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葛市创信汽车配件厂:李昌奎杀人案最新进展 媒体打架

    “云南李昌奎案件”再审，“央视”先声夺人

    再审“云南李昌奎案件”，田成有这样的大法官说“不能以公众狂欢方式判李昌奎死刑”

    对于“云南李昌奎案件”，仅管在一片嘘唏中要再审了，云南高院法官还是很强硬的态度：“死刑非灵丹妙药 民意不能替代审判”。中央电视台面对“民众不买账”“云南李昌奎案件”又“有态度”了，等待结果的民众先听到了“央视”说：要尊重法官的判决，尊重法官的判决就是尊重法律。这等混帐逻辑的话，作为中共中央、政府的喉舌的“中央电视台”也说的出口，也敢说，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来源于“广州日报”的文章“云南高院法官：死刑非灵丹妙药 民意不能替代审判”。

    “纵观二审，云南省高院没有任何程序和实体上的瑕疵或错误。如果因为舆论的反对，轻易、草率地说改就改、想变就变，会带来什么后果和影响？需要慎重对待。”

    “在法治国家，从来不主张法官根据群众意见或社会的普遍呼声去裁判。如果把群众意见或社会观念作为参照物，法院就会根据同情或义愤，根据政府当时的政策及流行的政治观念，或者专栏作家溃漫、武断的看法修正其判决。如果这样，他们就不能维护法治。在我们的法院，判决是否具有群众性并不是判断法官是否真正履行司法职责的准则。必要的时候，法治必须抵抗公众意见的力量，抵抗对公众意见可能产生影响的人的力量。”

    “药、李两起案件的审判均受到了公众舆论的一定影响。”

    看来，云南高院法官、中央电视台、“广州日报”的文章等等在无可“救药”之后，是要誓死救“赛药”的李昌奎了。我们一直视为保护“好人”的法律，“人道”之后，可以让李昌奎狂奸狂杀，绝“不能以公众狂欢方式判李昌奎死刑”。如果“赛药”的李昌奎在这样“高级别”的“礼遇”后得于保命，广大的中国民众还被判断为“不尊重法律”的人。

    南都社论：再审李昌奎案，夹缝中云南高院何去何从

    2011年07月22日 08:05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南都社论

    7月16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布启动对李昌奎故意杀人、强奸案的再审程序。此前的3月4日，李昌奎在二审中获判死缓，从而推翻了去年7月15日由法院作出的一审死刑的判决。云南省高院对李的改判引起了媒体与公众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在“药家鑫案”逐渐平息之后，人们对于“李昌奎案”的聚焦与日俱增。值得一提的是，其间云南高院副院长田成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抛出“李昌奎案十年后肯定成为一个标杆”的说法，成为进一步激化网民不满的催化剂。

    依据媒体对该案的报道，李昌奎的作案手法极为残忍，除了对一名女子实施奸杀之外，还摔死了被害人年仅3岁的弟弟。这使得民众在对比了“药家鑫案”之后，很快给出了“赛家鑫案”的称号。然而，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在田成有副院长面对媒体极力维护李昌奎案的二审判决不久，云南省高院又宣布将对该案进行再审。一时间，绝大部分民众为之叫好，但也不乏以法律业界人士为代表的人群给出了担忧。

    支持者的理由很简单，云南省高院既然判错了，就应该知错就改，这样才能维护司法的正义。异议者则表示，尽管李昌奎二审获得的判决有量刑偏轻之嫌，但此案在审理程序方面，并无明显瑕疵。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最高检的抗诉或者最高人民法院的责令重审，轻易启动再审，对于司法权威的冲击和对于司法成本的加重都将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双方的说法，概而言之，支持再审的人群大抵更注重实质正义，而持保留意见的人则侧重程序正义。

