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市家庭维修:朱毛不分，唱和一生——纪念八一建军节

李克勤（jixuie）题记：1976年元旦发表了毛主席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周总理在病榻上深情吟诵着，90高龄的朱老总奋笔疾书，给《诗刊》杂志写了两首诗《喜读主席词二首》。在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在生命的最后关头的一次千古绝唱。毛主席和周总理一生的同志之情，战友之情，我们曾经有过多次讨论。这里我们就朱毛不分，唱和一生，作几点探究。朱毛自从井冈山会师以后，从1928年开始，一直到1976年，58年的时间，他们从未分离过，谁也离不开谁，不管是土地革命时期，还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不管是指挥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还是进行党内路线斗争，朱毛默契配合，坚持真理不动摇；不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还是反对修正主义，反对霸权主义，维护祖国统一，捍卫祖国领土，朱毛不分，名副其实的唱和一生，名副其实的千古绝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朱毛在反腐败上，也上演了千古绝唱，那可真是真理的光辉！
任何力量都无法分开朱毛
一、朱德总司令和毛主席的最后一次唱和
毛主席词二首：
1、
水调歌头　重上井冈山（1965年5月）
久有凌云志，
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
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
更有潺潺流水，
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
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
旌旗奋，
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
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捉鳖，
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2、念奴娇·鸟儿问答
1965年秋
鲲鹏展翅，
九万里，
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
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
弹痕遍地，
吓倒蓬间雀。
怎么得了，
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
雀儿答道：
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
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
土豆烧熟了，
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
试看天地翻覆。
朱德：喜读主席词二首
毛主席76年词二首发表，聆，读再三，欣然不寐。呤咏有感，草成二首。诗刊索句，因以付之。
一
昔日上井冈，革命得摇蓝。千流归大海，奔腾涌巨澜。
罗霄大旗举，红透半边天。路线成众志，工农有政权。
无产者必胜，领袖砥柱坚。几度危难急，赖之转为安。
布下星星火，南北东西燃。而今势更望，能不忆当年。
风雷兴未艾，快马再加鞭。全党团结紧，险峰敢登攀。
二
鲲鹏九万里，直上云海颠。伟哉大宇宙，壮志充其间。
可笑蓬间雀，称霸欲吞天。倏尔控于地，仙阁化为烟。
文革号炮响，帝修心胆寒。春风化红雨，新枝壮且繁。
老中青一体，路线共瞻前。阶级斗争纲，纲举目豁然。
掌握辩证法，统一宇宙观。真心搞马列，地覆又翻天。
（原载《诗刊》1976年二、三月号，总第82期）
注：毛主席76年词二首发表，指1976年毛主席发表写于1965年的《念奴娇/鸟儿问答》和《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二、 朱德总司令谈“毛主席的长处”
朱德总司令在人民军队里德高望重，他认识、认同并终身认定毛泽东思想，没有任何迹象说这是外因外力的结果，相反，他对“毛主席的长处”有着过人的认识，这种认识完全是他亲身实践得出的结论。
朱毛会师以后，就没有分开过，由此产生一支有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英勇善战的人民军队。
1944年党的七大之前，朱老总在延安作过一个十分有名的《在编写红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朱德选集》将其重要的摘要收录。
就在这片讲话里，朱老总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他对毛主席的思想的看法。
朱德明确指出：“毛主席的思想，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观点，到处撒种子，武装群众，采取母鸡下蛋的办法，所以革命力量发展很快。”
朱老总用他特有的朴实语言，概括了毛主席的思想。
第一，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也可以叫做思想路线。朱德亲眼看到，亲身体会到“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是一贯的”。
朱德作了具体的解释。他说：“当时毛主席就指出，要在农村建立我们的根据地。要搞根据地，就必须有军队，有政权，有党组织，有群众运动，还要有适当的地形条件。在建军方面，也有了很多新办法。比如，经济民主、官兵薪饷平等制度，任何人不能随便浪费一文钱等等。这在当时条件下，是起了很大革命作用的。”
第二，政治上的群众路线，群众观点。
朱德讲了生动的事实。
“红军中的政治工作，我们也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建立了很多制度。比如，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也是在井冈山上就规定了的。而且明确规定了，红军的任务，不单纯是打仗，除了打仗，还要宣传、组织与武装群众，建立政权，还要筹款。此外，在井冈山上，还定下了争取俘虏的政策，就是敢于争取俘虏与使用俘虏，敢于收编投降到我们方面来的旧队伍。比如毕占云等同志起义过来的队伍，以后罗炳辉同志起义过来的队伍，我们就不怕，收编了。这些队伍经过改造，很能打仗，很有战斗力。开始虽然群众纪律不太好，但经过教育，也慢慢好起来。象罗炳辉、毕占云这些同志，直到今天还是我军的好干部。这是一个很有益的经验。”
“在井冈山时，战斗很多，都打得很漂亮。敌人有十几万，打了一年多，还不能打败我们。周围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我们知道诱敌深入，在根据地内消灭敌人。当时红四军中的井冈山部队三十一团是在群众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群众观点很强，也会做群众工作。南昌起义部队二十八团战斗力强，但群众观点差些。以后两个团的作风互相交流，取长补短，统一起来，大家都会打仗，都会做群众工作。因为群众基础加强了，所以常常打胜仗，成为红四军以后的优良传统。”
