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同升湖复读学校:中国核潜艇战略和能力,

中国核潜艇战略和能力

作者： Jim Holmes/Toshi Yoshihara（美国海军学院战略与政策系副教授）

《联合力量季刊》2008年三季度，总第50期，31－38页。

在过去数年中，西方战略分析家对中国日益壮大的舰队弹道导弹潜艇（SSBN）力量与中国的总体核战略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历史上符合北京利益的陆地战略核武器力量将继续占主导地位。其它观点则对这种静态模式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中国目前发展的机动核导弹力量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核潜艇力量的提高将改变这一趋势。他们预测中国将部署更多的战略潜艇，从质量和数量上与美国海军达到相提并论的地位。最终北京将放弃传统的“最低威慑”方针增加更多的核武器而进入“有限威慑”阶段。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通过分析北京的核武器战略，思想和潜艇能力，单纯从战略角度来理解北京的核威慑能力。我们不涉及例如北京可能如何使用核潜艇力量针对台海危机的行动或其它具体的行动。

我们最后发现，一个更先进，更具有能力的战略核潜艇舰队不一定是北京放弃“最小威慑”方针的信号。

事实上，一个适中的核潜艇威慑力量将巩固中国目前的“最小威慑”方针。（注1）

首先，我们将分析中国弹道导弹潜艇发展的趋势，最后我们将预测中国核潜艇力量的规模和发展方式。

历史模式

世界上有五个国家具备战略核潜艇力量：美国、苏联／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直到现在，中国造船工业和武器科学家没有能够为中国创造一个可靠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注2）通过分析上面除中国外四个国家核潜艇力量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一些中国海基威慑力量发展的方向。

两个最明显的选择就是俄罗斯与美国，两个超级核潜艇力量。但是一些中国观察家分析中国将保持一个地区力量的地位，与目前英国与法国的地位一样。但是这两个国家的地位是建立在冷战时期错误的相信美国的核保护伞保证的前提之下的。

美国模式

冷战初期，历届美国政府的经验是美国的安全要以一个庞大的核力量为基础。这一经验经历了几个过程。上世纪50年代早期，美国发展核力量的主要动力是面对一个在数量和地理面积上超出美国数倍的苏联集团的军事力量。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政策是对任何共产主义的扩张进行“毁灭性”的打击，无论共产主义的扩张多么小。（注3）到了肯尼迪时代，“毁灭性”打击理论站不住脚了，尤其是对第三世界进行“毁灭性”打击已经不能被世界所接受。肯尼迪政府忙于弥补由于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所造成的所谓“导弹沟”。60和70年代核战略思想是“相互毁灭”(MAD)。这一理论的逻辑基础使没有任何国家的领导人敢于冒被第二次核打击而毁灭的风险而首先进攻对方。（注4）

虽然讨论在继续，但武器是战略的核心。主流观点是一个强大的核武器库能够有效制衡一个常规军事力量强大的敌人。因此一个庞大的战略核潜艇力量组成了美国第二次打击力量。在冷战结束时，美国海军拥有18艘“俄亥俄级”三叉戟战略核潜艇。（注5）美国核潜艇力量也是最让敌人捉摸不透的力量。

公平的将美国历届政府发展了一个有效而庞大保证核武器不会被错误发射的指挥控制系统。（注6）政治家和军事指挥官同时允许各核潜艇的艇长在没有过多政治控制的前提下执行战略巡航任务。同时战略潜艇的指挥官在没有攻击潜艇和陆上武器平台保护的情况下在一个广阔的地域隐蔽而出色地完成了具有核武器进攻性的任务。如果中国领导人仿效美国的样板，并且在技术成熟后，我们会在将来看到中国的战略核潜艇在太平洋底四处执行战略巡航任务。

