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长春峰另类出轨歌词:03. 勤劳俭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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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勤劳俭朴
勤劳是社会进步的阶梯
勤劳的意义
“黎明即起，洒扫庭院”，“勤俭治国，勤俭持家”，“勤能补拙”，“业精于勤而荒于嬉”，“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做舟”这类传统格言，成为匾额，成为楹联，悬之于梁，刻之于柱，书之于户，铭之于案头，朝夕诵读，世代共勉，以求潜移默化，身体力行。帝王宫殿大书“勤政”二字，褒扬人物莫不先言“勤劳”。“愚公移山”、“精卫填海”，感人肺腑，动人心弦。这些，都表明了中国人民对勤劳精神的无比崇尚和热爱，表明了在人民心目中，勤劳是最基本的传统美德，也是家国兴旺，民族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
当然，我们所说的勤劳，首先是指劳动人民的勤劳，也包括从事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以及各种有益事业、有益活动的知识分子的勤劳，也应该包括那些顺应历史潮流，起过进步作用的剥削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业绩。以此为准，则勤劳在民族优秀传统和民族发展中居于最基本的地位，其道理是很清楚的。
第一，勤劳是创造之源。
劳动创造了人类创造了人类社会。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没有劳动就没有人类，也就没有人类社会。恩格斯指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化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劳动使人有了手脚的分工；劳动产生了语言；劳动又促进了人的大脑更加发达。因此我们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劳动创造了人。没有劳动，就没有人。没有劳动，也就没有人类社会。人之所以摆脱动物界，是劳动起了决定性作用，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而绝不是“上帝创造了人”。人类要生存，就得吃饭、穿衣、住房、走路、读书等等，人们所需要的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无一不是辛勤劳动的创造，谁离开劳动谁就无法生活下去。所以，劳动是人类得以生存的基础，是人类得以延续的先决条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道理。”
第二，勤劳是财富之母。
劳动创造世界。万里长城、大运河、广阔的国土、丰饶的田野、巍峨的宫殿、精致的庭园、星罗棋布的城镇村庄、纵横如网的沟渠河川；稻谷粟帛、鸡犬牛羊；从岩居穴处至高楼大厦；从原始陶器至现代工艺；从粗糙的石器至现在的宇宙飞船，一切物质财富，无不来自勤劳。同样，人类社会的一切精神财富也来自勤劳。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劳动人民在辛勤劳动中交流了思想，创造了诗歌。随着劳动实践，他们又创造了音乐、绘画、舞蹈等等，以后不断创造了哲学、数学等抽象思维。哲学、数学等抽象思维似乎距离劳动实践较远，但追其根源也仍然在于人们辛勤的劳动。勤劳出智慧，一切知识和智慧，归根结底，都来源于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
第三，勤劳是进步之路。
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劳动与劳动人民的历史。没有劳动和劳动人民，社会就不会前进，历史就不会发展。劳动，是一种社会劳动，没有离开社会而孤立存在的劳动。在劳动中，劳动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整体。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原始社会，劳动者之间是共同劳动，共同享受的平等关系；在生产力水平有了一定发展的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里面劳动者的劳动也都是相互依存的社会劳动。劳动人民是整个社会的主体，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我们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来看，人类从野蛮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又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由低级至高级；交通运输由步行、牛车到汽车、火车、飞机、宇宙飞船；能源利用从点松树明子到如今电能广泛使用及核能、太阳能等的运用等等，这一切发展变化都是人们辛勤劳动的结果。劳动改变了野蛮和愚昧，劳动使人类变得文明、高雅了，而劳动人民则是劳动的主体，是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的动力。可见没有勤劳，就不会有历史的前进，也就不会有今天，更不会有人类的明天与将来。
第四，勤劳是道德之本。
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中无疑具有阶级性。各种道德观念和伦理规范的解释，均不免以阶级利益为依归。经过历史的不断清洗，排除那些不符合民族发展和历史要求而仅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和私利服务的各种解释，如此筛选凝聚，形成有利于民族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有关行为规范的共识，这种道德才能称之为传统美德。以往的哲学家常把道德的本源归之于人性，其实抽象的人性是不存在的。原始的人性毋宁更近，似动物性。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道德的根源仍然来自实践，勤劳实为道德之本，唯勤劳者最知劳动成果来之不易。“一粥一饭，常思耕夫之苦；一丝一缕，恒念织女维艰。”道德观念难道不是由此而生？因此，“勤劳”总是与“勤俭”相连。古语云：俭以养廉，廉则清正，清正无私，乃有大勇大仁。因勤劳而爱惜劳动果实，由此扩展，则爱学习、爱科学、爱艺术、爱人民、爱乡土、爱祖国、爱和平、爱大自然、爱大好河山和一切优美的事物和行为。勤劳与抢取豪夺是对立的，以抢取豪夺为能则必然以勤劳为愚。反之，以勤劳为生、崇尚勤劳者也必然憎恶抢取豪夺。由此而反对欺诈奸诡，反对骄奢淫逸，反对损人利己，反对损公肥私，反对贪污腐化。因此，勤劳精神中往往孕含着反剥削、反压迫等革命精神的因素。
以上足以说明勤劳精神在民族优秀传统和民族发展中确实居于最基本的地位。不过，“基本”二字有两重含义：其一，言其重要，上文主要说明这个方面；其二，“基本”也有“发端”、“开始”之意。
勤劳精神是传统美德之发端，却不等于传统美德之全部。勤劳精神，推而广之，可以发展为爱人民、爱乡土、爱祖国的高尚品德。勤劳精神与抢取豪夺相对立，因而孕含反对剥削，反对压迫等革命精神的因素。然而，这毕竟有待于推广和发展，勤劳者并非天然地、或必然地就是爱国者或革命者。
实际上，勤劳开始于谋生，其原始动机是为了个人的生存和发展以及与个人相联系的小集团（家族、民族等）的生存与发展。这种原始动机是自然的、合理的、无可非议的，与抢取豪夺、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或极端个人主义不可混为一谈。然而，这种原始的、朴素的勤劳精神毕竟未能超越狭隘的个人利益或小集团利益，也就不能不在思想境界和道德境界上受到限制，甚至也有可能向自私自利以致损人利己方向转化。在旧社会，这种原始的、朴素的勤劳精神不能保证劳动者不遭受剥削和压迫。在新社会，这种原始的、朴素的勤劳精神也不能保证个人利益、集团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因此，在歌颂传统精神之时，应当认识到，原始的、自发的勤劳精神与自觉的勤劳精神，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自发”是“自觉”的基础，必须十分珍视，十分爱护，舍此而高谈“自觉”，势必流于空论。因此，必须着重劳动者的合理的个人利益。否则，势必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何来“自觉”？但又必须在此基础上提倡为祖国、为民族、为社会进步而勤奋劳动，使劳动者有自觉的目的，使勤劳精神与爱国精神相联系，与实现科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相结合，提高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水平。
勤劳精神在个人生存和发展中也起着决定作用。古人云：“一生之计在于勤”。勤劳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十分重视的一种美德。早在《易经》中就有这样的言论：“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即君子白天辛勤不倦，自强不息，晚上谨慎小心，即使陷入危险境地，也可化险为夷。《论语》中还曾抨击那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懒惰之人，到近代更有人发出“百种弊端，皆由懒生”的议论。其实，勤劳所以备受人们重视，就在于它是人类生存的必要前提。
第一，勤劳是个人生存发展的需要。
《左传》中有这样的评论：“民生在勤，勤则不匾，是勤可以免饥寒也。”也就是说只有勤劳才能使人免受饥寒。特别是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要生存，就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去为征服大自然而努力。因此，我们会很自然地发现，中华民族远古神话中的神或英雄，几乎无一不与勤劳有关。如开天辟地的盘古，射日除害的羿，治理洪水的禹等，他们都是在用自己伟大而艰辛的劳动为人类造福。禹，为了治理洪水，不辞辛苦，顶风冒雨，四处奔波，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热爱劳动的美德和用勤劳的双手征服自然的理想。
勤劳可使人免受饥寒，懒惰则将令人难以生存。正所谓“一夫不耕，有受其饥；一妇不织，有受其寒”。若只求殆惰，苟且度日，个人岂有不受饥寒之理？试想，我们的祖先若都是些懒惰之徒，我们至今恐怕还会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又哪里会过上如此方便、舒适的生活呢？为此，我们应该感激我们前辈的勤劳品质，更应认识到勤劳对于人生的重大意义。
第二，勤劳是个人发展的重要保证。
现实社会的人们，不仅求生存，而且求生活的日胜一日，特别是能够不愁衣食，能够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勤劳则正可以满足人们求富的愿望。勤劳致富，道理不言自明，无论农民，商人还是手工业者，都需要勤恳劳动才能有所收获，从未听说有懒惰成性而能致富的。据说古时有个叫淘朱公的人，以富可敌国闻名于世，人们向他讨教富有的原因，发现他除了懂一些经营之道外，更重要的就是肯于吃苦，肯于躬耕苦作，日夜辛劳。
个人要发展就必须勤劳，这一点，古人早有认识。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中就专门有一个农家学派，认为人人都应该参加劳动，靠自己的辛苦耕耘求生存求发展。晋代大诗人陶渊明也曾说过：“舜即躬耕，禹亦稼穑。”连古代圣贤都不废躬耕，何况一般人呢？因此，他把参加劳动，辛勤劳作视为效法圣贤的第一步。甚至在他的诗作中，我们都能体会到他热爱劳动的心声。
第三，勤劳是人立身修德最基础的要求，也是其他美德形成、完善的原动力。
通过劳动，人们能够磨练意志、锤炼品质，养成热爱劳动的美德。必须懂得，集体主义思想，勇敢坚强的意志，忠诚老实的人生态度，谦虚谨慎的品德，艰苦朴素的作风等优秀品质都要从劳动中培养。在人们辛勤劳动、开拓进取与创造中使人类道德水平不断提高。
达芬奇说：“勤劳一日，可得一夜安眠；勤劳一生，可得幸福长眠。”
伏尔泰说：“劳动可以使我们摆脱三大灾祸：寂寞、恶习、贫困。”
别林斯基说：“劳动使人变得高尚。”
小塞涅卡说：“劳动哺育伟人。”
李大钊说：“我觉得人生求乐的方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一切乐境都可以由劳动得来，一切苦境都可由劳动解脱。”
民族、文化、传统都是历史地形成的，不能不受历史条件首先是生产水平的制约，在阶级社会中，不能不受阶级关系的制约。勤劳精神也是如此。
勤劳是财富之母，但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旧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大部分为剥削阶级所占有。剥削阶级不仅浪费大量财富以满足其穷奢极欲，而且利用劳动人民的成果，甚至驱使部分劳动者镇压劳动人民，强制劳动人民从事奴隶般的苦役。万里长城、大运河、辉煌的宫殿、精巧的工艺、肥沃的良田，既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也凝聚着世代劳动人民的血泪和辛酸。我们在歌颂历史上劳动人民的勤劳精神之时绝不可以忘记，这种勤劳是皮鞭刀剑下的劳动，总之，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迫的勤劳。为了保卫劳动果实，为了使劳动人民的创造能够转化为民族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民群众不能不持续进行斗争，直至付出大规模的流血牺牲，以对抗剥削者、压迫者的贪婪和残暴。因此，就总体而言，传统的勤劳精神不可能是自觉的，也不可能是高度奋发的。只有推翻剥削制度，消灭剥削和阶级对立，才有可能出现高度奋发的勤劳，也才有可能在全社会培养自觉的勤劳。
