阉党:虞云国：谁决定历史的胜负？

　　历史研究，是史家思想与历史资料的结合，研究者首先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历史过程，然后对自己建构的总体历史给出解释。自历史哲学在近代兴起，史学理论往往过于强调其规律性，这就无形中陷入决定论的困境。说到底，这种认识，最终必然导致人们摒弃独立思想，放弃积极作为，从而在翘首坐等某个规律的呈现中受人愚弄或自我譬解。惟其如此，在当代历史哲学中，对历史决定论持批判态度的大有人在。英国哲学家波普尔就认为：任何一种决定论，不论它被当作自然统一性原理，或者被当作普遍因果性规律，都不能被认为是科学方法的必要前提。

　　历史发展的选择性，是与历史决定论相对照的概念，充分彰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历史创造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参与历史的人都在参与历史的选择，尽管有的是主动选择，有的是被动选择。历史的选择，从形式上虽然表现为个人、集团、党派、阶级、民族、国家等不同层面，但最终都汇成历史选择的总合力。因而，在反思历史选择性时，必须面对几组关系。

　　一是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的关系。历史的选择性里，有历史偶然性的因素;而说到历史的必然性，也并不完全等同于不可避免性。重视历史的选择性，其最大意义在于，有利于强调每个人作为历史主体的作用，避免把历史的必然性曲解为历史宿命论与不作为主义。在这点上，唐德刚先生的“历史三峡论”似有历史必然性的偏颇。他在上一世纪末指出，中国历史正处于“其千载难逢的机运，来结束这场转型运动而驶出历史三峡”，还不无乐观地预判：“再过四五十年，至下一世纪中叶，我们这一历史转型就可结束。”暂且借用这一譬喻，众所周知的是，现在的三峡已经人为地筑起了大坝，浩浩长江是否还能冲出三峡，就是大可怀疑的。其结局要么是毛泽东歌咏的“高峡出平湖”，要么就是人为鱼鳖。

　　二是历史的进步与倒退之间的关系。以往历史理论一味强调历史是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种历史观容易导致人们对历史进程抱着盲目乐观的单向思维，既不符合逆向思维的思想方法，也会对可能出现的历史逆流放松警觉性，削弱人在历史参与中的选择性。在这点上，我对陈寅恪先生所说，“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深怀一种同情的理解。他所要破除的，正是所谓历史总是进步的决定论。你能说，1966年其后十年比其前十年还来得进步?因而有必要让人明白，在历史发展中完全可能出现倒退与逆转，产生人类不愿意看到的黑暗与浩劫，而这正是有助于人作为历史参与者在历史选择性中进行理性的思考。

　　三是历史合力与个人作用之间的关系。历史发展的合力系统，是恩格斯对历史动力的经典阐述，这种合力中既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构成的基本动力，也有与其相联系的其他因素的合力作用，例如意识形态的强大反作用力等等。历史合力模式，既把历史上大人物对历史发展的正负作用包含其中，也把每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对历史的选择性囊括其内，凸显了每个历史参与者在历史选择性上的主体作用，肯定了每个人独有的主体价值。中国文化向来重国家而轻个人，重明君而贱草民(虽然表面上也有民贵君轻的话头)，一介小民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拱手把历史的选择权交给领袖与国家。于是，1949年以前，有过“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前车之鉴;在十年浩劫中，也有过沉痛教训。

　　概而言之，无论过去的历史，还是将来的历史，每个个体，无论自觉还是被动，无论积极参与还是消极放弃，都构成创造历史的主体。那么，在高扬人的主体性的当下，究竟做一个自觉积极的历史参与者，还是依然做一个被动消极的历史裹挟者，这对每个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来说，都是应该深长思之的。

　　历史学何用?对每个历史从业者而言，都是一个不断自诘与再三请教的命题。毫无疑问，史学的学术功能是历史学自身发展的推动力，而史学的社会功能主要是对人类社会所起的作用与影响。史学的学术功能是实现其社会功能的前提与基础，社会应该向史学前沿研究提供条件，表达敬意。而史学的社会功能则是其学术功能的延伸与补充，社会更有必要让当今全体国民知晓历史，敬畏历史，这是造就现代公民素养的必要前提。

　　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必备的历史素养能为人们把握自身历史的前结构提供科学的解释，真正做到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使他们在创造未来历史时有一种高度自觉的理性认识。

　　历史资源有资治、垂范、借鉴、参考等社会功能，国人对此会自然而然联想到唐太宗所说的，“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对整个民族与国家来说，历史教育是振奋民族精神，弘扬爱国主义的重要环节;对于每个公民来说，学史可以陶冶人格情操，增强现代人的历史责任感，判别何为善、恶、美、丑，明辨何为公正、进步、正义，从中汲取力量，有所追求，有所摒弃，有所进取。

　　教育学家陶行知曾两次请著名史家翦伯赞给他创办的育才学校的学生讲中国史，为的是“给他们以做一个合格公民的知识”。不言而喻，在现代人的总体素质中，历史素养是必不可少的构件，它可以提高人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综合能力，在思考问题、处理问题时更趋全面、理性、周密、慎重。培根的名言“读史使人明智”，说的就是这层意思。

　　史学在实现社会功能时，教给公民的，不仅仅是那些具体的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一种与时代契合的价值观。结合当今时代潮流，尤有必要强调以下几点。

　　其一，关于独立与自由的观念。陈寅恪揭橥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独为个体人格之养成树立鹄的，实也关乎国家与民族之人格与气运。

　　其二，关于民主与人权的观念。民主与人权是近代社会赖以成立的基石，对自秦以后曾长期处于专制政体下的中国国民教育尤为迫切，不能藉口所谓舶来而否定其价值。

　　其三，关于平等与仁爱的观念。平等观念不仅指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也指不同民族之间与不同国家之间是平等的。有平等之心始能有仁爱之举，反之亦然，有仁爱之心始能行平等之义。

　　其四，关于忧乐天下的观念。范仲淹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标榜“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倘若每个公民都将这一价值观融入血液，付诸行动，岂非民族之希望，国家之福祉?

