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二手科雷傲:中苏两国军事合作的回顾

中苏两国军事合作的回顾

作者：谢尔盖•冈恰连柯 | 时间：2005-06-28 | 来自：冷战中国网

 讨论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几年前就有大量研究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文章和论述问世，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许多学者回避或者忽视了这一问题。避开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似乎是缺少可靠的资料。此外至少还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有关的两国政府对于深入研究这一问题不感兴趣。其一，有关双方(中国和苏联)还不愿意把这一敏感问题的全部内容公布于众。其二，一些有关军事合作情报的公开发表会暴露两国军事力量方面的秘密。北京和莫斯科都认为这样做在“冷战”时期是不允许的，那时中国和苏联为了维护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与西方处于冲突的状态。尽管这一合作伙伴在60年代的互相指控中暴露了许多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和细节，但对这一问题均保持沉默。
    俄国现在对历史学家们评价50年代中苏关系的问题，似乎较以前开放了一些。因为许多有关事实和数据已经搞清楚了。众多研究的结果更倾向于中苏军事合作始于1945年，即苏联红军解放日本占领下的满洲时。那一时期的双边关系主要受莫斯科政策的影响。当时莫斯科虽然正式承认蒋介石政府，但在事实上却帮助了中国共产党。

                            背      景

    军事合作的重点是要使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更加强大，逐渐发展成一支在冷战条件下能单独抗衡美国和日本的力量。这就是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50年代建立军事合作的基础，也是二战结束后莫斯科转向毛泽东的政策形成的基础。1946年中国开始内战。那时，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全力反对美国和国民党，尽管后来从90年代中期披露的资料中得知，即便在当时，莫斯科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信任中国共产党。当时苏联政府高级领导人米高扬奉斯大林的直接指派，于1949年1至2月秘密访问中国之后，在1960年他写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信中，就提到这一点。有趣的是1948年8月，即在米高扬访问前不久，毛泽东在跟他的俄国医生奥尔洛夫的谈话中还强调：“我们必须把这一问题解决好，以使我们的政治方向能与苏联保持一致”。

    上述摘录就是毛和中国共产党接受了莫斯科主张的证据。1949年2月4日，毛在西柏坡与米高扬的秘密谈话中，坦率地评估了苏联的对华军事援助：“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我们几乎不能取得今天的胜利。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是说不能不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即苏联对满洲的军事援助占你们援助总额的1/4，这些援助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因此，中苏军事合作是建立在苏联对满洲军事援助的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可愈越的重要心理基础。
    苏联帮助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满洲基地，这在后来成了支援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基础。1945年8月签订中苏条约和苏军驻防大连、旅顺港及中长铁路的协定后，苏联实际上已占领了整个东北，使国民党军队不能从海上进入，并帮助毛泽东在当地建立起武装组织。随后又为其装备了日制和苏制武器。还帮助中国恢复了军事和经济方面的通讯联络。
    苏军于1946年5月从满洲撤出。而在整个1946年及1947年期间，林彪的军队从苏军手里得到了现代化的武器。那些援助包括总数超过３７００门的大炮、迫击炮、掷弹筒，６００辆坦克，８６１架飞机，约１２００挺机枪，６８０座各种军火库，还有孙盖河舰队的船只。苏联历史学家奥•鲍里索夫全面研究了该条约后这样写道：“这些援助，使人民军队成为强大的力量，并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这一观点在苏联作者论中国现代史的专集中做了详细说明。该书１９８４年在莫斯科出版。
    移交武器是随着中共军队的经常性调动进行的。至１９４５年１２月中旬，该地区的武装力量已发展到３３.４万人，而到１９４７年１０月的下半月，已增至４６.５万人。“满洲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极大地影响了政治斗争，即40年代后半期的内战和社会经济的改变均受到了苏联的有力影响。”
    苏联和后来的俄国学者认为，中苏军事合作是两国复杂的关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就是苏联研究人员在关于中苏关系的科学著作中所做出的至少两个结论令人感兴趣的原因。
    第一，他们毫不怀疑莫斯科向中国共产党提供援助的利己目的和这一援助的性质；他们没有强调提出下述事实，即援助的主要目标是把中国共产党军队改变成攻击型的军队。但是，即使在给予援助的当时，就很明显的是，援助不仅意味着保护中国(共产党)免受外部攻击，也提高了其在内战中的进攻能力。
    第二，莫斯科的武器和军事装备是有目的地给予宣称追随斯大林和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的。这意味着更多地用于内部武装斗争，反对那些非共产党（主要是国民党）及追随蒋介石的组织。本文不是旨在揭露毛与蒋当时及后来的矛盾。但是，当我们展开这篇文章时有必要指出，中共和苏共之间意识形态方面的接近，是苏联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基础。问题在于苏联学者不愿抓住这一事实，而只是描述了一个避免引起争论的明显的事实。
    为了在远东战线建立起桥头堡，苏联认为毛和中共不仅是一个可能的盟友，也是意识形态上的同志加兄弟，这有助于苏联反对美国这一“冷战”时期的主要对手。即使这样，斯大林仍然不肯完全信任毛，而认为国民党不仅统治着中国，还是一支有相当影响力的政治力量。莫斯科的这一政策使得毛直至50年代中期还重提此事来谴责斯大林相信国民党胜过相信共产党。
    “１９４７年，当反蒋武装斗争全面展开，我们的军队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之后，斯大林仍坚持要我们与蒋介石和谈，因为他怀疑中国革命的力量。他这种怀疑态度一直保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即中国革命胜利之后”。毛在１９５６年月５月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这样谴责了斯大林。
    然而，尽管莫斯科持有某种程度的戒心，两国还是开始了军事领域的合作。