勤劳出智慧。但在剥削制度下，劳动者的智慧结晶往往被剥削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所占有，劳动者自身却世代处于无文化的愚昧落后状态。在畸形的社会分工之下，劳动者成年累月，世代继承，从事带有被迫性的单纯体力劳动，严重阻碍了智力和智慧的发展。只有消灭阶级剥削和阶级对立，才能逐步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和分离。只有实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才能使劳动不再只是谋生的手段而成为人类自身全面发展的需要，才能在全社会出现高度自觉的勤劳，手脑合一的勤劳。
勤劳精神既是历史地形成的，也就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从古代社会到现代社会，勤劳精神各具特色，从低级向高级发展，既有继承，也有扬弃，与民族发展互为表里。中华民族以其勤劳精神创造了足以夸耀于世界的、灿烂的古代文明和中世纪文明，直到唐宋时代一直居于世界各民族的前列。然而，明清以后却长期停滞，至鸦片战争前已大大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我们在歌颂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勤劳精神之时，不能不正视这一严峻的历史事实。
难道说，明清以后中国人民就不勤劳了吗？或者说中华民族已无可指望地失去古代那种勤劳精神了吗？当然不是，对中国古代、中世纪文明的卓越发展，对十六、十七世纪以来近代文明的迟滞和落后，我们应当冷静地加以研究以求得科学的认识，才能提高民族发展的自觉性，才能使中华民族的勤劳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得到新的更伟大的弘扬。
中国古代以至中世纪前期（唐宋以前）的文明为什么能够持续发展，走在世界的前列，同古埃及、古巴比伦等古代文明比较一下可看出，关键在于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政权，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安全，防止因周边落后民族入侵而陷于分裂、动乱以致灭亡，并且以国家的力量，扩大民间经验，使之转化为社会生产力。
在中世纪前期，强大的中央集权起着保护小生产的作用。兴修水利、巩固边防、发展交通、观测天文、建立统一的历法、行政、货币等制度，都不是个人能所为的，只能由国家政权实施。矿冶、造船、丝绸工艺、精美的瓷器、大规模的建设以及火药、印刷术的推广等等都是集中人力资源进行的。中央集权和相对稳定的国家统一，使古代的中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在中世纪前期领先于世界，尤其是领先于“黑暗时期”的欧洲约1000年。尽管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大部分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占有甚至浪费于奢侈和扩张，但毕竟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勤劳精神也就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而提高。
十五、十六世纪是全世界从中世纪发展到近代的转折时期，是历史越来越成为世界史的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西欧各国逐步形成民族国家取代了分裂割据的封建领主制，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正是这个历史转折时期，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却恶性发展，压制民间工商业、压制反映民间工商业发展要求的进步思想，压制科学技术和勤劳精神的发展。明清两代的锁国政策（“海禁”、“闭关”，时强时弱，以清中期为甚）和文化专制突出地起了这种危害深远的反动作用。
雍正乾隆以后变本加厉，不仅厉行“海禁”，而且拒绝西方先进的文化和科学，强化文化专制，以致对海外的巨大变化盲无所知，甚至在强敌叩关，民族危机已经逼近之时，仍然固守古训，妄自尊大，麻木不仁，可谓置民族存亡于不顾的民族麻痹。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以及此后百年的屈辱历史，其历史根源不正是在于雍乾时代这种专制统治和错误政策吗？
这种专制统治使中华民族的传统勤劳精神未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以“男耕女织”为主要形式的自然经济延续了几千年，成为封建专制统治的牢固基础，也是劳动人民饥寒交迫、备受剥削压迫的根源。
以耕而言，作为主要生产工具的耕犁，在汉代曾有突破性的创造，唐宋两代亦有改进，明清以后就无发展，直至鸦片战争以前，我国粮食产量人均不过五、六百斤。
以织而言，纺纱主要靠单绽手纺车，纺纱技术的落后造成纺与织紧密结合而不能形成社会分工，棉纺织业长期停留在家庭手工业阶段，不能脱离农业而形成独立的工业部门。
“男耕女织”既是中国劳动人民勤奋劳动的动人画面，也是中国生产方式长期停滞的集中写照。如此贫困，如此低下的劳动生产率，正是明清以来愚昧落后，以致解放前百余年间遭受帝国主义欺凌、压迫的国内经济根源。所以，发扬勤劳精神，必须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结合起来，以愚公移山之志，加速变革“愚公”那种落后的生产方式，把传统的勤劳提高到适应现代化的新水平。
中华民族是勤劳的民族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这句话当然不是说，其他民族就不刻苦，不勤劳，而是强调勤劳精神之宝贵，是民族兴亡之所系，也是革命精神的源泉和出发点。
中华民族能够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是靠几千年来创造了举世公认、足以自豪的辉煌的古代文明和中世纪文明赢得这种荣誉的。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在远古诸文化中成为唯一持续发展至今的文化，也应该能够通过历史研究来加以说明和认识。
解放以来的考古成果表明：中国远古居民的村落点大都分布在大河支流的小河附近或小河交汇之间的盆地、丘陵上，而不是傍依大河。我国学者指出：这种考古成就否定了西方学者以埃及、巴比伦等古代文明起源于大河为依据，推断远古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因水患而需治水，因治水而需控制人力资源，由此形成东方专制国家的说法。这当然不是否定中国远古文明后来也向大河流发展以及反映在大禹治水等古代传说中征服水患的宏伟业绩。然而，如果考古发现中的上述地理特点能够成立，则中国远古文明的起源就与埃及、巴比伦、印度有所不同。埃及、巴比伦、印度的远古农业文明是利用大河——尼罗河、两河流域、恒河定期泛滥留下的沃土，播种收获。中国远古居民既无大河泛滥的沃土可利用，就必须勤于耕耘劳作，留心天时雨量，以致注意使用符号记录等等。这就是说，中华民族在发展至大河流域以前，已经积累了某种精细耕作的经验。这种特点，也许与中华民族能够创造出较高的农业文明有关联吧？
1973年发掘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已经炭化的稻谷，据测定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足以证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对水稻进行人工栽培的国家。甲骨文已有“耒”、“耕耤”、“黍”等很多农具、农耕、农作物用语。《易系辞》中也有“研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等语，足以反映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水平。据研究，现今世界上人工栽培的农作物共约1200多种，其中约有200多种发源于中国。公元前二世纪成书的《尔雅》已记载了1000多种动植物名称、600多种动植物的性状，并且作了初步分类。公元前一世纪（西汉后期）的《汜胜之书》（已失传）系统总结了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经验，写及“穗选”（田间选种），“溲种”（以肥料、农药对良种进行处理）等技术。汉代农田亩产量已相当高，在此之后一个时期未被超过。公元六世纪出现了完整的农书——《齐民要术》，表明我国当时北方已有一套完整的旱田耕作制度，其中如绿肥轮作，欧洲18世纪才开始推行。
中国劳动人民在古代就懂得采桑养蚕，植桑养蚕，以后又掌握了缫丝织绸技术。这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创造，使中华民族长期享誉全球。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遗址中出土的绢片、丝带，证明远在公元前3000年时，中华民族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养蚕业和丝织业。周朝时期（公元前11～前5世纪），丝绸已成为统治阶级衣着的主要原料。世界上所有养蚕国家的蚕种和养蚕技术，都是直接、间接从我国传出的。据说公元前11世纪即传至朝鲜。公元前二世纪（西汉时期）传至欧洲，由此开辟了沟通东西文化的“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震动了欧洲，以致希腊、罗马人称中国赛里斯国（seres，“产丝之国”）。罗马的恺撒大帝（公元前100～前44年）穿了一件中国丝袍看戏，轰动了整个剧场。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丝织品，薄如蝉翼，其工艺之精美，至今令人惊叹。
我国又是产茶大国，世界上的产茶国家都直接或间接从我国引种过茶树或茶籽。在解放以前丝茶并列，成为出口大宗。
早在公元前2000多年，我国进入青铜时代，出现了独立的手工业，虽然晚于古巴比伦等国（公元前4000年，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进入红铜时代，前3000年进入青铜时代），但我国青铜冶炼技术发展很快。商代（公元前16～前11世纪）青铜器的冶炼铸造技术已相当高超。1939年出土的商代晚期文物司母戊青铜鼎，高达133厘米，重达875公斤，是罕见的艺术珍品。战国时代成书的《考工记》中记载了六种不同的青铜（铜与锡合金）的配方，指明各有不同的硬度和韧性，分别适于制造钟、鼎、斧铖、戈戟、刀剑、箭
我国还是世界上最早生产铸铁的国家之一。炼铁技术最早出现在西亚地区（公元前2000年）。我国发明炼铁术虽然不是最早，却后来居上。春秋战国时期已懂得使用人力鼓风以提高炉温，冶炼出可以浇铸的铁水，铸造铁鼎。汉代发展为畜力鼓风，水力鼓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用煤炼铁。唐宋时期，铁产量每年超过1000万斤，铁器曾经成为我国出口的主要货物。先进的冶炼技术是我国对世界的伟大贡献（欧洲11世纪开始知道使用水力鼓风炉，14世纪才得以推广）。
中国又被称作“陶瓷之国”。英文。china一词与“瓷”是一个意思。从出土文物来看，早在公元三世纪（东汉末年三国时期），我国已出现用高温（120℃左右）熔烧而成的青瓷。魏晋典籍中出现了“瓷”这个词。唐代景德镇的瓷器被誉为“假玉”。五代后周“柴窑”所产青瓷，“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有“片柴值千金”之美称。此后，瓷器、丝绸与铁器并列，成为我国对外出口的三大瑰宝。制瓷技术11世纪传至朝鲜，12世纪传至波斯、阿拉伯，15世纪传至意大利。欧洲人大量制造出真正的瓷器则是18世纪初期的事。
12世纪以前，欧洲人书写文字一直使用羊皮和埃及生产的天然纸草，人民很少识字。我国商代以甲骨刻字，春秋战国至秦代使用木简，汉初用绵帛、蚕纸（絮纸），均难以普及。公元前一世纪，民间发明以大麻纤维制纸（西汉灞桥纸，1957年发现）。正是由于民间有了造纸的经验，东汉蔡伦（？～公元121年，尚书令，主管宫廷手工作坊）组织人力物力，大批造纸。造纸技术开始在全国推广。公元二世纪起，造纸技术从中国传出，先传至朝鲜、越南，七世纪传至日本，八世纪传至阿拉伯。公元751年起阿拉伯人在撒马尔汗设立造纸厂，其技术来自被俘的中国造纸工人（唐时曾与阿拉伯帝国有过军事交锋）。纸成了撒马尔汗的出口商品，垄断欧洲市场长达400年。直到公元1212年，欧洲人才有自己的造纸厂。
纸与墨是印刷术的前提。由于纸墨普及，加上经济、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我国率先发明了印刷术。与造纸、指南针、火药合称“四大发明”，在公元13～14世纪四大发明传入欧洲。马克思称赞这四大发明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又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土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
公元7～8世纪，我国民间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公元1041～1048年间，宋代平民毕昇发明了泥制活字印刷术。公元13世纪（元代），五桢（公元1271～1368年）加以改进，用木活字印书。活字印刷术迅速发展，传至朝鲜后使用铸字模（公元1241年）、铅活字（公元1243年）、铜活字（公元1436年），16世纪传至日本。公元13世纪，伊朗掌握了我国雕版印刷术。约在14世纪，与造纸技术的普及约略同时，欧洲也出现了雕版印刷物，其原料与我国类似。公元1450年前后，德国人谷腾堡受我国的印刷术的影响后，发明了铅活字印刷，较毕昇的发明晚约400年。由于欧洲文字简单，印刷术迅速与文艺复兴运动相结合，在冲击封建思想体系、建立近代科学和近代学校中成为不可缺少的得力工具。
唐代炼丹家已经掌握了火药的初步配方。宋代把火药用于军事，大量制造火药武器。元朝与阿拉伯作战，火药武器传入阿拉伯。13～14世纪，由于十字军东征，火药传至西欧，在中国火药的基础上，欧洲人制造出近代的枪械子弹来，以近代军队代替了封建领主制的骑士。
公元前三世纪初（战国末期），我国已知用天然磁石磨成“磁勺”来指示南北，（称作“司南”，磁勺在圆盘内自由的滑动，勺柄常指南）。北宋时代以磁石磨针，发明了人工磁化的“指南针”。沈括（公元1031～1095年）的《梦溪笔谈》中记载了多种磁针装置的方法，并指出“磁偏角”的存在（磁针不完全指南），较欧洲人发现磁偏角早400年。
