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手机智能手机:四川农民京城捡垃圾从衣食无着到百万富翁

　　1983年，美国人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预言：“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计算机革命之后，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第四个浪潮是在世纪之交出现的垃圾革命。”

　　□本报记者韩雨亭

　　“现在捡垃圾的人越来越多了，生意也越来越不好做了。”京城“垃圾大王”用一口正宗的“四川普通话”对记者感叹道。

　　位于北京丰台区南苑乡槐房大队，有座很破旧的垃圾堆放场，名叫和义垃圾场。垃圾场共有两座垃圾山，北边的垃圾山坐在大兴区地界，南边的那座则归属南苑。由于垃圾堆积，这里长年臭水横流、蚊蝇成堆，塑料袋漫天飞舞。记者曾于2000年前往采访著名的“垃圾大王”杜茂献，后来，杜茂献“转战”至苏州、成都，在苏州市吴中区承包垃圾场，接下来又承包了成都长安垃圾处理场的垃圾处理业务。于是，“垃圾大王”的名号，自然地落到了一直坚守在北京的哥哥杜茂洲头上。

　　外地人进京捡垃圾谋生大体始于80年代末，如今已发展到近10万人。其中，来自四川的约5万人，河南接近2万人，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地区的人。

　　如果把北京捡垃圾的人统称为“丐帮”的话，那么，杜茂洲当之无愧称得上是“帮主”。

　　他现在的正式身份是北京茂洲学琼物资回收公司董事长。

　　垃圾，让他从15年前月收入不到20块钱的农民，变成了今天拥有帕萨特及专职司机，个人资产早超过百万，统领着北京的崇文、通州、平谷、昌平、密云各区县，以及石家庄市垃圾“地盘”的传奇人物。

　　在“节约型社会”成为社会热点的时候，他曾于8月份接受了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的采访，这更给他身上罩上了一层光环。

　　在1999年1月，当时被誉为京城“垃圾大王”的杜茂献，也因凤凰卫视杨澜、《南华早报》等媒体的采访而成为了风靡一时的新闻人物。

　　对于在北京各个角落捡垃圾的人而言，杜氏兄弟似乎成为了他们的代言人和符号。

　　入道：垃圾改变命运

　　来北京捡垃圾之前，杜茂洲曾在四川巴中老家当过几年的小学代课教师，修理过无线电，养过猪，但都收入甚微。没有办法，他只能只身前往北京谋生。后来，他发现没有被人注意的都市垃圾，可以成为他的生财之道。

　　收音机、录音机、九成新的衣服……

　　“这么好的东西，在我们老家谁也舍不得扔掉，在这里就能捡着，所以我感到可惜。”

　　当时无论是普通市民，还是政府，都未重视到垃圾的可利用价值，而这些被城里人便宜处理或扔掉的垃圾，在杜茂洲的眼里都是宝。

　　在北京朝阳区的焦庄垃圾场，他成为了一名拾荒者。在1990年，他最高一天能赚到30多元，这相当于他在老家一个月的工钱，当时，他甚至产生了“天上掉馅饼”的错觉，认为拾荒是“天底下最好的职业”。从此，他开始成天游荡在北京各大垃圾场，月收入超过了千元，这相当于其老家收入的几十倍。

　　经过一段时间，细心的杜茂洲总结出了一些拾荒的经验。譬如，在北京市区中心地方的高消费人群里，垃圾的含金量就比较高，大到国家战略物资(钢铁、煤炭、石油、橡胶)小到纽扣药片，甚至在垃圾桶里，还能找到一次都没有穿过的新衣服。他说，运气好一点的，连手表、手机、金项链、金耳环都能捡到，甚至还有人捡到了一枚含金量很高的的第十一届亚运会金牌，这个具有淘金色彩的故事成为了京城拾荒界的佳话，它对那些梦想致富的人，产生了极大的诱惑。

　　那时候每逢国家有大型的建设项目，杜茂洲便很兴奋，因为这能让他回收到一些诸如铁管、钢管、橡胶等“重要物资”，而且70%是从国外进口的，具有很高的利润。

　　“北京跟我们山区农民的生活差别太大了！”捡垃圾的过程，给杜茂洲最直接感受和冲击的就是，大城市与小山村生活质量存在巨大悬殊。甚至，他当时穿的衣服全是捡的，用的东西也大都是捡来的。直到1994年，他才开始自己花钱买衣服穿。由于能吃苦，勤劳肯干，没过几年，他就解决了自己的温饱问题。

