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雷兽:高官退休任教风再起 江泽民曾计划返母校研究学术2011年08月05日

高官退休任教风再起 江泽民曾计划返母校研究学术
2011年08月05日 08:46
来源：凤凰网周刊 作者：胡佳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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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江想彻底改变一下。他想成为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尽管江可以利用上海市委书记的职务来确保在大学里谋得一个席位，但他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学术成就来取得。

2007年9月22日，前外交部长李肇星被聘为北京外国语大学顾问和国际关系学院名誉院长。图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郝平为他颁发聘书。（来源：凤凰周刊）
本文摘自《凤凰周刊》2011年第22期，作者：胡佳恒，原题：《大陆高官退休任教风再起》
“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古语，已不足以将时下大陆仕林与学界的关联一言以蔽之。近十年来，退休高官赴高校任职之风渐盛，“仕而优则教”，即退休高官转身赴高校任教挂职，也从最初的个体行为，变成“不约而同”的群体选择。
关于“仕而优则教”的褒贬，坊间评说毁誉参半。不过，除却从教这一条道路，高官退出公职之后也衍生出另外三大“再就业”路线。入主慈善组织，组建智囊机构，成为企业董事，都是部分高官退休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
对于组织结构更倾向公司化运作的美国政治机器而言，政治家结束任期时，选择哪种方式继续退休生活都不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但在大陆，官员在晚年退休时光中脱离人大、政协体系，选择在外为社会职务繁忙奔走，却能收获比在任时更多的赞美与批评——与以往大陆高官退休不问政事、深居浅出的风格相比，这太不一样了。
这种不一样的转换，与大陆政治周期有关。高官退休任教集中发生在2002与2007年前后。时逢大陆党政机关五年大换届，形成一批高官退休。他们的高校任职多为院长身份，几乎只限定在外交、文化、财经研究领域，且不参与具体教学。
十八大临近，又将有一批高官离开公职，高官退休任教风欲再起。
向“教书匠”转身的政治周期
用圈阅文件的手执起教鞭，对于一些大陆高官而言，是一件口头上“心向往之”的美事。不过他们绝大多数并不能成行。
如毛泽东在1957年访问莫斯科时，曾对苏联哲学家尤金和米丁表示，“我不想当什么主席了，我倒愿意到大学去教书，当个教授。”
又如《江泽民传》所写到，1989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将满63岁，传统上为退休的高级领导人准备的职务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江想彻底改变一下。他想成为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尽管江可以利用上海市委书记的职务来确保在大学里谋得一个席位，但他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学术成就来取得。
副部级以上官员退休，真正开始集中退而进校园，还是2002年前后的事。钱其琛于2000年出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可被视为这股潮流的先声。在此之前，1997年中共召开十五大，中央领导集中换届，钱其琛退休。
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中共领导集体出现更新换届，一批高官退出公职，随后一段时间内，在有钱其琛先例可循的背景下，原文化部部长王蒙，原全国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范敬宜，原人民日报社社长邵华泽，原外经贸副部长龙永图，原外交部驻法大使吴建民等人相继卸任，赴高校相关院系“再就业”。
再经过一轮新的五年政治周期，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后，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原外交部部长李肇星等人陆续退休，获高校邀请出任院系领导，使这股气候一直延续下来。
一般而言，外交官员更容易接受这种退休生活安排。这或许与长期海外任职，对国外官员退休任教风气，有所耳濡目染所致。