第三，组织上的武装群众，“母鸡下蛋”的办法。
朱德说：“井岗山成了我们的根据地。于是开始有组织地打土豪分田地。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方向从此更明确了。”
朱老总不愧为精通毛主席思想的红军之父，他对毛主席的组织路线的概述，是从整体上加以认识，这一点十分关键。
朱老总认为之所以毛主席的思想能够使得“革命力量发展很快”，就是因为毛主席有这样的长处。
朱老总是伟大的军事战略家，他对毛主席的长处的缘由也做了极其深刻的探究。
他举了一个例子。下面是他的原话。我们不需要作过多解读，老总讲的生动具体，有理有据。
“在立三路线时，军事上又发生了错误，但是立三路线对红一军团的影响较小。毛主席坚持了根据地思想，不赞成部队过远、过久地脱离根据地去打大城市。
一九三○年六月在汀州，中央派涂振农来传达立三路线时，成立了红一军团。包括四个军：红三军黄公略，红四军林彪，红十二军伍中豪，红二十军胡少海。由汀州出师，浩浩荡荡北上，先打下樟树，再过赣江打高安、上高等地，接连攻下十余县，事实上还是游击战争，所以取得了胜利。由于发动了广大群众，部队也有很大发展，出发时一万人左右，这时约有一万八千人。当时中央本来命令我们打南昌，我们知道打南昌没有把握，故只在‘八一’的那天，派罗炳辉带了一点队伍到牛行车站去示威，以纪念三年前的南昌八一起义。当时红三军团却把长沙打开了，不久又退出来。但李立三又命令我们配合红三军团再打长沙。记得当时红三军团曾派袁国平为代表来说，红三军团已有三、四万人，包打长沙，红一军团只开到附近，作预备队助助威就成了。红一军团入湖南，先打文家市，消灭了戴斗垣，取得了很大胜利（我们从敌人手中缴获无线电台，这是第一次），然后才与红三军团会合于浏阳县永和市，成立了红军一方面军。但长沙打了三次并未打下。毛主席的长处，就是在事先就知道上海中央的命令行不通，长沙是不易打下的，准备好转弯的步骤。
长沙打不下，我们又实事求是，冷静地估计敌我力量，准备折回江西。但中央不准，有些干部也反对回江西，还要我们去打武汉，打九江。红三军团大部分同志亦不同意折回。我们七弯八弯，弯了很久，才把部队带到了萍乡。我们当时主张先打吉安，得到兵员补充后再打九江，而且说包打下，中央才同意了。十月间，吉安果然打下。部队有一个发展，退出吉安过赣江时，红一军团约有三万人。这对于准备打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有很大意义。”
请注意老总的这句话“毛主席的长处，就是在事先就知道上海中央的命令行不通，长沙是不易打下的，准备好转弯的步骤。”
朱老总讲的内在含义在于，毛主席最善于坚持真理，最敢于坚持真理，而绝不盲从。
朱老总对毛主席“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深信不疑，因为他作为军事家在党内是比较早看出毛主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同时，自从朱毛会师井冈山，朱老总就和毛主席一道，培育了一支具有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的人民军队，不仅英勇善战，而且善于做群众工作，还善于搞好生产。
朱老总最清楚，如果不是毛主席这种超过党内所有人的勇气，坚持真理的勇气，中国红军，中国革命就不会有后来的局面。
对此，朱德总司令最有发言权。
朱老总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红一军团同志跟随毛主席搞了这么多年，要把毛主席的思想真正搞通了才行。把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学好了，才能把事情办好，才不愧是毛主席的学生。要很好学习毛主席实事求是和谦逊的态度，自已不管到什么地方工作，随时都要虚心，要看到人家的长处，并善于向人家学习。”
朱老总的话，不光是对红一军团的老同志说的，也是对全军将士讲的。
三、朱德：老毛在关键时刻用兵狠
在看电视剧《长征》时，当红军飞夺泸定桥以后，最高指挥员站在铁索桥上发感叹时，总司令朱德由衷地说了一句话：老毛关键时刻用兵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朱德清晰地看到毛泽东用兵狠，这个狠字，意味着彻底，也可以说毛泽东用兵比别人更彻底。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
红军飞夺泸定桥
在毛泽东军事思想里，除了除了毛泽东本人以外，朱德的贡献超过了其他人。
朱德不仅在军事理论上，是名副其实的科班出身，毕业于云南讲武堂，留学德国，专门在哥廷根大学研究过德国的军事理论，而且他在旧军队里担任过旅长，八一南昌起义后，他率部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红军会师，他被尊称为“红军之父”。
然而，在军事理论与军事实践上，朱德对毛泽东心悦诚服。
人们把毛泽东比作红军的“大脑”，而朱德是红军的臂膀，大脑负责战略运筹和组织政治建军，而臂膀则负责具体战术调配指挥。
朱毛，珠联璧合，宛如一人，此乃古今中外罕见。
遵义会上，朱德对毛泽东的发言给予“关键性的赞同”，他满怀深情地说，我从井冈山开始，就是跟着毛泽东干革命的，今后我将永远跟着毛泽东革命到底。
为此朱德还赋诗一首：“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高低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在中央苏区，朱老总就说：“毛委员有办法，红军离不开毛委员。”
以后，他还说过：“我这个人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跑跑龙套，打好旗帜。”
朱德在党内也和张国焘共过事，而且正是张国焘兵强马壮的时候，为什么朱老总始终坚定地和毛主席在一起，“朱毛不分家”？
这就是朱德智慧，智，是他的智力，智谋，更重要的是他的慧，是他心中那盏照亮前程的灯，是他的方向感。
朱德的方向毫无疑问是革命，实现夺去政权，解放全中国人民，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他在革命实践中切实感受到，和毛泽东在一起最符合他选择的方向。
这样的慧，又超出了一般红军指挥员的认识，这正是朱德与周恩来的共同点，也是他们在党内的过人之处。
朱德与周恩来，是党内较早从方向上，感受到，或者说感悟到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的气质、气魄与能力的高级干部，并且从此以后始终不渝。
朱德清晰地看到毛泽东用兵狠，这个狠字，意味着彻底，也可以说毛泽东用兵比别人更彻底。
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
所以，自从毛泽东成为我党我军的领袖以后，朱德与周恩来一直给予了同志般的支持，战友般的帮助。
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的密切配合，精诚团结，形成了我党我军的核心领导集体，也是我党我军的核心优势。
所以，我党我军的战斗力，无坚不摧，无往而不胜。
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忽视的。
四、建国初期“朱毛”防治“污毒”见奇效