公元11世纪，指南针已用于航海，发展为罗盘。有了火药和指南针，海上船只便如虎添翼。14世纪左右传入欧洲以后，西欧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诸国，本来相对落后，由于形成了民族国家，统治者锐意进取，鼓励航海殖民，进而争夺海上霸权。西欧船队迅速腾飞，演出了“发现新大陆”、“开辟新航线”等一幕幕雄伟的历史壮剧，大片开拓殖民地，大量掠夺黄金和奴隶，引进商业革命。西欧资产阶级由此兴起并开始征服全球，新财富的动力加上征服全球的欲望，推动了天文、地理、力学、光学、磁学、数学、钟表等近代科学技术的全新发展，欧洲近代唯物论勃然兴起。
中华儿女在勇于开拓、征服海洋方面也表现了艰苦卓绝的勤劳精神。春秋战国时期，我国造船业已颇具规模。公元前219年，徐福奉秦始皇之命率队渡海，据说曾到达日本，至今仍为中日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话题。广为发现的汉初造船场已设有舰台和滑道，所造船只可载重五六十吨。那时的中国人，已经知道在船尾安置方向舵（较西方早约400年），在船身设置水密隔舱（西方18世纪才懂得）。张骞（公元前？～前114年）、班超（公元32～102年）、甘英以及许多无名使者、商人，历尽艰险，穿西域、越葱岭，开辟陆上东西交通路线，到达过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亚历山大城。
公元三世纪，中华民族开始向海洋进军。中国海船于公元350年左右到达槟榔屿（今菲律宾），四世纪末到达锡兰（今斯里兰卡），五世纪可能到达今伊拉克的幼发拉底河口并访问了亚丁。唐代进一步发展海上交通，以广州为基地开展海上贸易。中国的大海船经常出入东南亚和印度洋，据说曾到达波斯湾。广州的波斯商人最多时达几万人，外国使者、学者、商人会集长安。鉴真大师等几度渡海，终于到达日本，中日两国人民至今怀念。宋代海上贸易和航海技术更加提高。明州（宁波）、温州两地每年造船达600艘。1974年福建泉州出土的宋代海船，排水量达400吨。超过200年后（1451年）哥伦布远航美洲的船队最大排水量者250吨，其时，来华通商者50余国，中国商民足迹遍及20余国。
此后我国航海贸易日益发展，至15世纪（明代初期）达到高峰。当时世界已经形成四大航海贸易区（北海、地中海、印度洋、西太平洋）。我国执掌西太平洋海上贸易之牛耳。南洋各要地（如东爪哇的杠板，菲律宾的马尼拉，苏门答腊的旧港）相继出现中华街，中国商民结盟立的，推举首领，类似欧洲的商馆同盟或自治港市。有的参与当地行政港务，甚至被委派为外交贸易使节。
公元1405～1433年间，明王朝派郑和（1371～1435年）七下南洋，远至东非，其舰队规模之大（总计约200艘，乘员近三万），船体构造之精（最大者长147米，九桅十二帆），航海技术之娴熟，在当时世界无与伦比，亦非七八十年后“发现新大陆”“开辟新航线”的西欧船队所能望其项背。我国民间海上贸易集团，例如16世纪中叶被明王朝视为“海盗”（甚至视为“倭寇”）的王直集团，以日本平户为根据地，号称“徽五”，连舰数百，拥众十万，日本九州“三十六岛之夷俱从指挥”，“一二新发番船，俱请王直旗号，方敢行使”，不仅货销西洋，而且为民驱盗，卫国捍边。在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东进之时，这类中华儿女，驰骋海疆，开发海洋，可谓为中华民族构成海上万里长城和国际屏障。明清之际的郑氏集团（郑芝龙、郑成功）更是把荷兰殖民主义者赶出台湾，收回明清统治者坐视荷兰殖民者霸占达39年之久的宝岛。
几千年来，辉煌的文明，卓越的成果，伟大的壮举，无一不是来自勤劳，而且，主要来自广大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世代积累。少数卓越人物，得以名垂史册，或以其组织才能，或以其善于总结，无不以劳动人民之世代勤劳为基础。矫健如龙的万里长城，沟通南北的大运河，战国时修成的都江堰，历经千年风雨仍然屹立的山西应县宋代木塔（公元1056年建），首创“敬肩拱”的赵州桥（公元605～608年建，全长50多米），瑰丽多姿的敦煌壁画和云岗石佛，以扁鹊、华佗、李时珍、张衡、祖冲之等人为代表的祖国医学和药学、天文历算、数学等自然科学的卓越成就等等都证明：中华民族是勤劳的民族。李约瑟博士在其名著中列表指出，中国至少有26项重大发明在历史上领先于西方，其中半数以上领先1000～1400年。我们的祖先是伟大的祖先，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
实现四化需要勤劳精神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体力劳动和手工劳动的比重日益降低。在发达国家中，传统的农民中大多数已经转变为现代工人，剩下的也成为现代农业经营者或现代农业劳动者，远不是古时的农民。传统的工人，已成为有文化、有技术的现代工人，远非旧时代的苦力，其中有的主要从事技术、管理性的工作，被称作“白领工人”。工人阶级正在为进一步缩短劳动时间，争取更多的“余暇”而斗争。资产阶级也更加重视劳动生产率而宁愿缩短时间。于是出现了某种误解，似乎文明愈发展，勤劳精神就越来越不足道，甚至体力劳动也似乎将消灭。这完全是一种违背历史发展现实的误解。
确实，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产阶级极度奢侈享乐的影响，也由于把繁重的劳动转移至第三世界，通过不等价交换攫取大量超额利润，因而有可能对本国工人提供较好的劳动条件、工资待遇和较多的余暇时间。然而，财富分化的极端不公，社会地位的高低悬殊，仍然造成群众的不满。为了转移群众的不满情绪，也为了谋取巨额利润，资产阶级极力鼓励大众消费和大众娱乐。享乐主义、好逸恶劳的风气严重蔓延，青年一代尤甚，出现所谓“美国病”，“英国病”，“新人类”等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病。这显然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在精神领域的表现，也许会成为一种难治的痼疾，却绝不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
现代文明同样是勤奋劳动的产物，同样要求勤劳，而且由于节奏快，精确度高，现代化生产要求更加高度的勤劳。现代文明仍然离不开体力劳动，实际上，任何劳动都不可能不消耗体力。过去，体力劳动在各项劳动中占有主要地位，却一直被轻视，为了改变轻视体力劳动的错误观念，提高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我们强调“体力劳动万岁”是完全正确的。这当然不是说脑力劳动不重要，或者说脑力劳动不是“万岁”。历史前进的方向是实现体脑合一，而不是消灭任何一方，两者都重要，都是“万岁”，都需要勤劳精神。
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剩余劳动的比重在增大，因而有可能提供较多的余暇。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也使人们越来越重视自由支配的余暇时间。但这是否意味着社会愈发展，文明愈进步，人们就越趋向逸乐而勤劳精神越萎缩呢？情况并非如此。有资料表明，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程度越高，余暇活动的质量也越高，越倾向于利用余暇从事文学、艺术、体育、科学研究、旅游、考察、探险等创造性活动，追求高层次的享受。单纯追求享乐以及低级享受则是文化水平不高或精神空虚，堕落者发泄苦闷的手段。在生气勃勃的精神充实者看来，工作时间的劳动主要是为了谋生，亦即为当前社会做出应有的奉献。利用余暇从事创造性活动，则既是自身劳动才能的发展，也是为未来社会做贡献，两者都要求勤劳。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剥削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劳动者对劳动的某种对立和厌恶，则社会主义制度完全有可能，也必须消除这种弊病。总之，文明愈发展，愈要求勤劳。勤劳精神的水平，既是社会发展的尺度，也是人性发展的尺度。勤劳精神永远发展，民族才能永葆青春，永远兴旺，社会才可能永远进步。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的基础上进行的。旧中国留下的遗产是极为可怜的。据有关资料表明，直至解放前夕，中国工农业生产总额中，新式工业的总值只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却占90％上下。1933年，中国大工业和矿业总产值只有24亿4千多万元（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只有六元），只相当于俄国十月革命前的1913年同类总产值的42％。旧中国的工业化程度不仅远低于沙皇时代的俄国，也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东欧各国。1943年是旧中国工业产量最高的年份，主要工业产品的年产量仍未达到俄国1913年的水平。如以1933年为准，旧中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较英美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大约落后了100～150年，甚至不如1933年的印度（钢产量约为印度的4％，纱绽数和铸铁产量约为55％～60％，织布机数约为18％）。旧中国文盲充斥，文化教育落后，直至1947年，全国普通中学在校人数仅150万人，每年中学毕业生仅30万人左右，平均到每个县，每年还不足100人。大学生的人数更不到中学生的十分之一，每年毕业生仅约两万多些。
在如此贫穷，如此落后的基础上要建设社会主义，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任务是何等艰巨！不靠勤劳精神，不艰苦奋斗，能够实现四个现代化吗？工业化水平如此之低，个体劳动和手工劳动仍然占据主要地位，能够轻视体力劳动吗？如此低下的生产水平，能够允许奢侈浪费吗？能够过早过分地鼓吹消费逸乐吗？毫无疑问，我们必须积极引进，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加速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摆脱笨重的、可以摆脱的体力劳动，但这只能靠艰苦奋发，从充分利用现有基础着手。现代化要求积累大量的资金，培养大量的科技人才，普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教育和道德水平，这一切只能靠勤奋的劳动来创造。
建国以来40几年的历史表明，中华儿女的勤劳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高度的弘扬和发展。正是由于弘扬了勤劳精神，我们才能取得今天这样举世瞩目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的辉煌成就。我们曾经有过某些失误，主要是“大跃进”时期，忽视爱惜民力，忽视保护人民群众的劳动热情，对劳动者合理的个人利益不够重视，以及忽视“按劳分配”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等弊端，阻碍了勤劳精神的弘扬和发展。这类失误，有的已经纠正，有的正在逐步纠正的过程中。要彻底纠正“平均主义”“大祸饭”的弊端，仍必须以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前提，也即仍然要靠我们勤劳精神的弘扬。
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当前弘扬勤劳精神的主要障碍，一是人民群众普遍不满的不正之风，以及某些干部的浪费、奢侈以及贪污腐化等腐败现象。二是随着对外开放而渗入的资本主义社会追逐个人享乐，贪图安逸，盲目追求高消费的恶劣风气。党和政府正在采取各种措施，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深化改革，严肃法纪，打击贪污，制止奢侈浪费，纠正不正之风和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在这种形势下，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特别是弘扬勤劳精神，确实是振兴中华的当务之急和百年大计。
必须牢牢记住：勤劳是财富之母，勤劳是创造之源，勤劳是进步之路，勤劳是道德之本。家国兴与衰，民族存与亡，无不与勤劳精神互为表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弘扬中华民族的勤劳精神确立了社会基础。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中华民族的勤劳精神必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中华儿女必能无愧于伟大的祖先和伟大的文明，以新的雄姿弘扬勤劳精神于全世界，为人类进步做出超越前人的新贡献。
如何培养勤劳品格
每一个青年都具有美好的理想，刻苦读书，想尽快成才，为四化做贡献，这是十分可贵的。但他们面临选择的职业时却存在一种偏见，轻视那些平凡的、琐碎的、出体力的劳动，多数人想成为科学家、工程师、作家、经理等，很少有人想去当环卫工人、售货员、搬运工等。这种思想反映在实际工作中，就表现为对工作不认真负责，缺乏勤劳精神，不思进取，终日碌碌无为。也许他们当中有人会说：“干这伺候人的工作，低三下四的，有啥出息，假如给我一个好的工作，我准会辛勤劳动，干出一番成就来。”
社会上的职业有千万种，究竟哪些岗位重要，哪些不重要？能不能分个高低贵贱？
这里，不妨先给大家讲个童话故事：
有天夜里，人睡着了，人身上的各个器官都活跃起来，争论着到底谁最重要。眼睛骄傲地说：“离开我，你们都永远生活在一片黑暗里。”耳朵说：“离开我，世界上将成一片死寂。”嘴巴说：“离开我，你们全得饿死。”大脑骂人了：“你们这些蠢货，没有我，你们啥也不懂。”……他们争吵着，谁也不服谁，结果各自离开了整体，但他们离开了整体后，都变成了一堆死肉。
一个人的身体是由各种器官，200多块骨头，筋肉和皮毛组成的，各有各的分工，谁也离不开谁。如果因为什么好吃的好喝的东西都由嘴巴首先享受，眼、耳、脑、鼻、手、足……都离开自己的岗位去争着当嘴巴，那么整个人体会变成一个“大漏斗”，人就不成其为人了。我们的四化大业，好比一座高楼大厦，既需要工程技术人员的精心设计，绘制蓝图，也需要建筑工人汗水的浇灌；既需要钢筋水泥主架的支撑，也离不开砖瓦片石和砂粒的结合。假如没有农民的劳动，那么我们会饿死；假如没有纺织工人的劳动，那么我们无衣可穿；假如没有解放军的保家卫国，哪来我们的安宁生活……有人可能会说：“这个道理是对的，但实际生活中，许多人还是把职业分成高低贵贱的。”有的人看不起那些钉鞋、理发、厨师等人，认为这些人职业低下。还有许多年轻的父母教育孩子时，指着环卫工人说，以后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跟他们一样扫大街了。