苏联／俄罗斯模式

象美国一样，苏联相信必需把敌人的大多数的重要目标，包括城市和军事设施覆盖在自己的核武器打击范围内，以保证“威慑”力量。苏联也装备具有相当打击力量的战略潜艇。但是技术限制了苏联早期的战略导弹的射程，因而也限制了苏联战略潜艇的活动和部署规律，苏联不得不把潜艇派入大西洋以对美国构成战略威胁。

技术的进步最终使苏联在战略上采取了防御态势。到70年代，苏联战略潜艇力量从进攻态势转化为防御性部署。苏联科技人员研制出了射程更远和多弹头战略导弹。（注7）苏联战略潜艇不再在大西洋海底游弋，而是再北冰洋距离苏联海军基地较近的地方执行战略巡航任务。

苏联的这一战略部署也改变了里根时代海洋战略设计，美国战略家设计派遣海军特遣舰队先发制人，进入挪威海域在苏联的家门口的第一岛链威胁苏联战略力量。这一战略与目前中国的形势形成了平行的对比。（注8）

英／法模式

英国和法国可以为中国提供第三种模式，保持一个相对美苏保守的第二次核打击力量。英国和法国由于恐惧美国在战争中无法对英法保护而独立发展了自己的核威慑力量。

英法的担心是美国可能由于恐惧本国遭受打击而放弃北约盟国。保持一定的对苏联的核打击力量，同时补充美国的战略力量，使英法对有可能发生的美国退缩有充分准备，这也是欧洲国家国防开支造成的结果。

英法战略潜艇的部署也与美国相似。法国的战略潜艇在距离法国海军基地附近的大西洋游弋；而英国的战略潜艇则在英吉利海峡和北海执行战略巡航任务。英法两国的战略潜艇都部署都在一个广阔的区域部署并且在陆基力量的覆盖之下。

如果中国采取这种模式，就要保持一个小型的战略潜艇力量并且允许潜艇指挥官在太平洋，南海或印度洋游弋。中国潜艇的目标就要包括美国在太平洋的基地，其它目标还包括印度和俄罗斯在远东的目标。

 

战略考虑

通过分析历史个案，中国发展种的核潜艇威慑力量还有以下几个因素值得考虑。

国家本质

国家本质显示战略和战术的倾向。象一党制国家一样，西方国家高度重视核武器发射的指挥和控制权限。但是西方国家的潜艇指挥官在进攻性战略巡航和脱离陆基保护的前提下有相对的自主权。

美国，法国和英国的潜艇指挥官在苏联目标的射程之内享受相对自由的巡航路线选择权。相对而言一党制国家更强调政治上的忠诚可靠，不可能给战略潜艇指挥官“自由活动”的权限。很明显的证据表明，在70和80年代，苏联领导人把战略核潜艇部署在自己的家门口并且严密监视战略潜艇的行动。中国领导人将来如何行事还拭目以待。

战略传统

上世纪70年代，西方战略家对苏联在实践核武器战略时是否有特别的想法。冷战后大量的资料显示，与“相互毁灭”的逻辑相反，莫斯科希望在核战争中不但生存并且取胜。而当时的战略家和研究人员都对“相互毁灭”的逻辑深信不疑。

如果“同归于尽”的假设是错误的，那么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核战略和为保证“同归于尽”而设计的战略武器系统或许是被引向了一个极其错误的方向。通过了解苏联的核武器战略，研究人员和战略家开始研究这个国家的传统、历史和文化 对政策和战略的影响。

从文化角度分析非常困难。把苏联战略潜艇放在家门口并且大量部署海上和陆地常规力量与西方国家进攻性的战略思维产生了矛盾。1981年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黑沃德上将说：“我发现苏联战略思想完全不同。”他表示他不能相信苏联如此部署海军力量。（注9）但是苏联就是这样做的。如果苏联这些国家核潜艇战略如此，可以预见中国也可能会如此。

对威胁的认识

北京如何理解威胁很明显是其核潜艇战略构成的支柱。从以往的模式分析，中国潜艇力量主要针对的是一个单一的威胁。对苏联和美国而言，这两个国家的核战略完全没有考虑遭受第二次打击的威胁，因为双方都相信在第一次打击下，对方核武器将全部被摧毁。英法则部署一个适量但是有效的核打击力量来制衡苏联。