在井冈山时期形成的“朱毛红军”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事实，至于新中国建国初期朱毛领导的，旨在防治各种旧社会留下来的污毒污染党的干部的战役，我们似乎研究得不够，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对于当前亟待解决的反腐败工作，具有极其现实的借鉴意义。
1952年5月1日，朱德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一）朱德是我党第一任纪委书记。
1949年11月9日　，就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个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由朱德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在担任中央纪委书记的5年多时间里，根据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重点，朱德领导中央纪委和全国各级纪委会同有关部门做了大量工作，为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克服党内各种不良倾向，保持党的优良作风，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处理了近30万起案件，在同坏人坏事作斗争，克服党内纪律松弛现象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作为开国元勋和中央纪委书记，朱德处处以身作则，坚持党的原则，维护党的纪律，身体力行，为处在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人树立了光辉榜样。
1、朱毛讲政策讲策略的传统在和平时期得以传承。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
建国初期，有些地方的党员干部在进行征粮、收税、劝购公债、减租、土改等项工作中，往往为了单纯完成任务而强迫命令、作风蛮横，发生不少违反党的政策和党的纪律的情况，引起群众的不满。如，　1950年5月31日　中共中央华东局的一个通报中反映：浙江省萧山县有两个区多山产竹，耕地极少，大部分群众以造纸为业。但当地工作却忽视这一地区特点，有的村在划阶级时将槽户主划为地、富，工人划为贫雇农，劳力强、工资收入多的工人划为中农；在反霸时斗争了槽户主，而在征粮时又对没有田的手工业者派粮，无粮可缴的只好抛售土纸，使纸价暴跌，形成绝大多数槽户倒闭，大批手工业者失业，竹山荒毁殆尽。
朱德对这个通报所反映的情况十分重视，立即代中央起草了转发这个通报和对手工业政策的指示，指出：“萧山县此种破坏手工业的行为，严重破坏了我党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根本方针，是一种自杀政策，是绝对不允许的。对负有造成此种错误之主要责任的党员干部，应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我们对手工业的政策是扶助、改进、推广和保护的政策，而不是乱划阶级、乱斗争、乱征税的破坏政策”，对各种手工业“必须严格保护，不得侵犯，否则会严重脱离群众，并大大阻碍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朱德代表中央处理得极为得体，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
2、朱毛默契配合抓典型案例。
1952年1月，朱德又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一起利用职权、压制民主、诬陷好人、侵犯人权的严重事件：1950年9月间，武汉市医务部门曾有人匿名写信给毛泽东，揭发武汉市卫生局副局长宋瑛官僚主义、工作失职（拒绝接收南下大军的急症病伤员，致使个别病伤员失治而死）等错误，中央要求武汉市委负责处理，武汉市政府将来信转给卫生局党组织查处。宋瑛见信后，却认为写信人是“动机不纯，有意破坏”，臆测这封匿名信是市属第二医院的工作人员纪凯夫等三人所写，找他们核对笔迹，强迫他们承认错误。市政府党组和副市长周季方支持宋瑛“追查控告人”。
在这个期间，第二医院1951年4月发生一起盗窃保险柜公款的案件，周季方、宋瑛等又蓄意嫁祸纪凯夫，命令公安局将纪逮捕，长期拘押逼供，并逮捕配制盗款所用钥匙的铜匠，逼使铜匠隐瞒真相诬陷好人。至此，他们还没有罢手，进而将盗窃案说成是“政治阴谋”，捏造证据诬陷纪凯夫是“特务”，并对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的一些党员干部进行压制打击。中共中央中南局组织部、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武汉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了解真实情况后，都对此事提出不同意见，《人民日报》还在　1951年9月11日　于“党的生活”专栏公开批评宋瑛、周季方压制民主、侵犯人权的错误，但问题仍得不到解决。
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直接干预下，1951年10月间，以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为主，包括11个有关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终于弄清了事实真相。
朱德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这样一个明显简单的事件，竟弄得如此复杂，久不得决，是由于周季方、宋瑛等人宗派主义和极端恶劣的思想品质以及武汉市委负责同志的主观主义所造成的。”“这一问题的严重，不仅是诬陷了纪凯夫，而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性质的错误，竟发生在武汉市的领导机关，而领导人直到现在尚不觉悟，故有向您报告的必要。”　1952年2月3日　，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其他成员一致同意中南局严肃处理周季方、宋瑛的意见。
2月16日　，《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中共中央中南局处理周季方、宋瑛等阴谋陷害案的消息，并发表社论。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亲自到医院慰问纪凯夫，并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坚决保护人民检举任何政府工作人员所犯错误的民主权利的。如果有任何政府工作人员敢于向检举人进行报复，人民政府是要坚决予以制裁的，不管这种人职位有多么高，功劳有多么大。”
可以看出，朱毛的配合总是那么默契。
3、朱德在纪委工作的基本方法是：定期报告，及时总结。
