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18级内丹多少钱:总理与民众 合力战“三公”

9000亿元“三公消费”揭开冰山一角
总理与民众  合力战“三公”
丰鸿平 徐臻 张恒 __文

2008年，刚当上全国政协委员的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蒋洪，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提交了一份《阳光财政，我盼得头发已白了》的发言稿。3年过去，蒋洪的头发更白了，他终于等来了公开“三公消费”的一个开端，虽然这个开端并不让他满意。
截至7月22日，98家中央单位中共有73家公布了自己的三公经费账本，其中有20家是国务院组成部门。按照国务院的要求，中央单位要在6月30日之前公布三公消费情况，但听话的只有科技部和中国工程院两家，其他单位要么姗姗来迟，要么犹抱琵琶。
“从总体上来说，这是一个进步。但没有如期公布，绝大部分单位只公布了一个数字，并且是财政预算内的‘三公消费’，这样的公布对于民众监督没有多大意义。”对于已经公布的三公消费，蒋洪如是评论。
从2008年到2011年，蒋洪连续4年向“两会”提交要求公开三公消费的相关提案，与他并肩作战的还有能在庙堂议事的学者、企业家、政府官员以及“处江湖之远”的普通市民。他们的行动与高层的意志形成合力，在今年终于撬开了治理“三公消费”的坚冰。温家宝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向“三公消费”亮剑：出国（境）经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等支出原则上零增长。随后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决定，今年6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中央财政决算时，将中央本级“三公”经费支出情况纳入报告内容，并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这是一场看似注定要赢的战役。但这样一场战役何以进行得如此艰辛？

民间力量
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之前，蒋洪做了十年上海人大代表。每年审查预算时代表们都看着他，代表们对那些财政预算报表一头雾水，而蒋洪是财政方面的专家，他们希望蒋洪能看出些什么问题。
“我说不出比大家更多的话，因为给我的信息就是那么少。”即使是专家，蒋洪对于财政预算信息不全面、不具体、信息滞后也很无奈。民众所关心的三公消费，更是密而不公。
在那篇“头发已白”的发言稿中，蒋洪说：“我是上海财经大学财政学教授，这门学科要求我关注政府的钱袋子。然而当我这样做时，却发现眼前一片模糊，似乎看到了什么，但总也看不清，就像患上了严重的白内障。这使我对政府财政感到十分茫然，既无法做出适当的判断，也无法提出积极的建议。”
2008年开始，蒋洪对31个省级政府财政进行了调查，结果让他悲观，公众能够获得的相关信息非常之少，人们都知道政府在大手大脚地花钱，用于吃喝、出国、用车，但政府并不公开这些消费，仿佛这些钱是他们的。
王清的遭遇很好地体现了蒋洪的调查结果。2008年，河南南阳小伙王清向南阳市上至市政府下至一个区的蔬菜办公室共181个行政部门，提交7项政府信息公开书面申请，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公开“三公消费”。
在那个时候，提出此项要求是一个大胆的举动，收到公开申请书的一些单位认为他是间谍，在收集情报。被怀疑要“窃取国家机密”的王清家门口常常出现一些陌生人，晃来晃去，打听他的情况。直到他给新华社和市委书记、市长写信求救，王清才没有被当成需要专政的“敌特”。
但他申请公开“三公消费”的请求还是被当成无理取闹，“球信息公开，这里没有什么信息可公开。”某部门的领导如此训斥后把他赶了出去。
李德涛则在广州获得了惊喜。他于2009年同一天向上海和广州递交部门预算申请，上海财政局以“国家机密”为由拒绝公开，广州市财政局则称，2009年市本级部门预算涉及114个部门，将全部放到广州财政网上，可公开下载。
蒋洪说，财政预算公开以及“三公消费”公开的一个重要动力，是2008年5月开始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该条例在建设公开透明的政府、保障公众知情权、监督权等方面带来深刻影响。以此为依据，民间开始要求、推动政府信息公开，“三公消费”则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2009年，北京律师李劲松以公民身份，向深圳公安局递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深圳公安局公开“三公消费”信息。深圳公安局随后给了他答复，列出公车消费、接待等费用。
今年5月，李劲松接连向中央部委申请公开“三公消费”信息，并称如果在7月30日还没有公开，他将起诉这些部委。
“可以说我是帮温总理一个小忙，助他一臂之力。”李劲松说。

高层行动
“我认为温总理这次是下了狠心的，中央国家各部门应该有服从和执行的义务。”但李劲松对中央部委的要求比温总理还高，他要求公务用车不能单纯公布多少辆，还要公布型号、单价以及每辆车的车牌号。
一些部委相关人员对他说：温总理没有要求公布得这么细。“那我就说了，温总理不可能给你说好每一步怎么走，他告诉你一个目标，你就要尽力做得更好。”但大部分部委没有做得更好，他们只是给了一个笼统的数字。
“下了狠心”的总理和较真律师、学者、市民形成了合力，他们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地要让“三公消费”大白于天下。
去年两会前，温家宝和网友“第二次亲密接触”，接受网友的在线提问。除了房价，网友关心的就是三公消费问题。网友想知道，“三公消费”为什么管不住？治理“三公消费”真的很难吗？
“应该管得住，必须管得住。其实，我们能够做到，最根本的是两条，第一条就是公开透明，就要让任何一项行政性支出都进入预算，而且公开让群众知道，接受群众监督；第二条就是民主监督。最重要的是民主，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出国，其实也关系到整个反腐败。”和管住房价一样，温家宝对治理“三公消费”也表达了决心。
随后的2010年两会上，“三公消费”是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到了今年两会，“三公消费”的话题进一步升温。除了蒋洪的9个提案外，厦门大学教授郑兰荪等30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限制公款消费烟酒。
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提出“三公”支出零增长。3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今年继续压缩中央部门“三公”经费预算，并明令要求各中央部门务必于今年6月将本级“三公经费”支出情况向社会公开。
但除了科技部和工程院外，96个中央部门似乎没有听温家宝的话。

