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云鼎时尚酒店:苏联从中国召回专家的原因及其后果

苏联从中国召回专家的原因及其后果

作者：扎捷尔斯卡娅 | 时间：2005-06-28 | 来自：冷战中国网 |

1960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苏中关系最为复杂和紧张的时期。中国在1949年后首次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困难，领导国家经济建设的许多错误与严重自然灾害的后果充分表现出来，食品危机没有出现缓解的征兆。不但如此，苏中两国间在50年代末出现的分歧不仅涉及国家发展的优先地位，而且还包括两国利益的战略分歧。中国“放弃学习苏联模式”的口号，意味着极力争取与苏联在军事和战略上保持独立，这同样也是由于中国的主权与独立问题所决定的。谈论影响苏中关系恶化新的因素以及苏联从中国召回专家的原因，应当指出这不仅是意识形态问题的分歧，更是在中国经济危机日趋加重背景下，首先触及两国民族利益的对外政策概念分歧。

　　1958年的台湾危机证实了中国对外政策路线的变化。苏联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如果1954年沿海岛屿的类似情况曾得到苏联的无条件支持，2但在1958年的反应则相反。中国领导对沿海岛屿的政治斗争采取了公开对抗的方式，造成了远东局势的紧张。情况的复杂还在于中苏之间具有的同盟义务。无论中国，还是苏联的文献资料都证明在1958年8月轰炸沿海岛屿前一个月，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会面中没有讨论该问题。根据苏斯洛夫3的证实，“我们在1958年没有得到炮击台湾地区沿海岛屿的通报。同样如此，我们也没有得到有关印度支那边界冲突的实质和中国意图的通报。”4毛泽东同样证实了在1958年夏与赫鲁晓夫的会面中没有提到炮轰沿海岛屿的问题。5从台湾危机的过程可以看出，中国方面在未来武装解决“两个中国”问题上，首先寄希望于苏联公开的军事支持。葛罗米柯6对此向苏共中央通报了1958年9月7日与周恩来会谈的情况。“周恩来同志谈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台湾地区局势问题上的出发点是，假如美国发动反对中国的战争，并为此使用战略核武器，苏联应当做出强烈警告，但不参加战争。只是在美国大规模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由此冒险扩大战争，苏联应用核武器给予回击。”7“依靠自身的力量”为基础的独立对外政策路线，预示着北京认为可以使自己的政策不受苏联利益的束缚。事先不进行协商，相反还拒绝进行军事合作的上述前景，显然不能令苏联政府满意。

　　苏中两国对外政策概念的分歧不仅局限于台湾问题。长崎市发生的拔掉中国红旗事件导致中国1958上半年在对日关系上对外政策路线的变化。事件发生后，中国方面停止了与日本的一切进出口业务，拒绝同日本签订渔业协定，减少了文化联系。不仅如此，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在1958年6月接见社会主义国家大使时表示：“如果日本当局继续使关系紧张化，组织任何挑衅，那么我们有力量重演1945年。”8日本借口保障民族国防进行积极武装的结果再次令苏联领导对可能履行与中国签订的，主要条款旨在共同打击日本武装干涉的友好条约9的义务感到担心。中国与印度的关系在1959年春严重恶化。根据苏斯洛夫的看法，“关系恶化是同西藏反革命叛乱相联系的，印度反动势力显然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叛乱。中国同志正确果断地镇压了西藏叛乱。为呼应帝国主义报刊对西藏问题的叫嚣，他们把自己宣传运动的主要火力集中转移到反对印度和尼赫鲁本人身上。10不排除尼赫鲁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反对中国的阴谋，但他远见卓识地意识到印度与中国、苏联以及所有社会主义阵营友好的迫切重要意义。如果印度反动势力得以将尼赫鲁推翻，社会主义阵营将遭受严重损失。然而中国人说：”他们认为尼赫鲁政府有下台的可能，但如果亲西方的反动政府在印度执政，并非是大灾大难。“根据他们的看法，这只是在印度加速了革命。中国上述对外政策立场的结果导致与印度关系的紧张和边境冲突。至于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则是在印度尼西亚政府决定限制农业地区，其中包括10多万华人在内的外国人贸易后，中印争论紧张起来。中国方面就上述事件的抗议遭致该国的反华情绪强烈。

