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泰县副县长林智勇:侄子谈张学良晚年生活

“伯父告诉我：‘张家的男人不可以让人搀扶。’后来我懂了这句话，再怎么苦，也要撑下去”

“80年过去了，张氏家族在东北的功和过到底如何，只能用更长远的历史去判定它，我是真实地回到原点来寻找我心中的答案，爷爷来不及完成他的梦想，大伯父也不在乎人们对他的评论，只要自己认定方向走下去就有意义。”张闾实感慨地说。

张闾实1962年在澳门出生，1967年随家人到台湾生活，爷爷是“东北王”张作霖，其父张学浚是张作霖的第六子，大伯父就是鼎鼎有名的少帅张学良。这样显赫的家世带给他和家人的并不是荣华富贵的生活，在历史的飘摇中，张闾实从小到大的记忆里布满了逃难、隐姓埋名、困苦求生、亲人别离等等坎坷经历，在他看来，这一路成长体会到的是只有张家小孩才能了解的苦涩和彷徨。

“在他(张学良)80岁左右的时候，我们到他家过圣诞节，他要上二楼洗手间，那时他的腿不是很方便，要搀着走，我在旁边看到，很自然地要搀扶他上二楼。他就告诉我：‘张家的男人不可以让人搀扶。’后来我懂了这句话，再怎么苦，也要撑下去。这是他给我们男孩子的一个家训，我一直记得。”张闾实说。

不准从政的张家人

当45岁的张闾实第一次踏上故乡沈阳的土地，他激动得哭湿了脸庞，他知道终于到家了。“有多少张家人因为等不及而没能回来，这心里的期盼与彷徨只有张家的小孩明白，其他人是没有这么深的感触的，因为他们不需要活在历史里。”

在中国近代史中，张学良的一生可谓浸染了浓厚的传奇性和高度的戏剧性，尤其是其政治生涯中最后的“西安事变”，简直扭转了中国历史。张学良晚年时曾对口述历史权威唐德刚说，“我的事情是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从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的生命。”“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了南京，自己则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软禁人生。

“小时候读到‘西安事变’时不理解大伯父为什么这么做，后来父亲告诉我，是大伯父牺牲了自己救了整个家族。当时的军统已经掌握了张家所有亲属的资料，而军统局长戴笠是个冷血的杀人魔鬼，不会轻易放过张家人的。宋美龄当时承诺只要大伯同意一起送蒋介石回南京就保证张家的安全。”在张作霖被日本军队炸死后，张家的后人就不再受到庇护，张学良那一辈八个兄弟都各自独立走上自己的路。虽然张学良用自己后半生的自由换取了整个家族生的希望，但却没有改变张家人在历史漩涡中颠沛流离的命运。

张闾实是在小学二三年级时通过课外读物才发现了自己的身世——那时他已经跟随父母从澳门逃难来到台湾。

“在台湾的新家挂着一幅老照片，照片中一个老人着军服拿把指挥刀，两边站着两个小孩也着军服。母亲说中间的是爷爷，右边的是父亲，左边的是五伯父。当时还在想爷爷为什么没在台湾。后来念小学时偶然在一本课外读物上看到了描写张作霖被日军炸死的内容，旁边的人物画像和家里老照片上的爷爷一模一样，回家问过长辈才知道原来张作霖就是从未见过的爷爷。”张闾实说。

张家的小孩从小就被教育为人处事、一言一行都要谨小慎微，不能多说话、不能乱问问题，为人要低调。张闾实的父亲在香港、澳门的时候甚至隐姓埋名过日子，就是为了遮掩自己的身份。“在台湾张学良是叛将，他们认为就是因为大伯而失去了中国。所以如果被知道是张家人会非常受歧视和奚落的。”张闾实无奈地说。

在其历经三年考证写出的《漫漫归乡路》一书中，张闾实总结了张家男人的性格：有话直言，先做再想，一切都以心中的直觉为优先。“就像大伯张学良晚年总结‘西安事变’时只说了一句——从没后悔过。他没考虑过个人利益，就是觉得该这么做。”张闾实说，也许正因为这样的家族性格，加之上一辈政治生涯的伤害让奶奶寿夫人立下家训，所有张家男孩子不得参与政治活动，而是做个普通人。

现在的张家后人分别从事航天科技、贸易、物流等各行各业，大家生活都很低调，不会提起身世，有些身居海外的张家人也不太愿意让外人接触他们。

而身为张家六房，张闾实骄傲地表示，他们从当年艰苦的生活到现在丰衣足食，从来都没有用过张学良的名号，都是靠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走过来的。

从不参加亲人葬礼

 “有一天坐着一辆漂亮的外国大车来到了一个大木门前，跑过来很多人，询问完还看了证件，大门对面有个“派出所”，通过盘查后大木门才打开让车子开进去。进门后有个大花园，里面又有人过来，进到房子里，房子很大，里面的摆设也很特别，与众不同的感觉，这时看到一个胖胖的老人，戴个眼镜，旁边站着一位像校长的女性，这就是我的大伯父和大伯母。”张闾实在《漫漫归乡路》中详细描写了第一次见到大伯张学良的情景。

