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谷川由実:包天笑的苏州情怀

古城苏州自古就是人才荟萃之地，文章锦绣之乡，从古至今这个文化世族也一直遵循崇教尚文的思想。尤其到了清代，苏州更具有“状元之乡”的称谓。包天笑从小生长在这样良好的治学风气的环境之中，无论他是传承传统知识分子的文人雅趣，还是他接受西方先进文化思想而从事的文学创作及翻译生涯，都得益于苏州文化的滋养和传承。

包天笑在1906年移居上海之前，一直是在苏州生活和活动着，最为活跃的当属他的办报活动。在当时，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报刊在成为小说传播的重要渠道的同时，也充当了一个新的文化和思想传播的媒介。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到了报业的重要性，包天笑也力图把这些承载先进文化的期刊打造成为改变当时社会的有效的思想工具。于是在1901年发行了有生以来第一份刊物《励学译编》，这是一份较早的翻译刊物，也是苏人办报的先声。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写到“用最笨拙的木刻方法来出杂志，只怕是世界各国所未有，而我们这次在苏州，可称是破天荒了。”（1）《励学译编》无论是线装书样式，还是采用独有的竹纸刻印，都具有典型的苏州风格。虽然形式上是苏州式的印刷风格，内容里却尽是“从外国转译得来的”（2）。《励学译编》分期连载过《欧洲近世史》、《印度蚕食战史》、《化学初桄》、《普通地理学》、《迦因小传》等翻译稿。该杂志将国外的新思想、新技术、新名词向国内引来传播。但只是依靠传统的木刻印字，报刊是难以繁荣的。包天笑也自言：“只能暂济一时，岂能行诸久远。”（3）

1901年10月，受《杭州白话报》等白话报刊的影响，包笑天与其兄包子青一起创办了《苏州白话报》，大多数稿件是包氏兄弟所作。《苏州白话报》声称是以“开通人家的智识”为宗旨，“此外是世界新闻、中国新闻、本地新闻都演成白话。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关於社会的事，特别注重，如戒烟、放脚、破除迷信、讲求卫生等等，有时还编一点有趣而使人猛省的故事，或编几只山歌，令妇女孩童们都喜欢看。”（4）包天笑创办报刊并无盈利目的，更多的只是他精神性格和生命追求方式的一种自我表现。可以说，对于当时处在传统文化的继承和道德价值颠覆的苏州而言，作为文人的包天笑已经流露出一种传统文人精神领地的危机感和近代知识分子的末世情怀。

如果说《励学译编》力图向文人学士传授西方先进教育和文化，而《苏州白话报》则开启了苏州近代报业面向市民化的先端，体现出了一种追求独立、贴近大众市民的底层色彩。以至之后创办的一些苏州报刊，也大多继承了这种开启民智、强化国民意识的关注视角。如1904年创刊的《吴郡白话报》在发刊辞就声称其宗旨是“把各种粗浅的道理学问，现在的时势，慢慢的讲给你们知道。”在这种内在的教导下，包天笑正用自己深入浅出的方式牵引着苏州这个城市的思维前行迈进。即使到了日后主编出版《小说画报》时候，包天笑也依然继续着这个开通民智的思想。

鸳鸯蝴蝶派的创作成员在生活上，经历上，文化心理上都有着共通的地方，这个群体大多出身于吴地没落的诗书世家，在西学东渐思想的影响下，他们研习外语，迫于生计而选择到上海去谋生，大多从事翻译、撰稿、创办杂志期刊等职业。正如徐采石、金燕玉在《鸳鸯蝴蝶派与吴文化关系》的文章中指出：“鸳鸯蝴蝶派的诸多同仁，基本上都是出生在吴地或生活在吴地的吴人，他们都从吴文化的核心地带——太湖流域的苏州、无锡、常州一带崛起，是吴地为这个文学流派提供了丰富的作家资源。这些在吴地出生成长的作家办报纸、写小说的活动区域虽然主要在上海，与上海的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他们是吴文化培育出来的一个作家群体，始终根植在吴文化的土壤之中，也始终保持着与吴文化的血缘关系。”（5）应该说，鸳鸯蝴蝶派的创作群体在形成和扩大的过程中，地域因素和人文环境起着极大的主导作用。或者可以这样理解：吴文化是鸳鸯蝴蝶派创作群体所共有的心理气质的基础所在。