　　中国政府的类似举动令苏联政府感到担忧，因为这有可能促使印度、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亚洲国家转向实行不符合苏联利益的方针。如果再提及中国与缅甸、泰国的不和睦关系，那么在1960年初，中国对外政策路线导致与亚洲及远东地区几乎所有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处于不良状况。苏联领导的对此看法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失误削弱了中国（同样包括苏联）在亚洲的地位，在一系列亚洲国家中出现的与西方及美国结盟的强化趋势，意味着完全不符合苏联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对外路线。所有这些国家间的问题在中苏领导的会面中都曾讨论过。赫鲁晓夫1959年访问中国期间，在会谈中提出了亟待改善两国领导就对外政策重大事件进行相互通报的问题。赫鲁晓夫1959年对毛泽东说：“不能认为这种情况是正常的，作为中国的盟友，我们却不知道中国同志明天在对外政策领域里采取什么措施。”根据苏斯洛夫的证实，“中国同志对赫鲁晓夫同志的意见反应过敏，他们声明自己对台湾及沿海岛屿问题的政策完全正确，并能够将其对尼赫鲁关系的正确路线进行下去。会谈进行的极其紧张，甚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陈毅声明，中国对尼赫鲁关系的路线似乎是虚与委蛇的，而我们的政策将会更加强硬和正确。显然，我们对上述声明予以了坚决的驳斥。”11该地区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朝鲜及蒙古，同样也在1959年看到了苏中之间外交分歧的端倪。例如，中国在1959年中期首次向邻国蒙古提出领土问题，与北越的关系同样因中国方面拒绝参加1954年的北越战争而未臻完善。除此以外，1959年发生了74起中国牧民违反苏中边界规定的事件，1959年9月8日在边界上首次爆发了严重冲突。12尽管在1959年末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苏斯洛夫的报告把两国在对外政策上的分歧解释为“某些分歧”，但1959年秋在苏联知识分子中间已经存在这样的看法，苏中关系的友好时期即将过去。例如，《哲学》杂志本应在1959年10月出版全部纪念中国的文章，但《哲学》杂志副总编通知一位年轻的撰稿人，已出版的杂志中只保留关于中国的编辑部文章，其余文章在最后时间里被撤换。他意味深长地说，在最近10-15年间不应当研究中国，应为学位论文选择新的研究方向。“13中国国内的经济形势，则在实现”大跃进“过程中的1958年末，国家经济发展遇到了严重困难，个别部门设置也不合理。能源与钢铁总体缺乏，特别是交通工具；产品质量严重下降，食品及部分日用品供给状况紧张。同时，由于1958年下半年进行的大炼钢铁冒进行动，造成在农村组建人民公社时缺乏劳动力，生产和加工出口商品的数量急剧下降，结果导致无论生活用品，还是矿产品的出口都遇到了严重困难。尽管中国向苏联出口的数量在1958年末大幅增加，但鉴于中国方面请求免去部分责任，将1958年的供货改为1959年上半年，因此没有完成合同规定的日用品供货。情况由于天气的条件愈发复杂起来。中国的大部分供货都在1959年上半年，下半年则出现了下滑，特别是日用品，原因是由于”大跃进“期间所犯的错误导致经济形势日趋严峻。中国1959年的粮食收成比原计划大幅减产，因滞后的供货工作没有停止，因此截止到1959年10月1日中国方面只完成年度供货责任的53%.领导国民经济与国家的错误后果在1958年上半年完全呈现出来，这迫使中国领导有些改变自己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经验的态度，转向号召应当仔细研究与运用中国的国情。尽管采取了上述措施，但形势持续仍未见好转。苏联领导对此是明白的。对为克服危机采取的措施分析表明，不仅是1960年，而且是1961年全年，生活日用品供货问题在中国对外贸易中仍将严峻。的确如此，中国方面在1960年间饱尝了向苏联供货的困难。1960年秋的农业收成同样比预期大幅下降，加上滞后的供货工作没有停止，合同责任同样没有完成。根据1961年1月1日的情况表明，中国方面向苏联供应的货物仅占全年供货量的68.2%，在中国方面不足的供货总量当中，小麦及生活日用品类达到84%，这证实了中国生活日用品的困难在1960年已经相当严峻。通过与事件苏联亲历者的交谈，以及对档案材料的分析得知，莫斯科已经暗地对中国问题做出决定，但有一个问题：只是在何时开始，又以何种方式。

　　苏中两国在此期间的对外政策路线以及它们的军事学说在所有问题上更加对立，但谈论苏中关系纠葛的原因，同样应提及两国在1960年上半年中的游戏“王牌”——意识形态争论。1960年初两国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的意识形态学说与执行的对外政策路线愈发不符合统一路线，因为意识形态争论的实质完全是反映两国国家民族利益的具体问题：战争与和平、领导权、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讨论两国间主要意识形态分歧之前，应当再次强调他们在本质上从来就没有“纯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争论特点，而是表现为当代的具体问题。其中在对待战争与和平问题上，苏联领导人根据理论原理过分强调纯粹的实际问题。毛泽东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主张，“原子弹战争的结果会导致人类消亡一半，但另一半生存。”14或毛泽东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就可能爆发原子弹战争讲话文集的内容称，“毛泽东同志认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151958年所出现的情况明显表明中国领导人“极力在人民中间培养自信的力量”，向人民暗示战争不可避免的思想。16所有这些理论主张证实了中国绝不是爱好和平的同盟者，而是苏联在远东边境地区军事紧张潜在的策源地。苏联领导清楚地估计到了中国蓄意奉行的保持国际形势紧张的政策。中国领导以帝国主义者侵犯威胁不可避免的特别理由为工具，强化经济、劳动及大规模军事行动。苏联领导人从自身角度不希望国际局势紧张，以此保持对本国人民的内部控制。相反，原子弹战争将会使苏维埃政权积40年来所致力与取得的一切社会成就毫无意义，而这些又不能告诉除有自己的链耞，17毫无其他损失的无产阶级社会化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