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光命运高达:社科院蓝皮书：46%北京人成中等收入阶层 2011年08月

昨天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了《2011中国城市发展报告》。蓝皮书指出,到2009年我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已达2.3亿人,占城市人口的37%左右。北京已经有46%的市民达到中等阶层收入水平，这一比例在全国排第一。
北京市民
46%为中等收入阶层
目前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概念还未形成统一的定义。此次蓝皮书根据恩格尔系数的测定，大致确定了中国城市居民中等收入阶层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家庭年度可支配收入的阈值。
根据测算，2009年，中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3.73万元和1.62万元之间；家庭可支配收入在11.19万元和4.86万元之间。2009年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已达2.3亿人,占城市人口的37%左右。
据统计，2005年至2009年，北京的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增长超过50%，年均增加近11%。至2009年北京已经有46%的城市居民达到中等阶层收入水平，这一比例在全国排第一。
中等阶层
最愿花钱买服务
近年来，我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始终是城市消费的主力，其消费性支出总量占城市居民消费性支出总量的比重呈逐步上升的趋势，一直在40%以上，2009年达到了49.3%，高出其在城市人口中的比重约12个百分点，但中等收入阶层消费行为比较谨慎。在其消费性支出中，用在食品上的花费一直比较稳定，在33%至35%之间，远低于城市中低收入阶层，而用在可以彰显身份、引领时尚、体现生活品质的交通、通讯、教育、文化、娱乐以及居住等方面的花费在其消费中均占有重要位置，远远高于城市中低收入阶层用在这些方面的费用，其中服务性和交通、通讯、居住的消费比重呈稳步增加的趋势，特别是服务性消费的比重与城市高收入阶层的服务性消费比重比较接近，并且两者的差距在逐步缩小。
中等收入人群
2023年突破50%
蓝皮书指出，尽管当前我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已初具规模，并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重要作用也日益显现，但由于其规模的相对性和动态性，在其发展过程中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且构成比较复杂，远没有发展到稳定成熟阶段，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规模偏小且不稳定、收入结构单一、消费行为谨慎以及成员间仍存在利益博弈等。
根据蓝皮书预测，从2010年到2025年我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将以每年2.3%的速度扩大，到2020年将接近47%左右，在2023年前后可能要突破50%，在2019年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可能首次超过城市中低收入阶层的比重，即所谓“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社会结构将首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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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贫困人口约五千万
蓝皮书指出，按照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中国目前贫困人口数大约为5000万人，是目前低保标准和受保人数的2倍左右。而随着中国常住城市的流动人口的增加，流动人口在医疗、子女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困境将加剧城市贫困的发生。
按照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中国截至2009年底的城镇人口数为62186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75元。基于统计数据测算，中国目前城市合理的贫困线大约在人均年收入7500至8500元之间，贫困人口数大约为5000万人，是目前低保标准和受保人数的2倍左右。受到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其中东部地区贫困人口比重最低，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贫困人口比重较高。（记者李莉）
如何让“民富”美梦成真？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表明，今年上半年国有企业的收入增幅达到了24.2%，同期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更是达到了31.2%。然而相比之下，城乡居民的收入增幅却只有7.6%。
公共财政收入尤其是中央财政收入的有效增长，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与民生的保障作用不言自明，但民众收入增长长期跑输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所形成的弊端也昭然若揭——
国民收入向财政集中将导致消费的萎靡和内需的不足。消费动能的长期不振，最主要因素就是劳动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过低。
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经济主要依赖投资特别是依靠政府投资而拉动前行，这种“凯恩斯主义”的投资模式尽管带来了一个又一个大型工程项目的高歌猛进，但也形成了对民间资本的强大“挤出效应”，私人企业承接社会就业的力量受到压抑和削弱。
从98个中央部门近期已经公开的“三公”经费中，虽然如同国税系统高达21亿元的支出并不普遍，但动辄数千万甚至上亿元的开销也多如牛毛。更重要的是，由于可以支配的财政资源向政府部门集中，加之缺乏有效的监督，那些掌握财力分配话语权的政府官员完全可以通过权力交易实现自己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结果自然非常残酷：政府主导型的投资增长模式很容易成为腐败丛生的重要温床。
国民收入向财政集中可能诱致“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一个巨大隐忧。由于国有企业利润的财政化和部门化，加之垄断企业的巨额利润，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正日益扩大。
显然，实现真正意义的从“国富”到“民富”，已经不仅体现为国民收入的增长，而且关乎到中国经济的未来命运，为此必须从制度和机制创新层面确保“民富”工程的到位。笔者认为：
第一，出口拉动和投资拉动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最主要路径，但这种模式的弊端已日渐凸显出来。对此，政府在最大程度地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同时，应当切实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主流经济领域；同时通过无息贷款、税收返还和关税折扣等经济手段鼓励企业的技术创新，使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政府主导型转向市场主导型，由出口依赖型转为消费依赖型。
第二，未来政府公共财政开支应当最大程度地突出以社会保障为重点，切实补齐公共服务与社会救助短板，力争到2015年使社会保障投入占到财政总量支出之比达到40%甚至更高，同时提高公共服务与社会救助水平，使更多的社会群体能够享受和消费到优质的公共产品。
第三，要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比例并向民众慷慨分红。否则，国有企业相对于民众而言就只有宪法意义而已。
第四，针对腐败群发和恶性案件增加的趋势，管理层除了注重制度建设和预防机制塑造外，还应当广泛发动媒体和通过群众监督的形式对腐败分子形成围攻和高压之势，以此保护公共财力和民众财富不受到权贵者的吞噬和侵害。(张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