　　更有意思的是，拥有高中文化的杜茂洲，对哲学很感兴趣，还经常研究分析他所在的“丐帮”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我教书没改变命运，搞无线电修理没改变我的命运，捡垃圾却改变了我命运。我没想到我会当老板，也没想到我出门坐小车。没想到，做梦也没想到。”

　　现在，如果有人问他垃圾究竟给他带来什么时，他还是会把他“垃圾改变命运”的说法拿出来。

　　发展：分工合作

　　尝到甜头的杜茂洲似乎并不满足于过上温饱的生活，他每次回四川老家时，都会带一大帮家乡的人到北京捡垃圾。而他本人的身份则由原来的拾荒者变成了承包者和销售商，因为他手上握有政府与垃圾回收处理的双重资源。

　　2001年，北京市政府为了解决白色污染的问题，投入了很大的资金，昌平区政府甚至花了300多万元来召集全区村民、市民解决白色污染的问题。看到这个情况，杜茂洲对昌平区政府说，“不要你们花一分钱，我们就能把你们的白色污染除掉。”于是，他带领自己手下的“拾荒族”，“乌压压撒出去”，很快便解决了这个问题。

　　随着“拾荒族”、垃圾品种的日益繁多，对他们的分工和分类就成了问题。

　　“属于金属的，不管铁、铁皮、废铁，这些东西都捡；像玻璃的，不管碎玻璃、瓶瓶罐罐，只要属于玻璃的都捡，因为这个送到玻璃厂再生，造出很理想的玻璃；像塑料的，塑料里面就有很多种了，有70多个品种，软塑料有聚乙烯的高压，聚乙烯的低压，还有聚碳、聚苯，很多。”

　　杜茂洲给自己手下的“拾荒族”分工很细，他把他们分成金属组、塑料组、鞋底胶皮组、玻璃组、纸类包装组等等。

　　杜茂洲先是把这些垃圾统一堆放，然后进行细分，垃圾经专人集中分类之后，再分开堆放，等凑足一车之后拉走。譬如，金属运往河北唐山或霸县的炼钢厂；玻璃直接运往邯郸玻璃厂，全部造成门窗玻璃；塑料运往河北文安，因为那里有一个专门细分塑料的大市场，垃圾在那里要进行一次分类，等分类结束又全部粉碎成泥，最后分别运往广州、苏州、浙江，然后又在这些地方加工成品。而纸类则运往河北保定的造纸厂。

　　从垃圾的捡拾、回收、分类，形成了一条复杂的产业链，而杜茂洲则处在中间环节，“承上启下”，得利不菲。

　　不过，随着政府对再生利用，循环经济的重视，再加上现代节约观念的普及与越来越多的同行竞争。现在杜茂洲所带领的“垃圾大军”已无法那么轻易捡到金、银、铜、铁了。他说，现在一吨垃圾“也就是赚20多块钱”。

　　转型：进军垃圾产业

　　杜茂洲之所以发出“现在生意越来越不好做”的感慨，也是出于看着垃圾堆里能捡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少的缘故。如何让有限的资源发挥其最大价值，成为杜茂洲发愁的根源。他认为，垃圾中的可利用资源分得越细，回收的厂家给的钱就越多，这就说明像玻璃、金属、塑料等可回收资源的价值可以进一步开发，在这时，他萌发了办塑料加工厂的想法。

　　“垃圾有时候销不出去就积压起来，数量一大，就堆得像大山，所以只能自己办厂，不求别人了。”

　　为了办一个加工厂，他冒了很大风险，起码要花几十万，如果失败了，那么这几十万元便打了水漂。

　　其实，记者曾在采访他弟弟杜茂献时，就听到过类似的说法，不过当时加工厂还在酝酿的阶段。现在，这个塑料加工厂已经是“茂洲学琼物资回收公司”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办工厂需要技术，由于他教过书，有一定的文化程度，为了学到技术，他全国到处跑，听说哪儿有先进经验，他便前去拜访，起码有好几十家。同时，为了让自己加工的产品打开销路，他带着公司里几个主要管理层，拿着产品，四处发名片。

　　后来，随着新闻媒体的宣传与自己的推销，他以垃圾作为回收资源的产品逐渐打开了销路。他的人生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他也试图把一群散落于北京各个角落的“拾荒族”纳入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　　
来源：《财经时报》 编辑：阿宝    2005-0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