闰年2月有多少天:辛亥滦州起义的历史地位

　　滦州起义是继滦州兵谏之后由第二十镇中下级军官领导，得到此方革命党人支持和配合发动的武装起义，其目的是推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共和政权。虽然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失败，但是此次起义在辛亥革命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现就辛亥滦州起义的历史地位及影响进行评述，敬请方家批评。

　　一、滦州起义成为各地关注的重点

　　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领导的滦州兵谏失败以后，中下层官兵的革命分子以武学研究会和山东同乡会等革命组织的主要成员王金铭、施从云等人为主，并没有丧失革命信心，自觉地承担起革命的责任。他们召集全镇革命志士举行会议，在会上王金铭慷慨陈辞，要求全体革命同志团结奋斗，继续兵谏未竟之事业。他说：国事本非一人所能独任，亦不能以一人之去留，将国事遽行停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况革命事业，须以牺牲精神，与恶劣环境奋斗，我辈军人，尤应本此主义，地狱当前，我请先入，拿破仑字典无难字，我亦云然，同志相处，非依朝夕，愿共以铁肩担当革命，竟厥全功![1]

　　王金铭的讲话在革命官兵中引起强烈震动和反响，“闻者成泣，全体肃然。”得到革命官兵的一致称赞和拥护。第二十镇的革命官兵清醒地认识到：革命斗争必须有组织，有领导，“以后革命工作，不可无人领导。”于是，张之江、鹿钟麟、石敬亭、李鸣钟、韩复榘、张树声、张振扬、周文海、李子峰、李滋懋等举行秘密会议，公推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继续主持”革命的领导工作，“众欢呼赞成，鼓掌雷动，金铭、从云、玉祥等亦当仁不让，毅然任之”[2]，革命领导者的产生，有力地推动了反清革命活动的进展。

　　王金铭、施从云等人承担了领导责任以后，加强了与地方革命党人的联络，主动和地方革命党人联系，一些官兵或受派遣，或自觉转到地方与地方革命党人联系，积极推动革命发展，当张绍曾离开滦州时，王金铭等人派郭凤山等人率一棚人护送张绍曾去天津，张绍曾的秘书何任之也随张绍曾去了天津，他们到天津一方面保护张绍曾，一方面与地方革命党人联系，搜集情报信息，在张绍曾、地方革命党人与第二十镇的革命官兵之间建立了联系。郭凤山在滦州起义前夕回到所属第七十九标部队，但他仍保持着与张绍曾等人的经常性联系，这以他致张绍曾的信可以看出。信中说：“生前上之函，谅已收到。生今在营仍充原差，诸事如旧，无善可陈。”在信的最后又叙述了此信的传递方式，“呈带此函者，系生舍弟凤歧，在家专学德文，因生处此差，遇此时机家中不安，专饬其来营探问，今由滦回济，由津经过，随代奉一函。”郭凤生在信中详细陈述了张绍曾离开二十镇后，继任统治潘榘楹将军队分散驻扎，严密控制，防止革命的情况。目的很明显，是告知张绍曾，清政府对第二十镇严密防范等方面的信息。

　　何任之始终没有再回第二十镇，而是与天津地区的地方革命党人密切联系，推动地方革命党人与第二十镇革命官兵加强联系，共同推动北方革命，王葆真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述，他说：“9月底(此处是夏历，指1911年11月)，袁世凯已到京就职内阁总理。孙洪伊约我介绍到津的滦州军官在一家饭馆讌谈，王法勤亦到，都希望滦军能有新的办法。何任之、郭凤山、孙谏声、董锡纯、胡伯寅等表示：张敬舆(绍曾字)虽已离开二十镇，镇中营连长尚有若干人热心革命，仍可联络起义，乃相商同赴滦州接洽。”[3]王葆真这里所说的何任之、郭凤山、孙谏声原来都是二十镇的革命党人，张绍曾离滦，何任之对潘榘楹采取的反动措施不满，离开滦州到了天津，从事革命活动。参加此次会商的原二十镇军官，对二十镇的下层官兵革命的倾向了解的比较清楚，对其前途也更为关心。经会商决定共赴滦州二十镇驻军中发动革命。

