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减肥愈发福 瘦身大手术屡屡失效

宋公司崩溃路线图：组织癌症的最终归宿

    范军专栏之宋代组织膨胀之惑3(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在赵匡胤的制度设计深埋下公司组织致病基因后，从恩科到恩荫，多渠道强劲的外在动力导致宋组织发福综合征沉疴难起，亟须动大手术加以疗治。手术该如何做，疗效究竟如何？

    从开宝省官到庆历新政，从元丰改制到建炎省官，再到宋孝宗时的隆兴省官，有宋一代，裁撤冗官、精简机构的努力和实践始终未衰。但直至南宋末年，官吏数目达三万五百一十六人，数倍于帝国全盛之时。

    宋代组织为何愈瘦身愈发福？种种向组织病开刀的改革因何失败？在瘦身与发福的矛盾循环中，一个组织的路线崩溃之旅清晰可辨，直至走向组织癌症的最终归宿。

    1(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组织体检：反向力超越正向力

    分化事权、以官牵官、层层设防的组织设计原则，使得整个宋公司机构庞杂、冗官互耗，行政效率极为低下，“逆淘汰”盛行。

    在施行手术之前，或许还该对组织进行一次深度体检，以此来论证为何两宋公司的几次大手术屡以失败告终。

    在宋初董事长们的制度设计中，既有唐三省六部二十四司，又有九寺六监，州府上面又加了一级政权叫“路”，设置四个行政长官。这样的制度设计目的有两个，一是分权以制衡，一是容纳越来越多的冗官。

    当然有利就有弊，并且弊端相当严重。组织内部机构庞杂，机构设置职权不明，运作起来便摩擦重重，阻碍大增。想做事的要么没事可做，像仆射、尚书、丞、郎、员外等官，有官无职，整体在朝堂上无所事事，组织空耗现象非常严重；要么举步维艰，组织的反向力超越正向力，如路级转运使下又设提点刑狱、提举常平、安抚司、提举学事等分割它的权力，而文臣知州事，规定三年一任，不能连任，还设了通判来分知州之权，使其既不能有长远规划，又在冗官互耗的潜规则中互相牵制，不能有所建树。

    如此分化事权、以官牵官、层层设防的组织设计原则，使得整个宋公司行政效率极为低下。苏辙在《上皇帝书》中把“冗吏”列为损害国家财政的最严重的弊端，但他其实只看到问题的一面，没有看到冗官不作为、胡作为对组织行政效率的巨大破坏。这样的一种组织运作损耗源自于制度设计，但产生的破坏力远超国家财政受损。

    而宋公司特有的考核制暗合冗官不作为才是升迁正道的企业文化，对想做事、愿做事的企业员工实行事实上的逆淘汰。表面上看，宋公司人事考核制度比唐公司更为严格，有“四善”、“四最”、“八事”之法，但组织进人极为宽松，为稳定计淘汰起来又殊为不易，所以宋公司的考核制度便成了一纸空文，最后只能是实行数目字管理，以年头论升迁。无论文官武职，三年一迁。这三年中只要不出错，“至日限满，即与转官”，一刻都不耽搁。如此企业文化倡导的就是一动不如一静，动辄得咎。正所谓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做的就是例行公事，甚至公事都不例行，因为无事可做。真宗做董事长时，官员王禹撰向他打报告说，维扬号称兵家“重镇”，可所藏恺甲“十损四五”，当地官员也“不敢搜自修治”，任凭这些兵器继续破烂不堪下去，战事一旦来临，怎么得了？他担忧“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挡，而群臣不与”。在组织中，皇帝真正成了孤家寡人。

    应该说王禹撰的担忧不是杞人忧天。不唯真宗朝，整个两宋公司，混乱却又矛盾的制度设计加上病态的企业文化使得组织当中“逆淘汰”盛行，组织风气是对孜孜以求治者多“指为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随而挤掐”，正向力消失，反向力大增。

    由此，组织中的精英人士便是逆淘汰下的无为者。宰相王珪平生做事只知“取旨、领旨、传旨”，号称“三旨相公”，既无创见，也无主见，偏偏是这样一个人，在他去世之日，皇帝还特意为他“辍朝五日”赠官太师，谥号“文恭”。

    病态企业文化导致的病态结果，便是无为者受赞誉重用，而像范仲淹、王安石等孜孜以求治者，结局都不太好。这里既有制度设计的机心在起作用，也是组织大悲剧推导出个人小悲剧的必然。现在，那些和组织有关的悲剧人物和悲剧事件正带着前因后果向我们走来，成为制度设计勘误的试验品和牺牲品。