很明显中国面对一个更复杂的环境。中国必定担心在台海危机中美国摧毁其战略导弹力量，同时中国还要担心印度这个有着曲折历史并且是具备核打击力量的邻居。尽管俄中今年合作程度提高，俄罗斯目标肯定在中国核潜艇的目标清单上。以上复杂的环境会怎样影响中国战略核潜艇的发展还有很长的时间才能看到。

技术限制

技术限制了冷战时期战略潜艇部署模式，使各国的政治政策和战略倾向与核潜艇战略脱节。苏联采取了防御型和以陆地为主的防御系统。早期苏联核潜艇被迫进入大西洋来实现战略部署。

西方国家的核潜艇也被迫在射程之内执行战略巡航任务，限制了战术的灵活性。当技术发展后，苏联的核潜艇躲在陆地系统的保护之下，而美国和英法的潜艇则在深海享受相对的自由行动权力。中国第一支核潜艇舰队必然要面临同样的技术困难。一旦技术提高，中国核潜艇才能更好的于中国战略传统和战略倾向相结合。

中国核态势

在分析各国核潜艇力量模式和战略考虑后有必要从总体上分析一下中国整体的核态势。自从中国在1980年展示其洲际战略导弹的射程后，其核态势不但仍然保持着适当的力量，而且令人惊奇的抵制变革。中国仍然保持着一个西方分析家所称呼的“最低威慑”力量，中国依然严格遵守防御型的态势并且坚持不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而且不对非核国家使用核武器。（注10）中国官方文件也无数次强调保证了这一立场，北京的首脑决心恪守目前的方针。这一方针在中国最近的《国防白皮书》中再次得到了重申。（注11）

北京的核武器方针影响岛了中国的核态势，压缩的规模和战备状态。“中国小而有效的核反击力量变得更小。不但缺乏灵活性而且与其它四个被《核不扩散条约》限制得核武器国家相比较更缺乏战备作战状态。”（注12）

现在去推测中国还不存在的第二次核打击态势并不现实。但为了研究的目的，我们推测中国在今后十年里仍然保持“最低威慑”态势。这一分析的大纲应该能够给政策制定者和分析人员一些衡量一旦中国脱离“最低威慑”方针的基本标准。但要强调的是“最低威慑”并不意味着具备了免疫力。很明显中国“有限”的核力量在应对世界变幻莫测的安全问题的同时质量和数量正在发生变化。

在这个范畴下，中国新一代战略核潜艇（094式或“晋”级）已经进入岛中国战略统筹之中。以往的中国《国防白皮书》都强调提高海上核威慑能力。中国海军最新的战略报告显示“中国需要提高海上合成作战和核反击的能力。”（注13）很清楚中国希望其核潜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足够的战略潜艇力量

北京国防计划者在未来核威慑上面临几个基本问题。什么是需要的规模？决策人对未来核潜艇力量的依靠程度是什么？简单的说就是多少才够？决定一个舰队的大小是分析技巧和艺术体现，而不是为了政治的需要来部署破坏力巨大的武器系统。一个庞大的战略核潜艇舰队不但增加经济负担，而且会引发潜在对手的竞争性反应。中国现在面临的是具有一个符合战略需要的战略潜艇力量而又不给其它强国敲响警钟。

相对陆基战略导弹力量，核潜艇战略导弹具有很多的优势。战略核潜艇与机动导弹或列车导弹发射系统相比较具有隐形核无限的机动和持久能力，可以在不可计算的任何地点发射导弹。战略潜艇的生存能力不但提高对突然袭击的抵抗能力，而且能够使北京避免为了应对危机而把核武器控制权下放所可能造成的危险，包括在战争中必需下放的指挥控制权力。