　　1911年10月4日(此处指夏历)，王葆真、何任之、孙谏声、熊朝霖等结伴来到滦州后分头进行活动。王葆真与何任之同居一店，由于潘榘楹对滦州控制严密，便衣侦探四处活动，何任之长期在二十镇任职，认识他的人较多，在出外活动时被反动军官认出，告知了潘榘楹，何任之被逮捕，王葆真在旅馆中得一进步军官示警侥幸逃出。王葆真对此记述说：“十月初旬，我和何任之、孙谏声、董锡纯、胡伯寅等同至滦州，分住车站附近旅店，我与何任之住一店，专为运动二十镇中下级军官起义。……次早何任之出店去接洽某营部，日午未回。余正踌躇间，董锡纯来告：何任之被清军官撞见，告知潘榘楹，何已被捕，并要逮捕同来者。我当即收拾书包，正拟出门，忽一军官至，查问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我答说：至城内去看朋友。问：看何人？答：至教会去看白牧师。其人抽出靴内皮夹，看了看；又拔出刀向我看了看，后把刺刀、皮夹装回而去。事后思之，其人可能是善意，示我宜速去。”[4]王葆真仓促离开旅店，托英国传教士白牧师营救何任之，又去联络孙谏声、熊朝霖，三人分别躲过敌人搜捕逃离了滦州。

　　1911年12月底，天津地区革命党人凌钺、孙谏声、白雅雨等人找王葆真商谈，想再次去滦州与王金铭、施从云等人会商，发动起义，并把他们与二十镇驻滦官兵联系的情况进行了通报。邀请王葆真同去滦州，与王金铭、施从云等人共同发动和领导二十镇下层官兵武装起义，而此时正好孙中山自欧洲回国，要王葆真到上海汇报工作，王葆真因此不能同去，凌钺等人希望王葆真快去快回，并希望王葆真向孙中山报告，在滦州发动起义时速派援军和汇款接济。会商结束后，凌钺、孙谏声、白雅雨等革命党人分期分批去了滦州，与王金铭、施从云共同策划和领导了滦州起义。关于在滦州兵谏向二十镇下层官兵发动武装起义转变的过程中，革命党人到二十镇军队内部进行积极活动，二十镇官兵也有许多记载。冯玉祥是二十镇下层官兵的领袖之一，他在记述张绍曾离滦后二十镇官兵活动状况时说：“二十镇的革命势力虽是被分散监视，但革命的进行并不中止，反而再接再厉，更具体的干起来。推溯这方面革命的酝酿，原受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握有实力的国民党党员吴禄贞等，一是在天津任教员的党员白雅雨和王励斋等。他们都是奉了党的命令，由南方北来，在山海关、天津一带活动革命。这时吴禄贞虽已被刺，张绍曾虽被撤职，但二十镇革命派的将领和白、王等的奔走联络却格外密切起来。那时白雅雨、王励斋曾数度和我们接洽，他们以为京奉线一带，革命实力过于单薄，主张密约烟台民军由海道自秦皇岛登岸，那时再合力发动。金铭的兄弟金钰也是一位民党分子，这时从国外回来，亦奔走于其间，非常努力。”[5]冯玉祥是当事人，他的回忆说明在张绍曾离滦后，北方革命党人与二十镇下层官兵联系相当密切，这主要是因为张绍曾任统制领导兵谏时革命党人活动的主要目标是二十镇上层领袖，张绍曾离滦后，上层潘榘楹、萧广传等人反对革命，而下层官兵要求革命的愿望日益强烈，所以革命党人活动的目标日益集中于这部分人，另一位曾亲身参与其事的二十镇下层军官鹿钟麟也曾回忆说：“王金铭、施从云一面令武学研究会分子坚持秘密工作，暗中沟通革命官兵的联系；一面和先期潜伏滦州一带的革命党人白毓昆、凌钺、孙谏声、熊朝霖、陈涛、高德海、邱子久等通力合作，共策进行。”[6]

　　第二十镇下层官兵王金铭、施从云等承担革命领导责任，酝酿发动革命时期，除何任之、郭凤山等人去天津地区从事革命活动，与地方革命党人进行联系外，还有朱霁青、商震等人去东北地区与地方革命力量进行联系，以图壮大、发展革命力量。

