一个人，那是一个倾听先哲声音又注视着自己脚下的人。他也是一个未完成的人，一个半成品。首先他对自己的“成人”，就抱着最大的怀疑。这种怀疑引发了对生命和文化的虚无感，这一点也无可指责，因为它就是一种普遍状态。“不寄希望于过去，更不寄希望于未来”，这样的“现实感”会使人蜕变为一个“活物”，最强大的力量都用来去感受和“生成”现实，依势而活，活得不三不四，因为生命中早就失去了真气。由此，你也可以明白，我们多么容易服从了现实的残暴统治，从个人的有限性和无力感中得出现实的不可改变性。所有极端的统治，都渴望着时间的胜利，时间摧毁了耐心和激情，时间宰制了所有的想象力。

因此，在所谓的“渴望”中，有一种不为人知的荒谬，“渴望”免不了倒向虚无。时间太强大了，时常它总能用最快捷的方式扑向你，使渴望变成了无望，变成了凌散，变成了“原来如此”。

而我信赖的思想者哈扎拉尔，由此而感慨说：“绝望之为绝望，是在于它的停止状态。在那里仿佛一切都到头了。”生活中需要有一种回转的艺术，“真正的绝望是对生活的绝望，你有时会滥用了对思想的信赖”，哈扎拉尔不关心谁能活得太久、谁最终能够得胜，“所谓的伟大，其实就是进入绝望又能够从绝望中逃脱的艺术。”“所有极端的思想家都不可能活在世俗的荣耀中，思想的纯度正好与生活的欢愉度成反比。”哈扎拉尔说自己不想成为教诲者，尽管这是巨大的诱惑，他对自己的描绘是愿意在于世无补中“自成一格”，“这一格”大概也包含了对肉体欢愉的某种敬意。

哈扎拉尔还有另外一个见解是他愿意反复阐述的。“一个人最难的是如何穿过自己内心的黑暗，这样的黑暗之丰富、庞大、坚硬都是难以想象的。人所有的命运感、奇怪的挫折、离奇的体验以及生活中所有的丧失都会凝聚成生命中最奇妙同时也可能是难以化解的心灵的障碍。人的任何反常反应都可以在此找到因由。”我前文谈到的“自见力”，我一定说得太轻易了一些，其实人才是自己最大的蒙昧和歧途。人是自己的反面，人必须有引导者，大多数人会把这个引导者概括为：宗教和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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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多么灰暗的词汇：沮丧、懒散、冷漠——现在我探究的不是这些词如何成为这个时代的某种精神写照。如果我思考，就会有深深的纠结和疼痛感，我用一种还原的方式审视自己的状态，我发现自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伪善者。

这里说的已经是一种过去时，尽管一切远没有终结。伪善谋取的首先就是某种安全和平静的生活，其实更让人惧怕的状况是，这是根本无从选择的必然，看看我们的学校，看看从头开始的被宰制的生活，所有精心的算计都转化成了细密的控制与规训。我们甚至越来越丧失精神的被侵犯感，精神的沦落同时导致活力的消失，可控制、可操纵、可役使，目光逐渐转入所谓的个人私生活领域，一个人一旦脱离对社会的关怀，以及由自身命运而引发的对人的普遍命运的忧思，人就穿上了坚硬的与世隔绝的铠甲，人成了一件消费品，一种“无害”的草本植物，一个无个人性的活物——同时，与之相伴的是更严重的社会危机，一个精神麻木的社会，腐败、堕落定会日趋严重。那么，反过来，一切又成为每一个人的危机。

我们普遍深切地经历与承受着这一切，同时更加顺从地理解自己生存的处境。伪善已经不是什么罪过，所有的屈辱都似乎能获得某些补偿。权力为巩固自己的利益而疲于奔命，所谓的主流与正统逐渐成为谎言的代名词。据说上海世博丹麦馆的墙上写着：我们不祈祷，因为我们彼此信任。我们要写下的则应该是：我们不祈祷，因为我们谁都不相信。在社会秩序与人和人彼此关系中，不相信成为首要的考量。一方面，权力制造和利用了不信任，同时权力也从不信任中开始坍塌，它必须不断加大各种维持、防范、修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透入这些表象，我们则看到这一切实际上是一种恶的循环，一种崩溃的日渐加剧，谁也无法预见它的未来。恐惧和冷漠成为隐藏在日常生活背后的关键词。

我所体验到的不就是来自自身与这个时代的呆滞吗？我们一心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既是守夜人又只适于这样无尽之夜。我仍想在说出感谢的同时，继续自己没有任何意义的缅想。

曾有位朋友问我“当你写不出文字时，你会怎么办？”他关心的大概是像我这样沉思默想的人一定要找一些文字的事来做。其实沉思默想才是我最大的事，所有这样的工作都只是一种习惯。现在我已经做得不大好了，我说的太多的话已经漫延开了，我也时常受这样的生活支配，仿佛把自己交给一个我畏惧的对话者，我对他一无所知，同时又在空气里寻找他所给我的启示。我正受到他的一些恩惠。

我越是无法清晰地把握自己所喜爱的事物，越是要持续地思考这个可能的存在，去经历聚精会神后的疲倦，感受生命日渐衰老带来的茫然和失落。一个人的幸福完全来自于他自身，他对幸福的期待，他服从事物内在原则的能力，他能够使自己变得毫不犹豫，服服帖帖，他的坚定、明确与阔广。

我发现自己一直置身于失败与无所归依的循环之中，在微小的事物中我可以体验它的诗意，却无法使自己建立某种信任，我太在意与生俱来的沉重了。每个时代，人们想到自己所过的日子，表情都会有点虚张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