为什么人们把职业分成高低贵贱呢？这种思想是怎么产生的呢？弄清这个问题，对我们正确理解勤劳精神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这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产物。
在原始社会的部落里，人们已有了简单的分工，有的人从事狩猎，有的人从事畜牧，有的人负责与别的民族交换物品，氏族长则负责分配。各人按分工从事劳动，谁也没想到分什么高低贵贱。
到了奴隶社会，就不大一样了。奴隶主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并且占有奴隶本身，而广大奴隶则被迫担负了全部的繁重的体力劳动，创造出物质财富来养活不劳动的奴隶主。这一剥削和被剥削，统治和被统治的阶级关系，导致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与对立。同时在剥削阶级内部，又依据占有奴隶、领地、财富的多少，逐步形成并产生了严格的等级制度。由此，本来是平等的必要的社会分工，就被无情地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划分出高低贵贱来。以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又换汤不换药地被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继承下来。
但是，无论如何变换，被划分了高低贵贱的社会分工，总是有以下两个因素：
一是认为劳力比劳心低贱。统治阶级极力贬低体力劳动，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极力倡导“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把从事脑力劳动看作是往上爬，发财升官的途径。孔子对愿意劳动，虚心向他请教如何种田的学生，表现出极大地蔑视，背地嘲笑这个学生是“小人”。旧社会的统治阶级，既剥削劳动人民，靠劳动人民养活他们，又卑视广大劳动人民。在旧社会，人们一提劳动，马上会在脑海浮现出“盖房子的睡在马路旁”，“织布的露胸膛”，“养猪的无肉吃”，“卖盐的喝淡汤”的劳动者悲惨形象。
二是认为以劳动为生比不劳而获低贱。旧社会的统治阶级以不劳动享受为荣，他们不但蔑视其他劳动者，也看不起处在社会下层的体力劳动者，把教员叫做“穷教书的”，把文艺工作者叫“臭戏子”、“卖艺的”等等。
仅此两点，剥削阶级就把一切创造社会财富，推动社会发展的广大劳动人民和他们所从事的劳动行业统统置于低贱的社会地位。相反地，却把专门从事剥削奴役广大劳动人民的吸血鬼捧上了光荣、受尊敬的地位。越是有财有势，就越是荣耀显赫，这就是剥削阶级心目中的“高贵”。
既然把职业分成高低贵贱的观念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产生的，那么，今天我国已消灭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也不再存在了，为什么这些旧观念仍然存在呢？
这是因为，“旧社会的灭亡情形并不像一个人死的时候那样，只要把死尸抬出去就完了。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列宁语）全国解放后，经过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了私有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分工，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岗位，都是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国家主席刘少奇曾经热情接见了掏粪工人时传祥，他把自己的英雄笔送给了时传祥，并说：“你当掏粪工人，是人民勤务员，我当国家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只是分工不同。”
解放后40多年，经过党的宣传教育和经济蓬勃发展，有些行业如产业工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已大大提高了，有些行业如教师，社会地位也大大提高了，服务性行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但仍有一些认为服务业低人一等的旧观念顽固存在。在怎样看待这些行业问题上，肃清旧传统观念的任务，就特别需要青年身体力行。
其实，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商业以及服务行业都是十分重要的，而且越来越重要。李先念同志在一次讲话中说：“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商业工作比作是人体的循环系统，人一时一刻不能离开血液循环，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也一时一刻不能离开商业工作，不能离开商品的交换和资金的分配。”试想，不论我们外出或在家，哪一天离得开售货员、服务行业人员的辛勤劳动？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最害怕的是服务行业职工的罢工，如汽车司机，清洁工人等，因为其他行业的罢工虽然影响他人，毕竟只涉及一个局部，服务性行业的罢工，就好比人的血液不循环、不流动了，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就会立即瘫痪。现在的趋势是，随着生产的现代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直接从事工农业生产的人会逐步减少，而从事各项服务工作的人却会越来越多。当今许多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主要是服务业）的产值在国民收入中居首位，占半数以上，连我们的近邻菲律宾、马来西亚等的第三产业也达40％多，我国只有35％多，由此看来，服务行业是大有前途的。
当然，在目前条件下，有些行业的劳动是比较累、比较脏的，如环卫工人，但也在向现代化方向改进，以提高劳动效率和改善劳动条件。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我们青年应该急人民所急，做移风易俗的带头人。上海有一位青年，原先在街道文化站工作，他喜爱儿歌创作，业余时间先后为《儿童歌声》和其他刊物谱写了二、三十首歌曲，但当他了解到殡仪馆这个社会不可少的行业无人接班的情况后，毅然决定去那里工作。他每天为死人理发、整容、梳妆打扮，干得很精心。有的好朋友因他干这行而疏远他，甚至不屑与他握手，好几次交女朋友，都因为他的工种而告吹。但他没有在旧习惯旧势力面前屈服，他坚信自己的职业同样是人民所需要的，必不可少的，并以此而感到自豪。他积极而热忱地工作，终于得到人民的高度评价——被命名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并博得了一个姑娘纯洁的爱情。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要成为行家，成为状元，就要靠我们辛勤劳动和刻苦地钻研，靠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热爱。
勤劳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它反映的是人们对待劳动的态度和品质。作为道德规范，它要求人们热爱劳动，积极参加劳动，勤奋努力，不怕苦累，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和丰富自己的生活。
人在生产过程中因所处的地位不同，决定了人的劳动态度。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十分低，民族中从首领到每一个成员都必须按原始分工拼命劳动，才能维持氏族及其成员的生存。那时候，虽然没有皮鞭的强迫和威胁，但大自然的“皮鞭”却时刻在强迫和威胁着每一个人去拼命劳动。
到了奴隶社会，广大奴隶在奴隶主的铁链皮鞭统治下从事牛马都不能忍受的苦役，以血汗和生命换取的劳动果实供奴隶主挥霍浪费，因此，奴隶们毫无劳动热情和积极性可言，常在忍无可忍时举行暴动。
在封建社会，农民虽获得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但地租、田赋、劳役等残酷的剥削和惨无人道的种种迫害，使农民终年劳累和受苦而不得温饱。被皇帝、官僚、地主掠夺大半劳动果实而忍饥挨饿的农民，怎能谈得上劳动的乐趣？历史上数以千计的农民起义，都是农民不甘心忍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而进行的反抗。
在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只不过是会说话的机器，一切都得服从资产阶级最高原则——利润，改造工作条件，只能为自己和同伴被解雇创造条件。
只有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者才彻底摆脱了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翻身作了国家、工厂、土地的主人，不论从事任何行业的生产劳动，其目的只有一个，即是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但是，人的意识落后于社会发展变化的事是经常有的，现在虽然大多数青年能自觉地积极劳动，可是，也有少数青年不能满腔热情地以主人翁态度对待劳动。
那么什么是正确的劳动态度呢？正确的劳动态度应该是自觉自愿地参加劳动，不用别人督促，更不用强迫，满腔热忱地努力完成本职工作，在劳动中，勇于克服困难，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不分份内份外，任劳任怨，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它不仅包括对劳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热爱及劳动人民的热爱，包括劳动中主人翁的责任感和无私的献身精神，而且包括高度的劳动纪律性。
对于每个青少年来说，都面临着树立正确劳动态度的问题，这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只有劳动，树立了正确的劳动态度，才有助于青少年提高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劳动技能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
青少年如何树立正确的劳动态度呢？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教育和引导。
第一，要热爱劳动和劳动人民。
马克思认为人们对劳动的态度，是由社会性质决定的。在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剥削阶级加在劳动和劳动人民头上的一切枷锁打碎了，劳动的光辉充分地显示出来了，劳动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劳动不再是奴役的手段，也不单纯是谋生的手段，劳动由一种压抑负担的事情变为自主、愉快的事情，劳动真正成为光荣豪迈的事业，劳动人民也恢复了应有的关怀和爱戴。人们把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看作是整个社会的美德。我们把那些好逸恶劳、不劳而获、投机取巧、损人利己的人视为“社会的寄生虫”、“社会渣滓”。而对那些自觉地为社会，为人类的幸福而忘我献身的劳动者，予以极高的荣誉与评价。可见，我们把对待劳动与劳动人民的态度如何，看成是衡量每个公民道德品质好坏的尺度。
有这样一个例子值得我们深思。
某校有一个新入校的大学生，在家里，他对当农民的父母还比较好。入学后，快入冬了，他父亲怕儿子冻着，急忙从家里给他带来了棉衣和一些他平时爱吃的东西。可是儿子见了父亲好像是一个陌生人，不冷不热，接过东西，就把他父亲打发走了。有的同学责备他：“你父亲大老远来看你，你应该让他多呆一会，聊聊学校和家里的情况，至少让你父亲吃过饭再走。”而这位大学生却说：“那不是我父亲，是农村的老乡。”刚进大学，就不认其父了，一进城，一上大学，就要与农村劳动人民断绝关系，这是一个道德品质问题，是忘本，当然归根结底，是一个人生观的问题。在这方面，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给我们做出了光辉榜样。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外反对派勾结在一起，对解放区进行猖狂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封锁，妄图把解放区军民饿死、冻死、困死。面对敌人的疯狂叫嚣，党中央，毛主席向解放区军民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口号，在解放区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毛主席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还亲自动手开荒种地；周恩来日夜操劳，还参加纺线劳动；朱德总司令统率千军万马，也尽力抽出时间参加劳动。更令人感动的是：1940年初，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从苏联留学刚回国，毛泽东就送他去农村上“农业劳动大学”，参加劳动锻炼。我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这样，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要求自己的子女，把劳动和劳动人民放在心上，这是多么可贵的无产阶级道德品质！
我们平时加强对青少年进行热爱劳动和热爱劳动人民的教育，要他们经常注意参加劳动，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不能在我们的学校培养出“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的人，要培养热爱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第二，具有端正的劳动目的。
在劳动态度问题上，劳动目的也是个重要的问题。是把劳动作为争取祖国的繁荣富强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手段，还是把劳动仅仅看成生存的需要，这反映了不同的劳动目的，也反映了不同的思想境界。