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务必”，各方面需要贯彻落实。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成为领导全国的执政党。党的队伍面临着新的考验：能不能继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继续保持实事求是、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已关系到党能不能担负起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重任。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决定成立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工作，由朱德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机构，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是党在成为执政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坚持执行党的纪律来保持党的优良作风，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措施。朱德对这一工作极为重视，立即主持创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制定工作细则，选调一批优秀干部从事这一工作。
他要求中央纪委定期向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报告工作，及时总结工作经验，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对工作抓得很紧。
在很短时间内，中央及各地中央局，省、市、地委的纪委机构都相继建立起来，开始受理有关违纪案件。　1950年3月9日　，朱德向刚从苏联访问归来的毛主席书面报告了中央及各级党的纪检机构建立和初期开展工作的情况，并概述了目前党的队伍存在的一些亟待纠正的问题。
就在七届二中全会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随着全国性胜利的到来，党员由300多万人发展到450万人以上。广大党员干部在各条战线上努力工作。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是很高的。但是，也存在两个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
一个是少数党员在革命胜利后滋长了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和损害群众利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另一个是在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中发生不少违犯党的政策和党的纪律的行为。
针对这种状况，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着重整顿党的干部作风的整风学习。根据中央的这个决定，　1950年5月6日　，朱德在中央直属系统党、政、军、群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联席会议上作了题为《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讲话。
朱德首先阐述了纪律的重要和纪律检查工作的重大意义。他指出：党的二十八年的历史经验，证明在党内坚持铁的纪律是十分必要的。“如果党内没有纪律，或者不坚持执行党内纪律，那我们的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也就无法率领千百万群众去进行胜利的斗争，取得像今天这样巨大规模的胜利。”他特别强调，由于党领导中国人民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群众中的威望很高，“如果有一部分甚至即使是很少数的党员有不好的言行，那就会破坏党的战斗力，降低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因此，坚持铁的纪律，加强党的纪律性，在今天就更有特殊重大的意义。”
他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尖锐地指出目前党内违反党的政策和党的纪律情况中四个突出的表现：第一，强迫命令、脱离群众，已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第二，官僚主义的作风进一步滋长起来；第三，摆老资格、恃功挟赏的落后思想在某些党员干部中表现得特别突出；第四，贪污腐化的行为比过去增多了。
朱德分析它的原因，在客观上，一方面是由于革命的胜利，容易使一些革命意志不够坚强的党员干部产生政治麻痹、思想松懈、骄傲自大等许多坏东西；另一方面，是由于周围环境的包围与影响。他指出：由社会遗留下来的恶劣思想、作风和风俗习惯等等“这些根深蒂固的坏东西，不但在目前，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可以通过各个方面来不断地影响、侵袭和腐蚀我们”。而在主观上，是由于党内的教育、党内的生活、党内的制度，特别是党内纪律的执行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缺点。为此，他要求党的各级领导要经常抓紧纪律检查工作，并同发扬党内外的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接受群众监督相结合；要加强党内的思想政治教育，并同执行纪律相结合，对那些党曾告诫在先而仍违反政策和纪律以及犯了错误仍拒不改正的党员，必须给予应有的纪律处分。
朱德认为，纪律检查工作要特别重视怎样保证党的路线、政策能够顺利执行，怎样克服一切破坏党的路线、政策的行为和倾向。“在党的组织中，党员中有没有违反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违反党章、党纪和党的决议，有无违犯国家法律和法令、有无损害群众利益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等行为和倾向。如果有，就应很好地制止，使之不能继续存在下去；如果没有，就应很好地预防，使这些坏的东西不能产生出来。”
朱德提出“检查和处理案件要本着严肃与慎重相结合的方针”：一方面，要坚持原则，认真负责，严肃处理；另一方面，又要坚持实事求是，处理问题一定要有根据，要把工作做细，弄清是非和轻重，防止因错误处分而伤害同志。他一直主张：要以思想教育为主，以执行纪律为辅。
朱德强调，党员在党的纪律面前要一视同仁，“我们的党只有一种纪律，绝不允许任何不受党的纪律约束的独立王国的存在”，有些人认为党的纪律只是要一般党员遵守的，自己可以例外，还有人轻视政府和法律，认为法律只是给老百姓遵守的，自己可以不遵守，这些“都是剥削阶级的思想和行为，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是一种耻辱。”因此，他要求从事纪律检查工作的同志要认清是非，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不管任何组织或个人，只要违反了政策，违犯了纪律，我们就去检举、纠正。”有些案件要在党刊或报纸上公布，教育全党和人民。
这个时候，我们的朱老总宝刀不老，他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纪委工作方法。
（二）朱毛携手打起没有硝烟的“三反”之战。