    2

    瘦身手术：愈瘦身愈发福

    说到底，组织瘦身只是悖论。在赵匡胤及其继任者颇具机心的制度设计下，瘦身以不伤身为目的，浅尝辄止，只可能伤些皮肉罢了。

    所谓的手术就是组织瘦身，裁解冗官冗员，整合组织架构。有宋以来，类似性质的手术连绵不绝。

    开宝三年（970年），赵匡胤推动开宝省官，下诏州县官以户口为准，裁减冗员；宋仁宗庆历时，范仲淹主持新政，严明官吏升降制度，限制侥幸做官和升官的途径；王安石变法后期，推出志在改革官制的条例《元丰官制格目》，试图恢复唐代三省六部制，以裁汰冗官；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李纲建言省冗员以节浮费，建炎省官行动展开，并机构，省冗官，也算得上轰动一时；宋孝宗时又有隆兴省官，推出限制官吏入仕数和严格的致仕制度……

    让我们来看一下几次较大的瘦身手术究竟取得怎样的效果。开宝省官后不久，朝廷派遣使者到各地减省闲杂吏人，至咸平四年（1001年），各路共计省冗吏19.58万人。不入品的吏人是裁下来了，但组织内冗官未减，一度出现“京僚过于胥徒，朝臣多于州县”的现象。官员数目从宋太祖末年的三五千人一下子激增到宋太宗时的八九千人，翻了一倍。

    庆历新政，范仲淹坐镇中央，将花名册上各路不称职者的官员名字勾掉。枢密副使富弼从旁劝说：“您一笔勾掉很容易，但是这一笔之下可要使他一家人痛哭呀！”范仲淹答：“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哭要好吧！”———这手术动得可谓不留情面。但范仲淹罢相不到一个月，改革就被废止了。庆历六年（1046年）四月，权御史中丞张方平上书朝廷，以亲身经历讲述庆历新政失败后冗官依旧如故的现实。他说，自己担任翰林学士职务时，两制（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两省（中书、门下）官员不到三十人，现在已达五十余人；而宋仁宗景祜年间大小使臣不到四千人，现在已达六千余人。

    而王安石熙宁变法，撤销的州县众多，共省并19州、12军、127县，只是这些撤并的州县到元祐年间（1086-1094年）就大多恢复了，而熙宁变法期间，王安石增设的机构和出于稳定需要养置的闲官数量之多，也是史无前例的。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年），官员总数为2万余员。王安石变法后，到元丰初年（1078年），这个数字不减反增，达到24549人。这是熙宁变法组织瘦身未遂的结果。

    至于“隆兴（孝宗年号）省官”，结果也是差强人意。“不理政事”的闲官———添差官在隆兴朝“大为州郡之患”，宋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也即宋孝宗退位后第三年，官员总数达到30516员。按时人洪迈语：冗倍于国朝全盛之际。“隆兴（孝宗年号）省官”至此有了反讽的结局。

    似乎每一次组织瘦身手术结果都大同小异，原因究竟为何？我们拿最典型的王安石熙宁变法来做剖析，看看手术究竟失败在哪里。首先是主刀大夫之间对手术没有取得共识，缺乏默契和配合，没有足够的自信。这里说的主刀大夫有两位，一是神宗皇帝，一便是王安石。熙宁变法期间，神宗瞻前顾后，对组织瘦身手术不敢下狠手，以至于王安石忍不住说道：“天下事如煮羹，烧一把火，却再放一勺水，何时煮得熟！”既要瘦身，又不能伤身，神宗皇帝不敢承担手术失败的风险，以至于最后手术未完就匆忙缝合，只将责任推到王安石一人身上。这是败因之一。

    其次是手术方案不理想，未能尽割烂肉，导致瘦身未果。这主要归咎于王安石。变法期间，王安石撤销的州县和增设的机构之多，几乎可以等量齐观。每行新法，都要增设机构，正所谓用新设机构取代原定机构的职能，却又不裁撤原设机构。《宋史·食货志》记载，王安石无论推行均输法、青苗法、保甲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等等都要搞一个编外机构，同时配套“设置官属”，相当于既未能解决组织机构膨胀的问题，反而又多设出若干个“精简办”。

    王安石为顺利推行变法，还养置了大量只拿钱、不干事的闲官———宫观官，这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便是司马光。这位变法伊始即被授以提举嵩山崇福宫闲职的知名人士在洛阳带薪编写《资治通鉴》，成为这场变法的旁观者和持不同政见者。