　　其五，关于民族精神与世界主义的观念。处于当今全球化时代，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对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中国人的理性心态应该像陈寅恪所说，“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样，庶几能达到费孝通推许的境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历史学是一门解释的学科：首先是对史料的解释，力求恢复史实的全面真实性;然后对通过史料建构起来的总体历史给出解释，而后者更为关键。对于总体历史过程的解释绝不会是单一的。正如波普尔指出：“既然每一代都有它自己的困难和问题，因而也都有自己的兴趣和自己的观点，那么每一代就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看待历史和重新解释历史。”也就是说，历史的解释无可避免地蕴涵着历史学家独有的思想视角与价值评判，这是史家所秉持的当代意识的一种投射。史家的当代意识既来自于社会现实，又指向社会现实，这就必须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把握好合理的张力。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将来的历史。史学研究，无论就其学术功能，还是就其社会功能而言，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雷池鸿沟。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说过：“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不懂得过去，就无法理解现在;反之，不懂得现在，就无法理解过去。两者之间某些因果逻辑，本来就可以或举一反三，或触类旁通的。

　　从这一意义说，来自现实的人文关怀，不仅是历史研究不死的灵魂，更应成为历史学家自觉的操守。倘若泯灭了对人类、对民族，对现实、对未来的人文关怀，历史学也就成为丧魂落魄的行尸走肉。

　　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有两种基本的路向。一是从历史到现实的取径，即以严谨的科学方法对某一历史现象做出本质的认识，取得成果，提供给现实作为借鉴。一是从现实到历史的取径，即从现实社会生活中领悟到有必要重温历史上某些与之近似的现象，加深对那一历史现象的再认识。

　　当然，无论何种取径，都必须坚持把历史的东西还给历史，坚持历史事实的全面真实性;而绝不能歪曲、隐瞒、编造或篡改历史，不负责任地借史说事，低俗浅薄地“古为今用”。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一路走来的全部历史，应该深怀敬畏，坦然面对。在民族与国家的历史记忆中，必然既有辉煌与荣光，崛起与成功，也有劫难与耻辱，沉沦与失败，其中，正面与负面共存，美好与丑恶交织。然而，无论是非成败，无论盛衰荣辱，对一个自信的民族与成熟的国家来说，只要正视与善待，不管何种历史记忆，都是一笔无可替代的珍贵财富。因为，正面的历史记忆，固然让后人深感敬慕与自豪，从而效法与追随，以便再铸辉煌;负面的历史记忆，也足以让后人畏惧与愧怍，从而反思与警醒，以免重蹈覆辙。

　　之所以必须敬畏历史，还在于历史决不是当时威权者的一锤定音，而是无数后来者的千秋公论。决定一时胜负的也许是威权，决定历史胜负的却只有真理。对国人与后代以歪曲或遮蔽历史的手法来维护某种形象，古今中外不乏其例;但到头来只能瞒得一时，岂能瞒得永世，也已为历史屡验而不爽。

　　正如历史学家王曾瑜所说：“人类的是非、善恶、功罪之类，时间的作用是淡化甚至抹煞，而成文的客观而公正的历史的作用，却是部分的保存。但即使是部分的保存，对人类文明和良知的进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以此而论，历史也确实让人敬畏。

　　我们当下，小到个人，大到社会，是否已对历史充满敬畏之心呢?我们常征引“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古训，我们又经常“有选择地记忆”与“有选择地遗忘”。借用民间对武圣人关公的戏谑，“有选择地记忆”就是一味夸耀咱家过五关斩六将的光荣，“有选择地遗忘”就是绝口不提自个败走麦城的耻辱。

　　这样有选择地记忆与遗忘，就让我们的国民与后人无论打开历史教科书，还是借助大众传媒，都无法了解某些历史的本来面目。总体而言，历史教育的现状，存在着三种非历史主义的荒谬症候。

　　其一，割断历史，例如，自上世纪中叶起，历史教育就有意无意割断了中国人与传统之间的纽带。其二，编造历史，例如，在大陆1949年以后的历史评说中，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所起的作用曾一度被低估。其三，遮蔽历史，例如，目前四十岁以下的国民对十年浩劫的历史记忆几乎一片空白。这样一部被歪曲、掩盖与编造的历史，其社会功能的负面性不言而喻。正是这种负面性功能，一方面导致一个民族抹去了某些所行未远的历史记忆，也就失去了把历史包袱变成历史教训的机遇与可能。另一方面则导致广大国民从历史的失真转向对现实的怀疑，从根本上动摇他们对真善美等基本价值观的尊崇与信奉，社会加速跌入价值失范的严重困境。

　　(《敬畏历史》，虞云国著，复旦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