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战术

黄白撰文道：

中国古代没有战略战术的清晰概念，只有谋略、计谋等实用技巧的介绍，其中有些属于战略范畴，有些属于战术范畴，多数则难以界定。这些战略战术思想可以分为八类：

运筹帷幄论。主张知己知彼，胸有成竹，未战先胜。孙子说：“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也。”“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有防备）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是故胜兵先胜（先有制胜的策略和把握）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柔武取胜论。主张不战而胜，心战全军，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古代军事家认为“心胜为上，兵胜为下”；“全（保全）军为上，破（攻破）军次之”；“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他们还非常重视军纪赏罚：“军纪者，军队之命脉也。治军之要，尤在赏罚。”“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民悦者，赏之。杀贵大，赏贵小。”“将无还令（命令不能收回），赏罚必信。”“赏不逾日（不等到第二天），罚不还面（不转过脸去）。”“赏不加于无功，罚不加于无罪。”“军以赏为表，以罚为里。”“诛一人而千万人顺，诛其心也；赏一人而千万人奋，赏其心也。”“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夫。”“元恶不可不诛，协从（从犯）不可不抚。”“与其失之宽，不如失之严。法立然后知恩，威立然后知感（知道感激）。”等等。

兵不厌诈论。主张伪装欺诈，阴谋诡计。古人这方面的言论很多：“善动敌者，形之（示形，以佯动迷惑敌人），敌必从之；予之（给敌小利），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欲攻敌，必先谋。”“共敌不如分敌（使敌人兵力集中不如使敌人兵力分散），敌阳不如敌阴（正面与敌人对垒不如用计谋与敌人作战）。”“虚者虚之，疑中生疑；刚柔之际，奇而复奇。”“阴其谋，密其机，高其垒，伏其锐。发之以其阴（秘密发兵），会之以其阳（公开讨伐）。”“战阵之间，不厌诈伪。”等等。

宏观取势论。主张建立强大的兵势，分兵合击，团结激气，利用地势。古人说：“善战者，恒求之于势。”“水之弱至于漂石者，势也。”“勇怯，势也。”“故用兵之法，十（十倍于敌的兵力）则围之，五则攻之。”“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尉缭曰：“善用兵者，能夺人（挫伤敌人的气势）而不夺于人。”鬼谷子曰：“事贵制人，而不贵见制于人。”管仲曰：“众寡同力，则战可以必胜，而守可以必固。”吴子曰：“夫发号施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刘基曰：“凡与敌战，若陷在危亡之地，当激励将士决死而战，不可怀生（贪生怕死）则生。”孙膑曰：“合军聚众，务在激气。”史可法曰：“将所以克敌者，气也。”孙武曰：“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孙子还有很多有关地利的论述：“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预测敌情）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等等。诸葛亮曰：“善将者，因（顺应）天之时，就地之势，依人之利，则所向者无敌，所击者万全（万无一失）矣。”梅尧臣曰：“地有死生之势。”《太白阴经》曰：“地之险易因人而险。”《虎钤经》曰：“居险用险必内溃（居于险地再冒险，则军心不稳），居易用易必外蹶（居于平地若不出奇兵，则必然被击败）。”《登坛必究》曰：“争地之利，先居则佚，后起则劳。”

随机应变论。主张出敌不意，乘隙而动，不失时机，攻守转化。太公说：    “不能分移（分兵机动），不可语奇。”刘基说：“凡与敌战，须务持重。见利则动，不见利则止，慎不可轻举也。”白毫子说：“时不再来，机不可失。”袁崇焕说：“坚壁清野以为体，乘间击暇以为用。”胡林翼说：“兵贵因机（因循机遇），事贵乘势。”“兵家之法，战守并重。”“军旅之事，守于境内，不如战于境外。”李靖说：“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孙子说：“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敌人判断失误，没有来进攻）也。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

正奇互补论。主张正奇相因，避实击虚，千变万化。孙子曰：“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故势因敌之动，变生于两阵之间，奇正发于无穷之源。”曾国藩曰：“用兵之事，须半动半静，动如水，静如山。”《握奇经》曰：“治兵以信，求胜以奇。信不可易（改变），战无常规。可握则握，可施则施。”