中共中央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后，朱德立即指导中央纪委和各级纪委紧张地投入工作，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广泛发动群众，展开办案定案工作。运动开始不久，即　1952年1月6日　，他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中央国家直属机关开展运动的情况，并说：这次运动把过去整不到、整不掉的问题都提出来了，丰富了整党的内容。经过这场运动，不仅要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刷洗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污毒，而且要充实和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发扬民主作风，改善党群关系、上下关系，加强组织性、纪律性，以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政治思想水平，保持和提高党的战斗力。
这年1月26日，朱德再次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在新的形势下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意见。他说：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对于反对党员违法乱纪的行为，加强党的纪律性，巩固党的组织起了一定的作用和获得一定的成绩，但纪检工作赶不上实际的需要，主要是对重要案件的处理软弱无力和对一般案件不能及时检查处理。产生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各级党委对纪律检查工作不够重视，没有积极领导和支持这一工作，同时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书记和委员一般均系兼职，无暇顾及或很少顾及纪律检查工作，加以办事机关还很不健全，专职干部的配备迄今不足半数，这样对重大案件的检查，困难就更多。
为了克服上述缺点，朱德提出三点意见：一、责成各级党委加强对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领导，党委会议上应定期讨论纪律检查工作，对于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党委应给予及时的指示，在检查处理案件时，党委应给予纪检干部以有力的支持。二、健全办事机构，充实专职干部。三、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各级人民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分工合作，互相辅助。
毛泽东对朱德这个报告十分重视，在第二天就批示：“同意这样做，请安子文同志根据此项意见用中央名义起草一个简单的指示（不要太长）。” 安子文时任人事部部长兼任中央人民政府直属机关党委第一书记。
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朱德和毛泽东的配合，朱德作为负责纪委具体工作的领导人，他的报告需要详细，而毛泽东作为党的总负责人，代表中央发指示，则讲究“简单”，“不要太长”，这是战争年代延续下来的朱毛高超的领导艺术。
2月9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纪律检查工作的指示》，规定：第一、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纪律检查工作的领导，党委会议上应定期讨论纪律检查工作，在检查和处理案件时，党委应予纪律检查工作干部以有力的支持和帮助。第二、要选调和提拔一批忠实可靠、作风正派、具有一定的政治文化水平的党员干部到纪律检查部门工作，应该健全各级党委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办事机构。第三、各级党委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各级人民监察委员会可酌情实行合署办公，分工合作，互相辅助，加强联系，做好工作。
2月初，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和整党运动相结合进行的指示》，要求全党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党员标准八个问题的教育，并分期分批对党员进行审查和重新登记，这项工作到1954年春基本结束，有32．8万余人被开除党籍或被劝告退党，与此同时，接收新党员100多万人，全国党员人数从1950年底的580万余人发展到636万余人，新建立党的支部82000多个。
1952年6月22日　，朱德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全党纪律检查工作的总结报告》。报告中说：“三反”运动开展以来，有效地揭露了党员干部中的严重违法乱纪行为。根据华北、华东、东北、西南、西北五个地区六月初的报告，揭发出的贪污分子和有贪污行为者中，党员占16.5%，其中将有2万人左右被开除党籍。报告说：“三反”运动对于我们党来说，是一次有领导的、发动群众的、全体规模的、有系统的纪律大检查运动，使广大干部受到了教育和考验，证明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犯有违法乱纪错误的干部受到了应得的处分。
报告还指出，运动暴露出我们在纪律检查工作和干部工作中存在相当严重的缺点和应当吸取的教训：第一、过去有些党的组织发现了党员干部有违犯党纪的错误，不是正面地及时地提到原则高度予以批评纠正，而是采取旁敲侧击、轻描淡写的方法去对待他们，或片面地从所谓照顾干部的历史、情绪等出发，不敢或不愿正面提出批评；对于犯有严重错误不宜继续担任原来工作的高级干部，没有坚决地从领导岗位上撤换下来，使党纪松弛，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更加发展。第二、有些党组织平时对干部的了解很差，不听群众的反映，一些坏干部就以一种极不正派的手法骗取信任，以达到个人的目的。第三、有些部门用人单纯强调技术，忽视政治，放松了党的领导和党内的思想斗争，失去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警惕，造成了干部中违法乱纪的严重情形。第四、在处理党员违犯党纪的案件中有两种偏向：一是不够严肃，有怜悯、姑息观点；二是简单化，不慎重。第五、有些党员干部对国家的法律、法令，对政府的政策和制度不重视、不研究，常常不自觉地犯错误。
报告提出，必须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健全党内的组织生活和民主生活，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各级党组织要对党员进行遵纪守法的教育，使党员养成奉公守法的习惯。
6月23日　，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转发到省、军级以上各级党委。
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三反”运动采取大搞群众运动的做法，发生过一些过火的行为。在运动收尾阶段，朱德根据中央意见，指导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了大量的定案处理和复查工作。到1953年春，在全国大多数地区进行了重点复查，对运动中发生的一些过火行为和处理中的偏差作了严肃的纠正。朱德将这一工作情况，也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专门写了报告。
