阆中古城门票是多少:毛泽东造就了陈毅1

                                            毛泽东造就了陈毅
　　

    吴克斌，1927年生。四川合江县人。大学毕业。1949年由新华社转业入伍，从事新闻、宣传工作。60年代开始从事专业创作和党史、军史的研究。参加过《星火燎原》丛书、《决战淮海》等书的编辑，并发表有文学作品及论著数十篇，协助十几位老革命家撰写回忆录达百万字。现正从事《陈毅军事文选》的选编工作。

　　对南京军区《陈毅传》编写组副组长吴克斌，原先只闻其名而不识其人。忽一日，他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办事，要找的人没找到，却走进了我们的办公室。于是有了这篇颇具深度的访谈录。对此，他自己也有四个字，曰：自投罗网。

　　陈毅一生最具决定意义的是与毛泽东的相识

　　访问人：1992年5月30日、6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丹淮的文章《红军时期：陈毅与毛泽东的友谊》，引起注意。《陈毅传》出版之后，也很受党史界及学术界的重视。毛泽东与陈毅的关系，从1928年朱毛井冈山会师到陈毅去逝，延续44年，其中蕴含了丰富的内容。您作为《陈毅传》编写组的副组长，一定了解很多情况，您能不能谈一谈您的看法？

　　吴克斌：丹淮是根据他自己对他父亲陈毅的了解，生动地写出了红军时期陈毅与毛泽东友谊的一面，是切题的。我还认为，这段时期陈毅与毛泽东的关系，既有基本的一致，也有分歧，有时甚至是原则上的分歧；他们的友谊是随着相互了解的增进而发展的。两人都是共产主义者，但性格不一样，哲学思想不一样，两人的立身之道，做人的规范信条也不完全一致。比如这样的差别：毛泽东一开始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表现了他很强的革命性、斗争性，对旧社会的破坏性极强，强调的是：矫枉必须过正”。陈毅却认为“过犹不及”，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过”与“不及”同样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陈毅生性比较厚道，不肯做过头的事，也不愿强迫别人干什么。这也许与他自小生活在充满天伦之乐的家庭有关，与他留学法国所受的熏陶有关。他待人处事比较宽容，能“反躬自省”、“推己及人”。而毛泽东个性倔强、严厉，提倡斗争，是积极、进攻型的。“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之类的对敌斗争手段，最能反映他的个性特征。有共同信仰的这两个人存在如此的差别，决定了他们交往中能有机配合，相辅相成，但有时也有某些矛盾。

　　我认为陈毅一生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就是与毛泽东的相识。由于有了毛泽东，所以才有后来的陈毅。怎么解释？就是说，如果陈毅没有遇到毛泽东，那他在红军初创时期的多种选择中可能会有更多的彷徨和失误；如果没有毛泽东，他对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觉悟不会如此明确，因而也无法把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得如此充分，也就不能成就他后来的事业。同样，也正因为有了毛泽东，陈毅也只能是现在的陈毅。毛泽东影响了他，改变了他，可以对他人生道路的选择起决定作用、支配作用。有人会说“我们不是常讲‘组织决定，吗？你怎么把这些扯到个人头上去了呢”，这事看来有矛盾，其实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毛泽东有很高的才智，在党内有很高的权威，他的正确的政策常为组织所接受、采纳和实施。在组织上许多对陈毅的决定中，毛泽东往往起主导作用。毛泽东是能够做到这些的，而反过来，陈毅对于毛泽东却不能起到这种作用。不是他没有试过，红军时期他曾经有两次想支配毛泽东，一次是井冈山上，一次是红军党的“七大”，但结果却证明不行。为什么？因为毛泽东抓住了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他的那一套思路是与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道路相吻合，相适应的，而陈毅的认识在那时还没有达到这个高度。陈毅自己说过，井冈山会师后，以朱德为领袖还是以毛泽东为领袖都还没有确定，是经过七大、八大到九大，他才认识的。