但是，战略潜艇的战略和战术优势并不会使中国领导人决定性的倾向战略潜艇的发展。首先，政治领导人使一个国家的核武器的指挥控制人。北京是否会把控制战略潜艇和核武器的权力完全交给一个战术指挥官。（注14）如同冷战中的莫斯科一样，北京可能会严加看管战略潜艇。技术的可能性和开支的现实考虑也会使中国不会去承担沉重的包袱。

从理论上讲，一个相对适中生存力强的战略潜艇应该减少美国产生竞争性的反应。换句话说就是北京将修正一个战略潜艇的具体规模，这个规模表现出克制，但却与华盛顿保持一个稳定的制衡关系。

精确的计算一个既满足需要而又不刺激华盛顿神经的核潜艇的数量是一项非常技术性的工作。例如，如果中国拥有四艘能携带12枚JL-2战略导弹的094式战略潜艇，每枚导弹又三个分弹头，北京的战略潜艇力量就有144枚核弹头。（注：15）如果北京部署六艘战略潜艇，而每枚JL-2携带六颗分弹头，弹头总数就急剧上升岛432枚。这还没有包括陆基洲际射程的多弹头核导弹。尽管美国仍然在质量和数量上仍然战友绝对优势，如此的激增肯定会引起华盛顿的担忧。一个经典的冷战军备竞赛一定会由于平衡的剧变而发生，华盛顿的决策人不会被动的等待势态的进一步发展。

目前人们对北京究竟计划部署多少艘战略潜艇看法各异。美国情报界和五角大楼判断JL-2和“晋”级战略潜艇在今后两年内不会部署。（注16）根据国防部情报局局长梅波尔斯中将的分析“8000＋公里射程的JL-2可能在2010年之前部署。”（注17）五角大楼有关中国军事力量的报告也推测JL-2将在2007－2010年之间达到初始部署阶段。（注18）美国海军情报局推测094式潜艇或许在2008年内部署，最终中国海军将部署5艘”094战略潜艇确保有效的制衡能力。（注19）

公开资料分析的结果提供了一个更使人担忧的数字。保守的分析基本同意美国情报机构的分析，但其它分析则使人震惊。总之，未来中国核潜艇的数字没有人知道。

通过对历史模式的分析是对中国未来战略潜艇的规模进行研究的基本指导。

第一，一个“最低限度威慑”力量意味着只要在第一次核打击后剩下一艘核潜艇就构成“威慑力量”，这是一个可信的计算。英法模式告诉我们中国的最低限度应该更低。第二，在可见的未来能够对中国陆地和海上实施饱和并且瘫痪性先发制人核打击的国家只有美国一个国家。这就使中国减少或甚至取消针对印度甚至俄罗斯的威慑性核潜艇巡航。

换言之就是中国核潜艇只需要应对一个来自太平洋对岸的威胁。

第三，本研究建立在美国应对中国战略潜艇的能力没有提高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美国海军的感应装置和反潜战武器系统没有使海洋更加透明。冷战结束后，美国海军核攻击潜艇核反潜飞机力量急剧下降，许多人认为到了一个在十年里都不能恢复的程度。美国导弹防御体系也没有达到有效反击潜射战略导弹能力。能有效反击潜射战略导弹的防御系统有可能十年以后也建立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中国所有陆基威慑力量被摧毁，一艘幸存的能发射多弹头导弹的核潜艇也具备相当的核报复能力。

第四，北京长期坚持的关于核武器的模糊战略也使用数字来衡量核威慑力的方法没有具体的意义。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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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本论文作者使用的国防部和海军的资料已经过时了。

一种潜射战略导弹没有十次试验发射成功的过程谁敢装在自己的潜艇上？

补充：不过中国目前不存在第二次核打击能力到分析的没错。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美国对中国拥有First Strike能力是没有疑问的。NMD本身的目的就不是拦截中国或俄国的所有战略核导弹，而是在美国发起突然核打击后，拦截那些还幸存的射向美国的核导弹。这才是NMD的意义所在。而且潜射导弹不经过大量长时间的训练根本没有战斗力。美军也是在GPS之后才使潜射导弹具有攻击敌方发射井的能力。否则，连自己的位置都无法确定，怎么知道导弹往哪儿射阿？