我们所提倡的是把劳动者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添砖加瓦，把劳动看成是我们达到幸福生活的桥梁，是为子孙后代造福的光荣事业，因而不计较个人名利的得失。这样，在劳动中，我们不但能为社会增加物质财富，也能大大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
做为学生来说，主要从事的是脑力劳动，在学校里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掌握知识，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准备今后把知识变成建设新世界的巨大力量。学习是艰苦的事情，关心祖国的前途，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刻苦勤奋学习，这是具有正确的劳动目的在学习上的反映和表现。如果认为上大学是为了以后找一个轻松的工作，或者是为了建立一个舒适的家庭，把成名获利作为自己学习的目的，必然会把革命的理想和事业置于脑后，像这样计较个人名利地位的人，往往一事无成，甚至走上邪路。有的即使能在某方面做出一点成绩，也是不稳定的，不能持久的，个人目的一旦实现不了，他的劳动热情就会一落千丈。这种不端正的劳动目的，是极其错误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第三，具有忘我的劳动精神。
当我们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辛勤劳动的时候，还应有自我牺牲精神，一个人生存的价值是看他给别人和社会创造的价值，而不是看他从社会上索取了什么。你看，古今中外有所成就的人，获得劳动硕果的人无不具有忘我的劳动精神。李时珍为了人们的健康，踏遍千山万水，每次采集草药、尝试草药时都可能遭到不测；为了研制炸药，诺贝尔多少次几乎被炸死；在试验飞行的过程中，又有多少人献出了生命……做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应把自己的一切都无私地献给社会主义事业，如果斤斤计较个人得失而不愿意为社会作出任何一点必要的牺牲，这种人其实没有真正懂得生命的价值。在我们的社会里，评价一个人的思想品德崇高与否，不是看他的能力，也不是看他的职位，而是看他是否具有为公共利益而忘我劳动的精神。一个人有了这种精神，在劳动中就能有自觉性，积极性，他就能做出更大的贡献和成绩。
第四，具有创造性的劳动态度。
我们现在享有的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前人前赴后继，不断通过辛勤劳动换来的结果。历史赋予我们青年一代的使命不是在前人栽种的大树下乘凉，而要继续探索奋斗，超过前人，为自己和后代创造更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务农的，一定要创造出高产量；做工的，一定要努力创造各行业的历史新纪录、新水平，创造更多更好的产品；搞科技的，一定要揭开前人没有揭开过的奥秘，进入新的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征服自然……无论在什么岗位，都要立志在自己的一生中，对人民对国家有所贡献。
在劳动实践中若要发挥创造性，就必须下一番苦干和巧干的功夫。苦干和巧干，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苦干是巧干的基础，如果没有演算几尺厚的纸，陈景润不可能在“哥德巴赫猜想”上获得巨大的成就。但是，有勇无谋，只讲苦干不讲巧干也是不行的，如果一味学愚公用锄挖，不去研究用炸药炸，那么京九铁路何时能修通呢？所以我们无论从事什么岗位的工作，首先要不怕困难，要努力提高科学文化知识水平，要善于吸取中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敢想敢干，刻苦钻研，才能真正地做到有所创造。
一个人有正确的劳动态度，这为他进行勤奋劳动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一种思想总是从实践中反映出来的，因而，要经常参加一些必要的劳动（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也就是要培养良好的劳动习惯。
人们常说习惯成自然，习以为常。习惯是指不用别人督促，自觉自愿，经常坚持，持之以恒的行为。所谓劳动习惯，就是习惯于劳动，适应于劳动，能自觉自愿地劳动，甚至把劳动当作生活的需要。有良好的劳动习惯的人，不管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有一股奋斗不息的热情，有勤勤恳恳地埋头苦干的作风，有不畏艰苦，奋发向上的精神，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早在我国古代，一些明智的父母就开始教导自己的子女，培养良好的劳动习惯，要具有勤劳的美德。春秋时期，鲁国贵族子弟公文伯继承祖上的“大夫”爵位后十分得意，认为母亲敬姜不应再做纺线织麻等活了，怕引起他人耻笑。敬姜听后便严肃地教导说：“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意思是说：只有辛勤劳作，才能想到爱惜物力，知道节俭，才能产生善心；贪图安逸，就容易放荡堕落，就会丧失善心，品德败坏。敬姜以此告诫儿子，无非是要他把勤劳当作一种美德铭记于心。到了近代，勤劳不辍地努力工作，更成为中华民族生活的信条。“黄土不亏勤劳人，冷天不冻大力汉”，头顶骄阳，脚踩黄土的农民们都相信“耐得苦，必得福”。他们春天播下希望时，就深知只有经过艰辛的培植和劳作，才会收获到金色的果实。
近几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众多独生子女的出现，不少人忽视对子女的劳动教育，有的家庭对子女过于溺爱，什么劳动都不让孩子参加，怕累坏孩子或影响学习，因而一些孩子也因此养成了厌恶劳动，贪图享乐的坏习性，成为令人担忧的当代中国“小皇帝”。
据说某校曾经举办过这样一次饶有兴趣的少先队员活动——做饭比赛。
赛场上摆好了做饭所需的炊具，比赛要求是在半小时内，煮熟一锅饭，炒一样菜，做一碗汤，每个中队推举三位少先队员。
哨声一响，比赛开始。
五个中队的15名少先队员立即开始淘菜、洗菜、切菜、点炉子、煮饭，忙碌起来。
可是，有的少先队员点了十几根火柴，也没有点燃液化气灶，有的切菜切破了手指，有的把饭煮成了一锅黑炭，有的炒菜忘了放盐，有的做成的汤就是开水加酱油，咸得没法入口。只有第四中队的饭菜做得香甜可口，获得了比赛的优胜。
比赛后，大家欢迎第四中队参赛的几位同学介绍经验，他们说：“这没什么，我们在家里经常做饭。”
这场比赛，在使人发笑之余，更多的却是引人沉思。“在家里经常做饭”的青少年在我们的生活中已不常见，而不少青少年已习惯于呆在父母的怀抱里，由父母包办一切，家务劳动，集体劳动很少参加。一些孩子不仅在家里不爱劳动，学校的集体劳动也不乐意参加。一些学校甚至出现了家长提着小桶，拿着扫帚来替孩子打扫卫生的令人啼笑皆非的场面。我们的学校出现了不少“高分低能”的学生，这些学生成绩十分优秀，而生活能力，适应社会能力极差，连洗手绢、袜子都不会。劳动能力的下降，劳动观念的淡薄以及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已成为教育界和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
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不但可以使人掌握生活技能，对家庭，社会做出一定的贡献，而且能够磨练意志、锤炼品格，锻炼身体，培养勤劳的美德。而不爱劳动，也常常成为好逸恶劳，投机取巧，庸俗虚荣，软弱无能等不良品德发生的原因。
勤劳的品德，个人的良好劳动习惯，是在长期的自觉努力下，通过参加劳动实践，逐步形成的。作为学生，除了主要从事脑力劳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外，在校学习期间，要参加一些社会公益劳动和自我服务性劳动，还要按教学计划安排上劳动课和进行实习劳动。我们要自觉地在劳动实践中，培养自己良好的劳动习惯。
第一，培养勤奋学习的劳动习惯。
学生的首要任务是学习。学习本身也是一种十分艰苦的脑力劳动，这需要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需要追根究底的钻研精神，需要锲而不舍地探索真理，服从真理的实事求是作风，还需要严密清晰的逻辑思维和细致、严格、慎重的科学态度，这种脑力劳动的艰苦性绝不低于体力劳动，通过这种劳动，可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做到活到老、学到老。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体力劳动日益智力化的历史条件下，养成勤学苦练的良好习惯，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学习包括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吸收前人和他人已有知识，二是继续向未知的领域探索。如果没有艰苦的劳动，这两方面的任务一个也完不成。有些同学希望能找到一种学习秘诀，可以不费力气，轻松地把知识学到手，这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幻想。学习方法是应该讲究的，方法对头，可以事半功倍。但如果离开艰苦的学习劳动，任何人也不会成功的。明代学者吴梦详给自己立下一个学规：“古人读书，皆须专心致志，不出门，如此痛下功夫，庶可立些根本，可以向上，或作或辍，一暴十寒，则虽读书百年，于未见其可也。”他那种足不出门的学习方法是不可取的，但那种专心致志勤奋刻苦的学习精神是值得学习的。
我们强调脑力劳动。这并不是说可以忽视体力劳动，更不是说脑力劳动可以代替体力劳动，我们坚持的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相结合，当我们强调尊重知识的时候，一定要同时注意防止那种轻视和贬低体力劳动的错误倾向。
第二，养成参加公益劳动和自我服务性劳动的习惯。
公益劳动和自我服务性劳动，是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或求个人服务而进行的劳动。通过这些劳动，不仅能改变社会和个人的面貌，使之生机勃勃；也能使人养成自己动手，勤劳俭朴的品德，培养为人民服务的好思想和集体主义的优良品质，还能改变人的精神状态，给人注入生命的活力。所以，养成参加公益劳动和自我服务性劳动的习惯，是造就一代新人不可缺少的。
参加公益劳动和自我服务性劳动，要从点点滴滴做起，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如参加义务植树、修路、美化校园、打扫宿舍，帮父母做家务活等。要善于通过日常的劳动，培养自己勤勤恳恳的劳动习惯和健康的思想感情。不能认为公益劳动和家务劳动是平庸的，是不屑一顾的，于细微之处见精神，一个人正确的劳动态度和劳动热忱，往往表现在日常的劳动之中。
继承和发扬俭朴传统
俭朴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俭朴，是中华民族引以自豪的传统美德。早在3000年前成书的《周易》中就有这样两句话：“甘节，吉”。意思是说，甘于节俭，乐于俭朴，美好；“不节，则嗟。”意思说，不能节俭，结果必定招致祸患，落到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的地步。历史上有许多关于“俭”的名言佳句至今仍流传在广大劳动人民之中。“俭能养志”，“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似甘泉水，俭似聚宝盆”等等，这些都说明我们的祖先非常重视俭朴问题。从传说中的尧、舜、禹起，各个历史时代的广大人民群众乃至封建统治阶级的有志之士，无不以勤俭为做人的美德，持家的要诀，治国的法宝，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
倡俭，贵俭，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作为后代子孙，应保持发扬这种精神，如果说，古人倡俭，更多是为了守节保身，虑得失与祸福，那么，我们今天，则应该有更崇高的目的。首先“国家有困难，大家来分忧”，所以，应该发扬艰苦朴素的传统。其次，俭朴的生活，是锤炼人的意志的炉火，是磨砺人的节操的砥石，它促人自主，助人成熟。
我们祖宗早就有“以俭朴为美”的思想，而且代代相传，典型迭出。
春秋战国时，晏婴在齐国作相，虽然官居高位，却节俭力行，食不重肉，一件皮衣穿了30年，别人笑他寒酸，他却泰然自若。宋代大诗人陆游曾写过一首《对食戏作》的诗，诗中说：“香粳炊熟奉为红，苣甲莼丝放箸空，不为休官颂惜费，从来简朴作家风。”这首诗描述了诗人看到饭桌上的粗米饭，莴苣叶，莼菜丝被全吃光的真实心情。陆家并不贫穷，为什么他硬要在饭桌上放上粗米素菜呢？正如他在诗中所说，无非是为了让后人保持和发扬简朴的家风。在节俭上更感人的，还要数宋代著名政治家范仲淹。据史书记载，范仲淹曾居相位，但在生活上从不奢华。他要求儿女们，平时要穿同平民一样的衣服。他的二儿子结婚时，新媳妇提出用绮罗做一床蚊帐，范仲淹听后生气地说：“我家素来以节俭为征，不能乱我家风。如果带那样蚊帐来，我就把它烧了。”范仲淹这么“倔”是为了让子孙们也像他那样，“以节俭为征”、“贵以清苦俭约著于世”。
历代人民群众，一面辛勤劳作，开发着大自然，改造山河，创造社会财富；一面节衣缩食，减省开支，以丰补歉，他们对自己流血流汗创造的财富无比珍惜：“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正是历代劳动人民对劳动果实无比珍惜的真实写照，同时，历代人民对奢侈浪费行为痛加谴责，中华民族的勤俭传统主要体现在他们身上。在民间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老人临终时对两个儿子说：“我辛苦了一生，没什么留给你们，我只能给你兄弟俩留下一块匾。”这块匾分成两半，大儿子拿一块“勤”字，他呢起早贪黑，拼命劳动，确实收获不少，可他不知道节俭，平常大吃大喝，结果家里没有一点积蓄，日子过得很艰苦。小儿子拿了“俭”的一半，他只知道节省，吃饭穿衣都尽量节俭，却不知去劳动创造，没多久，家里东西用完了，日子过得同样很艰苦。后来，弟兄俩终于醒悟过来，把两块匾凑到一起，“勤俭”成了弟兄俩的致富法宝。