　　事实也正是如此。1929年2月中央“二月来信”中提到要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四军。6月红四军“七大”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落选，由陈毅继任，毛泽东一气之下到蛟洋养病。到“九月来信”以前，陈毅在这个问题上还有这种想法：毛与朱两人最好都不走，如果中央一定要他们离开，或者走一个留一个，或者一前一后走的话，那么毛泽东可以先走。为什么？这里陈毅可能有潜台词，就是认为军事作战没有朱德不行，毛泽东的政治职务却可以由别人代替。这个想法反映了此时陈毅对毛泽东认识的局限，没有把毛泽东的地位和作用同中国革命的全局和前途联系起来。但到他起草“九月来信”时，他的认识改变了，加深了，由渐变而到质变，对毛泽东的认识在思想上有了飞跃，有了后来的几次请毛泽东重新出山回红四军军部主持前委工作之举。

　　怎么看毛泽东的三个“相”字？

　　访问人：1928年5月6日，毛泽东给陈毅写过一封很热情的信，其中有这样几句活：“相见恨晚，相慰平生，希遇事相商”，这是不是说明毛泽东对陈毅一见如故，早有定论？有了这三个“相”字，又怎么理解您刚才谈到的他们之间的矛盾？

　　吴克斌：我认为这三个“相”字，与其说是对他们两人关系作出的结论，不如说是毛泽东当时迫切需要获得、并且开始获得陈毅支持的一种感情化的表达。陈毅说过，在党的“五大”前后，毛泽东的划分敌我阶级界限的主张和以后发动农民土地革命的主张，并未获得全党的公认，他在1927年末是“以孤独的情怀转入湘赣边界的农村”的。谁能给这种孤独的情怀以安慰呢？是井冈山会师。这一点，陈毅最有体会。远的不提，就说他们离开湘南上井冈山时，就受到坚决执行“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湘南特委领导人的反对和嘲讽，说他们离开城市上山是“右倾逃跑”。因为当时中共中央的路线还没有从“城市中心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此，这三个“相”字对毛、陈双方都是切合的。

　　井冈山会师，朱德带来的是一支经过大革命洗礼的我党组建最早的一支部队，装备好，有战斗力，有现代正规作战经验，可以和国民党正规军的精锐主力相对抗。而毛泽东秋收起义后带上山的部队主要是农民军，相对地说，装备差、军事技术、作战经验也不过硬，靠这样的部队加上袁文才、王佐的队伍，要粉碎国民党频繁的“进剿”与“会剿”，真正长期在罗霄山坚持、发展是很难想象的。所以朱德率队上山，对于坚持井冈山斗争的人们来说，意义十分重大。井冈山会师后，朱德、陈毅率领二十八团打了几个大胜仗，便迅速恢复和发展了湘赣边区的武装割据。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由于两支部队的成分和作风不尽相同，在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下，也产生了矛盾。比如，南昌起义部队有优越感，不大瞧得起秋收起义部队；而秋收起义部队则认为南昌起义部队旧军队习气重，纪律差。因而不团结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是毛泽东感到棘手的一个问题。这时，陈毅及时向四军军委和毛泽东提出改编部队，两支部队干部相互交流的建议，受到毛泽东高度赞扬。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给在朱德部队做党代表的陈毅写这封信的。

　　毛、陈的相遇、相交殊为难得，但我以为，毛泽东之所以有三个“相”字赠与陈毅，他至少还考虑了这样两种因素：其一，他认为，只有朱毛两支部队一起，才能开创斗争新局面；其二，他认为，朱德部队作战主要靠指挥员威望维系的现状要改变，要削弱个人的威信以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因此毛泽东很迫切地要发现能拥护自己主张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陈毅就是其中最好的人选之一。这是不难理解的事。陈毅在“九一三”事件后曾经回忆道，井冈山时期，在一次讨论群众工作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听到有一个人的发言很好，他就问陈毅，这人是谁？陈毅说，他叫林彪，是个连长。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好干部。毛泽东发现林彪是个人才后，就经常找他谈话。不能否认，林彪当时在基层干部中的确比较优秀，政治和军事都比较强，又年轻，能打仗，深受毛泽东欣赏。所以到红四军“七大”前后，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形：在秋收起义部队中有伍中豪这样与毛泽东意见不合的，而在朱德的队伍中也有林彪这样深受毛泽东器重赞赏而积极向毛泽东靠拢的。彼此交叉，互相做工作。这不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是对中国革命认识上存在差异的表现。从这样的角度去看，毛泽东给陈毅写那封很热情的信就很自然了。有了这封信，并不能说毛、陈两人之间就什么矛盾、差异都没有了。在有了这封信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如前谈到的红四军“七大”风波，就说明毛、陈之间的友谊受到了严重的考验。

