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彭德怀提议删除毛泽东思想 刘少奇邓小平同意

2011年08月05日 08:04
来源：人民网 作者：李海文 王燕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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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1958年党的“八大”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讲到要反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在“八大”的党章里又删掉了党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这些都容易引起他的疑心。提议从党章中删掉毛泽东思想的是彭德怀，赞成删掉的是刘少奇、邓小平，这是个了不起的大事啊。

彭德怀元帅（资料图）

本文来源：人民网，作者：李海文 王燕玲，原题：《秘书张道一谈彭真与毛泽东1963年后的关系》

张道一（1926年出生）云南人。1948年，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研究生，北平地下党学委干事，1949年2月，北平一解放即调到北平市委宣传部工作，历任干事、组长、办公室副主任、处长、北京《支部生活》第一任总编辑。“文革”后，历任北京语言学院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院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院长等职。

1959年至1966年，张道一担任彭真同志秘书，前后长达7年。跟随彭真同志亲身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

本文系对张道一的访谈实录。

问：您从1959年到1966年在彭真身边工作，前后共7年多，这是很关键的一段时间，经历了许多事情，您能先谈谈“七千人大会”的情况吗？

答：“七千人大会”是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有中央、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省、地、县主要负责干部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因为有七千人之多，通称为“七千人大会”。这么多的人云集北京开会属历史罕见。1962年是什么情况呢？1962年是我们经历了“大跃进”的挫折失败后，经过调整，经济开始恢复，但是，还有很多问题，开会是想总结经验。本来中央没有想开这么长的时间，因为与会人员特别是县级干部，对“大跃进”以来发生的困难局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批评或者疑惑。这样才决定延长会期，让大家讲话、提意见、修改报告。毛主席当时有四句话：“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七千人大会”我作为彭真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参加了。

大会上，刘少奇讲，这几年，我们遭受挫折，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祸就是中央政策出了错误。彭真在一次会议上讲：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毛主席的威望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重。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好像一检讨就会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错。书记处最大的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彭真说，谁都有犯错误的可能，毛主席也可能犯错误。陈伯达当时就反驳了彭真，也有好心人事后劝彭真：你不要那么讲。彭真回答，实事求是嘛！错误是谁的就是谁的！彭真性格耿直，坦率真诚。

刘少奇和彭真是那样讲的，林彪却在大会报告中说：这几年所以犯错误是恰恰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照毛主席的指示做。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事业就取得成功；党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个历史。不听毛主席的话就失败。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失败所造成的困难故意轻描淡写，说这几年虽然我们付出了些学费，但代价是“很少很少”的。林彪阿谀逢迎的这番话，明显地是另一种调子，但毛主席爱听，果然受到了称赞。“七千人大会”后，林彪的位置直线上升，这应该是一个因素，毛主席大概因此认为林彪是对他最忠诚的。

问：“七千人大会”对以后的历史发展有什么影响？

答：“七千人大会”后党中央继续进行的调整收到了很好的成效。1962年夏，在北戴河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也就是北戴河会议，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要抓阶级斗争。大跃进以来，在经济上打了一个败仗，他不甘心。就我的理解，他认为刘少奇、彭真等在“七千人大会”上以及以后对经济工作提了一些意见是冲着他来的。这是不是就埋下了祸根，是值得史家探究的事。

小布什谈中国文革：有些人一旦掌权就摧残同胞

2011年08月06日 09:20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美】乔治·沃克·布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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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我想起了法国和俄国革命。革命的轨迹一样：人民掌权，承诺实现某些理想。一旦他们巩固了权力，有些人就开始滥用权力，抛弃曾经的信念，摧残同胞。似乎人类患有某种痼疾，这种病不断地使人类遭受痛苦。这种冷静的思考加深了我的信念：经济、政治和宗教的自由是管理社会的唯一公平和有效的方式。