稍作补充，继续。

-------------------------------------------- 以上四个因素决定中国将拥有数量不大的海上力量。比如，根据美国海军的经验，要保持一支航母特遣舰队一年365天在海上正常执行任务就必需有三支特遣舰队。一支特遣编队的舰艇在大修保养种，一支正在对人员和武器系统进行训练磨合。如果中国采用相似的海军作战流程，要保证“最低威慑”并不需要太大的数量。

假设在战争中有50％的战略潜艇被敌人的反潜平台消灭。这是一个根据目前反潜能力比较客观的估计，而且估计的标准是把战略潜艇的隐蔽性和静音性能调在了最高位置。那么中国只需要有两艘战略潜艇在海上执行战略巡航任务。根据潜艇部署的规律，中国至少要有六艘战略潜艇才能保证两艘巡航的“最低威慑”能力。

根据094式最终的技术质量、可靠性能和特征，北京或许甚至不需要六艘。如果中国海军采用美国海军“蓝／金”乘员系统，潜艇只需要短期保养另外一组乘员就可以继续保持战略巡航。四艘战略潜艇就能够满足中国“最低威慑”的需要。
 

潜在的发展模式

在建立一个什么规模的战略潜艇力量之外，北京还需要考虑部署的模式。最近流行的分析认为中国将根据“棱堡”布局来部署战略潜艇。（注20）中国深深被苏联的经验所感染。（注21）中国可以充分利用亚洲的海岸线，把海岸线变成优势。（注22）例如，中国可以把战略潜艇集中部署在渤海和黄海，同时攻击潜艇，陆基战斗机和水面舰艇可以形成对战略潜艇的保护网。这种模式为战略潜艇也同样能够提供一个活动的空间。

从理论上讲，陆基和岸基武器系统能够抵御来自海上进入渤海和黄海的军事力量。浑浊和充满了杂音的近海水域对美国高速攻击潜艇也是严重的挑战。目前美国海军洛杉矶级核动力攻击潜艇是冷战时期为深海潜猎而设计的。

尽管“棱堡”布局很吸引人，但也有一定的风险。把战略潜艇部署在渤海会限制巡航的模式，被敌人确定位置的风险增大，战略潜艇的隐形和机动特征也会被削弱，而且会置身于一些目标的射程之外。要越过这些障碍，中国必需拥有一个大型并且具有一定能力的海军舰队来保护在“棱堡”内的战略潜艇，这样战略潜艇能突破局限的区域，避免被具有敌意的力量在狭小的区域猎杀。

这种“棱堡”布局的最大危险是由于重点投资保护战略潜艇而分散人力物力，而不能更好应对可能发生的与台湾有关的危机，海上通道防御和保障能源运输线的安全。

“棱堡”布局之外的另一个选择是战略潜艇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活动，活动的范围在陆地武器系统的保护之下。最近的研究表明中国已经开始了建立沿海“优势区”的计划。通过实现“海上拒绝”战略，中国利用陆地系统的优势在第一岛链内建立一个自由活动的安全区域，大概的范围从日本海开始一直延伸到菲律宾北部。

在建立这个环境后，中国可能会信心十足的允许 战略潜艇沿亚洲大陆执行战略巡航任务。这一区域包括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和台湾海峡。如果北京认为有必要，在南中国海投射战略威慑力量可能会面对数个亚洲包括印度在内的战略威慑关系。（注23）这个“扩展棱堡”布局战略无疑会将中国海军暴露在一个更具风险的环境之下。