勤劳和节俭是相互联系的。勤劳是源泉，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节俭是节流，节约社会财富，以利积累财富、再生产和合理消费。如果只勤劳不节俭，犹如竹篮打水一场空。无怪乎唐代李商隐感叹：“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毛泽东从反面论证了节俭美德的真理性。没有勤劳，就没有财富的创造；没有节俭，就没有财富聚积，两者有机统一，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中某些开明帝王和有识之士，他们虽或有“四海之富”，“黄屋之尊”或者身处高官显位，但是由于稳定自己统治地位的需要，或因受到节俭传统的感召，也能倡导“躬行节俭”，因而有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封建时代的清明盛世。他们的节俭言行是中华民族节俭传统的体现。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节俭蔚然成风，不断发扬光大，这首先因为勤俭是个人、家庭、民族、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手段。一个人，一个家庭只有勤俭生产才能得到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正如北齐颜之推所说：“夫食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劳，父子不能相存。”这是严峻的事实，明显的道理。同时，如果对有限的财富进行消费时没有节俭，不能节俭，财富必然亏空。正如汉代贾谊指出的“一夫不耕，或为之饥，一妇不织，或为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无节，则物力必屈。”一个民族和国家要兴旺、发展，也必须靠节俭创业，节俭治国。节俭能使一个民族和国家的财富积累逐年增加，逐步扩大再生产，创造经济繁荣，民富国强，社会安定的局面。历史实事求是地告诉我们，节俭是治国兴邦的法宝。
其次，节俭也是为了备荒。中国有史以来，洪水，旱灾等自然灾害屡屡发生，大面积的灾害十年左右一次，局部灾害几乎连年不断。如果在农业丰收之年，不节俭、不储备，到了灾荒欠收之年，人们的生存就毫无保障。因此，中国自古以来，历代都很重视节俭、储备。《礼记·五制》说：“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只有提倡节俭，重储备，才能有备无患，渡过灾荒。这种储粮备荒的思想，直到现在仍然为人们所遵循。
历史发展到了近现代，为了革命和建设事业，为了民富国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更加自觉地发扬节俭朴素的传统。在这方面，革命前辈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方志敏烈士被捕时，担任的是赣苏北苏区军政委员会主席职务，经手的款项，总数在数百万元，但他却“一点一滴用之于革命事业”。被捕时，国民党士兵以为抓住了一个大官，油水一定不小，但他们将方志敏浑身上下搜了一遍，连衣缝也拆开检查了，就是没找到一分钱，只有一只怀表和一支钢笔。
抗日爱国将领渎范亭初到延安，第一次见到朱德同志便不胜惊讶，他万万没想到战功赫赫、威震敌胆的八路军总司令，竟衣着朴素，活像一个普通农民。他写诗赞曰：“敌后撑持不世功，金钢百炼一英雄，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
我们的国家副主席董必武，解放后20多年一直盖的是战争时期公家发的那床军被，被面旧了，多处“开花”，也不同意换新的。
我国前粮食部、商业部副部长，革命60年的老红军喻杰退出领导岗位回乡定居，乡亲们以为他行李很多，纷纷挑担推车到火车站迎接。谁知喻老一身布衣，全部家当只有两套旧铺盖，两只延安时用的旧箱子和一台缝纫机。
封建社会流传两句民谚：“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说的是封建社会的三年清廉的知府，也可捞到十万两白银。前面说到的几位革命前辈，官阶不知比知府大多少，经过他们手的财物也数不清，但他们不但没有去捞“十万”，而且十分珍惜党和人民所赋予的权力，“居高位而一贫如洗，理万金而分文不沾”。充分显示了革命者崇高的道德品质和美好情怀。
俭能养志
古人所说“俭能养志”，意思是生活俭朴能培养和磨砺人们的志气。历史上许多有成就有作为的人物，都用“俭”来磨练自己，以培养适应艰苦环境的能力，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而终于获得事业的成功，实现了自己的志向。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列国互相攻伐，战争频繁，吴越战争中，吴国国王阖闾被越国国君勾践打败，受伤死亡，阖闾之子夫差决心报仇。公元前494年夫差攻越大胜，俘虏了越王勾践，越国成了吴国的附属。勾践过了三年的俘虏生活，低声下气服侍吴王，受尽了侮辱。被释放回越后，勾践发誓灭吴雪耻。勾践要求臣民过俭朴生活，他自己也一样。他把舒适的被褥撤掉，睡在柴草堆上，并在草铺上方挂一个猪苦胆，每天起床后舔一下，让那苦味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报仇雪耻，激励发愤图强。“十年教训”“十生聚”，越国强盛起来了。趁夫差与别国争霸的机会，勾践向吴国进攻，终于在公元前473年灭掉了吴国，吴王夫差也自杀了，这就是历史有名的卧薪尝胆的故事。
我国明初的宋濂，也是如此。他小时候，就勤奋好学，家里很穷，没钱买书，他就从藏书家那里借书来读，一边看，一边抄，到了期限就赶快归还。天气特别冷的时候，砚台里的水冻成了冰，手指伸不开，也毫不懈怠。他离家投师，背着箱子拖着鞋子，行走在深山之中，寒冬烈风，皮肤冻裂了也没有止步。他的同学都是衣着华丽，而宋濂身着粗布衣服，却一点不羡慕他们，因为他从学习中获得了最大的乐趣，苦难俭朴的生活磨练了宋濂，使他成为一代著名的文学家。
与此相反的则是“玩物丧志”，一个人如果贪图享乐，醉心享受，成天去玩赏和迷恋于吃喝玩乐，必然会丧失积极进取的志气，以致一事无成，甚至成为终身遗憾。
陈后主叔宝，生活荒淫之极，他常常宠妾八人夹坐左右，又有文士十人参与宴会，号称狎客。妃嫔与狎客互相赋诗赠答，并选美女十余人奏乐歌唱，君臣甜歌，通宵达旦。当杨广（后是隋炀帝）率军到来时，他还在那里“支使纵酒，作诗不辍”，终于国亡被俘，给后人留下了“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慨叹。
但俘虏他的杨广并未吸取他的教训，杨广在未当皇帝时，曾故意让乐器断弦蒙尘，骗过了他的老子隋文帝。等他一当皇帝，其迷恋声色的本性就暴露出来，他的奢侈生活和残酷统治迫使民众揭竿而起，使强大而富足的隋朝在第二代就覆灭了。
这些朝代之所以灭亡，显然和它的统治者生活腐败有关，他们带头搞奢侈享乐，不理或乱理政事，势必造成政治紊乱，世风淫邪，民心尽失。这种状况，他们的政权怎能不像一叶扁舟飘浮在大海上，一遇风浪顷刻覆没呢？正如唐代诗人李商隐所说：“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
当今社会有不少人沉溺于“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更待何时”，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侵入人的“神经中枢”，侵蚀着人的革命意志，瓦解上进心和刻苦精神，进一步奉之为人生哲学，就不择手段地追求享乐，那就会“舒舒服服地滑入犯罪的泥潭”，这类事例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特别是青少年缺少社会经验，思想机体比较嫩，免疫力不够强，很容易为一些不良风气所影响。因此，对青少年进行“俭朴”教育尤为重要。古人曾说：“子弟不成人，富贵适益其恶，子弟能成立，贫贱益以固其节。”意思是说，如果孩子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好好地做人，有钱有势正好帮助他作恶；孩子如果自立为人，贫穷俭朴反而能锻炼他的节操。不让子孙坐享清福，不给子孙留下家财，不使子孙依仗自己的权势，当子女达到一定的年龄，就要他们自立，自谋营生，自食其力，这是古人对自己孩子的要求。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快，有些人似乎淡忘了“俭朴”两字。在这里，仅以青少年中存在的生活不良方式为例。在今天中小学生的消费状况令人担忧，据对某城市一小学抽样调查，该校小学生月平均零化钱是150元以上，最少的也有70多，最高者达400多，这么多零化钱用来干什么？用在吃、穿、玩最多，用来购买学习用具、书籍费用很少。学生当中攀比风盛行，你用派克笔，我用老板笔；我穿耐克鞋，他穿阿迪达斯。以前同学过生日，送送贺卡就行了，可现在贺年卡拿不出手了，大都送几十元，其至上百元的玩具、文具。某家长为给儿子过10岁生日排了八桌高档宴席，花销5000多，亲戚朋友给儿子的生日礼物都在百元以上，孩子的姥姥拿出600元做生日礼物。现在不少学生不懂得珍惜劳动成果，随意浪费财物，甚至破坏财物，吃穿挑三拣四，稍不如意，就弃之一边。眼看着自来水哗哗地流，就是不愿去关；人离开房间，也不随手关灯……现在还有人去捡马路边的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吗？
这一切都表明，对我们青少年进行“俭朴”教育尤为重要，尤为迫切，因为青少年担负着21世纪祖国四化建设的重任，他们的思想道德品质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未来。我们的国家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经济、文化教育还很落后，国民人均收入与发达国家有相当大的差距，要实现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任重道远，不仅在科学技术上，而且在财力物力上都存在很多困难，需要全国各族人民发扬艰苦创业、勤俭治国的传统，尤其是下世纪建设主力军的青少年更应该继承和发扬这种传统。
当年雷锋曾有一句名言：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现在也许没有人这样做了，但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以俭为美”应该是世世代代推崇的美德。
劳动人民是劳动成果的创造者，他们从劳动实践中亲身体会了劳动的艰辛，懂得劳动成果的来之不易，因而对劳动果实十分爱惜，对剥削阶级不劳而获、挥霍浪费的可耻行为极端厌恶和痛恨，形成了省吃俭用，节俭朴素的传统美德。而剥削阶级则不参加劳动，无视劳动的艰辛，专靠巧取豪夺来聚集自己的私有财产，过着肆意挥霍，挥金如土，穷奢极欲的腐朽生活。夏桀开宴，极尽豪奢靡费，肉堆成山，干肉竖成了林，美酒则用可以行船的大池装。清朝慈禧太后庆60寿诞，大摆晏席，仅一桌酒席花费就可供70，000农民生活一年。中国四大家族之一孔祥熙的女儿结婚所耗费的钱财，可救济十万个灾民。
社会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社会财富的公有。因而社会主义道德还要求人们爱惜公共财物，养成俭朴节约的美德。爱护、珍惜公共财物，实际上就是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一种具体表现。
爱护公共财物的美德，在道德实践中一般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为维护无产阶级集体主义原则，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爱惜和保护公共财物。如少年英雄赖宁为抢救集体财产冲入火海与烈火搏斗，光荣献身。其二，珍惜国家财产，精打细算，勤俭节约。我们在生产、工作、学习、生活中，点点滴滴地为国家节约一粒米、一分钱、一滴水、一度电……别小看“一”，“积少成多，聚沙成塔”，只要人人注意节约，那么我们有更多的失学儿童可以上学，缺水城市有水用，工厂制造更多的财富。雷锋同志在平时的工作中，很注意爱惜和节约国家财产。他为工地运输水泥，就特意准备一把扫帚，一个簸箕，每次出车回来，都把洒落在车厢里的水泥一点一点地扫拢了存起来，不到两个月就扫了3000多斤。他还用旧木板做成“节约箱”，把平时捡到的螺丝钉，旧零件等装在里面，修车、修工具时能用上，尽量为国家节约开支。共产党员赵春娥在车站看守煤堆，每天猫着腰用手将拌在石缝里的煤抠出来，十个手指磨得鲜血淋淋，硬是拣回150吨煤。在爱惜劳动成果的同时，我们还要勇于同一切铺张浪费的行为作斗争，造成一个“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强大舆论，让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世代相传，发扬光大。
俭朴与艰苦奋斗精神
艰苦奋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而艰苦奋斗表现在生活上就是节俭朴素，也只有生活的俭朴，才能有创业的艰苦奋斗精神。在我们的历史上，有大禹治水、女娲补天的传说，卧薪尝胆的佳话，头悬梁锥刺股的美谈……这些远古传说和历史事件都反映了我们祖先的艰苦奋斗精神，他们无不与“俭朴”紧密相联。
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中，更是把艰苦奋斗作为自己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解放前，我们的国家处在灾难深重的黑暗深渊里，我们的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在那艰难困苦的日子里，革命前辈们能够跋涉山川，逾越险阻，前赴后继，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在祖国大地播下革命火种、燃遍革命火焰，继之赢来了新中国胜利的曙光，靠的就是那么一股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还在我们党领导革命人民与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殊死搏斗的时候，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正是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同时，又坚持和发扬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才排除万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可以说，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是一部闪烁着艰苦奋斗灿烂光芒的历史，在艰苦奋斗创大业，历尽艰险为革命这方面，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就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典范，他们在革命困难时期与普通人民一样，穿粗布衣、草鞋，住窑洞，吃小米稀饭，喝南瓜汤，保持着勤俭朴素的作风。总之，艰苦奋斗革命的传家宝，它犹如布帛菽粟，是我们不可须臾离弃的。