在恢复国民经济时期，如果没有朱毛的“三反”之战，能有那么大的成绩吗？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法治，这是朱毛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啊！
（三）朱德对纪检工作理论的初步总结。
1953年，国家在国民经济恢复的基础上，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建设。中共中央也在这一年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朱德对党的这条总路线由衷拥护，并提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要保证总路线的顺利执行，防止并克服一切破坏总路线的行为或倾向。
这年11月，朱德主持召开第二次党的全国纪律检查工作会议。11日，他在会上作了《过渡时期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任务》的报告，阐述过渡时期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意义和四项基本任务：第一、保护生产，保证国家计划的切实执行。要通过党纪教育和重要案件的处理，使党的发展生产的政策正确地执行，使国家的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顺利地实现。第二、防止并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思想对党的腐蚀，进一步巩固和纯洁党的组织。要从思想上、组织上两方面来巩固和纯洁党的队伍，保持党的肌体的健康。第三、巩固党同群众的联系。他特别强调：“我们的党只有在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监督的条件下，才是强有力的，才能战胜一切困难和阻力，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他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切实关心群众的利益，细心倾听群众的意见，坚决保护群众的民主权利，坚决反对违法乱纪的行为；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注意检查和纠正党员干部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认真处理对党员干部的检举、控告、申诉案件，切实做好群众的来信、来访工作，以巩固党同群众的联系，使我们党无论什么时候都能取得广大群众的真诚拥护，坚强地立于不败之地。第四、保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朱德认为，这是实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顺利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重要保证。为此，要坚决反对分散主义，防止党的个别组织和党员向党闹独立，以及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发生，同时，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的集体领导。
朱德的这个报告，就是今天看来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还要指出一点，朱德是解放军的总司令，他在这个时期曾经坚决批判并制止了“军党论”的错误影响。
他在1954年2月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对高岗、饶漱石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说：党内要大大提倡团结。历史一再证明，当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团结一致的时候，党的政治领导作用就能充分地得到发挥，革命事业就大大地向前发展；反之，党的政治领导作用就削弱，革命事业的发展就受到损失，受到挫折，以至于失败。我们应当在《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的指示下，提高阶级觉悟，清除那些不健康的现象，增强党的团结。
朱德认为，目前不利于党内团结的就是在一部分干部中滋长着个人主义、骄傲自满的情绪。他们斤斤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计较个人的地位荣誉，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以功臣自居，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接受人批评监督，甚至产生一种极端危险的思想，认为党是军队创造出来的，政权是军队建立的。这种完全错误的思想如果不受到坚决制止，任其存在和发展下去，就可能走到破坏党的团结的地步，使革命事业遭受损害。为了肃清高岗散布的“军党论”的错误影响，朱德多次在军队干部中讲话，强调，军队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战胜了敌人的。党是军队的领导者，军队是党发展革命和巩固革命胜利的工具。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军队。全军每一个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要忠实地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和人民的工具。
朱老总在关键问题上，他的政治敏锐性没有丝毫含糊。顺便说一句，现在好像对“海归派”有一种特别的青睐，其实朱德就是从德国回来的海归派，他才是我们需要的海归派。我们社会主义事业就是需要像朱德这样的“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善于治国理政的干部”，光一个“海归派”最多只能说有些才而已。
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朱德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朱德兼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前后共5年7个月时间。1955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改成监察委员会，由董必武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朱德出席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大会。　5月6日　，他在会上讲话，对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作了总结，对新建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殷切的希望。