另一个更具有战略意义的布局是如同冷战时期美苏战略潜艇布局模式将战略潜艇送入太平洋。一些分析人员认为中国将把战略潜艇基地布置在南中国海，使战略潜艇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进入太平洋。前置模式布局能够使JL-2导弹覆盖更多美洲大陆的目标。假设中国制造出更安静和具有能力的潜艇，这对美国反潜，尤其是反战略潜艇力量形成了更大的挑战。前置部署会使美国使用更多的力量在深海跟踪中国潜艇，分散美国海军在台湾局势恶化和其它事变中能够使用的攻击潜艇力量。

战略和战术上的风险

但是中国海军允许大纵深的战略潜艇部署必然要面临更大的风险。从政治角度考虑，华盛顿必定把在第一岛链或在太平洋的战略潜艇部署具有很大的挑衅性的行动，而且必然引发竞争性的反应。由于冷战后俄罗斯在太平洋的战略巡航几乎绝迹，加上中国目前部署的战略潜艇没有进行过一次战略巡航，（注24）美国海军指挥人员会把中国海军进入太平洋看作是对海洋环境重大变化的开端，美国海军对海上威胁的看法也会有转折性的改变。

从战术角度分析，战略潜艇进入第一岛链或太平洋巡逻会将自身置于美国和盟国的反潜系统之下。在整个冷战中，美国发展了广泛并且非常有效的海底搜索网络，主要是“声音监视系统”（SOSUS），来跟踪确定苏联战略潜艇的具体位置。在太平洋地区，美国海军潜艇在SOSUS的帮助下监视了从堪察加半岛延伸出来的所有苏联战略潜艇的一举一动。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和日本的海上力量将反潜战发展称为一种艺术形式，将在日本海附近活动的苏联战略和战术潜艇翻了个底朝天。

目前的系统和充分发展的反潜战术具备针对中国战略潜艇的反潜能力。日本海上自卫队跟踪进入日本领海的“汉”级潜艇的事例表明日本海上自卫队具备高度的反潜能力。日本前海上自卫队参谋长曾表示从琉球群岛链到台湾北部和南部，到巴士海峡，中国潜艇要进入太平洋就避免不了被美国和日本反潜手段发现。（注25）

针对以上所列举的风险，目前条件下中国可能会避免在沿海和蓝水地区执行战略巡航任务，特别是在部署的初始阶段当训练，战术和作战思想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北京目前也没有足够的战略潜艇实现这一目标，即同时有两艘战略潜艇同时巡逻。如果如此，中国战略家们将考虑第二个选择，就是在南中国海针对印度的巡逻，这样就脱离了中国海军的主要威慑目标美国。除非JL-2的射程有了实质性的提高能在第一岛链内的任何地点覆盖美国，远离美国本土的战略巡航没有实质性的威慑意义。但目前看来JL-2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以上因素决定了中国战略潜艇的部署将被条件限制。中国可能强调更有效的陆基保护，由此采取“棱堡”布局。当战略潜艇远程巡航能力提高后，北京可能才会放松一些战略潜艇的缰绳，允许前置性的巡航布局。

需要申明的是“棱堡”布局、沿海巡航和深海巡航三者之间并不相互排斥。中国可能根据自身安全的需要随时调整部署战略。例如，北京可能在和平时期没有明显威胁的时候保持一个“棱堡”布局。在危机时期，北京可能允许沿海巡航，也可能将战略潜艇悄悄潜入深海，从深海对潜在敌人构成威慑。

总而言之，一个最小的海上威慑力量就能够保证北京在各种情况下有充分的选择能力。

更大的海底威慑力量

一个受条件限制的核威慑布局目前看来是最可能的前景，值得研究的是北京保持“最低限度”核威慑方针在未来是否会受到重大的压力。在过去十年中，美国政策研究界判断中国核威慑政策可能从“最低限度”变化为“有限威慑”。（注26）学多人预测中国将过渡到一个更灵活的威慑能力，其核力量能够应对更广泛的核战争行动。这就需要在核武器的数量和品种上有巨大的变化。中国的政治分析家和决策人也表现出对目前“最低威慑”政策的不满。尽管目前中国恪守“最低威慑”方针，但三个因素能影响到“最低威慑”逻辑的基础。