时代的特色也造就了他们共同的社会特征。他们大多不问政治，不涉足官场，不参与政事。虽然对于官场中和社会上发生的事情思维敏感，但就他们自身的社会地位而言，很难产生有力和有效的对抗性，面对这种尴尬和失落，随之便产生一种自我的放逐和逃避。“文化世族一方面养成了那种文人的尊荣和才智，另方面也灌注了由来已久的人生哲学的悲世主义价值观，并且把这种价值观作为自我调节的文化机制，在面临现实危机时，取得平衡和解脱。”（6）于是他们为自己设置一个陶冶性情的自我天地而疏离政治生活，选择从人生的一个端点落寞到另一个端点，“这种人生态度与吴地文人墨客积淀下来的隐士精神和逍遥哲学有着渊源关系。”（7）大多数鸳鸯蝴蝶派的文人们在末世穷途之中传承继续着这样浓郁的末世情怀，用看似轻狂颓废的文字宣泄着自己内心一种阴霾的情绪，在创作的作品中也表现出一种自我怜惜、自我欣赏的姿态，在取材方面也多是有互相模仿的习惯。这种习惯即使在个人身上也常常会表现出类似的因循，包天笑作为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在创作实践中也不可避免的体现出这样的精神基因。包天笑回忆他的创作时就曾讲到自己仿照过吴趼人的取材方法，例如《金粉世家》、《上海春秋》等一系列描写当时的国际大都会上海的小说。包天笑选择了苏州人无锡人“进城的模式”来结构小说，以此表达他们对这个繁华城市的向往、谴责、揭发、劝善以及无可奈何的憎恨。当然这不仅限于创作题材方面的影响，而更深层次主要是吴地文人在精神状态和趣味倾向上也共同自觉的彼此相近。

以上这些应该都属于外部人文环境对于包天笑的影响，那么从内部影响来讲应该是来自其家庭的教育。出生于苏州的包天笑自幼接受了传统的私塾教育，在1895年苏州开埠以后又开始逐渐吸收一些维新思想和西方先进文化。为了吸取更多的外国新知识，包天笑进入日文学堂，展开了日文的学习课程，后又相继学习法文和英文。尽管包天笑晚年回忆说“我也读了後面，忘了前面，狼狈不堪了。”（8）但这些新式文化的积累却成为他日后在上海当报馆编辑、从事小说翻译和创作的一个重要起点。包天笑的父亲对于他的教育，也是主张开放，不主张拘束。在这样全面而开放的教育方式下，包天笑培养出了对文学的强烈兴趣；其父每天还给包天笑讲解报纸上的新闻故事，使他年幼时便具有了浓厚的“新闻欲”。包天笑从小形成的这种对通俗小说的持久兴趣、对时事的敏感思维，在其日后人生道路以及创作触角的选择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样，包天笑的母亲对他的个性形成同样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他多次在文中称赞她为女中圣贤：“我的母亲，在我的内心中，在我的敬爱中，直到如今，我颂她是圣者。我未见世上女人道德之高，过於吾母者。她不认字，不读书，未受何等敬育，然而事姑，相夫，子乎，可以说是旧时代里女界的完人。这不独是她儿子如此说，所有亲戚朋友中，没有一人不称赞她贤德的。”（9）“我只赞礼我母亲慷慨好义，慈善救人，是一个寻常女人所不肯。她是不曾读过书的，识字也有限，而却有这仁厚博大的心肠，我们如何不纪念她。”（10）正是这种贤德母爱在其心里根深蒂固的生存着，才使得包天笑对于至德至性品行的推崇，同时对于旧时代女性形象的依恋，在其写作心理上也产生了强烈的表达力量。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江南温婉贤德的女性形象，已经潜藏在作者的意识深处，并随着创作的需求而不时的显露出来。