　　朱霁青，字纪卿，辽宁广宁人，幼读私塾，对科举八股文不感兴趣，经英国传教士介绍，入沈阳英国教会设立之奉天文会书院，两年后自费去日本留学，入东斌学堂学习军事，在此期间加入同盟会，回国从事革命活动，1909年以汉军旗挑兵入伍，编入第二十镇七十八标，逐步升任排长，随张绍曾至滦州参加永平秋操，武昌起义，在军队中积极活动，他曾记叙当时情形说：“移师滦州，团聚时多，有关机密，明知同路人，亦往往打官话，以各有隐讳也。然以由此，得认识施从云、王金铭、郭鸣周、王北海、张之江等多人。在当时，内与以上诸人求团结，外与留东同志白逾桓、王葆真、彭家珍等取得联络。兵谏失败，潘榘楹继任统制，将七十八标调返东北，朱霁青随同蓝天蔚出关，据记载：“新军返防军返防，先生(朱霁青)随蓝协统出关，清廷派刺客暗探、尾随之，以有石家庄事变，大家加深警觉。蓝返奉天北大营，先生不进城，留居日本军站。号召同志，部署机关，准备行动，发起外县革命，孤立省城。”[7]朱霁青在关外与地方革命党人联系，发动地方革命。同时商震自从应邀与张绍曾会谈，要求立即发动革命没有结果，仍然返回沈阳，与地方革命党人秘密联络，发动地方起义，与第二十镇新军起义相响应。

　　二、滦州革命地位的确立

　　王金铭、施从云等人决定在滦州发动武装起义，除得到京、津、奉等周边地区革命党人的支持和合作以外，还积极与湖北军政府等南方革命组织联系，得到全国各地的支持和援助，使滦州确立了北方革命中心的地位。

　　1.新军中下层军官王金铭、施从云等人承担起革命的领导责任后，秘密从事发动革命的工作，通过多种途径与地方革命党人进行联系，而地方革命党人也在推动滦州新军起义这一总体目标下逐步加强了联系，其中包括以胡鄂公为主的湖北军政府的代表，以白雅雨、凌钺为主的北方共和会，以丁开嶂等为首的铁血会，以汪精卫、李石曾为代表的同盟会京津支部等，随着胡鄂公等人代表湖北军政府北上指导革命，北方各革命团体的联系逐步加强，直接促进了滦州起义的爆发。为了加强北方革命与南方的联系，并争取南方革命派对北方革命特别是滦州起义的指导，1911年11月9日，也就是吴禄贞被刺的第三天，京津地方革命党人决定派同盟会会员冷公剑去武昌见黎元洪，要求派人北上主持北方革命。紧接着又派杨杰到武昌请求湖北军政府派人到北方，加强对北方革命的指导，湖北军政府经过商议答应了冷公剑、杨杰等人的请求，决定让胡鄂公率人北上，以加强南方与北方的联系。

　　胡鄂公(1884—1951)，湖北江陵人，早年入北京江汉学堂及保定直隶高等农业学堂读书，曾参与共和会并担任干事长，在北方从事革命活动的时间较长，对北方的形势和人际关系比较熟悉。胡鄂公此时任湖北军政府高等侦探科长，军法科科长兼水陆总指挥。黎元洪亲自出面征求胡鄂公的意见，胡鄂公认为，自从袁世凯刺杀吴禄贞后，已基本掌握了北京近畿的军政权力，与革命军力量势均力敌。革命军政府派人北上，组织和策动京、津、保、滦一带革命同志响应革命，“推翻清室、动摇袁氏根本，，实为目前迫切要求”。黎元洪等人同意胡鄂公对北方局势的分析。经过讨论，决定派胡鄂公为湖北军政府全权代表，前赴北京、天津一带主持北方革命，并拨专款万元，作为活动经费，如有急需，湖北军政府将陆续汇款支持。