在他眼里，张学良就是一个普通而慈祥的老人，很爱讲笑话，大伯家里有好多好吃的东西，大伯母爱做西餐，很和气。

“那时很小，并不知道什么叫软禁，只是知道这房子周围站着好多人，而大伯父也不能离开这个房子。”张闾实回忆说。

在张闾实看来，张学良的软禁时期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的初期，那时的张学良几乎跟外界隔绝，亲属也很难见面，到了晚期的时候相对好了很多，逢年过节都能见到；第二阶段是蒋经国执政时期，那时的张学良可以在台湾岛随意走动，只是还会有很多军统局的人跟着，这时他常常跟老朋友聚会，也会上街逛逛，最爱去的地方是超级市场和百货公司；第三个阶段就是李登辉执政时期，晚年的张学良最后决定离开台湾，定居夏威夷。

在张闾实的印象里，大伯张学良晚年的生活过得非常简单，每次过去探望都聊些生活琐事，“大伯很喜欢小孩子，玩起来的时候甚至可以给当马骑，可是孩子长大成人后，他就不太喜欢了，觉得大人该有大人该承担的责任了。他对我们用的、玩的东西都很感兴趣，能够感到他对外面社会变化完全不了解，印象最深的就是大伯不知道消费变得越来越贵，过年时他给晚辈包的红包一直都是200元，20年没有变过。”

尽管后来张家人很多都搬到了台湾生活，但是生活习惯从未改变。张闾实说家里还是最爱吃东北菜，大伯张学良尤其爱吃炖茄子和水晶蹄髈。在张家所有的媳妇中，张闾实母亲炖茄子的手艺是最好的，也最合张学良的胃口。“大伯其实很爱吃，有时候馋了他会来我家里吃，有时候就打电话给我母亲，说弟妹啊，再炖点茄子吧。”张闾实笑着说。

随着年龄的增长，张闾实越来越理解和敬重大伯，但有一件事却让他直到现在都无法理解和释怀。那就是大伯张学良没有参加张家任何一位在台湾亲人的葬礼。“可是我们看到过他去参加朋友的葬礼，亲人的葬礼却没参加过，这一点我实在想不通，也许大伯有他自己的考虑吧，不管原因是什么，都无法考证了。”张闾实叹气说。

到台湾后张学良一直避谈政治，从来不讲以前发生的事情，直到他要离开台湾的前夕才对外公开了一些想法，开始接受专家名家的访谈、电视台访问等等。“大伯提过，他最后开口了，是不想带着秘密离开，懂的人自然会明白。”张闾实说。

活在历史的阴影下

对张闾实来说，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张家人的身份对身处台湾的他而言都是莫大的伤害和沉重的负担。当大陆人们给予张学良民族英雄、爱国将领等评价时，台湾仍然将张学良视为叛将，而这种政治舆论和情感导向也让张家人在现实生活中吃尽了苦头。

张闾实念书的时候上历史课，有一节刚好讲到张家的历史，历史老师特别让他出去不准在课堂上听。当他回到教室后，同学们鄙视和排挤的眼神直到现在张闾实都记忆深刻。他问一些比较好的同学老师讲了什么，对方告诉他最好不要听，“老师讲得很激动，听了会难过。”

身为张家小孩，一般都比其他人更早懂事。从小学知道自己身世后，张闾实就一直谨慎地过日子，因为他知道家里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有外人在看。

“我们家过得一直比较辛苦，父亲来台湾后拒绝替台湾当局做事，就到‘大陆工程公司’工作了七八年，后来自己开了贸易公司，做建材买卖，也开过餐馆。在外面做事的时候我们从不说自己是谁，一旦让人家知道，对方就会很反感。我父亲有一次求职，老板得知他是张学良的六弟，就讥笑说，张家人还需要出来找工作吗？父亲回家后独自坐在客厅落泪。我念书的时候也是半工半读过来的，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张家人过得很舒服。”张闾实说。

做一个普通人在张闾实看来是很幸福的事情，但家族的压力始终都挥之不去，而服兵役让张闾实更深地感受到了这种政治压力。他进空军服役，第一天新兵入伍就被辅导长叫进办公室，告诉他空军总部很关心他的情况，告诫他言行要小心。“每周四军队有政治教育，我都要一个人面对全军上台做思想报告，讲讲我的学习体会和心得。那段时间被整得很惨，经常半夜被叫起来出操，训练时没完没了地跑圈，有时还会无缘无故招来一顿打。这样的情况在刚进去的时候非常明显，后来才慢慢好些，熟悉和了解我以后大家才不把政治看得那么敏感。”如今的张闾实每每提到这一段仍然心有余悸。
张闾实退伍后的一个月蒋经国去世，此后李登辉当政，张学良的生活也因此自由许多，张家人的政治压力也随之减轻不少。张闾实开始寻找工作，兄弟姐妹们也都各自发展事业，日子方才慢慢好过起来。

“台湾说大伯是叛将，不欢迎张家人，但我想，那是因为你贪污，因为你自己的军队，怎么能怪到我们头上？更可笑的是，我们张家人的婚姻都要受到影响。很早之前我认识一个女孩，本来还不错，结果他母亲一听我是张家的小孩坚决不准我们交往，真的很没办法。”张闾实苦笑着说。

（摘自《小康》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