远超9000亿元？
“首先，中央各部门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其次，此前从未公开过‘三公消费’的数字，各部门可能担心数字公布后会产生副作用，因而采取拖延的办法。”对于各部门的延误，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如是推测。
叶青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印证。即使是已经公布的中央部门，也一副很怕见人的样子。地震局选择在深夜公布，商务部、卫生部也是在下班之后公布，20多家单位选择在周五下班后、周六周日公布。
“时间上耽误了就很难让人原谅。另外一方面，有些部门公布的数字偏小，而且小得很奇怪。比如住建部公布的公务招待费仅为13万（去年是26万），一个月1万，也太节约了。而财政部的公务招待费是368万（去年也是368万），一天1万。我想住建部的工作量也不会比财政部少多少吧？”叶青认为，像住建部这种把去年决算数直接砍掉一半的做法，完全是随心所欲的，“他们可能什么是接待费都没搞清楚”。
蒋洪则指出，各部门公布的“三公消费”数字，只是一般性支出而不包括项目支出，此外，财政预算外的“三公消费”，其数量也很庞大。也就是说，目前各部委公开的三公支出是“财政拨款中的三公经费”，而事业收入、预算外收入等非财政拨款中，隐含着更大的三公支出空间。
“一开始就划出了最小的圈。”一位财政部门人士说。在此口径下，经财政部汇总，2010年中央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三公”支出合计94.7亿元。
2008年，北大教授王锡锌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称全国“三公消费”总数为9000亿元。这让采访他的柴静很是吃惊：“您再说一遍，是多少？”王锡锌再次肯定地说：“公款接待、公费出国考察、公车，也就是‘三公’，一年9000亿元。”
王锡锌事后表示，9000亿元的说法来自两方面，一是据2005年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报道，2004年全国用于公用车、公务接待的全年费用是6000亿元，占当年财政总收入两成；一是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国家用于公务考察的费用共计3000亿元，以后逐渐递增。
“我比较相信王锡锌说的9000亿元，这是从中央机关到乡政府的最大口径的‘三公消费’数据。我认为，中央部门所有公共资金支出均属公费范畴，但财政部已经否认了这个数字，官方并不承认学界的这种统计口径。”叶青说。
蒋洪也认同9000亿元的说法。2004年的财政收入为26000亿元，2010年为83000亿元，如果三公消费也水涨船高，则其数据将远超9000亿元。
94.7亿仅仅是中央单位的数据，更为庞大的地方三公消费，还需要继续等待。

制度制衡
今年5月4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要求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比照中央财政做法，公开经同级人大或其常委会审查批准的政府财政总预算和总决算，并做好部门预算、“三公”经费等公开工作。
北京首先响应号召，7月21日上午，北京市政府向市人大常委会首次报告，经汇总，2010年北京全市市级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的“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合计11.3亿元。
在此之前，北京公布北京市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实有数为62026，精确到个位数。这些数据与民众感知有很大的差距，同样具有统计口径偏窄的问题。
“现在地方眼睛都看着中央。中央要求公开到什么程度，他们不会突破，或者反而会更加保守。公开不公开，除有个人利益的问题之外，最大的问题还是取决于中央的指令是什么。”蒋洪认为，国务院应该有相应的检查、督促、奖惩措施，要启动问责程序。
叶青则认为，只要中央各部门闯过这一关，一定会推进地方公布“三公消费”数据，“那才是真正的大头。下一步国有企业要公布他们的‘三公’开销，特别是央企。”叶青认为，在3年内将会有比较完善的制度建设，比如统一公布时间、口径、途径以及更为细致的说明。
已公开的部门中，审计署的表现得到蒋洪的认可。据公布，2010年审计署“三公经费”财政拨款决算数为2488.79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616.72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229.65万元，公务接待费657.42万元。在公布的各项数据中，审计署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央单位中公布“三公消费”最详细的部门。
但蒋洪认为，还应该再细致，比如审计署公布了出国经费组了多少个团，这些团可以列出来，每个团花了多少经费，让公众识别，看这个团是否有必要；每一个出国的人是谁，到什么地方去，途经哪些城市哪些地方，组团目的，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这些都应该有所交代。制度上的设计更为迫切。修改《预算法》及《审计法》相关内容，让公开、监督“三公消费”得到法律的保障。同时，人大的监督作用应得到发挥，目前的审查更多是走过场。
温家宝在回答网友时说，管住“三公消费”，一是公开透明，二是民主监督。如今，公开的大幕已经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