    手术方案不理想可说是主刀大夫的通病，王安石如此，范仲淹也是如此。庆历新政，范仲淹手起笔落，要裁汰一大批不称职的官员，但对于冗官问题的成因恩荫制，范仲淹却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主张保留这一制度，只是加以限制而已。事实上作为恩荫制度的受益者，范仲淹的叔伯弟兄仲温，他的长子纯佑、幼子纯粹，侄儿纯诚，都因其恩荫而成为组织中的一员。范仲淹的公私之心暂且不论，只说他光从道义角度坚持“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哭好”，却不从制度设计的层面完全调整手术方案，不彻底向恩荫制度开刀，新政的失败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事实上，组织瘦身说到底只是悖论。在赵匡胤及其继任者颇具机心的制度设计下，它的瘦身以不伤身为目的。因为不管是科举还是恩荫，笼络天下英雄尽入彀中，组织的稳定才有保障。在这个层面上说，王安石养闲官也好，范仲淹保恩荫也好，都是制度设计有深意的体现。所谓组织瘦身，浅尝辄止，只可能伤些皮肉罢了。

    「作者介绍」范军，浙江人，年逾不惑。曾为报社记者、杂志主编、影视公司文学策划，出版有《最三国》、《帝国不语对枯棋》、《下一个出局者》等书。

    3

    组织归宿：从耗散到崩溃

    “这座大厦已是十分脆弱，只要蛮族用力地推它一把，就会倒塌下来。”从耗散到崩溃，组织癌症的最终归宿已是不言自明。

    瘦身手术失败，组织发福的并发症开始显现。这是一种耗散性病症，其直接表现为过度膨胀的组织对帝国财富的破坏、吞噬以及由此导致的下行性发展路径。宋仁宗时，国库收入3900万，官俸支出占三分之一；英宗时，国库收入4400万，官俸支出占五分之一；但到了神宗时，国库收入5060万，全作为官俸尚不能维持，官俸支出已是开国时的八十倍。过度膨胀的组织对帝国财富的吞噬由此可见一斑。

    要命的是帝国几任董事长还倡导“省官益俸”的国策，结果冗官没有裁下来，官员的工资倒是不断加了上去。全国性的大幅度加薪在两宋朝有三次。第一次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各级各类官员的工资比以往分别增加20贯、10贯、5贯、3贯、2贯、1贯半、1贯；第二次是宋神宗元丰官制改革时，宋神宗下发文件，“自尚书、侍郎，至胥徒、府史与庶人在官者，咸制禄增俸。”官员的待遇“视嘉祐为优矣”———比嘉祐时期待遇要来得高；第三次是宋徽宗崇宁年间。官员“于奉钱、职钱外，复增供给食料等钱”，收入“视元丰制禄复倍增矣”———比元丰时期工资待遇又翻了一倍。如此几次三番加下来，至宋末，官员的俸禄已“七八倍”于北宋前期。要知道此时的组织官僚总数已数倍于帝国全盛时，庞大的组织对帝国财富的吞噬可以说已达到惊人的程度。(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省官益俸”的目的之一是高薪养廉。两宋官员既有工资性收入，又有工资外收入。除钱、绫、绢、帛、禄米等正体收入外，京朝官有职钱，外任官则有公用钱。另外还有人头费———各级官员的秘书、警卫员（“随身”、“徽人”等）的工资国家也全包了，是谓杂役之费。但高薪其实养不了廉。由于冗官太多，需要守选候阙，有些甚至达数年之久，这些人便视贪污为正途。帝国为稳定计，对此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样为稳定计，在真宗时恢复职田制度，各级官员职田“悉免租税”，并任由他们兼并土地，当时全国十八路，共有职田234万多亩，官吏占田达“天下田畴之半”，而所有租税全由底层农民承担。组织如是所为，无疑激化了体制内外的矛盾，导致方腊、宋江等农民起义事件层出不穷，加速了组织崩溃之旅。

    此外，因为制度设计的缘故，组织用人多抑制刚健好勇之士，提拔重用柔懦谨畏之人，所以组织的生机与战斗力大成问题。庆历新政前，继屈辱的澶渊之盟后，帝国对契丹的挑战也只能以“岁增银、绢各十万匹、两”才得以解决。庆历新政后，王安石言：“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问题还是老样子，并没有得到解决。由是组织愈加软弱涣散下去，先是有“靖康之变”，随后女真入主中原，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国家疆域减少五分之二，可旧有的官吏依旧有洋洋几万。如此的组织内部群耗效应，正像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中所写的那样：“这座大厦已是十分脆弱，只要蛮族用力地推它一把，就会倒塌下来。”

    的确，从耗散到崩溃，组织癌症的最终归宿已不言自明。祥兴二年（1279年），元军大举进攻在大海中的崖山赵昺小朝廷，宰相陆秀夫背着赵昺跳海自尽，宋帝国灭亡，曾经庞大无比的两宋官僚组织至此呜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