包天笑作为吴地文人所沉淀下来的地域文化气质，时常若隐若现的体现在其作品之中。发表于《小说时报》第二期的《一缕麻》被看作是包天笑前期小说创作的代表作。据他自述，“这一故事的来源，是一个梳头女佣，到我们家里讲起的……‘有两家乡绅人家，指腹为婚，后果生一男一女，但男的是个傻子，不悔婚，女的嫁过去了，却患了白喉重症，傻新郎重于情，日夕侍疾，亦传染而死。女则无恙，在昏迷中，家人为之服丧，以一缕麻钓其褥。’我觉得这故事，带点传奇性，而足以针砭习俗的盲婚，可以感人，于是演成一篇短小说。”（11）于是这个故事经过包天笑的加工，描述了一个“西子湖畔风姿殊绝”的“某女士”，“生长麋台鹿苑之间，风姿殊绝，丽若天人，顾珠规玉矩，不苟言笑，解书擅文，不栉进士也。不仅“本邃旧学，又益以新知……以聪明绝特之姿，加之以媚学不倦，试必冠其曹，同学中既慕其才，复惊其艳，以为此欧文小说所谓天上安琪儿也。”与某学堂的“翩翩浊世佳公子”也是两情相悦。怎奈天弄人愿，“某女士”自幼被“指腹为婚”，许配给一个“性不慧而貌尤丑”的豪富之子，“亦谓门户相当之婚姻”。“而女士心恒郁郁不怡也”，亲友也为之扼腕叹息“一个掌中珠，今乃投诸粪壤中矣”，然最终父命难为，嫁给了富家子。不料婚后第二天便染上白喉，“举家咸皇皇，妪婢辈举不敢入新妇房”，“然而痴郎乃不避，绣闺深窈，凡汤药之所需，均亲自料理，父母劝其暂避之，不听，曰：‘人人咸怕疫，疫者将听其死乎？昔我病，母之看护亦如是。我宁即死乎。’”“孰料未及两日”，痴婿为照顾新妇而受传染而亡。“某女士”病愈后“益悲不可止”，“成为长斋礼佛之人，皈命空王，蠲除俗虑……至今人传某女士之贞洁，比之金石冰雪云。”（12）

在《一缕麻》中，我们看到一个矛盾的前后叙述：在开始处有对于封建婚姻制度的批评“今吾国婚姻野蛮，任执一人而可以偶之”（13），在结尾处却峰回路转的塑造出一个贞洁烈妇的女性形象。即使这样，也并没有影响到其作品的广泛流行，虽然这些是和将其相继改编成戏剧和电影不无关系。但是包天笑对《一缕麻》的流行依然是迷惑不解的，他曾经在《钏影楼回忆录》里谈及此事：“坦白说起来，《一缕麻》这一短篇，有什么好？封建气息的浓重如此，但文艺这种东西，如人生一般赋有所谓命运的，忽然交起运来，有些不可思议的。”（14）也正是这“不可思议”，恰恰揭示了当时社会心态的特征所在：这篇小说所写的爱情悲剧字字都是那个转折时代矛盾思想真实的映射。大众读者在这个流露着压抑感的悲剧小说中找到了共鸣。当时社会受到自由、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现代思想观念的影响，对于封建传统的思想文化观念产生了剧烈的震荡，对于婚姻、爱情独立自主的现代婚姻也有着朦胧的向往和追求。但是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观念仍然笼罩在道德与礼教观念阴影之下，对婚姻恋爱的理解和主张也依然局限在那个时代的道德规范之中。面对这个很难越过的封建道德的沟壑。于是接受了西方思想文化的先进们一方面对于家长制下的封建包办婚姻表露出谴责，另一方面又将自己归入有礼教的家庭，而难以摆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传统思想；一方面肯定了男女追求爱情的自由，另一方面却又警惕自己要发乎情而止于礼。正如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里谈及自己的婚姻时候也写到“我的情欲，终为理性所遏制了。”（15）现在看来，这里的“理性”恐怕更多体现出的是在传统伦理道德束缚下的一种精神的依托与回归。挖掘作品中间隐藏的情绪，可以感受到包天笑作为吴地末世文人典型的徘徊和怀疑：在对于新生思想事物赞许的同时，又不可避免的有所犹豫甚至是拒绝。也正是在这种徘徊思想的影响之下，面对无法冲破的封建婚姻制度，包天笑并没有坚持将故事发展成为追求婚姻自由的离家私奔或者以死抗婚的谴责故事，而是让小说中的“某女士”成为了“未亡人心如枯井，一切不复置念”（16）的贞洁女士。这个苏州文人最终还是在传统美德中寻找着精神上的寄托，于是作品主题重新转向了对传统封建道德规范的归依。   