    一般而言，获取实质正义的途径必须要借助程序正义，即只有在每一个程序都符合正义原则的基础上，最后得到的结果才可以称为实质正义；一旦获取正义的程序不当，就意味着获得实质正义的不可能。照此说法，以网民为主要代表的再审支持者似乎陷于完败，但问题远非这么简单。这里涉及到一个中国式的特殊背景，即由于中国的司法权很容易被认为是行政权的分支。尽管我们必须要看到司法系统本身具备的自主性，但在当前的情形下，司法权受到行政权干涉的事件时有发生，行政权的独大乃为既定事实。因此，普通民众对司法系统的信任始终较为薄弱，远远无法达到经典现代社会中民众信仰法律的地步。这里造成的局面就是，民众一旦面对与自身观点不符的法院判决时，很容易对司法系统产生不信任。

    对于民众的这一姿态，大部分法学业内人士都认为，司法公正是现代社会长久稳定的基石，理想状态的司法权既不能受到行政权的直接干涉，同时也需要避免舆论的干扰。前者原因不必赘言，后者主要是基于舆论本身的可塑性较强：较之法官对案情的掌握程度，舆论相对不够完整，较之法官专业、严谨的判断，舆论更加容易情绪化。因此，在不少法学家看来，尽管行政权力干涉司法的情况短时期内不能消除，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用舆论力量实施反制，因为无论何种情况的干涉，损伤的都必将是确保司法公正的程序正义。

    不少法学精英与大量网民之间的分裂，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两种对峙观点，恰恰将云南省高院推向了目前所处的尴尬境况。对于云南省高院而言，坚持二审，面临的将是网民们的愤怒和不满，引发的将是公众对现行司法系统愈发的不信任；启动再审，感受到的将是法学精英们的质疑，对于终审结果的轻易更改，造成的也将是司法权威的流失。

    因此，无论云南省高院作出何种决定，都将受到在分量上不容忽视的质疑。而究其根因，或许还在于司法审判独立性的不足，使得普罗大众始终无法真正信服法院。不过，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大量民众基于对法院不信任而引发的种种“毫无根据”的猜疑、愤懑，以及由此所形成的舆论风潮，也存在影响法院独立判决的可能性。但更为吊诡的是，在目前中国的权力架构中，舆论对司法可能产生的影响往往也通过行政权力进行传递。正是这样一幅复杂的权力博弈图景，使得我们得以更为深刻地理解夹缝中的云南省高院所面临的处境，甚至，我们也得以从中管窥中国司法建设的重重困境。

    《人民日报》：李昌奎案 法律裁判少些“标杆”意识

    李昌奎一案二审改判以来，公众一直在质疑。而近日，云南省高院副院长回应说：“这个案子10年后肯定是一个标杆、一个典型。”从这个表态能看出一点端倪：云南省高院改判此案，或许是想在中国废除死刑的司法进程中“留下一笔”。

    然而，此次改判所传递出来的价值观，令人怀疑。

    云南省高院的改判依据有两个：一是最高人民法院曾有规定：对于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要十分慎重。二是有自首情节可以减轻处罚。仔细分析这两个改判依据，其一，把此案定性为婚姻纠葛和邻里矛盾，很片面。因为李昌奎还杀死了与所谓的“纠葛”扯不上关系且年仅3岁的孩子。其二，自首情节只是“可以”减轻刑罚，而非“必然”。

    云南省高院强调，“不要以公众狂欢的方式杀死一个人”，但公众对本案的质疑在于法院对法律的适用是否正确，并非有意干预司法，不能简单地概括为“公众狂欢”。较之于我国目前死刑制度与自首制度的粗疏，法院更需要将其运用“法律逻辑推理”而进行的“自由裁量”严谨、充分地呈现给公众。“不要以公众狂欢的方式杀死一个人”的理念式表达，显然无法令公众信服。

    而所谓树“标杆”，更令人大惑不解。虽然“减少死刑”乃至“废除死刑”的提案渐增，但毕竟尚未写入刑法；最高人民法院的“慎刑”要求，亦并非否定死刑的适用。那么在国家立法尚未废除死刑的情况下，法官必须严格依据现行有效法律对案件进行审判，不能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用在个人理念的表达上，并试图以此“推动”司法“改革”进程，否则将严重损害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