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歌和阿史那隼图片:举国体制（转载）

编者按：2011年8月12日至23日，深圳将迎来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值此全市动员共同创造精彩之际，不免会使我们联想起前不久才落幕的广州亚运会以及2008年在中国首次举办的北京奥运会。说起体育运动会，可能最先是我们想到的会是荣誉，每每这个时候，都是各国运动健儿为国争光的时候。当这种牵动民族热情的盛会落下帷幕，人们归于平静之时，我们会去追访一些个获得殊荣的运动员们背后的故事，于是乎，“举国”一词走入人们的视野。我们会发现，这些盛会是举国之力所办，这些运动健儿是举国之力所培养。那么，再往下思考，仅体制而言，“举国体制”对于中国的发展会有怎样的影响？再具体一点，既是“举国”，自然用的是纳税人的钱，那“举国”之为对于老百姓是否负责？在最集中体现老百姓权益的公共治理方面，“举国体制”与之有怎样的联系？本期简报，笔者将从公共治理的视角观察“举国体制”，汇编一些资料并提出一些观点，供读者参考。 

★★举国体制在中国

   ★从运动会说起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以世锦赛、奥运会等为主的大型国际运动赛事就与中国的国家民族主义结合了起来，成为中国民族热情最高涨的领域之一。几十年来，奥运会赛场既是运动员争夺个人荣誉的舞台，更是中国与其他国家争夺荣誉的战场。每当中国运动员获得一枚奖牌，尤其是金牌的时候，一定是举国欢庆，那一刻，在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反应——中国赢了！当北京奥运会中国在金牌榜上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之时，中国更是万众欢腾，民族自豪感陡然攀升。不可否认，在体育赛事上的获胜，确确实实增强了民族自信心与民族自豪感，可谓全国人民皆大欢喜。可是，当赛事带来的荣誉慢慢淡去，我们也不得不对体育赛事背后的东西进行思考研究。

众所周知，中国培养运动员的模式是一种“举国体制”。简而言之，就是以整个国家的财政作后盾，有国家出力出钱出人办某种事情的体制，是一种国家动员机制。因此，不难想象，国家培养一个优秀的运动员需要耗资很大，举办一场国际规模的运动会更是耗资巨大。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都是典型案例。

历史地看，“举国体制”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1949年之后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典型的“举国体制”，国家通过政治手段把社会的每一个经济细胞都组织起来，在短时期内来达成国家设定的目标。“举国体制”甚至可以追溯到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汉代的《盐铁论》就已经把“举国体制”的道理说得很清楚了。《盐铁论》的主题就是论述国家为什么要垄断关键商业活动，其所举的理由都和国家动员有关，主要包括国防军事、应对危机、基础设施建设和“平准市场”。在西方近代国家产生之前，中国就已经实现了举国体制，有西方学者把此称之为“水利社会”。

★这些年的成功

“举国体制”还有一个形象的称谓，叫“集中精力办大事”。这一优势其实已经被我们反复宣扬许多次。当年原子弹氢弹爆炸，宣扬过；卫星上天，宣扬过；黄河三门峡工程开工完工，宣扬过；如今长江三峡工程开工竣工，宣扬过；嫦娥探月成功，宣扬过；“战胜”洪灾，“战胜”雪灾，“战胜”震灾，也宣扬过。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等大型国家活动的成功举办，以及有效应对汶川特大地震、全球金融危机等突发事件，更是让“举国体制”一时间成为“中国模式”的支点，被大肆吹捧宣扬。霎时间，国家力量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最有效力量之一，国家主义也迅速走入人们的视野。尤其是“中国模式”热一下子成为全球热词，甚而在全球范围内成为学术、政策领域研究的热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形成的强大国家能力的的确确在许多重大事件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体现在经济的快速发展上。我们肯定既得的成绩，也十分为祖国自豪，但同时，也不能忽视举国体制所凸显出来的诸多问题。

例如，在经济领域，举国体制模糊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甚而让政府与市场在中国难以找到边界，在危机时刻，我们可能会看到国家干预带来的急时应对能力，但是这种应对如同激素对人体的作用一样，难免会有副作用，如今市场领域所出现的行业垄断，政商勾结腐败等严重问题都发自于此。