　　井冈山会师，毛、朱、陈各有所长

　　访问人：井冈山会师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毛泽东、陈毅，还有朱德，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人物。同为优秀人物，并不说明他们之间的结识就一定是一见倾心，一拍即合。其间会有互相的欣赏，会有此消彼长的互相借鉴，但往往有更多的互相比照竞争。毛泽东的优势是早有定议的，那么，在形成毛、朱、陈三人关系格局的过程中，朱、陈那时所具有的优势又在哪里呢？

　　吴克斌：井冈山会师前，陈毅对毛泽东最早的了解是1920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听到蔡和森的介绍，而对毛的言论的直接接触，恐怕始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虽然没有见过面，毛的农民问题思想，毛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分，陈毅还是知道的。但此时的毛泽东并不知道有陈毅这个人。而朱德也是到井冈山会师时才初见毛泽东。相比之下，陈毅与朱德的相交从1926年8月在四川万县就开始了。1927年9月，毛泽东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陈毅追赶上南昌起义军后，便随军南下，并参加了会昌攻击钱大钧部的战斗。11月中旬，朱德、陈毅率部在崇义上犹地区整训时，地方党组织报告说附近来了一支工农革命军队伍。经联络，知道是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一师一团中的第三营，负责人是张子清、伍中豪，他们在遂川小汾战斗中被敌人截断，毛泽东带着团部与一营回了井冈山，三营回不去就南下活动了。了解井冈山的情况以后，陈毅他们就派毛泽覃前去与毛泽东联系，12月，由毛泽东派出的何长工辗转到达韶关的犁市，和朱、陈见了面，相互介绍了各自的情况和打算。1928年初，湘南特委又派人到井冈山，强令毛泽东率部南下，策应朱、陈发动湘南起义，这些联系的延续，就有了1928年4月朱、毛两支部队在井冈山的会师。

　　会师井冈山，割据湘赣边，对朱、陈来说是有思想基础与条件的：

　　第一点，朱德是南昌起义领导人之一，陈毅虽没有参加南昌起义，但赶上起义部队后随军南下，担任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团指导员。该部归朱德统一指挥，留守三河坝，当起义军主力于广东潮州、汕头地区失败后，他帮助朱德把溃散回来的人员收容起来，和二十五师一起，进行统一整编对部队的思想状况很了解；后来，广州起义即将举行时，广东省委通过北江特委指示朱、陈率队参加。部队已经到了韶关，准备好了车皮，得知起义已遭失败而中止，但又收容了一批参加广州起义归来的人员，因此，对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也有所了解。在辗转于赣粤湘边之时，朱、陈见到张子清和何长工，又了解了毛泽东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的情况，所以这三个起义所说明的孤立的城市起义不能成功，必须使武装斗争与工农运动相结合进行土地革命这一点，朱、陈已有所认识。

　　第二点，南昌起义南下的最后失败，使得起义军占领港口，取得外援，以广州为基地进行第二次北伐的计划落空，朱德率部退出广东后，就曾指出，中国革命靠北伐不行，靠攻占城市不行，将来的方向，主要应该是把革命战争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中国武装斗争的基本形式是农民游击战争。所以，1927年10月到12月朱、陈率部沿赣粤边西进时，就已经开始把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从正规战转向游击战，还派干部、拨枪械，帮助建立地方武装，其中如在广东仁化便建立工农革命军独立第四团，在1928年1月举行湘南起义。所以，对在农村进行游击战，朱、陈有些经验。