　　胡鄂公接受任命后，决定带领曾在北方从事革命活动的吴若龙、冷公剑、陈涛、邝摩汉、王振汉等人北上开展工作，和北方革命党人共同推动和领导北方革命。临行时陈涛因病暂时留下，胡鄂公带领吴若龙、吴定安、冷公剑等人先行，陈涛病愈后，与另外几人再相继北上。胡鄂公一行于11月12日起程，取道上海，在上海就武昌起义后的全国形势和革命战略问题与同盟会领导人宋教仁及沪军都督陈其美进行了讨论。当谈到武昌起义军与袁世凯之间和战之事时，胡鄂公说：“处今日而言革命，其最可虑者，则为以大总统饵袁世凯而推翻清室。夫自吴禄贞被刺身死后，北方军政大权，已入袁世凯一人之手，是与革命军争天下者则袁氏也。袁氏果为革命军所败，清室何能独存。”陈其美则着重指出：“为今日之计，惟有会师速取南京，而促成早日北伐，使北方同志响应于内，吾辈进攻于外，庶几可以击败袁氏而消灭清室，舍此则无他策。”[8]经过商讨，胡鄂公等人北上的目的和任务更加明确。

　　11月24日，胡鄂公一行到达天津，冷公剑直接去了北京。胡鄂公到达天津的当晚，便和当地的同盟会和北方共和会等革命团体取得了联系。各革命团体的主要领导人孙谏声，华朗轩、孙之骥、胡伯寅、李孝通、白雅雨、凌钺等到胡鄂公寓所聚谈，商谈直隶地区革命事宜。

　　武昌起义后，京津一带革命党人为响应武昌起义，在北方发动革命积极运作，建立了一些组织，但各组织彼此之间分合不定，除原有的铁血会、共进会等组织以外，又新建立或改组了一些革命团体，其中主要的有共和会、同盟会京、津、保支部等。

　　天津共和会，主要活动于天津一带，其成员有白雅雨、胡宪、凌钺、白逾桓、王法勤、王葆真、张良坤董震、凌亮、何英、于树德、熊正、张星华、崔震华、黄瑾、汪云等，成员总共数十人，白雅雨为会长，其成员多是同盟会会员。共和会的目的是响应武昌起义，实施中央革命计划，主要任务“是策划滦州起义，而后进攻北京”[9]。共和会的机关设在天津法租界梨栈生昌酒店楼上。滦州兵谏发生前后，为策动滦州新军反正，特派王葆真去滦州游说了张绍曾，兵谏失败，共和会又把主要精力放在推动流放新军下层官兵武装起义上，制造武器，组织敢死队，以备大举。

　　胡鄂公曾是北方共和会的领导人，北上后为加强共和会的领导，发展革命力量，胡鄂公设法通知北方各地共和会的革命党人，于12月2日在天津老西开吉祥里十四号开会，熊得山、李尧衢、钱铁如、邱寿林、罗明典、黄之萌、张先之、林伯衡、王荣九、赵海涛、程芝田、谢炼伯、徐炳文、蔡德辰、王丕承、张雅堂、耿世昌、戴国栋、郑玉成等人应胡鄂公召唤，先后由北京、保定、通州、石家庄到天津参加会议，覃秉清、汇元吉、薛成华、龚善友、孙炎生、张先培代表天津分会与会。

　　会上有些人对汪精卫成立中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垄断自专不满，要在天津成立共和会总部，以胡鄂公为会长，自成体系。胡鄂公等人从大局出发，认为革命党人必须加强团结，共同统一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以便统一行动，集中革命力量在北方进行革命。胡鄂公等人在会上强调：孙先生首创同盟会以教国人革命，盖教国人知革命必先团结也。故凡革命者，皆得为同盟会会员，此则非汪兆铭一人所能自私者。当此举国起而革命之时，吾等犹立共和会以别之，是吾辈自外于同盟会也。予与孙谏声等昨日之代表共和会、铁血会加入同盟会，此吾等当日在保定成立共和会已言之矣，诸同志于此其勿自疑。[10]经过胡鄂公等人做工作，与会代表一致议决加入同盟会。此举对北方革命力量的团结和统一起了推动作用。同天下午，在北洋医学堂召开了京、津、保、滦、通、石家庄等在津革命同志代表会，除上午与会的同志外，孙谏声、华郎轩、陈之骥、白雅雨、胡伯寅、易宣、吴定安、罗世勋、陈国玺、曾正宇、张在田、孙尉强、汪固、李芬、黄石、陈心、周一、徐修广、张鸿翰等参加，到会者约五十多人，大会为集中革命力量，统一指挥，决定设鄂军代表办事处于天津，下设北京、天津、保定、滦州、通州、石家庄总指挥处。总指挥由鄂军政府代表胡鄂公兼领，下分秘书处和参谋、军事、交通、联络四部。熊德山为秘书长、孙谏声为参谋部长，陈涛为军事部长，白雅雨为交通部长，吴若龙为联络部长。