在社会文化领域，举国体制事实上会导致一种“泛政治化”，任何一件当局认为在政治上有意义的事件都会倾一国之力而为之，都会当做政治任务来完成，如奥运会。选网作家闽宁曾在《举国体制与体育的政治化》一文中指出：西方有学者认为，只要奥运会是以国家(nation-state)为单位，那就不可能与政治脱离关系。所以奥运会政治化是常态。但是，自从世界上有了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后，奥运会就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一厢情愿的政治舞台。冷战时期，奥运会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展现社会主义国家强大实力和制度优越性的政治场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把组织和参与体育赛事当作是社会的事，很难建立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的举国体制。在中国，这样的现象同样存在。 

★★举国体制下的公共治理

上文已经提到，举国体制是一种国家动员体制，它就像是一个庞大机器的主轴，此轴一转便会牵动全身。因而，在举国体制之下，国家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会受到影响。公共治理是当前极受社会各界关注的方面。有学者认为，治理是一种官民共治的模式，那么，简单说来，公共治理就是指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治理，包括医疗、教育、社保、基建等在内的社会各个方面。由于篇幅所限，笔者仅结合自己体验，对举国体制在基础设施建设一块儿所导致的“选择性建设”进行简要解读，供读者们参考。

★大事件与集中建设

还得从运动会说起。今年8月12日至23日，深圳将迎来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如今，深圳市内充盈着浓浓的全民运动气氛，眼看着开幕时间逐渐拉近，宣传、场馆、接待、绿化、交通等各个方面都已准备就绪。

大运可以说是一只催化剂，将深圳提前带入地铁时代。原先深圳地铁只有一条线，为了迎接大运，官民互勉，在大运前开通了四条线，如今五条线路的地铁网络大大改善了市民的出行，也大大缓解了深圳的交通运输压力。7月中旬，笔者亲身前往坐落在宝安区龙华街道的深圳北站，这里将是一个集地铁、火车、公交于一体的综合交通枢纽，据说以后的高铁将会从这里发出，火车站将于8月份正式运营，自然也是迎接大运的产物。

深圳市举全市之力，为迎接大运会，在交通运输、场馆建设、城市绿化等方面都做出了十足努力，为市民的生活环境和质量的改善也做出了不少贡献，应该说这是我们所乐见的。这无疑是“举国体制”的逻辑。 

★“选择性建设”

或许一个大事件能够产生相当大的能量以驱使一个地区，乃至国家进行集中建设，改善条件。这是好事，但同时也暴露出一种“选择性建设”的治理误区。所谓“选择性建设”主要指两种情形，一是在一国之内，本来各个地区都应该办的事情，尤其是关乎社会公众的公共事务，只是在有大事件举办的地区办，其余地区暂时搁置；二是在一个地区之内（市），原本应该随时跟进的事情，平时不加紧不上心，甚至不上日程，却在大事件降临的时间区间内进行高强度集中作业。

就以深圳市为例此次举办大运会为例，深圳交通运输的改革、深圳北站的建设、地铁线路的建设、市民公共运动场所的建设等都表现出了明显的“选择性建设”。这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惠民设施平时就应该有条不紊地建设，可是在没有大运会的刺激之下均没什么成色，尤其是分布在城市各处的日常露天锻炼器械场地的建设，包括目前街头所处可见的公益服务U站。这些基础设施，公益服务平时也应该成为治理的重点，而不是非得在大事件的促使下才成为重点。

笔者无意于否定深圳为大运所做的巨大努力，相反也很为这个城市能够做足这些平日没有完善的公共建设而感到高兴。然而，笔者必须警示，在这样一种举国体制逻辑之下，“大事件效应”会自然引发基础设施公共治理上“选择性建设”的困境，这样一种困境会导致“事走茶凉”的结局，即大事件来临会极大促进这个地区，乃至国家的各方面发展，大事件一走，各方面工作又恢复常态，举国体制的逻辑客观上不容许长时间的“紧绷”，但公共治理是个“慢活”，急不得，同时也荒废不得，需要持续不断地添砖加瓦，方能切实改善公民的生活质量，走好社会建设的路。