在这以往的5年多时间里，朱德主持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为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克服党内各种不良倾向，保持党的优良作风，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倾注了许多心血。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在这些时间内处理了近30万起案件，也就是说一年处理6万起案件。在同坏人坏事作斗争，克服党内纪律松弛现象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当年中纪委的工作，不仅治理了各种污毒，同时也探索出来许多防治办法，后来都产生了极好的效果。
1958年6月，朱德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
这些事情，朱德在世时，正如他老人家一贯的作风一样，他从不居功自傲，处处维护党的威信，处处维护毛主席的威信，他认为这是革命事业的需要，他的这种高风亮节，永远是我们的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学习的楷模。
朱老总在主持中纪委工作时，和毛主席依然像战争年代那样，默契配合，不仅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还进一步发扬了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至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那更是发挥的淋漓尽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一段历史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珍贵的经验，留待我们以后进一步深入挖掘，深入研究，深入学习。
我们的反腐败工作要想得到真正的突破，必须学习朱毛当年的思想理论，必须拿出朱毛的工作方法，这样才能更加符合人民的要求！
1960年4月23日，朱德和毛泽东接见全国民兵代表会议的代表
朱毛领导的队伍，无论是打仗，还是建设，都是动真格的，所谓“动真格的”，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要动真格的，那就使得“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 建国以后，朱毛领导的军队，不光是打仗的部队，还是建设大军，不光是来武的，还能够来文的。
这样的队伍可以防治“污毒”见奇效！
五、朱德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
李克勤（jixuie）题记：朱德元帅1976年7月6日逝世，距今已有35年，但是朱老总“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的品格，依然常常被人所提及，正如当年他的战友所说的，他就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
1949年在北平西郊机场朱老总检阅人民解放军
航母，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海上巨无霸，这个东西不仅体积大，而且威力强，并且能够运动。
尽管朱老总去世了这么多年，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心目中，他的确就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
所谓“不沉”，对于船来说，就是不沉入水底；对于人而言，就是不沉沦。
沉沦意思指人陷入疾病、厄运之中或罪恶的、困苦的境界。不沉沦，当然指人不陷入如此境地。
朱德一辈子不沉沦，永远不下沉，这取决于他的精神，他的意志，以及由他的精神意志所决定的行为。
1、婉言拒绝孙中山的惊人举动。
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为了寻求革命真理，他毅然舍弃名利地位，于1922年辗转到了上海，拜望了孙中山。孙中山知道朱德是滇军名将，有意请他组织驻桂滇军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并以先付军饷十万元相许，因已决心出国学习，他婉言谢绝这一邀请。
朱德的这一选择，被历史证明是极其富有远见的，这是他总结自己在孙中山的救国路线中的经验教训得出的明智的结论。
这时朱德提出革命不能靠与军阀结盟。
他要寻求新的更加合理的救国之路。
之后，朱德面见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陈认为他军阀气息太重，不愿接收他为共产党员。
按照当时的认识，陈独秀认为自己是有道理的。
然而，朱德不气馁，追求真理的执着精神促使他又留学德国哥廷根大学，进修社会学和哲学。
1922年10月，朱德在德国柏林见到了周恩来，经周恩来介绍，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在德国期间因参加工人运动两次被捕。第二次被捕时被吊销了护照并遭驱逐。
离开德国后，朱德来到苏联，先入东方大学学习马列主义，后到军事培训班学习现代军事。1926年夏，朱德回国，受邓演达之命，利用旧有关系到杨森川军动员北伐。1927年1月，朱德到南昌找老同学朱培德，在南昌受命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建国滇军”）军官教育团团长之职，4月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
以后在八一南昌起义中，朱德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成为我军主要创始人之一。
试想，如果他不拒绝孙中山的邀请，结果会怎样呢？
一个人的不沉沦，最根本的是在于自己敢于坚持真理，坚持真理最重要的是不懈地追求真理，不屈不饶。
2、度量与航母的浮力
根据阿基米德原理，浸入液体中的物体受到向上的浮力，浮力的大小等于它排开的液体受到的重力。
航母这个庞然大物之所以在水里不沉下去，就是因为它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在水下，平常看不到的，这一部分本身的重量很小，有的几乎就是空心的，而这一部分排开的水的体积很大，产生的浮力足以托起整艘船。
人在社会生活里，不沉沦，取决于这个人的度量。
人的度量是容忍、宽容他人的限度。
朱德的“度量大如海”，可见他在水里的浮力，可想而知有多大！
他这艘航母不沉，其内因就是他的度量。
3、度量大如海，源于意志坚如钢
红军长征时，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在夹金山下会师。可两大红军主力会合整整三个月后，分离了。
在朱德军事的生涯中，曾经历过多少坎坷，多少困难，但从来没有像这次那样心情沉重。这完全是张国焘对抗中央、分裂红军的罪恶。可是，这里还有由八万指战员组成的红四方面军，还有编在左路军中原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和其他同志，不能把他们丢给张国焘不管。这样，只剩下一个选择：留下来，跟着这支队伍，哪怕遇到再多的艰难曲折，也要把它最终带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