　　为了便于行动，于北京、天津、保定、滦州、通州、石家庄、任丘各地成立总司令部。每部设总司令一人，指挥数人，以便各地分路负责指挥。并且在会议上一一落实了各地总司令及其指挥的人选。

　　当时京津地区革命党人组织除共和会，同盟会京津保支部以外，还有一些小团体如克复堂，共和革命党等，多数情况下各团体自行活动，且由于清政府控制较严，各团体的活动都采用地下形式的秘密活动。所以彼此了解甚少，信息交通呈相对隔绝状态。

　　胡鄂公等人到达天津后，除对共和会进行整顿外，由于京津保同盟会支部受汪精卫等人控制，彼此相对独立，难以协调行动。于是，胡鄂公等人为联络各地革命力量，扩大革命影响，实施中央革命的计划，经与孙谏声、白雅雨等人商议，决定成立一个较大规模的联合组织，以推动北方革命的发展，名称定为北方革命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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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12月14日，北方革命协会在天津英租界小白楼正式成立。到会的组织及代表主要有：同盟会代表胡鄂公、白逾桓、白雅雨、赵铁桥、吴若龙、熊得山；铁血会代表孙谏声、易宣；共进会代表张榕；克复堂代表殷亚夫；北方革命总团代表张幼臣、共和革命党代表赵步杨、邓超；北方共和会代表胡伯寅、凌钺；女子北伐队代表章以保；女子革命同盟代表汪固、张鸿翰等18人。经与会代表商议，推举胡鄂公为北方革命协会会长，白逾桓、孙谏声、丁开嶂、张榕、殷亚夫、张幼臣、赵步杨、胡伯寅、章以保、汪固等九人为评议。会议制定通过了协会章程，其主要内容是：声明本协会由北方各革命团体联合组织而成，以协助革命军北伐，崇奉孙中山之三民主义。北方革命协会的建立对于北方革命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胡鄂公受武昌军政府的派遣，到北方组织和协调革命党人，实施中央革命的战略。到达天津后，先后建立津军司令部，鄂军代表办事处，北方革命协会等组织。虽然这些组织还不够严密，实际上没有担负起统一领导北方革命的责任。但却使北方松散的革命团体建立了联系，使原来分散的独立的活动进入有组织、有纲领的时期。各革命团体开始呼应，相互声援，相互支持，从而推动了北方革命。

　　胡鄂公等人在北方活动期间，逐步确定了首先在滦州发动第七十九标新军起义的目标，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发动和组织方面的工作，先后派孙谏声、白雅雨、凌钺等人直接去滦州参与组织和领导第七十九标官民起义，促进了滦州起义的爆发。

　　从整体上说，胡鄂公代表湖北军政府到天津后，对于北方革命，尤其是对滦州起义，有着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胡鄂公北上加强了全国各地之间的联系。胡鄂公受武昌军政府的派遣，主持和指导北方革命，在路经上海时，又与中国同盟会上海的负责人宋教仁、陈其美等人共同讨论了全国革命的形势和北方的革命状况，都已明确认识到袁世凯是革命潜在的大敌。大致确定了南方革命军会师攻取南京而促成早日北伐，使北方同志响应于内，南方革命军进攻于外，共同击败袁世凯而消灭清王朝的基本方针。胡鄂公等人北上以后基本上是按这个思想行事的。一方面发动和组织各地革命分子，建立统一的组织，一方面与利用袁世凯推翻王朝的倾向作斗争。这样就使南北革命目标一致，全国形成了统一的方略，加强了全国各地的联系。北方革命纳入到全国革命的体系。而革命党人致力于发动滦州起义不再是孤立的举动，而是全国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次起义又是早年孙中山策划的全国武装革命设想的具体实施，因此滦州起义有了更重要的意义。