★★对“举国体制”有话说

【郑永年：“举国体制”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困境】 中国的“举国体制”能够在很短时间里达到“国富”的状态。今天，就国家财力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但代价是“民弱”。“举国体制”的一个特点，就是国家或者国家的代理者通过各种机制包括政治、行政、市场等等，有效地把财富从“民”转移到“国”。但是，从长远来看，民弱必然导致国弱。应当看到，国富并不必然导致国强，在中国尤其如此。在中国的体制环境下，国企并不属于国家，而是属于国家的代理者。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所积累的财富并不能为政府所支配，而是为少数代理者所支配。在很多情形下，这些代理者的行为已经大大超越了政府的控制。或者说，这个领域的存在不但没有使得政府更强大，反而是有效地制约着政府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举国体制”正在快速地导致社会资源枯竭。社会资源一旦枯竭，政府就会失去经济基础，进而是政治基础。

    很显然，在政府和市场高度失衡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改革的要务就是重新达到两者之间的均衡。如果政府(尤其是国有部门)无限扩展，市场空间继续萎缩，财富继续从社会流向国家(或者国家代理者)而不是相反方向，那么今天一些人津津乐道的“举国体制”，必然会最终演变成一种自我击败的体制。

【木然：为“举国体制”画像】 举国体制本来就是一个瞎折腾体制，最容易“见光死”，结果导致纳税人的钱去向不明，来路也不明，责任不明，腐败频发。这表现在：第一，官员把时间和精力用在了腐败收益的选择上。腐败的高收益损耗了制度收益，使制度收益成为负数。早在2002年，胡鞍钢对公务员腐败的成本与收益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当公务员从事腐败或犯罪活动的收益比其成本或风险大得多，他就具有腐败的动机；当潜在的收益足够大时，他就可能“铤而走险”。而当公务员廉洁的收益比其成本或风险大得多，他就具有廉洁动机；当廉洁潜在的收益足够大时，他就可能“廉洁一生”，他的这一分析至今仍有适用性，对此进一步的推论是，民主政府的公务员腐败成本太高，在腐败面前往往止步不前，非民主政府的公务员腐败成本太低，收益非常高，所以腐败程度就高。据最近的美国《洛杉矶时报》称，“仅仅根据中国媒体在拉斯维加斯和旧金山两处所了解到的资料就发现，每年中国官员在当地消费高达580亿美元。中国政府已经看出民众对此的不满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换句话说，政府官员的腐败导致其官员本身收益的同时却使制度收益降低，使制度的合法性逐渐丧失。 

【刘乃强：举国体制乃是中国崛起的秘方】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使中国能快速工业化，能搞出“两弹一星”，能有效地控制人口，能以全球8%的耕地养活22%的总人口，能在奥运中夺得最多金牌，能快速大规模动员救灾。共产党下定决心要做任何事情，包括一百八十度修正自己的路线，它都一定会成功。这显然是有异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体制上的优越。

   【林明理：揭揭“举国体制”的丑陋】 “举国体制”，说白了也就是让某些自认为“精英”的人士强行代表广大民众，支配几乎所有政经社资源而不受应有的监督制约的威权体制、“人治”体制。这种体制构成的威权社会在“精英”们具备良好道德素质的前提下，凭着统治者权力的绝对化，仗着专制和高压及由此带来的下级对上级的“忠诚”与思想的“纯洁”，确实可以很快地动员全社会力量以干成“大事”。中国几千年专制历史就留下不少“威权”的佳话。李世民知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创建过“贞观之治”；李隆基用贤臣姚崇、宋璟也留下了“开元盛世”；朱元璋反腐败下令剥过女婿的皮；就连臭名昭著的慈禧那拉氏，也因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案一怒之下雷厉风行般革过一百多昏官贪官的职（比现时某些遮遮掩掩的“反腐”要高效得多）。但“威权”之下“举国体制”留给历史的最大的却是教训。即便如李世民李隆基朱元璋等等最高统治者，最后留给中国历史的又是怎样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历史与现实一再告诫我们，“举国体制”的“人治”优势远远抵不上其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