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宣布另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
参加过这次会议的徐向前元帅回忆说：“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人们都傻了眼”。在张国焘的煽动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这时，“张国焘得意洋洋，要朱德同志表态。朱总的发言心乎气和，语重心长。他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张国焘以各种名义召开大大小小会议，不断攻击党中央，鼓吹“只有南下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他和他的追随者给朱德施加压力，甚至谩骂朱德是“老糊涂”、“老右倾”、“老顽固”。
康克清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朱总很沉着，任你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像不沉的‘航空母舰’。等对方斗完骂完，他才不慌不忙地同他们讲道理。”
为了扩大伪中央的声势，张国焘宣布朱德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朱德严正表示：“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
卓木碉会议后，朱德的处境更加艰难。他和刘伯承住在一起，像被软禁了一样。他们不得不做万一不测的准备。刘伯承对朱德说：“现在情况很严重了，看样子，他们有可能要逮捕人。”
朱德沉思了一阵说：“过去在军阀混战时，死是不值得的。现在为党的利益奋斗而死，是可以的。当然，个人是无所谓的，可是任事情这样演变下去，对整个革命不利呀！”
由于朱德和刘伯承在红军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一方面军留下来的指战员和四方面军徐向前等许多同志都关心他们，张国焘终于不敢对他们采取极端手段。不久，刘伯承被调到红军大学去工作，实际上解除了他的总参谋长职务。朱德则被派到前方部队去。
在和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径作斗争时，一向以稳重著称的刘伯承回忆说：在与张国焘作斗争的方法上，“我是不如总司令的，我是暴躁的，时常不给张国焘留一点余地，总司令说‘这是要不得的’——那时，只有我们两个，如同俘虏，张国焘的阴谋是很危险的，想把党中央在草地上断送了，而他自己篡夺去。结果，我们能脱险出来，是很大幸运，这一年生活诗很痛苦的生活。”
朱老总的革命意志坚如钢，这是他在寻求求过救民的真理过程中，练就的。
这样的意志品质，是我党的光荣传统，是我军的光荣传统，是我们值得永远学习的。
只有这样的革命意志，才是保证我们拥有不沉航母的可靠保障。
后记：朱老总是人民军队的总司令，他这艘航母象征着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这艘航母不沉还不够，还必须永远保持正确的航向，这个航向就得靠伟大的舵手，这个舵手是毛泽东，朱毛不在了，但毛泽东思想还在，朱老总的革命意志永远存在。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谈到朱德时写道：“这个名字很贴切，因为这个名字由于在文字上的奇异巧合，在中文中的两个字正好是‘红色的品德’的意思。”

1955年10月1日，朱德在天安门城楼上
朱德确实是红色的品德典范。
朱德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革命和红色紧密相连，当年在井冈山时，有朱毛红军，有红色政权，朱德信念就是他1975年3月6日写的这四个字：


1975年1月13日，朱德主持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毛泽东曾经称赞朱老总“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刚”，还为朱德60寿辰题词。


1946年11月30日，毛泽东等祝贺朱德60寿辰
周恩来的祝词：“亲爱的总司令，朱德同志，你的六十大寿，是全党的喜事，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全党中，你首先同毛泽东同志合作，创造了中国人民的军队，建立了人民革命的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写下了新的纪录。在毛泽东同志旗帜之下，你不愧为他的亲密战友，你称得起人民领袖之一。你的革命历史，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

1950年6月，朱德和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
朱德1922年11月经周恩来，张申府介绍，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朱德入党确实有一番曲折经历，他在滇军担任少将旅长时，认识了孙炳文。孙炳文原是北大的学生，曾担任过北京民报主笔，认识李大钊，孙炳文同朱德交往中，曾向他介绍过一些有关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书籍和文章，探讨过中国革命应该向何处去。朱德1922年回到昆明不久，唐继尧杀回了云南。为了报复朱德等逼他离开云南、交出军权的一箭之仇，他下令通缉朱德，逼他离开了云南。朱德开始亡命天涯，抛弃高官厚禄，回到四川。然后到上海去找陈独秀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遭到了陈独秀的拒绝后，他与孙炳文相约一块去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德国留学。在德国遇到了周恩来，朱德向周恩来讲述了自己的身世，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经过党中央的考察，他终于于1922年11月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1924年，朱德在德国哥廷根
朱德的忠诚，在党内、军内是有口皆碑的。他忠于国家、忠于人民。
可以这样概括朱德的品德：为国为民，不断进取；信念坚定，矢志不移；英勇无畏，履险如夷；艰苦卓绝，简朴廉洁；谦虚谨慎，淡泊名利；实事求是，刚正不阿；宽厚慈善，平易近人；顾全大局，坚忍负重。
朱德在为人处事上就是两个字“厚道”：不厚此薄彼，跟谁特别密切、跟谁特别别扭。

1949年，朱德在开国大典上

毛泽东、周恩来一直把他当作革命的老大哥！

1945年，朱德和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主席台上

1957年10月11日，朱德欢迎来访的越南人民共和国主席胡志明

朱总司令的扁担那是有名的，那是红色品德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