虽然包天笑在创作中呈现出思想的两面性和局限性，但还是被当时的社会文化习惯所宽容和接受。究其原因，我们就会发觉，包天笑对于旧式包办婚姻制度的最终妥协是将其寄托在一个“情”字上。这也消解了旧式思想中女性所背负的贞烈情结的封建性。或许可以说，吴地文人们对“情”字的痴恋在情感思维中已经形成为一个凝固的东西，这个心理倾向也使他们陷入精神的迷途而循环往复其中。在这样感伤情怀之下，谴责意识已经退隐到叙述的背后，随之浮现的只是委婉柔情、黯然神伤的叙述。今日再重读这样的作品，依然可以感受到这些文人内心所经历的历史情景和文化情怀。不论彼时此刻，对于文人包天笑理解的变化如何，不可改变的是，苏州是他开始人生道路的起程点，也是他暮年回忆里刻骨铭心的一个终点，这份情怀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注释：

（1）《钏影楼回忆录》之《木刻杂志》，第166页，大华出版社，1971年6月第一版。

（2）《钏影楼回忆录》之《木刻杂志》，第167页，大华出版社，1971年6月第一版。

（3）《钏影楼回忆录》之《木刻杂志》，第170页，大华出版社，1971年6月第一版。

（4）《钏影楼回忆录》之《木刻杂志》，第169页，大华出版社，1971年6月第一版。

（5）徐采石、金燕玉《鸳鸯蝴蝶派与吴文化》，《中国文化研究》，总第34期，2001年冬之卷。

（6）费振钟《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第41页，湖南教育出版社。

（7）徐采石、金燕玉《鸳鸯蝴蝶派与吴文化》，《中国文化研究》，总第34期，2001年冬之卷。

（8）《钏影楼回忆录》之《外国文的放弃》，第159页，大华出版社，1971年6月第一版。

（9）《钏影楼回忆录》之《我的母亲》，第3页，大华出版社，1971年6月第一版。

（10）《钏影楼回忆录》之《钏影楼》，第197页，大华出版社，1971年6月第一版。

（11）《钏影楼回忆录》之《编辑杂志之始》，第361页，大华出版社，1971年6月第一版。

（12）《一缕麻》，《小说时报》，第2号，1909年11月13日。

（13）《一缕麻》，《小说时报》，第2号，1909年11月13日。

（14）《钏影楼回忆录》之《编辑杂志之始》，第361页，大华出版社，1971年6月第一版。

（15）《钏影楼回忆录》之《订婚》，第134页，大华出版社，1971年6月第一版。

（16）《一缕麻》，《小说时报》，第2号，1909年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