文章摘自《抉择时刻》 作者：【美】乔治·沃克·布什 出版：中信出版社

耶鲁是个好地方，它让我自由地挖掘并发展自己的兴趣。在学校，我选修的课程覆盖范围极为广泛，其中包括天文学、城市规划、史前考古学、西班牙文学名著，还有我的最爱之一，日本俳句。我还选修了政治学和大众传媒，后者的课程重点是研究大众媒体的内容和影响。最终我在这门课上只拿到了70分，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与媒体的关系总是磕磕绊绊。

我最酷爱的当属历史，因此我选择了历史作为我的主修专业。我非常喜欢听约翰·莫顿·布卢姆、加迪斯·史密斯和亨利·特纳等教授的讲座。其中一门历史课程讲的是法国大革命。“历史就是我的生意”，斯坦利?梅伦教授总喜欢这么开玩笑道。在学到网球场宣言、罗伯斯庇尔的恐怖统治，以及拿破仑的崛起的时候，他的讲述总是那么引人入胜。当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时候，受到大革命的启发而产生的思想就被抛弃了，这让我感到很是震惊。

让我最难忘的课程之一是苏联历史，授课老师名叫沃尔夫冈·莱昂哈德，来自民主德国。莱昂哈德先生童年时期逃离了纳粹德国，在苏联长大，他的母亲在斯大林时期被逮捕。他原本准备成为一名共产党官员，可最终却叛逃到了西方。他用浓重的德语口音描述了他当时看到的各种情形。在听过他的讲座之后，我对苏联或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解有了新的认识。这门课程介绍了自由与集权之间的分歧，这种分歧是我终身关注的重点。

到了大四，我选修了“美国演讲历史与实践”，授课老师是罗林?G?欧斯特魏斯。我们阅读了大量美国演讲名篇，从殖民牧师乔纳森·爱德华兹激昂的讲道到罗斯福总统在美国珍珠港遭袭后发表的《国耻日》。我惊叹，语言塑造历史的力量是如此强大。我的课程论文是分析佐治亚记者亨利·W·格雷迪关于新南方的演说，并起草了一份四分钟的演讲稿，提名波士顿红袜队明星卡尔?亚斯特任布斯基为波士顿市长。欧斯特魏斯教授教会我们如何组织一篇演讲稿：开头，三个主论点，结束语，以及结论。我一辈子都牢记他教给我们的演讲框架，也把它运用在了我的好多演讲当中。

我说了这么多，并不是要证明我是一个成绩优异的学生。比起教授们的课堂教学来，我觉得我的学习更多来源于实践。约翰·莫顿·布卢姆教授有一次被问道，对于他的名人学生乔治·沃克·布什，他有什么印象。他回答道：“我完全不记得我曾教过他。”但是我却记得布卢姆教授。

……

哈佛商学院的书本学习通过一个意外的实践渠道得到了强化：毕业之后，我踏上中国的土地，看望父母。两个世界的反差巨大。我从资本主义的西点军校来到了社会主义的东方前哨，从一个拥有个人选择自由的合众国来到一个满街人身穿灰色服装的国度。有时，我骑着自行车穿过北京的大街小巷，偶尔会看到一辆带有滤光车窗的黑色轿车驶过，这是政府用车。除此之外，街上很少有汽车通过，那里毫无自由市场的影子。我惊讶地看到这样一个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国家居然能够变得如此暗淡无光。

1975年，中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政府决心整顿社会，实现国家复兴。“文革”期间，一系列教条灌输系统出现，通过无处不在的大喇叭进行宣传，试图摧毁所有中国古代历史留下的遗产。年轻人猛烈抨击年长人士，攻击知识分子。整个社会分裂成两个阵营，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我想起了法国和俄国革命。革命的轨迹一样：人民掌权，承诺实现某些理想。一旦他们巩固了权力，有些人就开始滥用权力，抛弃曾经的信念，摧残同胞。似乎人类患有某种痼疾，这种病不断地使人类遭受痛苦。这种冷静的思考加深了我的信念：经济、政治和宗教的自由是管理社会的唯一公平和有效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