我们提倡艰苦奋斗，决不是与贫穷落后划等号。我们说的艰苦奋斗，就是人们发奋图强，不怕困难，生活节俭朴素的精神状态，是人们改变客观环境的主观能动性的表现，是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人民群众迸发出的创业精神。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美好理想，就需要这样的创业精神，艰苦奋斗是我们实现远大目标的必由之路。
从小注重生活俭朴，是培养艰苦奋斗的重要途径。有利于磨砺顽强进取的奋斗精神，有利于养成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生活习惯。岁寒育松柏，坚石磨利刃，俭朴的生活可以培养人们不图享受、不慕虚荣，不怕困难的崇高品德。
美国阿尔文、莫斯考的《洛克菲勒家史》一文中，记载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巨头——洛克菲勒家族进行俭朴教育的故事。
洛克菲勒家庭十分富有，有足够的资产供后代挥霍。然而约翰第二夫妇却不是如此，他们不让子女受任何优裕的待遇，要求子女从小养成节俭的习惯。几个孩子穿着和工人孩子一样的普通服装。每星期六早餐之后，孩子们排队从父亲办公室取得一周的零用钱，开始时每周三角，15岁时不过二元上下。每个孩子领到零用钱的同时还得到一个帐本，必须把花销记载在本子上。如果想增加零用钱，那就得干家务。抓走廊上的苍蝇每100只一角，捉到阁楼上的耗子每只五分，背柴火，垛柴火和拔草每小时若干。老三、老四在9岁和7岁时，取得了擦全家皮鞋的特许权，擦皮鞋每双五分，擦长统靴每双一角。
孩子们从小就坚持生活自理。父亲教孩子们补衣服、折叠衣服和整理旅行箱，还安排一个管家教孩子做饭菜。小儿子在大学日记中写道：“从我们最初的岁月起就教育我们不要把食物剩在盘子里，不用时候不要让电灯亮着，不要缺少考虑地乱花钱。”
垄断大资产阶级的富翁，为了培养可靠的接班人，不让自己的事业毁于后代，竟从生活上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不能不说是富有远见的。无产阶级从来就是以艰苦奋斗为优秀传统和建设四化的法宝的，因而，更要注重后代的勤俭朴素美德的培养。
“创业艰难百战多”。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才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创建了人民共和国。实现四化，这是创业，创建这个千秋大业，同战争年代相比，过去那种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危险减少了，但是就其艰苦性来说并没有两样。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科技、教育比较落后的基本国情和目前处于创业阶段的历史地位注定了我们这一代是创业的一代，吃苦的一代，俭朴的一代。即使将来真正国富民强了，也要把艰苦创业，勤劳节俭的传统美德一代一代传下去。决不能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劳节俭看成仅仅是革命战争年代和物质匮乏时期的生存手段，而要把它作为经济发展，民族振兴的长久之计。邓小平说：“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俭朴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60至70年。我国的经济越发展，越要抓紧艰苦创业。”
近些年来，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社会上尤其是干部队伍中享乐主义抬头，奢靡之风日盛。一些地方老百姓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当“希望工程”正努力解救因贫穷而失学的几百万儿童时，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却在那儿讲排场、摆阔气，大吃大喝、铺张浪费；一些地方连干部、老师、职工的工资都发不出，个别领导却热衷于买高档小轿车，建豪华住房，争着公款出国旅游。这种花花公子之风与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格格不入，如果任其蔓延滋长，势必断送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把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作为全党全国人民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广为传播，使其蔚然成风。当然，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并不是要人们回到当年拿锄开荒，小米粗布的生活方式，而是使我们干部永远保持革命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团结奋斗，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我们提倡艰苦奋斗，不仅因为它是实现伟大理想的必由之路，还因为发扬这种革命精神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对培养一代人才，也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常言道：“多难兴邦。”其实人才也是多难而兴的，因为克服困难，历战逆境，才能培养人具有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和蔑视困难，战胜困难的大智大勇，这样像烈火中的钢铁，锤击下的燧石，风霜中的红梅，多经一番磨练，才能放出光彩。历史和当代出现许多生命放出了光辉的人物，在他们被人们公认为人才之前，几乎都有一段艰难曲折的经历，都有俭朴生活的磨练。
我国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思想家范缜写过《神灭论》，在世界唯物发展史上占有光辉的地位。他18岁时，在当时大儒刘
在我国历史上，像范缜那样，身处寒素，却不戚戚于贫贱，常以天下为己任，从而在不同方面具有一定成就的人，是不胜枚举的。
事实证明，一个真正有志气的人，有作为的人，必须在艰苦的环境中才能锻炼出来。否则，一味贪图安逸，沉溺于享乐，不肯进取，那就只能沿着庸庸碌碌，玩物丧志，自暴自弃的斜坡滑下去。西汉著名文学家枚乘在《七发》中讲：“且夫出舆入辇，命曰劂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代性之斧。苦脆肥侬，命早腐肠之药。”这就是说：出入都坐轿子，那是麻痹瘫痪的好机兆；幽深的房屋，清凉的宫室，那是感寒受热的媒介；妖姬美女那是砍伐性命的斧头；佳肴醇酒，那是腐烂肠子的毒药。这流传千古的名赋道破了一个真谛：弄虚作假不劳而获，坐享其成，豪华阔绰的生活环境往往会使一个人意志消沉，生活堕落。
跨世纪的青年，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与发达国家有一定差距，在我们前进道路上还有许多困难。毛泽东说：“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陈毅同志给子女的诗中说：“汝是党之子，革命是吾风，汝是无产者，勤俭是吾宗。”这是老一辈革命家对青年一代的期望和嘱托，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这些教导，把艰苦朴素这个革命的传家宝一代又一代永传下去。
也许，有的青年会问：艰苦朴素我们已喊了几十年，到什么时候才可讲到享受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弄清楚我们提倡艰苦朴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要继承老一辈艰苦创业的传统，并不是要把穷困的生活世世代代传下去。无产阶级不是苦行僧，并不认为越穷越光荣，越苦越革命，我们艰苦创业的目的，从根本上说，正是为了全国人民生活得更好，这里面自然也包括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改善。事实上，建国以来由于全国人民奋斗的结果，我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必须看到，生活的改善是以生产的不断发展，社会财富的不断丰富为基础的，党和政府，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地改善我们生活的。如果我们离开艰苦奋斗、节俭建国，离开生产的发展，涸泽而渔，靠挖空家业来改善生活，那不要多久，再厚的家底也会被坐吃山空。所以我们不能离开生产的发展，离开国家的繁荣富强来谈个人的生活享受。
幸福和俭朴
讲俭朴问题，不免提到幸福问题，因为在有的人看来，幸福和俭朴是两个互不相容的概念，似乎生活俭朴了就不是幸福，而幸福则意味着享受安逸舒适优越的生活，因此，弄清楚什么是幸福？怎样看待幸福问题，对于培养青少年艰苦朴素的精神来说，是很必要的。
那么，什么是幸福，有的人认为：幸福=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在我们生活当中确有不少人把个人享乐当作幸福。
幸福，果真只是物质生活的享乐吗？
不，不能这么看。人生活在社会上，当然有吃、穿、住的问题，也要在不断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渐提高生活，但是我们在思想上一定要同资产阶级享乐主义划清界线。资产阶级以“我”为中心，以个人的享乐为中心，他们当然要以个人和少数人吃得好，穿得好和玩得好为最大乐事。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吃、穿、住，并不是个人生活的目的，而只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我们不是为了个人或少数人吃饭、穿衣和住房活着，而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吃、穿、住。当然，我们不是苦行主义者，并不鄙薄物质生活。一个人追求什么，思想寄托在什么问题上，他便会感到什么是幸福。资产阶级把个人的享乐当成最大的幸福，我们共产党人则把为人民服务当作最大的幸福。关于幸福问题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此，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幸福观，超阶级的幸福是根本不存在的。
有人说：到了共产主义，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是要极大提高吗？追求物质享受有什么不对呢？离开了物质生活的享受谈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谈艰苦奋斗，那是一种菲薄肉体生命的虚无主义。
将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无疑地将比现在高出许多倍，但是，这和享乐主义用享乐的眼光来看待共产主义完全是两回事。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劳动将成为人生活的第一需要，而决不是享乐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大家都知道，劳动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人类本身，没有劳动就没有人类社会，就没有社会生产的发展，哪儿还有什么幸福的生活？到了共产主义，那时生产力高度发达，人们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科学文化程度有极大地提高。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消失，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将有很大的提高，改造沙漠、开发海洋、征服宇宙……那时，将会把劳动（包括使用最先进的劳动工具）提到人类历史上最高的高度。然而，按照享乐主义的观点，以为到了共产主义就不需要任何艰苦的劳动了，只要按按电钮，什么东西都会完全地摆在面前，以为共产主义就是尽量发展人的享受能力，人的一切器官都成为高度享受的手段。人们不必去节俭，有的是东西让你消费。用这种享乐主义观点来看待共产主义，是对共产主义的一种极大的曲解。在任何时候，人类都需要劳动，取消了劳动就意味着人类的消灭。共产主义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在那种社会里，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剥削和压迫，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消灭了愚昧。把共产主义单纯理解为物质生活享乐的天堂，那是永远也不会懂得共产主义的。我们从来也没有将来任何时候也不会单纯从物质生活的享受来谈共产主义理想，也不会把追求个人生活享受当作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动力。
人永远要劳动，社会永远前进，科学技术永远要不断向前发展，我们永远要艰苦奋斗，节俭朴素。只是到了共产主义时，艰苦奋斗，节俭朴素的内容和程度与今天有所不同罢了。也许会有人说这是虚无主义。如果说对个人物质享受不孜孜以求就是虚无主义，那么我们正是要这种所谓的“虚”，这种对个人主义的蔑视正是我们大公无私的崇高的革命精神的表现。
也许有人说：享乐至上的思想固然是不对的，不愿劳动光图享受的思想也是错误的，但是劳动所得，光荣享受。我自己挣的钱，不愿过俭朴生活，愿怎么花就怎么花。今天有些人这么说也这么做，他们的居室装璜得富丽堂皇，手里拿的是“大哥大”，屁股下坐的是桑塔纳，晚上摸的是“三六九”，吃的是王八和猴脑，养的是几十万一条的小狗，他们好不“气派”，好不“威风”。
“劳动所得，光荣享受”比起资产阶级的不劳而获自然要好得多，但这话究竟对不对，有如下几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第一，“劳动所得”，别人自然无权干涉，但恣意享受劳动所得也没有什么可引以为荣的。