　　第三，1928年1月的湘南暴动是在总结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之后进行的。关于这个起义，过去宣传不够。我实地调查过，规模很大，影响也很大，而且基本成功，不仅建立了县、区、乡三级的苏维埃政府，还在1928年3月20日成立了地区一级的湘南苏维埃政府，比湘赣边区苏维埃政府还早两个月。因此，朱、陈搞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并不是来自井冈山，而是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有自己的创造与实践。虽然湘南苏维埃政府存在的时间很短，前后不过二、三个月，但朱、陈从其中摸索的一些经验为以后他们上井冈山，和毛泽东共同恢复和发展湘赣边界根据地打下了基础。从上面三点可以看出，毛泽东有建立湘赣红色政权的经验，朱、陈则有建立湘南红色政权的经验；毛泽东有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及袁文才、王佐部队，朱、陈则有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及数千湘南农军，可谓声势浩大。况且，革命目标一致，具体经验则不尽相同。因此，朱、毛井冈山会师，并不是朱、陈加入毛泽东的部队，而是几方面代表人物走到一起，几部分革命力量合成一股，是以毛泽东为主要领导人的井冈山武装力量的有机组合。在这种背景之下，毛、朱、陈之间有争论就是极为自然的了。

　　井冈山会师是现代革命史上的重要一页，也给陈毅的一生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他开始认识毛泽东，了解毛泽东，把自己的思考和那一套经验与毛泽东相对照。这其中，有毛泽东的高明所在，也有陈毅的经验胜毛泽东一筹的地方（比如陈毅就有湘南根据地建设的某些成功的经验，如发行货币———劳动券，并一度为市场流通接受，这在井冈山根据地还没有过。据说还颁布了《土地法》等）。所以，要此时的陈毅像“九月来信”以后那样真正服毛泽东是不大可能的。

　　并进相长的最后结果：选择毛泽东

　　井冈山会师以后，陈毅经历了湘南8月失败，和红四军“七大”的风波，职务也忽上忽下几经变动。但不管怎样，陈毅始终踏踏实实地做事。他不拒绝做领导工作，也甘愿当副手，做具体工作，特别是做群众工作。从自己的失败之中，陈毅也是善于总结教训的。比如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这也是井冈山时期争论的一个问题。毛泽东主张要建立一支党的军队，党领导一切。陈毅通过湘南失败，也终于看到失败的一条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党的高度集中的领导和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制止不了流寇思想和家乡观念，致使官兵离队跑散。他提高了在党的领导问题上的认识，也就对毛泽东的地位和作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1929年底，他协助毛泽东完成了古田会议决议的制定，也表明他自己对毛泽东及其所代表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认识的飞跃。这个飞跃与陈毅注意对毛泽东本人及思想行为从实践到理论的比照研究分不开的。从井冈山会师到红四军“九大”之后，是毛、陈关系史上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也正是人民军队的初创形成一定规模的时期。也是毛、朱、陈之间互相配合、支持、碰撞、了解，互相吸收对方优点，并进相长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最后结果，便形成了一个代表人物。这个代表人物，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因为在他身上集中了党的正确思想，代表党的正确方向。毛泽东的路线一经确定，毛、朱、陈的关系也就确定下来了。如果能把毛泽东比作“太阳”的话，那么，陈毅就是它的一颗“卫星”，有自己的轨道，但一定绕着太阳转。

　　访问人：陈毅曾经谈到：领袖不是天生的，是在群众运动中锻炼成长由群众认识的，我就是这样，开始我并不认为毛主席是领袖，经过湘南失败，经过红四军“七大”，最后认识了毛泽东的正确。陈毅的这段话的确是他与毛泽东早期关系的真实表露。

　　吴克斌：他是通过斗争的实践真正认识到毛泽东的地位和作用的。红四军“七大”前毛泽东辞职，“七大”上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之职被改选掉，这些事不论组织程序上是否合法，它们的存在是事实，不必忌讳。革命领袖要为群众所认识、接受，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况且在旧社会的汪洋大海之中，一小块革命根据地犹如一个孤岛，旧意识的存在对形成真正的革命关系干扰很大，政治上出现些宗派小动作，也不是不可理解的。