1958年炮击金门前中国是否告知苏联？

1958年8月23日，由于大陆炮击金门和美国的卷入，引发了第二次台海危机。在此之前，中国方面是否曾与苏联协商或通知此事？这个问题涉及对当时中苏同盟关系状况的判断，以及对后来中苏分裂原因的探寻，需要做出准确的回答。对此，以往研究者有完全不同的描述。
    资中筠和苏格在他们的著作分别指出，“中国炮击金门的行动事先曾通报苏联”。 而多数学者，如韦斯塔、陶文钊、戴超武、祖伯克、普洛祖缅希科夫、张曙光、陈兼等人则相信，“中国政府决定炮轰金门事先未同苏联政府商量”，“对他们隐瞒了行动的时间、过程和目的”，甚至是“有意不让苏联知道”，其动机之一“就是挑战莫斯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权威地位”。 遗憾的是，所有上述说法，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或者根本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或者其注明的史料来源不完整、不准确，都无法证明其结论的可靠性。例如，张曙光虽然注明其根据是刘晓的回忆录，但正如下面将要指出的，刘晓自己的结论实际上恰恰与张著的判断相反。陈兼提到赫鲁晓夫访华时与毛泽东有4次谈话，而他只看到7月31日和8月3日两次谈话记录，恐怕还不足以得出否定的结论。普洛祖缅希科夫引证的是苏联使馆1958年给莫斯科的一份报告，说“中国朋友”是在开始行动两周后，才告知“这次行动所追求的有关政治目标”的。 严格地讲，这个文献可以证明中国事前没有讲明采取行动的“政治目标”，但却不能说明根本没有通报此事。