第一，中国拒绝承认对手的第一次核打击能够完全成功的概念是建立在美国是否也要实施“最低限度”核报复的基础之上的。这是“最低威慑”理论的基础。有证据显示一些美国战略家否认这个相互默认的弱点，强调美国应该集中力量摧毁中国的核威慑力量。（注27）根据这个观点，一名导弹防御体系的主要倡导者表示如果北京继续对华盛顿显示敌意，特别是针对台湾问题，美国“没有任何选择”，只有建立针对中国的国防体系。（注28）如果华盛顿寻求拒绝中国拥有核报复能力，北京必定会用更快速度发展一个更大的包括战略潜艇在内的威慑力量。

第二，中国对核武器“随意性”扩张将面临不可预见的战略技术和一些“惊异”。例如，在今后几年美国更成熟的导弹防御体系的部署能够动摇北京拥有核报复选择的信心。可以预见太空激光核其它先进反导弹手段会完全把北京的核威慑力量置于一个不可预见的地位（尽管激光反导弹技术在近五年不可能）。美国导弹防御项目最近的发展不尽人意，而且在最近十年很难有根本的突破。如果反导技术有了飞跃，战略潜艇就成了北京手中的王牌。

第三，美国侦察和精确打击的能力会彻底改变中国核威慑战略。2005年7月，朱成虎少将对外媒表示，“如果美国用导弹和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中国境内目标，我象我们不得不用核武器反击。”她表示如果中国在台海常规战争中面临失败，北京没有选择，只有对美国城市实施核打击。

与此相似，沈丁力表示在台海危机中对中国核武器目标实施打击会使中国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他说：“如果中国常规力量面临被消灭的地步，如果台湾趁机宣布独立，不可想象中国会允许自己的核武器被常规武器摧毁，核威慑将是真正的威慑。”（注29）换言之，如果美国的进攻不区分核武器和常规力量，中国将不会恪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 。（注30）沈的看法反应了中国长期以来对核讹诈的担心。在这种形势下，北京会考虑建立一个更大规模的战略潜艇舰队。

很明显，下一代核潜艇威慑力量将赋予北京一个在突然变化的国际安全环境下更灵活的战略选择。但是要注意的是战略潜艇不是中国唯一的在战略两难境地中的有效手段。北京正在积极发展一系列的针对核威慑的反制措施。例如，中国正在发展一个更全面的击败美国导弹防御体系的项目。2007年1月反卫星试验显示了北京发展更多选择手段的决心，保证导弹防御体系不会削弱中国的核威慑能力。

这个研究展示中国如何在不改变“最低威慑”方针的前提下从质量和数量上提高自己的核威慑力量。可以发现北京对“最低威慑”的定义进行了重新定义。尽管和美国技术和战术的比较居于劣势，但随着094的部署，中国将拥有一个更有效更可靠的核威慑力量。对一个上升的强国来说，这个变化对人不应该是一个惊奇，相反这个力量可以保持与美国更稳定的核关系。