　　陈毅—朱、毛之间的一座桥梁

　　访问人：毛泽东与陈毅关系史上的这个阶段，也正是中国革命很重要的一段探索时期。那么，毛、陈关系的发展有着怎样的影响力呢？

　　吴克斌：毛、陈之间的关系是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期、急需寻找出路的探索过程中建立起来的。陈毅后来说，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反击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屠杀打的第一枪。但使这个起义终于获得结果，并成为人民革命胜利的最初出发点的是毛泽东领导工农武装向井冈山的进军。南昌起义后所保存的一小部分军事力量，是在和毛泽东直接领导的武装及根据地汇合后，才得以发挥其在长期革命中的作用的。陈毅的这几句话说得很有分量。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陈毅与毛泽东关系的建立是很了不起的。老实说，当时朱德部队的官兵中多少还存在一点军事官僚的偏向，做艰苦的根据地的工作与群众工作，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的观点比较薄弱，而这恰恰是毛泽东所竭力倡导的。反过来，朱德也具有一些当时毛泽东还不具备的经验。毛泽东与朱德之间需要有个桥梁，这桥梁就是陈毅。他把军、政两方面的代表人物连在了一起。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政治见解上的不一致往往很快会被上升为敌我矛盾，而敌我矛盾是要用非正常手段解决的。这在现在看来不可思议，但在那时却屡见不鲜。因此，陈毅在毛、朱之间所做的沟通工作其意义也是不可低估的。1928年5月至7月上旬井冈山出现一个全盛时期，就与毛、朱、陈三人的紧密配合分不开。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也对以毛、朱、陈为首的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的政策和工作成绩作了肯定。在发挥桥梁作用的同时，陈毅自己也获得了思想上的进益。

　　毛泽东地位上升，定下毛、陈关系格局

　　访问人：如果说井冈山会师是把中国共产党有关方面的优秀人物推到了同一起跑线上，接受历史的选择的话，那么，毫无疑问，领先的是毛泽东而不是别人。以后出现了大的波折，但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后，终又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这对于毛泽东与包括陈毅在内的他的战友们的关系来说，是否意味着另一个阶段的开始？

　　吴克斌：毛泽东地位的上升是与陈毅对毛泽东认识的逐渐深化基本一致的。与此伴随的，是陈毅从认识毛泽东到紧跟毛泽东，到把自己自觉降到从属地位的过程。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陈毅越感到毛泽东的伟大，就越看到自己和毛的差距。1944年他到延安准备参加党的“七大”，与毛泽东有不少接触。1945年他去山东，见到舒同，舒同问他在延安见到毛泽东的情况，陈毅说，毛主席进步得很快，自己远远赶不上，真是“望尘莫及”。1948年陈毅从西柏坡回来后也跟大家讲过：“最近几年两次到延安、陕北，与毛主席相处，均有可望不可即之感，即距离太远，自己进步太慢，多年的知识分子的习气纠正是太不够了。”

　　访问人：您上面谈到了从井冈山到红四军“九大”，毛泽东、陈毅关系形成的过程以及这种关系的基本特征。那么，从这以后，他们的交往是否就走上了平坦的道路？

　　吴克斌：从那以后，可以说他们关系的格局基本上定下来了。这种关系影响了陈毅以后三、四十年的人生道路。成功也好，挫折也好，都受这种格局的制约。但是有一点须特别指出的是：在这几十年中，陈毅功勋卓著，却始终没有犯过路线性的重大错误。1930年7月以后，陈毅基本上做地方工作，比如搞扩红，筹粮草。而这阶段，中央根据地和红军大发展，毛泽东正处在上升较快的时期，先后担任第一方面军政委、总前委书记、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等等。三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更使他威名赫赫。虽然其后毛泽东也遭受些挫折，但陈毅与毛泽东已不再是正副手这样的关系，而是领导与被领导或上、下级关系了。陈毅和毛泽东的接触也相对稀少了。毛泽东曾经提名陈毅担任苏区中央局委员，但未见中央批准。陈毅受到挫折，一度被怀疑为“AB团头子”他的妻子肖菊英为此投井而死。那段时间，苏区打“AB团”打得很厉害，据宋时轮说毛泽东任命的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甚至还怀疑到毛泽东头上。在很危险的情况下，陈毅写信给毛泽东谈了自己的情况，毛泽东回了封信，说，我是支持你的。第三次反“围剿”之前，又把装有二十万元款子的几个洋铁箱和自己的文件托交陈毅保管，表示自己的信任。后来，对陈毅的“审查”不了了之。第四、五次反“围剿”时，毛泽覃也被取消了指挥权。红军长征开始，陈毅受命留在苏区领导斗争，毛泽东的孩子小毛，岳父母，还有毛泽东，贺怡的去向，都是通过陈毅他们帮助安排的，在国破家亡的危急时刻，托父托孤，这也说明了毛、陈相互信赖之深。