　　其二，对滦州起义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张绍曾以二十镇军队作后盾，实行兵谏，又与吴禄贞、蓝天尉相联系，准备发动起义。由于清政府及袁世凯等人破坏致使起义流产。以后以王金铭、施从云为首的中下级军官虽然担负起了继续革命武装推翻清王朝的重任，但他们的活动和努力只局限于二十镇的部分官兵，与外界没有建立正式的联系。胡鄂公等人到达北方，设立津军司令部和京津保滦总指挥处以后，基本上使滦州起义进入北方革命的统一规划之内，胡鄂公、孙谏声、白雅雨等人又对滦州起义进行了统一的规划，筹建了比较合理的领导机构，沟通了滦州与各地的联系，又派出了天津革命党人去滦州帮助策划和指导，尤其是动员关内外铁血会、振武社中的部分绿林侠客与滦州起义军进行汇合，有力地支持和援助了滦州的武装起义。北方各革命组织联合起来，支持和帮助滦州新军起义，确立了以滦州为中心，以滦州新军为主体的新局面，初步确立了滦州革命中心的地位。

　　2、北方军政府的建立和举措确立了滦州在北方辛亥革命中的中心地位。滦州起义爆发后，迅速建立了军政府，分官设职，明确了政府机构的负责人：王金铭：北方军政府大都督；施从云：总司令；张建功：副都督；冯玉祥：总参谋长；白雅雨：参谋长：孙谏生；军政部长；朱佑葆：民政部长等。从军政府的组织成份来看，主要包括三部分人：一是滦州二十镇新军的中下级革命军官；二是以中国同盟会为核心的地方革命党人；三是比较开明的地方官员和士绅。军政府建立后，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扩大了了影响，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确立滦州北方革命的中心地位，其主要措施有：

　　①用通电，宣言通告，向全国各界阐明军政府的宗旨和各项政策。军政府分别致电清廷内阁总理袁世凯、上海南方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谈判代表伍廷芳和各国驻华公使、领事。在致袁世凯的电报中强调谈判要有诚意，促使和谈成功，电报说：“现闻南北议和期迫，势将决裂，万恳迅速主持共和，切勿再开战衅，涂炭生灵。本军现已宣布独立，枕戈以待，特此电闻。”[11]很明显是迫使袁世凯接受和议，不要再穷兵黩武，再开战衅，给人民带来更大的灾难。

　　在致伍廷芳的电报中，一是通知北方军政府成立，隶属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二是要求伍廷芳致电袁世凯，告知北方军政府是南方共和政府的下属机构，在议和期间不能派兵进攻。电文说：“本军已通电清廷宣布独立，使知北洋军队不为所用，祈电袁氏，不得派兵来攻，是为至祷。”[12]北方军政府在取得天津领事代表的承认后，为了造成更广泛的影响，又致电各国使节，宣布了革命军政府对外国政府及其商民的态度。通电说：“现因我国南北议和，恐致决裂，本军已宣布独立，即日出师，所有外国人士性命财产，一律保护。特此知照。”这些通电意在宣示北方军政府是代表北方各方利益，直接隶属于中华民国政府的地方政权。

　　②以军政府名义发布一系列文告，向社会各界阐述内外政策，其主要内容包括：

　　其一，揭露清王朝的罪恶，阐述起义的正义性、起义军发布的宣言和文告重点揭露了清王朝建立后的种种罪恶，尤其是统治后期，强化封建专制，顽固维护一小撮满州贵族的利益，残酷镇压劳动人民和各种进步力量，达到天怒人怨的地步，滦州起义是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国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要和全国广大民众的革命行动相呼应，共同完成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政权的神圣使命。其二，分析北方在全国革命的特殊地位和当时形势，阐述北方发动革命的重要性。其三，阐述了对地方官吏和军警的态度和政策，要求他们认清形势，及时反正，支持革命政府。其四、阐明民族政策，强调各族平等，反对民族仇视，分化敌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部分满人投身革命，减少革命阻力，争取革命的胜利。其五，阐明对外政策，试图与各国在华势力达成妥协和谅解，以便专门对付清王朝腐朽势力。京津地区是帝国主义列强在华重点控制的地区，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控制清政府，而且有在重点地区如京奉铁路沿线驻兵的特权。按规定，帝国主义列强军队控制区中国军队一般情况下不得进入。实际上滦州军政府建立后面临两个敌人，一是清政府，二是帝国主义列强，但就当时的情势而论，革命起义军还无能为力同时应付两个强大的敌人。军政府的首要目标是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对帝国主义势力则暂时采取妥协分化的态度。军政府除在就职典礼时与八国联军驻津领事代表会谈取得其代表承认以外，又发表了《对外宣言》和《照会各国领事》，系统阐述了军政府的对外政策以及对外国政府的要求。滦州军政府从分官设职到制定一系列的政策，发布对内对外文告，都说明了这样几个问题：