将领决定论。认为生死存亡在于将领，因此对他的素质有特殊的要求。孙子说：“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故将有五危：必死（轻于送死），可杀也；必生（贪生怕死），可虏也；忿速（一触即怒），可侮也；廉洁（过于注重名声），可辱也；爱民（不忍心放弃一些人），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还说：“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曾国藩则具体地提出对将领的要求：“带兵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胡林翼说：“将以气为主，以志为帅（以意志为统帅）。”“求将之道，在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气，有智略。”《六韬》中则提出了考察将帅的方法“八征”：“一曰问之以言以观其辞，二曰穷之以辞（穷追不舍地诘问）以观其变，三曰与之间谍（派间谍）以观其诚，四曰明白显问（明知故问）以观其德，五曰使之以财（让他理财）以观其廉，六曰试之以色以观其贞（贞操），七曰告之以难以观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态。”关于专 制君主的诏令与将帅的权力，周亚夫说：“军中闻将军之命，不闻天子之诏。”太公说：“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出军行师，将在自专。”而古代许多将领无论是得胜还朝还是一败涂地，都容易被君主杀戮，其根源也在于此。古人还有很多关于将士的言论，如认为：“夫统帅专一，则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则号令不二；号令不二，则进退可齐；进退可齐，则气势自壮。故机宜不可以远决（不可不当时当地随机决策），号令不可以两从（号令不一，无所适从）。”“兵贵其和，和则一心。兵虽百万，指呼如一。”“千人如一，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将卒吏民，动静如身（如一人之身），乃可以应敌合战。”“夫将拒谏，则英雄散。策不从，则谋士叛。善恶同，则功臣倦。”“善为将者，刚不可吐，柔不可茹（不可欺软怕硬）；和平之中，而有不可假借之力（不可剥夺利用的力量）；持守（端庄严肃）之中，而有可以亲近之慈。”“以身先人，故其兵为天下雄。”等等。

战备粮草论。主张居安思危，备兵教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求大量储备粮食，同时食于敌国。《易经》中说：“王公设险，以守为国。”《虎钤经》中说：“善用兵者，防乱于未乱，备急于未急。”《将苑》中说：“军无习练，百不当一。”《登坛必究》中说：“练兵之法，当先练心。”俞大猷说：“教兵之法，练胆为先；练胆之法，习艺为先。”关于粮草军械等，孙武说：“凡用兵之法，带甲十万，千里馈（运送）粮，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故善用兵者，役不再籍（兵员不再次征集），粮不三载（粮草不多次运送），取用于国（就地取粮），因粮于敌。”“智将务食于敌，胜敌而益强（既要打败敌人又要使自己更加强大）。”又说：“军无辎重（武器装备）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储备）则亡。”“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放弃一些军力）而争利，则辎重捐（舍弃）。”曾国藩说：“行军以粮路为第一要务。”诸葛亮说：“军以粮为本，兵以奇正为始，器械为用，委积为备。”李筌说：“军无辎重，则举动皆缺。”

胡鱼说：“好！”又听菲耳士说：

中国的军事思想史源远流长。黄帝战蚩尤采用逐步后退的战法，周武王平定天下，以车战为主，姜太公柔远人、怀诸侯，老子主张以奇用兵、用人（借用他人）之力。《武经七书》以及孙膑兵法、诸葛亮兵法等等相继出世。

中国的军事思想重在用谋、用计、用间、攻心、奇正、应变，这与中国人的勾心斗角、阴谋诡计，不团结，不守信，人际关系异常复杂等等，是一致的。

西方的军事思想也随战争一起产生，可追溯到古希腊。但成熟的军事理论出现很晚。直到十八世纪，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1712～1786）著《战争原理概论》，强调突击、机动；法国的基柏特（1743～1790）著《战术总论》，主张运动战，以战养战，反对防线、堡垒；约米尼（1779～1869）著《战争艺术概论》，主张集中用兵、各个击破，以及运动战、心理战，重视切断敌军交通线。他成为近代军事思想的第一人；与约米尼同时的克劳塞维茨是西方军事之父，他所著的《战争论》认为战争不是科学或游戏，而是要用全部国力来打的暴力行动，他说“战争是一种强迫敌人遵从我方意志的暴力行动。”又说“战争不过是政治用其他手段的延续。”克劳塞维茨之后，西方军事家人才辈出，马汉、杜黑、麦金德、科林斯、哈特、富勒、鲍德温、朱可夫、伏龙芝、拿破仑、福煦、鲁登道夫、古德里安、巴顿、隆美尔……。