　　1934年苏区一别，直到1944年陈毅去延安才和毛泽东重逢。但10年的时间，不能说他们之间没有沟通。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陈毅通过遵义会议的精神，能感觉到其中毛泽东的重大作用，这对陈毅来说，使他能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下充满胜利的信心与希望。1937年抗战开始后，陈毅从一家香港刊物上看到有人引用毛泽东在5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就知道毛泽东出来了，也理解了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精神，因此他有主动下山与国民党赣南军政当局谈判的举动。这说明，陈毅与毛泽东的心是相连的，而这种沟通则是建立在红军时期对毛泽东的认识与理解基础之上的。抗日战争时期，陈毅在新四军任职，坚定地贯彻了毛泽东的指示方针，特别是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军事理论著作推崇备至。在实践中，他身体力行并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多所创造。对陈毅的工作，毛泽东是肯定的，对陈毅本人，毛泽东也是信赖的。毛泽东对1943年的“黄花塘事件”的态度，就是一个例子。

　　从“黄花塘事件”的处理看毛、陈之间的关系

　　访问人：“黄花塘事件”？

　　吴克斌：这是在全党整风运动期间发生的。1942年3月刘少奇要回延安，16日下午，临行召集新四军军分会、华中局的负责人陈毅、饶漱石、曾山、赖传珠等人开会，说：“华中局、新四军的工作，应以陈毅同志为领导中心，他领导工作有经验，军队工作搞得很久。华中局书记和政治委员由饶代理，实际工作还是要依靠陈毅同志。”此后从5月到9月，陈毅在饶漱石离开军部去二师检查工作期间，代理饶代理的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职务。这样，就有了对饶、陈这前后两位代理书记的议论。比如，刘少奇离开华中后，代理华中局书记的为什么不是陈毅而是饶漱石？比如，称赞陈毅工作的人比较多。这些议论对饶漱石是个压力。加上1942年9月1日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提出，要实行党政军民一元化领导。更加使利欲薰心的饶漱石忐忑不安。1943年，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在黄花塘驻地，饶漱石策划了排挤陈毅的阴谋，他抓住陈毅在1929年红四军“七大”主持会议选掉了毛泽东前委书记职务的历史关节，以及陈毅心直口快对这些往事的随便议论说，陈毅早就反对毛泽东，一贯反对政治委员制度并排挤书记而代之。饶漱石还借口离开军部，让陈毅主持整风，有意造成陈毅发动干部批评攻击政治委员的印象，并据此在10月16日组织开展了对陈毅的斗争会。他致电毛泽东、刘少奇，挑拨他们与陈毅之间的关系。这在《陈毅传》中已经讲到了。那么，制造黄花塘事件，把陈毅搞得灰溜溜的，除了过去的历史事件，到底饶漱石抓到了陈毅的什么“把柄”？陈毅的随便议论是些什么？

　　其实事情也挺简单：有一天，陈毅在军部处理公务，其他人都走了，就随便地和秘书聊天，看到桌上放着一叠中央规定的整风必读文献，他就问，你这些书都读了吗？接着他随口感慨说，这些书都是好书，可是不要看这些书讲得头头是道，执行起来就不一定真这样，我看得多了，在井冈山就看到了，有些事情就不是照样执行的。这些话，当时听来显然不太恭敬。秘书很单纯，吓坏了，回去也不敢和谁讲。过了些日子，上面再次强调整风要敞开思想，秘书就着急了，那天他看到饶漱石一个人在黄花塘边乘凉，就走上去谈了这件事，饶说，行了，知道了。表面平平淡淡，实际如获至宝，认为抓住了陈毅过去反毛，现在还反毛的“把柄”，可以在这上面大做文章。

