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证券2016校园招聘:“学大寨”碰上了“潜规则”

“学大寨”碰上了“潜规则” 吴思
说透历史
“学大寨”碰上了“潜规则”
2008-12-08
一个先进知青典型重建世界观的心路历程
在去大寨参观的路上，就纷纷传说要恢复高考，我们一帮先进知青开始商量考还是不考。那时候考大学给我的感觉是，从农业学大寨的第一线 临阵脱逃。
大包干的成功对我的影响，就是造成我的世界观的崩溃。从写陈永贵传记开始，我被迫弄历史，回过头来重建世界观，一直到现在，不断地添 砖加瓦。
第一次梦见毛主席：我当时太“左”了，在大学里，我思想的变化是一个缓缓的过程
农村调查中发现“潜规则” ：一层一层地调查下去，我们发现，这种资源分配另有一套规矩，不像文件里说的那样上山下乡，这是中国一代知 识青年的宿命。吴思赶上了这个运动的尾巴。
有组织、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于1968年底，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我那时 还是小孩子，不太懂。”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之类口号的熏陶，还是让吴思对下农村充满了憧憬。高中毕业后，他终于有机会去实践自己 的理想。
这时，已经有知识青年陆续以各种名义返回城市，其中不乏血泪斑斑的抗争。但北京市先进知青吴思沉浸在自己的理想世界中，一意要向陈永 贵的大赛学习。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这时的吴思已经坐在中国人民大学 中文系的课堂上，开始新的生活。离开农村时，发自内心的喜悦让他困惑。
这种困惑一直持续了很多年。一个曾经的所谓“极左”的先进知青典型，在改革开放后扑面而来的信息和知识洪流中，开始重建自己的观念大 厦。
吵着闹着要去下乡插队，哪里艰苦就申请去哪，我们接受的是革命的传统教育。
1978年上大学以前，我一直都是“极左”分子。从红小兵排长、红卫兵排长到团支部书记，一路班干部当上来，总是用“极左”的思想去教育 别人，结果最有效的是用“极左”思想教育了自己。1976年高中毕业后，作为城市知识青年，一般都要上山下乡。根据当时的政策规定，有几 种情况可以不去插队，比如独生子女，或家里两个子女的年龄相差6岁以上。我跟另外一个同学都属于受照顾的，可以留在城市。但我们满脑袋 都是毛泽东思想，吵着闹着要去下乡插队。
我们打开中国地图挑，哪里艰苦就准备申请去哪儿。当时最热门的是西藏和延安。挑来挑去，最后还是去了北京郊区。因为跟我一起的那个同 学，他母亲当时年龄已经很大了，她找到我跟我说，你要是去延安，他就一定去延安，我这么大年纪怎么办？我们实在说服不了他，所以就劝 劝你。只要你不去延安，他也就不会去了。———因为关系到另外一个家庭，我觉得责任重大，不再坚持，就在学校安排的北京郊区挑了一个 最穷的山村。
我上小学二年级时，“文革”开始。我妈在大学教书，有一天我带着弟弟在外面玩，老远就听见敲锣打鼓的，非常热闹，凑过去看见一队人在 游街。前边有几个人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牌子，其中有一个人就是我妈。我跟弟弟吓得撒腿就跑回家，透过窗帘的缝，看着游街队伍从我们 家门前经过。对我来说，这一天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我们家被抄了三次。我在一边看得还挺热闹。家里被翻个底朝天，好多原来不知道的东西都翻出来了。小孩对抄家的感觉不那么恐怖，觉得挺 好玩：哎哟，怎么还有这个东西呢。
此后我跟母亲去了商业部在河北文安县的五七干校，在那里呆了两年。我爹在国防科技系统，他戴的帽子是“阶级异己分子”，我妈大概是“ 反动学术权威”或“修正主义苗子”之类，他们的级别不高，县团级，在北京的中央单位，好歹得是司局级才能当“走资派”。很快他们就不 是被批斗的重点了。
但是五七干校都得去，两派一掐起来，互相抄家互相斗其实也算不了什么，当时大家普遍都受到了冲击，我们对父母挨斗和抄家的感觉也就不 强烈。两派打起来，互指对方是“保皇派”，我也就搞不清楚谁是真正的阶级敌人了。那时候觉得我爸他们不错，对方才是混蛋，才反动，就 站在我爸这边，谈不上和家长划清界限。本来小孩对这个就不懂，最初的兴奋劲过去了，也就不感兴趣了。
“文革”感觉挺幸福的，没人管。大人他们白天上班，晚上全都得开会，所以小孩是自由的。上学就背毛主席语录，学什么东西也不考试，我 们整天都在外面干抓蛐蛐、扎蛤蟆、打弹弓枪仗之类的事情。
小学生是红小兵，完全没有资格参与红卫兵那些事儿，总得是个初中生才能参与哪一派。到我们上中学的时候，红卫兵就有取代共青团之势， 已经成为相当正式的组织，大家都分批申请加入红卫兵。一段时间过后，共青团恢复，红卫兵就成为共青团的外围组织，共青团成为核心组织 ，红卫兵再入团。我们入红卫兵的时候已经是1972年，红卫兵开始体制化，官方化，已经不像先前那般具有冲击力和造反精神。