中美两国相互猜疑的局面会继续下去。但只要北京和华盛顿不称为冷战式的对头，中国核武器力量的剧变不可能发生。

1 Terms ascribed to China’s nuclear posture,
including minimum deterrence, are highly contested
in the West. Moreover, the Chinese policy
community does not employ terms and concepts
that correspond to the Western lexicon. For clarity,
we use the term minimum deterrence loosely,
connoting the ability to inflict a modest degree
of damage that is nonetheless unacceptable to an
adversary with a high degree of confidence.
2 John Wilson Lewis and Xue Litai, China’s
Strategic Sea Power: The Politics of Force Modernization
in the Nuclear A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3 John Foster Dulles, “The Evolution of
Foreign Policy,”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30
(January 25, 1954).
4 For an excellent snapshot of the debates over
U.S. nuclear strategy, see Lawrence Freedman, “The
First Two Generations of Nuclear Strategists,” 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 to the
Nuclear Age, ed. Peter Pare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735–778.
5 See “SSBN–726 Ohio Class FBM Submarines,”
available at systems/ssbn-726.htm>; and “Trident II D–5 Fleet
Ballistic Missile,” available at org/wmd/systems/d-5.htm>.
6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oviet Military
Power: Prospects for Change, 1989, available at
.
7 See “R–39M/Grom [Bark]/RSM–52V/SS–28,”
available at russia/r39m.htm> and wmd/world/russia/r39m-specs.htm>.
8 John B. Hattendorf, The Evolution of the U.S.
Navy’s Maritime Strategy, 1977–1986, Newport
Paper No. 19 (Newport: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2004), 23–36.
9 Ibid., 33.
10 See, for example,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s Endeavors for Arms Control, Disarmament
and Non-Proliferation, September 1, 2005.
11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s National
Defense in 2006, December 29, 2006.
12 Jeffrey G. Lewis, The Minimum Means of
Reprisal: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in the Nuclear
Age (Cambridge: MIT Press, 2007), 52.
13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s National
Defense in 2004, December 27, 2004.
14 For an assessment of the command and
control challenge, see Andrew S. Erickson and Lyle
J. Goldstein, “China’s Future Nuclear Submarine
Force: Insights from Chinese Writings,”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60, no. 1 (Winter 2007), 69–70.
15 For a similar calculation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Type 094 is equipped with 16
launch tubes, see Zhang Baohui,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Nuclear Forces and Its Impact
on Sino-U.S. Relations,” Asian Affairs 34, no. 2
(Summer 2007), 92.
16 Se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5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5), 28.
17 Michael D. Maples, “Current and Projected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s to the United States,”
Statement for the Record,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February 28, 2006, 11.
18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7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7), 19.
19 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 Seapower Questions
on the Chinese Submarine Force, unclassified
document obtained under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by Hans M. Kristensen.
20 Lyle J. Goldstein and William Murray,
“China Emerges as a Maritime Power,”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October 2004, 35.
21 See Dong Qifeng,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U.S. and Soviet/Russian Nuclear Submarin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Chinese], Modern Ships, no.
11B (November 2007), 34.
22 See Wu Xie, “Zhanlue Heqianting Sheji
Fangan Jianxi [Analysis of Nuclear Submarine
Design],” Bingqi Zhishi [Ordnance Knowledge] 4,
no. 198 (April 2004), 53.
23 Christopher McConnaughy, “China’s
Undersea Nuclear Deterrent: Will the U.S. Navy
Be Ready?” in China’s Nuclear Force Modernization,
ed. Lyle J. Goldstein and Andrew S. Erickson
(Newport: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2005), 44.
24 Hans M. Kristensen, Robert S. Norris, and
Matthew G. McKinzie, Chinese Nuclear Forces and
U.S. Nuclear War Planning (Washington, DC: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November 2006), 89.
25 Oga Ryohei, “What the PRC Submarine
Force Is Aiming For,” Sekai no Kansen, July 1, 2005,
96–101.
26 For the most widely cited work on this issue,
see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hina’s New ‘Old
Thinking’: The Concept of Limited Deterre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 no. 3 (Winter 1995/1996).
27 Robert A. Manning, Ronald Montaperto, and
Brad Roberts, China, Nuclear Weapons, and Arms
Control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00), 47.
28 Stephen J. Hadley, “A Call to Deploy,” Washington
Quarterly 23, no. 3 (Summer 2000), 26.
29 Shen Dingli, “Nuclear Deterrence in the 21st
Century,” China Security 1 (Autumn 2005), 13.
30 For an American analysis of this point, see
James C. Mulvenon, “Missile Defenses and the
Taiwan Scenario,” in China and Missile Defense:
Managing U.S.–PRC Strategic Relations, ed. Alan D.
Romberg and Michael McDevitt (Washington, DC:
Henry L. Stimson Center, 2003), 58–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