　　陈毅有理说不清，无法解释，只好走。陈毅1943年11月25日动身，第二年3月7日方到达延安，行程数千里，到延安后，陈毅与毛泽东的交往，毛泽东给陈毅做思想工作的种种情形，《陈毅传》中写了许多。但陈毅初见毛泽东的情景宋时轮同志给我讲过：陈毅因为“黄花塘事件”，心中惴惴不安。虽然他一路上写了不少诗，其中也有像“众星何灿烂，北斗住延安。大海有波涛，飞上清凉山”这样歌颂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诗句，但毛泽东和中央究竟会以什么态度待他，他心中无数。因此，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毕恭毕敬。公事公办样的谈话后，毛泽东忍不住发了脾气，他说，你这个陈毅，我们10年不见面了，老战友，老朋友，你怎么这个样子！有人说了什么，大家交心嘛，你这样子我还敢跟你说话吗？陈毅听了毛泽东这席话，很感动，放下了包袱，两人用在井冈山时期建立的那种感情交流谈话。陈毅原本是准备到延安“请罪”的，但毛泽东给他做思想工作，他感到越来越亲密，1944年12月1日，毛就在给他的一封信中写道：“你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了。”使他受到很大的鼓舞。他为“七大”起草的《建军报告》总结了1927年至1945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年军事斗争的历史和经验。这个文件虽然后来没用上，但他在其中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军事学派”这个命题，并有较系统的研究。在“七大”上，陈毅作为新四军代表发言，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此后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这都是与毛泽东的信任分不开的。“七大”之后，陈毅回华中工作。
    临行前毛泽东与他谈话，陈毅关心自己同饶漱石的关系，说：回华中局恐怕没有事做，不起作用。毛泽东说，怎么不起作用，只要你坐在那里就起作用。陈毅就答应了。为此，中央发电报给华中局，其中说陈态度很好，一切问题均谈通，并分工饶漱石为华中局书记及新四军政委，陈毅为新四军军长及华中局副书记。1954年，野心家饶漱石被揭露。陈毅并没因此忘乎所以，而是写诗《手莫伸》等以自惕自励。后来，毛泽东看到送来的陈毅在华东传达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报告之后，叹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呀！”似乎对此事打了个句号。

　　访问人：原来中央是把陈毅和林彪作为主持东北军工作的人选的，后来林彪去了东北，陈毅回了华中。这也说明毛泽东是信任陈毅的。

　　吴克斌：陈毅和林彪、肖劲光是乘一架飞机于8月25日离开延安的。26日那天，军委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军长外，还任命林彪和肖劲光为山东军区正、副司令员。可是走到冀鲁豫军区，就收到中央的电报，叫林、肖到冀东去，命陈毅不去华中而直接到山东接替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的工作，以便罗去东北，陈毅就这样到了山东。不久就进入解放战争时期了。

　　毛泽东的哀悼之词，是对陈毅的最后结论

　　访问人：陈毅与毛泽东由在井冈山建立起来的深厚友谊是显而易见的。那么，那段时期两人的一些摩擦是否也给他们后来三、四十年的交往投下了些阴影呢？

　　吴克斌：我想还是有的。“黄花塘事件”的处理说明了毛泽东对陈毅的信任与工作能力的肯定，但这个事件的由起也正说明红军时期他与毛泽东之间产生摩擦的影响仍然存在着。毛泽东的感情非常丰富，常常是爱亦深恨也深，他看人全面而又深刻，但同时他的脑海中也记存某个人的历史档案，这种档案并不一定产生成见，但会产生对人的基本印象。“文革'中，陈毅的这块“伤疤”也屡屡被人揭开，中共“九大”时张春桥说他是“右派代表”，“九大”后，在一个专案小组会议上康生还说到陈毅红四军“七大”时要夺毛泽东的权，把毛泽东的枪都给缴了。康生为什么要说这个话？也还是他揣摩毛泽东记得这事，想迎合毛泽东。陈毅也是个敏感的人，他的心里也明白，毛泽东在其他方面都会对自己好，但这个事的疙瘩没解开。但这并不影响毛泽东始终如一地对陈毅怀有很深的个人感情，不影响他们彼此间的欣赏。
    1971年冬，陈毅在病榻上已难以言语，但还是设法叫家人去做寿面吃，说是毛主席的生日到了。他要祝毛长寿。相应的是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亲临陈毅追悼会。这是意味深长的，他说：“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他是我们党的一个好党员，好同志”。我想，这是哀悼之词，也是毛泽东与陈毅自1928年结识以来，交往44年作出的最后的结论。

　　1992年8月30日于北京总政招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