　　其一，滦州军政府是辛亥革命在全国发展的产物。从它的产生就承认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下属和地方政权机构，宣言曾明确强调：“现组织临时政府于南京，克期即可成立，从此神州大陆……永为民国之域，南方已定，大军北向，本都督奉政府命令，爰举义旗，会合群雄，一致行动。”说明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置于中华民国政府的领导之下。

　　其二，从滦州军政府的设置说明它具有一个政权的基本素质，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比较完善的内外政策，而许多政策、措施都具有时代的特点，符合当时的社会形势，能够起到发动民众，稳定地方的作用，对外国侵略势力虽有妥协的成分，但基本做到有理有节。即不屈服其压力，又保证其行使主权，又能不给其镇压，助纣为虐的借口。由此说明，滦州军政府是一个相当完善的政权。

　　其三，滦州军政府由于存在相当短暂，许多政策措施都没有来得及实施，但它动员民众，领导革命党人和官兵英勇奋战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初步具备了领导革命的能力。

　　三、滦州革命的作用和影响

　　以滦州兵谏和起义为主体的北方革命运动，是辛亥革命过程中北方革命达到高潮的标志，不仅导致了清王朝的灭亡，而且进一步促进了北方民主革命思潮的发展，为以后革命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具体地说滦州革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和影响。

　　其一，滦州兵谏和起义打乱了清政府在武昌起义后的军事布置，有力地支援了南方革命。武昌起义后，清政府匆忙停止在永平地区进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抽调京畿地区的新军组成两个军前去镇压，荫昌率第一军出发，结果张绍曾统率的第二十镇做第二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京畿发动兵谏，拒不执行南下的命令，并且在积极准备乘北京防御空虚武装进攻北京。另一重要部分第三镇也列名其中，原来南下镇压武昌起义的有生力量顿时变成危险的敌人，形势的突变极大震动了清政府，最高决策集团，顿时手忙脚乱，整个部署完全打乱，应付肘腋之下的兵变成为清政府当务之急。不得已调动军队进行防御，而张绍曾又在滦州扣留了运往前线的军火物资。东线已处于防不胜防的状态。而吴禄贞乘机南下石家庄，与山西起义军联成一体，控制京汉线，扣留了清政府运往武昌前线的军用物资，切断了武昌清军的供应线，西线再次出现危机，清政府顾此失彼，防不胜防。军队用于保卫京师已十分困难，无力派部队增援武昌前线，而武昌前线的军队成为孤军深入，后方供应又被切断，军心自然浮动，与起义军作战，连连失利。而南方革命党人和起义军得到滦州兵谏的消息后，人心振奋，各地纷纷起义，宣布独立，在很短的时间内十几个省份宣布独立。清政府对全国失去了有效控制，呈现出土崩瓦解之势。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滦州兵谏的发动打乱了清王朝的军事部署，有力地支援武昌起义和南方革命的发展为辛亥革命胜利做出独特的贡献。

