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靴里的臭脚:农业还危险吗？

每年春节，是张有才的外孙感觉最幸福的时光。日思夜想的父母，终于打工回来了，给他们带来了漂亮的衣服、好吃的零食。原本冷清的村子也变得热闹起来，家家灯火通明，笑声此起彼伏，张有才不禁感叹，这才是“过日子”啊。

春节后不久，村里的青壮年又不约而同背着行囊离开了村子，只剩下老人和孩子。现在，连孩子也越来越少了，有的跟着父母去城里上学，有的初中毕业就匆忙加入打工的大军。村子越来越空，成了空心村。一遇到播种、收割等需要较多劳动力的时节，张有才和他的老伙计互帮互助，总算不会耽误播种、收割。

农业生产有三个基本要素，即土地、资金和劳动力。

农村改革三十年期间，20世纪80年代农业农村经济出现十年黄金增长，与农业土地、资本、劳动力三要素留在农村内部密不可分，农民自主把三要素变成农村工业化与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资源，并占有了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的资源资本化发展进程中的增值收益，也就出现了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农村内需也随之扩大。

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看，一个国家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土地、劳动力和资金等发展要素的“净流入”。而受二元社会结构和传统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我国农村的发展要素长期处于“净流出”状态。

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体的2亿多农民进城务工，增加农民收入、促进了城市化进程，但也使农村出现“三化”现象，即农民兼并化、农村空心化、农业弱质化，导致农业粗放经营。

按照中国政府预期，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中国将迎来历史上最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从2008年的40%提升至55%，也意味着城市的超常扩张。大量农民转移到城市，只留下老人和孩子，农村失去了建设的中坚力量，某些农村的确正面临着人力不足的尴尬。

在未来的十多年中，中国可用建设用地仅为0.27亿亩。一边是城市建设用地的缺口越来越大，一方面是农村大量闲置的宅基地，以及大量耕地荒置，在城乡土地制度和保障二元制度的背景下，进城农民不愿放弃土地，给人口转移留下了后遗症。

张高山是重庆开县渠口镇农民，两个女儿已经出嫁，一个儿子在浙江打工，一年可以净挣1万多元，儿媳在浙江海宁一家服装厂上班，一年挣2万元左右。依子女的收入，张高山完全可以在开县县城买房成为“城里人”，但他只在城里租房，经常还会去老家看看，以表示自己继续对土地的占有权。

这种现象在农村颇为常见，被称为不彻底的农业人口转移。其产生的一系列恶果正在显现：一方面，农村出现了大量留守老人和孩子，他们基本没有耕种能力，耕地资源浪费严重；另一方面，大批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还导致了农舍大量空置，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则作这样一个假设：假设全国有1亿农舍空置，每座农舍平均价值为3万元，总价值在3万亿；假设每座农舍占地0.5亩，土地总面积也在5000亩左右。这个供应是庞大的，如果不能被购买或继承，浪费也是巨大的。

而且，土地的耕地价值在不断减少，“人增地减”已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最突出的矛盾。目前，全国耕地面积从1995年的19.51亿亩减少到18.26亿亩，人均耕地只有1.38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自1979年改革开发以来，全国平均每年建设占地400万亩以上，三十年来共征用农村耕地1亿多亩。而失去土地的农民从征用土地中得到的经济补偿最多不超过5000亿元，国家和城市工商业从农村集体转让中积累了9万多亿元资产。据权威专家统计，每征一亩地就伴随1.5个农民失业。全国因“圈地运动”而失去土地的无地、无业、无保障的“三无”农民已达到4500万人左右，预计到2030年将增加到1.1亿人左右。

资金方面，随着金融业开始从专业银行到商业银行的改革，20世纪90年代中期，商业银行开始大规模撤出农村地区。目前，我国城市人均贷款是农村的10倍，农村贷款年均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速度5.94%；金融机构全国平均每万人网点数，城市是农村的3.7倍。中国农民的主要融资渠道仍是亲戚朋友之间的私人借贷，从国家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农户还不到五分之一。

与此相对应的是，全国县范围内平均每年流出资金数额高达6000亿元，平均每个县每年净流出3亿元左右。

农村三要素净流出是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当农村发展所必需的生产要素都被抽走，农民没有土地可耕种、没有资金支持发展、没有劳动力种植粮食，三农问题才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十六大以来，中央将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要求，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战略转变。

新世纪后的“中央一号”文件，也多次强调，粮食安全的警钟要始终长鸣，巩固农业基础的弦要紧绷，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没有农村的小康，就不会有全国的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