下面，我谨比较一下中国与西方的战略战术的相同与相异之处。

中国人注重谋略，西方人重视实力，但西方人偶尔也讲到计谋。克劳塞维茨曾说：“任何一次出其不意都是以诡诈（即使是很小程度的诡诈）为基础的。”腓特烈大帝曾说：“在战争中，狐狸皮有时也和狮子皮同样的需要，因为当实力失败时，而狡计反能成功。”马其顿的菲力普曾说：“诡计放在实力的前面，而最后才使用实力。”

中国人更强调遇时不疑，抓住时机；西方人更强调突击、闪电之战。利德尔·哈特说：“突然性是战略的本质。”拿破仑说：“所谓的战术是，抓住最重要的时刻，把最强大的力量施展出来。”

中国人更强调出奇制胜，正奇结合；西方人更强调集中用兵。福煦说：“同时不得求二战，必须努力集中兵力。”卡尔大公说：“在兵力对比完全相等的地方不可能取得任何良好的战果。”鲁登道夫说：“陆上、海上和空中的统帅艺术，在于在数量上和武器的威力上造成对敌的优势，这就是说要形成一个打击的重心，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地点和在获得胜利后就会使敌人彻底失败的方向上挫败敌人。”

中国人主张攻守转化，既讲究先发制人、先声夺人，又讲究后发制人、柔以制刚，而西方人对后者不太用心。约米尼说：“让我们记着，要克服征服者的野心，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在适当的时机，先发制人。”又说：“实际上，假使要说战争的艺术，最主要的就是应该把我军的主力，投掷在决定点上。那么，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其必需的手段就是争取主动。”尽管克劳塞维茨也说：“迅速而猛烈地转入进攻是防御的最光彩的部分。”“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就其本身来说比进攻这种作战形式强。”“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决不是单纯的盾牌，而是由巧妙的打击组成的盾牌。”拿破仑也说：“战争的全部艺术就是一个非常合理而十分谨慎的防御，则继之以一个迅速而大胆的攻击。”这些思想有点中国式。

中国与西方都重视对地利、地形的研究。《六韬》中说：“凡深入敌人之境，必察地之形势，务求便利。依山林险阻，水泉林木，而为之固；谨守关梁，又知城邑丘墓地形之利。”《孙子兵法》中说：“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故曰：涂（道路）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我们西方的约米尼说：“假使一位将领想在一幕伟大的战争戏剧当中，充任一个成功的演员，那么他第一个职务就是要审慎研究作战的场所（舞台），这样他就可能看清楚敌我双方在形势上的优劣利害。”腓特烈说：“地理知识对于一个将军来说，犹如步枪之对于步兵，数学公式之对于几何学家一样重要。”亨利·劳埃德说：“地形，这是一本伟大的、独一无二的兵书。”

中国人不如西方人重视武器特别是新武器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人以将为本，西方人以武器为本。富勒说：“现在我相信机械化战争，也就是相信装备机器的军队，这种军队只需要少量的人和强大的机器。”古德里安说：“假使除了普通的用奇以外，而又再加上新的兵器，则奇袭的效果就会大大增加。”什捷缅科说：“突然地大量使用新式武器，可取得巨大效果。”

中国人没有直接谈到一些具体的战术，如占领城池与消灭敌人的关系，如何迂回进攻等。而西方兵圣克劳塞维茨说：“消灭敌人军队才是真正有效的行动，而占领敌人地区不过是消灭敌人的后果。没有消灭敌人军队就占领敌人地区，始终只能看作是迫不得已的下策。”普鲁士的腓特烈说：“这是战争中的一条万古不易的公理，确保你自己的侧翼和后方，而设法迂回到敌人的侧翼和后方。”

总之，中西军事思想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中国人干得很出色，只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中国的暴力对抗太激烈了、太残忍了，使得生灵涂炭。可以说，军事是古代中国人最能发挥计谋特长的领域，正如科学是西方人最能发挥逻辑思维特长的领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