　　其二，直接加强了清王朝的灭亡。清朝末年，在同盟会等革命组织的领导下，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先后在南方发动数次武装起义。但正如著名领导人宋教仁所说：“由于山川隔绝，去京绝远，欲为割据之事则易，欲制清廷之死命则难”[13]。没有对清政府构成致命的威胁。滦州兵谏的发动则不同，一是此次兵谏发动于武昌起义之后，清政府的主力部队南下镇压武昌起义，京师防卫空虚。二是兵谏发动者是清王朝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工具——新军，策动者和领导者是新军主要将令，使清政治者有众叛亲离之感。更重要的是兵谏发动于京师近畿地区，军队随时可以兵临城下，攻占京城，这就使清王朝统治集团意识到革命的。烈火已经燃烧到家门口，统治的最后防线已被冲破，统治的末日已经来临。事实也是如此，清王朝统治者对发生在肘腋之下的滦州兵谏特别恐惧，据记载：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载沣接到张绍曾的奏折和十二条政纲时“震惊异党，面色骤变，手颤不已”。看完后，瞠目直视，半天没有说话”。从清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中也可以看出其惊慌失措，几乎对张绍曾的要求全部答应，送钱，派人“抚慰”，公布“十九信条”，下罪已诏，充分暴露出了清统治集团虚弱和恐慌，正如其罪已诏所说：“区夏沸腾，人心摇动，发庙神灵，不安歆饷，无限蒸庶，涂炭可虞，……我中国前途，更复何堪设想，联深忧极虑，夙夜彷皇”[14]。虽然是表面文章，但显示出对现实的恐惧和对前途的忧虑。清王朝在滦州革命的打击和震撼下，开始呈现出灭亡的表象，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无可奈何地交出了政权，永远地退出历史舞台。因此说，滦州革命直接导致了清王朝的灭亡，在中国革命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其三，促进了民主思想的进一步传播。张绍曾要求立即实行立宪的奏折和十二条政纲中不仅表现出他对各国政治制度非常熟悉而且表现出强烈的民主革命思想。如他在奏折中明确强调：“人民之权力宜尊”，“国会权力宜大”，如果清政府不悬崖勒马，立即进行改革，宣布实行英国式的立宪民主制，政权必须跨台，他指出：夫民犹水也，可载亦可覆，兵狄火也，不戢将自焚，今军民所仰望要求者，惟在于改革而已。[15]”在十二条政纲中也充满着民主政治的思想，明确规定国家最高权力包括立法，司法，行政权力都在国会，而国会“概由国民对于有法定特别资格者公选之。”“对于人民，不得违法随意逮捕监禁”，也就是说，公民有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享有平等的权力，任何人包括各级行政机构不得违抗法律任意处罚民众。实际上，这些都是民主思想在十二条政纲中的体现，虽然十二条政纲属于临时起草，相当简单精糙，但却根本上反映了张绍曾及其部属中革命党人的思想意志，说明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已成了他们决策和行动的指导思想。

　　聚集于北方的革命党人利用创办报刊，翻译出版各种进步书籍的形式，宣传民主革命和其他进步思想，使这些进步思想在社会上较为广泛地传播，尤其是在新军官兵和青年学生中逐步深入，所以民主革命思想不仅成为张绍曾等上层革命党人进行革命运动的指导思想，也成为中下层官兵从事革命活动的指导思想，兵谏失败后，王金铭、施从云等人的未竟事业，率官兵起义，在制定的各项政策和对内外宣言中，充满着民主思想和各民族团结平等的思想观念，如在《敬告满宗诸亲贵执事文》中宣称：“近世以来，民智发达，各国之政体莫不取决于人民之同意。苟人民而欲君主之，则君主之，人民而欲民主也，则民主之，盖未有敢与人民为敌者，即有之，亦未有不败者。“强调起义的目的是“誓必扫除专制，共建民国”。在对外宣言中，则明确指出：“我军起义，本以改良政治为心，誓必扫除专制之余威，建立民主共和政体，以固久为召民所公认，而亦各友邦所共闻者也。”从某种意义上说，滦州兵谏和滦州起义的爆发是北方革命党人长期从事民主革命宣传，逐步深入新军内部的结果，而经过兵谏和起义对民主思想的实践和宣传，民主思想进一步深入社会各阶层，为此后新文化运动在北方兴起奠定了基础。 

　　注：

　　[1]杜春和编《辛亥滦州兵谏函电选》，第95页

　　[2]杜春和编《辛亥滦州兵谏函电选》，第95页

　　[3]王葆真：《滦州起义及北方革命运动简述》，《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409页

　　[4]王葆真：《滦州起义及北方革命运动简述》，《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409页

　　[5]冯玉祥;《我的生活》，第117页

　　[6]鹿钟麟：《滦州起义的前前后后》，《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170页

　　[7] (台)《革命人物志•朱霁青》第一集，第372页

　　[8]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台)文海出版社出版，第77页。

　　[9]刘清扬：《辛亥革命时期的天津共和会》《辛亥革命回忆录》(六)，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67页

　　[10]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第94页

　　[11][12]参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二编第五册，第320页

　　[13]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2页

　　[14]罗正纬：《滦州革命纪实初稿》，第39页

　　[15]《辛亥革命兵谏往来函电选》，《近代史资料》第9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