鉴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笔者对此一直十分关注，并尽量收集了各方面的证据，也进行过分析和推断，但总感觉缺乏直接的、有力的论据，因而始终未能做出令自己满意的结论。2003年12月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由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因事先得知该书将披露大量中国的档案文献，故笔者在得到这部130万字的巨著后，立即进行查找。果然，该书引用了一条重要史料，即1959年9月30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谈话纪要。无疑，这是一件最重要的文献证据，它的出现对于揭开这个历史谜团具有决定性意义。现将笔者所能找到的口述史料和档案文献依时间顺序罗列于此，并进行对比分析，希望由此得出的结论能令人信服。
    先看当事人的回忆。
    最早谈到这个问题的口述史料大概是1970年代初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卡皮察对新西兰驻莫斯科大使的谈话。卡皮察当年曾随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访华，他回忆说：“那时，中国人是我们的盟友，无论是作为盟国还是作为共产主义伙伴，他们都有义务向我们通报他们的意图。美国的太平洋舰队正在台湾海峡游弋。而中国人在没有与我们进行任何协商的情况下便贸然发动炮击。葛罗米柯和我在1958年9月7日赶到北京，去了解中国这次行动的意图。” 除了对访华日期记忆有误， 这个谈话的表述非常清楚——“没有与我们进行任何协商”，但这里存在一个当事人是否因7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而有意歪曲事实的问题，因此还需要进一步考察。
    接下来是1974年西方根据赫鲁晓夫的录音磁带整理出版的回忆录，在那里，赫鲁晓夫对这个问题的说法十分含混：
尽管中国人不愿意让我们的潜艇使用他们的港口，可是在1958年他们又向我们要求数量相当大的军事援助。他们说他们要对蒋介石采取军事行动，因而需要这些军援。他们要求得到飞机、远程大炮和空军顾问。
我们以为他们打算采取决定性行动来消灭蒋介石，因此他们提出要那些东西，我们都给了他们。我们没有作任何举动去约束中国同志，因为我们认为他们要统一全中国这是绝对正确的。
然而，当我们提出在他们的领土上驻扎我们的歼击机队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却是极端奇怪的。他们明确表示我们的建议冒犯了他们。……
中国对蒋介石发动的军事行动采取了炮击两个沿海小岛这样一种形式。我们完全赞成毛泽东解放这两个岛屿，消灭蒋介石部队向大陆进犯的潜在跳板。……
开始的时候，中国人似乎一口咬得太大了些。美国人开始积极支援蒋，毛的部队在旷日持久的炮战中陷入了困境。 
从上下文看，赫鲁晓夫在这里说的中国通知“他们要对蒋介石采取军事行动”，很可能不是指炮击金门开始前，而是指在战役期间的情况。理由是，中国希望苏联给予空军援助，是在美国加强援蒋且国民党空军使用了美国最先进的“响尾蛇”导弹，以至海峡空战形势发生了突变以后。苏联同意派空军和导弹部队到福建前线，但指挥权不能交给中国，遂被毛泽东拒绝。对这个情况，毛泽东事后也曾提起过。 显然，仅仅根据赫鲁晓夫这段回忆无法判断苏联是否事前就得知了炮击金门的消息。
还有当时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的回忆录，而这个回忆更是混乱，舛误颇多：
1958年8月3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访华。8月25日我们向金门打炮，并封锁金门、马祖，美方出动了海军第七、第六舰队。赫鲁晓夫着急了，不了解我国向金门打炮的原因和目的。他亲自匆匆来访北京，直至到莫斯科机场前，才通知中国大使去送行。
赫鲁晓夫来北京与我中央领导同志谈判时，提到为什么不事先通知苏联。我们回答已通过我国国防部参谋部的苏方顾问把这一事通知了苏联国防部。 
首先，葛罗米柯访华不是8月3日，而是9月6日。其次，炮击金门的时间也不是8月25日，而是8月23日。再次，炮击金门后匆匆来访的不是赫鲁晓夫，而是葛罗米柯。最后，刘晓显然是把赫鲁晓夫1958年7月底8月初与1959年9月底10月初两次访华混淆了，而赫鲁晓夫是炮击金门一年后两党在北京会谈时才提出事先不通报的问题的。所以，刘晓的回忆同样是靠不住的。不过，他所提到的中方的答复——正如下面将要指出的，却是有文献依据的。
作为新华社社长和《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在1950年代经常列席中共中央高层会议，他的回忆录被认为是颇具史料价值的。吴冷西回忆说，在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曾经谈起炮击金门的事情：“在有些人的印象里，好像炮轰金门是我们跟苏联商量好的。其实，赫鲁晓夫在7月底8月初到中国来的时候，根本没有谈什么金门问题。如果说了一句话也就算谈了，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谈到。” 这里，毛泽东的说法是斩钉截铁的——对苏联人一句话都没有谈。
对上述当事人回忆进行分析的结果是，卡皮察和吴冷西的说法——中国事前没有将炮击金门的计划通知苏联——比较明确，比较可靠。但既然对这个问题有完全不同的结论，就必须找到相关的文献证据，才能继续进行分析。
再看有关的档案文献。
赫鲁晓夫1958年访华时，与毛泽东在7月31日和8月1日、2日、3日进行了4次正式谈话。中方保留了所有这4次谈话的记录，而目前所披露的俄国档案只有7月31日和8月3日会谈的记录。 笔者仔细查阅了这些档案文献，其中确实没有一句谈到关于中国即将开始炮击金门的内容。但是，在这次访问期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是否还进行过非正式谈话？是否在非正式谈话中提到过炮击金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