事实上，不仅外交官员对这种退休安排青睐有加，出生于建国前，建国后接受高等教育，沿科研文化口升迁的这一代官员，对于退休任教的认同度，都相对较高，特别是出身大学的官员。
如2003年从四川省副省长位置上退休的李达昌（退休后因腐败大案东窗事发，被捕入狱），22岁毕业于西南财经学院（现西南财经大学），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获硕士学位，曾在西南财大任教。他在告别演说中曾讲到，“千年的衙门流水的官。如果迄今为止还没有（从领导职位返回教师岗位）这种先例，那么今天就看我的行动吧。”
李达昌的发言，实际上折射出中国官场的干部结构，正在发生的细微变化。
从官员类别上来看，在由科层逐级晋升的老派干部，以及因实施重大工程而政绩煊赫的技术官员占干部多数的局面下，文科人才为官的影响力也正在逐渐释放。
因为在目前，还没有出现靠地方治理经验晋升的官员，在退休后会赴学校定期分享心得。他们中的很多人退休之后的生活路线极为传统。如原海南省副省长陈苏厚、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毛致用与李达昌同为2003年退休，陈苏厚与毛致用的选择都是回乡种地。
从官员年龄跨度考量，也不难发现，人到中年时（1978年左右）成为党政干部中坚力量的官员，其想法与视野宽度已与前辈不尽一致。
官员任教的正反两面
关于官员赴高校任教的邀请与接受，其中的原因也有不同。
朱镕基在1984年出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研究院院长一职时，自谦是因为对管理感兴趣，所以“不知高低，一口应承”，当时他身上还有国家经委副主任的公职。2001年时，已身居国务院总理高位的朱镕基辞去院长一职。
大陆媒体事后评述指，朱镕基之所以辞去这个职务，工作繁忙无暇顾及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不愿意为政府高官兼任大学职务之风落下口实。
有一个细节可以印证这样的担忧。朱镕基在1996年清华经管研究院的告别演讲中提到，他带过四个博士生，每个人的论文也读过，但提不出什么好的建议，有的博士生论文一看就犯困。于是他把世界上最优秀的管理者邀请来成立顾问委员会，希望能对经济管理研究院的成长有所帮助。但第二次顾问委员会时，某外资银行私下递来一封信，说愿意捐给经济管理研究院50万美元。朱镕基拒绝了。
隐藏其间的道德风险，正是目前诟病官员大学任教挂职的最主要理由。
不过，这样的理由并不能改变官员退出公职后，继续以某种身份参与社会事务的趋势。在传统的政协、人大系统的职务安排，开始不能满足一部分高官对于退休生活的期待时，更为多元化的选择也将随之出现。
2003年底龙永图接受复旦大学邀请，出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和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的职务时，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就说，因为龙永图的特殊身份将给复旦带来很多有形、无形的好处。
此时已经担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的龙永图也坦言，自己对于复旦抛来的绣球考虑了很久，最后决定接受这一聘请，主要是看中复旦丰富的研究资源，可以成为博鳌强有力的智力支撑机构。
他说，可以把最热点的国际问题交给复旦，作为研究课题进行研究。而复旦的研究成果，也将由他通过博鳌论坛传至全球。
这种大而化之的退休高官与高校的合作方式，在大陆已经属细致。更多的高校所授予退休高官的院长称号，荣誉多于实质，姿态多于操作。
而在台湾，延聘退休官员进入私立大学，在课堂上实际任教，已是官员离职后的最佳舞台。院校网罗退休高官任教，除了有知名官员加持，垫高学校师资阵容外，最大的好处就是取得政府机构委托研究案的信息，有利取得政府的研究标案。
事实上，目前大陆退休高官除集中存在于高校教育领域外，还密集出现在其他三个领域。
一是慈善事业。实际上，这一领域的起步与扩张，都与原民政部部长阎明复等退休高官的亲力参与有关。
二是组建智库。2009年时，从国务院副总理一职卸任一年后的曾培炎，出任由温家宝总理亲自批示成立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该智库由原国家发改委下属的国际合作中心和对外开放咨询中心整合而成。这个被称为“半官半民”智库的122名常务理事会成员中，退休官员有7人。
三是出任企业董事。大陆媒体近日报道称，在市值排前50的上市公司中，有34位政府退休高官任独立董事。
无论未来是否会出现新的领域，随着大陆官员的退休机制日臻完善，官员构成逐步多元，这一群体脱离仕途之后的社会生活，都可望出现变化。越来越多的高官选择退休任教，只是一个信号。（实习生赵翠仙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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