这辈子我读的第一套书就是《星火燎原》，一批老红军老八路写的革命回忆录，有的故事很残酷。感觉很好看，里面尽是打仗的故事。我读的 第一本小说，是《欧阳海之歌》，很着名的革命小说。我们的底色都是毛泽东思想，接受的是革命的传统教育。
“共产主义劳动试验”受挫，大家攻击我，说我沽名钓誉，利用群众让自己出名，往上爬。
高中毕业后去农村插队，真实的社会和贫下中农和想象的相差很远。条件很艰苦，每天日值三毛五分钱。那时候标准粉的价格是一斤一毛八分 五，拿粮票买。也就是说，一个壮汉把一天的收入拿来买粮食，买不了两斤白面。即便不拖家带口，也是吃不饱的状态。插队的时候，没有油 水、没有肉，一天两斤白面不够吃。有一次我吃炸酱面，一顿就吃了一斤九两，还没吃饱，舍不得吃了。
到农村主动做的第一件事是，搞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那是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教导的。我们在下乡之前，正赶上毛主席在批资产阶 级法权，一方面，批判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制度，说它们是建立在个人私心的基础上。另一方面，也树立了一些新的东西，重点就是列宁提 倡的星期六义务劳动，这被认为是建立在群众自觉的纪律的基础之上，是以革命英雄主义为基础的劳动。让这种大公无私的劳动逐渐扩大，才 是共产主义社会真正的基础，也只有这种充满创造性的自觉的劳动，才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大家就开始模仿。我到农村之后就把这套东西照搬下来，组织共青团员、青年突击队进行周六义务劳动。组织了不过三四次，大家就没了新鲜 劲，并且开始攻击我，说我沽名钓誉，利用群众让自己出名，往上爬。于是义务劳动就坚持不下去了，共产主义劳动试验受挫。
后来，我当了生产队副指导员，管理队里的水。农民浇自留地水的时候正好赶上生产队要浇麦地，两者发生冲突，究竟谁先浇水？按照毛泽东 思想就是先公后私，甚至于大公无私。我就让先浇集体的。可当时农民全都偷着扒水，我只要不在，他就把水渠给扒了，把水引到自留地里。 一次发生冲突，我还跟人打起来了。最后发现，我自己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只要我一转身人们就扒水渠，他们互相之间都假装看不见 ，就瞒我一个人。我不可能一天到晚看水啊。
后来开队委会的时候，大家讨论怎么办，我还是坚持先公后私，等队里浇完了之后，再浇农民的自留地。开会的多数成员则表示，白天队里浇 ，晚上农民浇。我是最左的，一般干部都比我缓一步。我这个主张没人支持。
人民公社社员老偷懒，刨地的时候大概连一半的劲都没使出来。上班的时候磨洋工，下工以后在自留地里打冲锋。我努力督促社员多干活，也 是屡屡受挫，无论我怎么带头玩命，人家也跟不上来。生产队干部对集体的事也不那么热心，那时候我当了一把手，那些队干部，遇到一点挫 折，动不动就说不干了。
参观大寨时热血沸腾，但一出了昔阳县温度就降了一半，一回村温度又降回到零了。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抓起来了。我们这帮小“左派”的感觉是，可能要资本主义复辟了，但是又不敢肯定，上层的事我们不清楚，无法判断 。再说我们对四人帮特有的那些空话大话也没什么好印象。
1977年，我参加北京先进知青参观团去大寨参观。参观大寨回来后，昌平的几个知青住在县委招待所。当时有四五个人在一起讨论大寨那套东 西行还是不行。我们在大寨的时候都热血沸腾，信心十足，一出了昔阳县，温度就降了一半，到北京就剩20%了。第二天一回村，估计这趟大寨 参观的激情就全消了，温度又降回到零了。大家说，一看我们村那帮社员，干活出工不出力，偷懒，自私自利，恨不得拿鞭子抽他们，跟牲口 似的。
这时候，一个大学毕业后申请下乡当农民的知青就插话说，内蒙有个知青，写了一本书，基本观点是：中国农业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刘少奇主 张的包产到户。
这句话在当时简直就是大逆不道，标准的修正主义路线，资本主义复辟。但是你能感觉到，这种主张有一种强大的真理的力量，要是真那么搞 ，中国农业肯定行，肯定粮食够吃，农民肯定使劲干活。
当时空气就跟凝固了似的，大家都不说话。不知道沉默了多长时间，我说，说这话的伙计被抓起来了吧？她说，抓起来了。
这个人叫张木生，我觉得他讲得有道理，但是绝不敢想这么干。当时我敢想的最远的就是，扩大自留地面积。对于张木生的被抓，当时觉得， 说这种话的人不被抓起来，天理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