第二，人不能光顾自己的享受，要经常想到广大人民的生活。山东的“富老板”王廷江却“大方”得令人难以置信。他把辛辛苦苦挣来的600万资产毅然献给集体；镇上奖给他的100万元超产奖也用于扶危济贫，赞助公益事业。其金钱观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人不能只为钱活着，重要的是要干一番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事业。”
第三，这种观点重点显然在享受上，俗话说得好“欲壑难填”，有数的劳动收入怎能满足个人享乐的难填的欲壑呢？事情都是要发展变化的。如果今天有了“可以恣意享受一番”的思想，再放任个人享乐的资产阶级思想发展下去，过些时候，就可能损人利己，再过些时候，如果有适当的土壤和条件，甚至可能走上贪污盗窃走私的犯罪道路。有人说：“请你放心，我把个人的享乐控制在劳动所得范围内。”不过奉劝这些人：相信说的是真心话，但是你的保证就如同有病不治，却在空口说“我一定能够控制病情不发展”一样，如果我们在思想上得了病，千万不要以为病小不加注意，而要清醒地看到它在明天、后天的发展，及早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
鲁迅说过：“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这句话讲得十分深刻。如果一个人由勤俭艰苦而逐渐表现得浪费起来了，讲究吃喝玩乐了，贪图安逸而厌恶劳动了，就是他的志向逐渐泯灭和思想逐渐蜕化的信号。我们青年人一定要防微杜渐，以俭养志。
勤劳俭朴的故事
朱德的扁担
“朱德挑粮上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协力，粉碎敌人围剿。”这是一首反映朱德同志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艰苦奋斗，与当地军民同甘共苦的革命精神的歌谣。
1928年秋天，国民党反动派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实行了残酷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妄图把井冈山根据地军民困死、饿死。为了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粉碎敌人的阴谋，毛委员和朱德军长向根据地的军民发出了这样的口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持斗争。
那时候，部队吃粮，需要往返五六十里的山路到宁冈去挑，于是红军发动了一个挑粮运动。毛委员和朱军长同战士们一样，脚上穿着草鞋，头上戴着斗笠，翻山越岭，亲自参加挑粮。
当时，朱德同志已经40多岁了。战士们见他为革命日夜操劳，在百忙之中还和大家走山路过小河挑粮，生怕他累坏了身体，战士们都劝说：“朱军长，你那么忙，就不要挑了。”朱德感谢同志们的关心，仍然坚持要挑粮。战士们见劝说不起作用，就商量把他的扁担藏起来，以为这样朱德同志没扁担就挑不成粮了。谁知朱德同志又用竹子削了一根扁担，第二天又照样和战士们一起挑粮，战士们见朱德同志又有了扁担，晚上又把它藏起来，没有想到，第三天他又照样出现在挑粮的队伍里，而且他在新削的扁担上，特地刻上了“朱德记”三个字。朱德军长笑着对战士们说：“你们以后谁再‘偷’我的扁担，我可要批评。”朱德同志的一席话说得战士们都笑了。今天，这条扁担珍藏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内。
从此，“朱德的扁担”这个故事，就像长了翅膀，传遍了整个井冈山，也传遍了全中国，激发了全国人民争取革命胜利的斗志。
解放后，彭德怀同志问他的警卫员，你学习了《朱德的扁担》，懂得什么意思吗？警卫员说这一课“简单”。彭总说，这一课才不简单哩！这条扁担说明了我们的中国共产党是干什么的，说明了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干部和旧社会官老爷的区别，一个共产党员，不论地位多高，官职多大，都是人民中的一分子，应该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和人民同甘共苦，按人民的意思办事情。人民靠扁担挑粮吃的时候，我们不能坐着吃现成的，人民的肩膀还压着扁担的时候，我们不能自己躲到一边图清闲、享清福，而应想着如何通过自己勤奋劳动换来劳动人民生活的改善。
清正节俭，一代廉吏于成龙
于成龙，今山西商县人，自清朝顺治十八年起，历任知县、知府、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等职。为官30多年，为政清廉，勤劳务实，生活俭朴，拒贿倡俭，被誉为“天下第一廉吏”。
于成龙走上仕途之路的第一任职是罗城（今广西北部）知县。当时的罗城属柳州府，地处偏僻，野草遍地。瘴烟疠雨，猛痹出没，民情慓悍，经济凋蔽。尽管条件如此恶劣，但他毫不畏惧，说服了家人和亲朋好友，带上自己变卖家产的盘缠，毅然奔向罗城，决心改变那里的面貌。
于成龙对罗城的恶劣环境和人民的困苦情况虽有思想准备，可是罗城的实际情况比传说和预料的要严重得多。广西经过20多年的战乱后，经济萧条，民心不安，百姓贫困不堪，有的铤而走险，沦为“盗贼”，地方大姓与地主成为世代冤家，相互仇杀，人口骤减。当时，罗城县城只有六家居民，数间草屋，县衙门没有门垣，院中长满荒草，三间草屋破烂不堪。于成龙暨土为案，铺草为床，置土灶一副，办公休息均在草屋之中。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不辞辛劳，攀山越岭，调查研究，访贫问苦，悉听百姓的呼声，制定改变罗城面貌的计划。他在任罗城七年的县令中，奖励耕织，兴修水利，轻徭薄赋，发展生产，使罗城的面貌得到很大改变，受到人民的衷心拥戴。当他离任时罗城百姓纷纷赶来，遮道呼号，追送百里。
康熙十八年，于成龙因功绩卓著，迁任福建按察使，主管司法事务。当时福建多事，朝廷严禁百姓与台郑氏家庭往来，三令五申不得下海，违者正法。福建居民以海上贸易为生，哪能不下海呢？前按察使以通敌罪逮捕了数千渔民，一时冤狱遍地。于成龙经过调查多属冤枉，上报朝廷同意后，随即释放了大批冤枉的渔民。
于成龙为官30年，清操苦节，竭忠尽力，体国恤民，倡廉禁贪，自奉俭约，拒贿禁奢，不仅深受百姓的拥戴，而且赢得朝野的敬仰。送礼受贿，生活奢侈，这在封建社会官场中，是一种司空见惯的腐败现象，而于成龙对此深恶痛绝，在他任罗城知县时，曾有几个小伙子出于对他的关心，持钱奉献，让他作生活费用，他拒绝接受。一次他的夫人来罗城探亲，百姓得知后，纷纷前来送钱赠物，让夫人带回家，以表他们一片心意。于成龙感激之余，婉言谢绝说：“这里远离我的家乡，夫人只身一人携带这么多财物，一来行走不便，二来容易为盗贼所害，大家既是爱我，就请将钱物带回。”百姓跪倒在地，哭着不肯起来，坚持要他收下，他再三劝说，始终未收分文。
于成龙任福建布政使时，主管钱赋，经他手的钱何止千万，他却一尘不染，两袖清风。为勉励自己，告诫部下，他书写了一幅对联悬于堂上，上联是“累万盈本，尽是朝廷正赋；倘有侵凌，谁替你披枷带锁”；下联是“一丝半粒，无非百姓脂膏；不加珍惜，怎晓得男盗女娼。”
福建的漳州、泉州当时是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外国商人为了谋取贸易交往中的好处，经常把一些贵重物品赠送给布政使，于成龙认为身为大清官吏，接受外商馈赠，不仅辱及人格，而且有损国格。每当有人来赠送时，他一律斥之不受，外商感慨地说：“天朝洪福，有如此清官，我等周游列国，从未见过，真是难得呀。”在封建社会里，各级官吏为得到庇护或升迁，往往利用上司生日寿辰儿女婚嫁等机会大肆行贿送礼，为了摒弃这一陈规陋习，禁绝馈赠受贿，于成龙升任直隶巡抚之初，就申明不受一切馈赠。
康熙二十年，于成龙政绩传遍京师，康熙在京召见他，称他为“清官第一”。就在这年冬天，他升任为江南、江西总督。总督，这是明清时代显要高级的地方官，权势极大，在清朝做官能做到巡抚、总督这一级大都是久经宦海沉浮的人。这些人一般都明白，自己官已到头该想想后路了，便从各方面做些安排。在处理政务方面，小心谨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在生活方面，极为贪图享乐，安逸舒服；在经济方面，大都拼命聚敛财富，广置田地家产。因此，当时一些督抚大员多表面上道貌岸然，高高在上，实际都是一些饱食终日，不思进取的既得利益者，很少有兢兢业业地处理政务者。于成龙与此迥然不同，他在两江总督任上，仍保持着勤劳务实的作风，一改过去官场那种污浊风气。
总督属于封疆大吏，上任时要有全副仪仗，前有执事喝道，后有兵丁护卫，所经之处，官绅躬候迎送。于成龙却与众不同，自直去江宁上任时，他与小儿子雇了一辆驴车，袖钱数十文，沿途住宿不投公馆，边走边访贫问苦。两江总督府的官吏按惯例置仪仗，文官武将在城门上恭迎，等候了大半天仍不见人到，众人正在焦急之时，忽报新任总督早已单车轻装入街。大家忙赶去部署，准备设宴为于成龙接风洗尘。于成龙笑着对大家说：“以酒肴酬劳我，不如酬谢我鱼壳。”原来，他在赴任的路上，打听到江洋大盗鱼壳掠人财物，坏事做尽，民愤极大，他以重金招募武艺高强的人将鱼壳抓获，为百姓除了一害。
于成龙一生勤劳节俭，终年布衣素食，甚至不如老百姓，但他处理政务却尽心竭力，经常通宵达旦。为官30年，从来没有携带家属到任所，直到年已高达65岁时，才不得不带小儿子在身边照顾他。早在他任福建按察使，临走前，让人买了数百斤萝卜放在船上，人们不明白他的意思，问买这么多有什么用？他回答说：“路上当菜，全靠它了！”他任两江总督之初，适逢当年遭灾，于成龙十分惦念灾民，将自己的俸禄赈济老弱病残者，而自己却粗茶淡饭，每当青黄不接时，还以糠菜当食充饥。
由于为官清廉，以身作则，江南的社会风气也改变了许多。当时江南经济已经相当发达，官僚、贵族、富商大贾竞相追求奢侈豪华，市民们也崇尚华贵虚浮，于成龙到任不久，他们就开始改穿布衣，门第高贵的人出门时也减少了随从和车辆，不敢再炫耀财势了，大户人家红白喜事，也不像过去那样讲究排场了，许多高门大院住宅，悄悄改成了小门楼。
康熙三十八年，68岁的于成龙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因为他的家属不在身边，他的丧事最初全由部属操办。将军督统进入他的居室，见这位总督大人遗物少得可怜，床头有旧藤箱一个，内有替换的旧衣一套，旧靴子一双；罐中粗米几斛，食盐数斤，此外就是一些书籍。于成龙逝去的消息传出，江宁城中市民停业，痛哭流涕，许多人家把于成龙的画像挂在家中祭祀。出殡那天，各界数万人，步行20多里，哭声震天。
第二年十一月，康熙南巡，沿途考查官吏政绩。众多百姓一致称赞于成龙，康熙感慨地对随行人员说：“朕博采舆论，都称于成龙为天下第一廉吏。他不愧为百姓的父母官，朕的股肱之臣。”
党的好干部——孔繁森
孔繁森，这个响彻大江南北的名字，他的事迹为多少人传诵。他为国、为人民、为党鞠躬尽粹，用生命谱写了90年代党的干部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新篇章。
孔繁森生活极其节俭。经常吃的是白饭就榨菜，工作一忙，开水泡馒头和方便面也是经常有的事。他不仅自己吃得这么粗淡，对孩子教育也要节俭。一次他回家探亲，他发现儿子孔杰把吃剩下的菜倒了，心理压不住火，冲儿子喊起来，他要孩子想想还有人没饭吃，还有人买不到这些东西吃。他穿的许多内衣打着补丁，平常连块香皂都舍不得买，每次去拉萨办事，他总要买上一些价格低廉的生活日用品，因为有地方差价，这样可以省点钱。孔繁森对自己这样节俭，而对他人，对藏族同胞却是那么慷慨大方。孔繁森同志家里并不富裕，生活条件很差，全家五口人只有简陋的七间房子，上有年过九旬的老母亲，下有三个孩子，还有做过手术，体弱多病的妻子。他在西藏工作近十年时间，几乎没有往家寄过钱，省下的工资，大部分用在贫困的藏族群众身上。
在乡下，只要遇上困难人家，他总是习惯地掏掏口袋，有多少钱就全数送给主人。在天寒地冻的季节，要是正好遇到衣衫单薄的群众，他就经常把自己的毛衣毛裤当场捐赠，没有人能计算出他到底送给了别人多少东西。他的司机小杜只大致算了一下，不长时间里，阿里地委机关有好几个人给他织过、补过六件毛衣裤，他女儿给他织过三件毛衣，但这些衣服在他身上中转了一下，很快就送人了。
孔繁森对自己和亲属的生活要求格外苛刻。1993年夏天，他因外科手术住进西藏军区总医院，坚持住普通病房而拒绝按规定住高级病房，他说，阿里地区还穷，何必多花钱。他儿子孔杰来阿里看他，随他下乡期间，他还让儿子单独结算食宿费，弄得孔杰回家的路费还是向孔繁森身边的工作人员借的。
1992年夏，墨竹工卡县羊口岗发生地震，孔繁森前往指挥救援工作，发现失去双亲的五兄妹生活非常艰难，其中两个小的，8岁的男孩曲印和5岁的女孩贡桑，衣服又脏又破，身上脏兮兮的。村里还有一个大一点的7岁的曲尼也是孤儿。孔繁森心疼这三个孩子就把他们带回拉萨亲自抚养。后来拉萨市长洛桑顿珠见他负担太重，就领养了曲尼。孔繁森把自己对藏族同胞的爱倾注在这两个孤儿身上。在解放军西藏军区总医院血库有一张献血证明，上面写道：1993年孔繁森先后三次来找血库自愿献血900cc，已按医院规定付给营养费900元整，这哪里是献血，分明是卖血，孔繁森为了给藏族孤儿吃好穿好，不惜用身体来换钱。
孔繁森遇车祸去世后，人们处理后事时，看到两件令人心碎的遗物，一是他身上只有8.6元钱，二是他的绝笔，去世前4天写的关于发展阿里经济的几条建议。
孔繁森同志是清贫的，同时也是富有的，他拥有人世间最美好的心灵，最丰富的情感，最高尚的精神境界。
勤劳俭朴的楷模——周恩来
1958年，中央号召在北京的中央机关和国家机关的干部参加义务劳动，修建十三陵水库。由于各级领导干部带头，群众热情高，干劲大，仅用了5个月的时间，十三陵水库就建成了。
周恩来曾先后四次到十三陵水库劳动，1958年6月的一天，是他第四次来到这里参加劳动。周恩来到水库劳动，只带了一名卫生员，再没有任何随行人员。出发前，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曾建议带一名医生同行，以便照顾他的身体，可是，周恩来说什么也不同意。他说：“到了工地，一点也不能特殊。参加水库建设的，有工人、农民、解放军、干部，他们就不生病？再说经过劳动，我的身体会更好，即使有点毛病也应该和大家一样，请工地的医生看就是了！”他还嘱咐身边的卫生员说，到了工地，一切都要按那里的规矩办，不能搞特殊。
到了工地，大家先席地而坐。工地指挥部的同志来给大家分配任务，宣布劳动中应注意的事项。这位同志一看，面前席地而坐的队伍中有周恩来总理，还有一位职务很高的领导干部，不免有点紧张，忙说：“我们欢迎总理和各位首长来工地参加劳动……”周恩来就站起来了。他爽朗地笑着，亲切地说：“今天这里没有总理和首长的职务，咱们大家是普通劳动者嘛！如果说首长，你才是这里的首长，你怎么指挥，我们大家就怎么干。”周恩来平易近人的作风，使工地指挥部同志的紧张心情一下打消了。
周恩来在水库工地上同大家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他住的是一间简陋的低矮平房。屋里，窄窄的两条长凳，架着的一个床板上面铺着很普通的旧布被褥；窗前放着一张三屉桌，还有两张硬木椅子，油漆都已脱落。除此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在工地期间，周恩来一直住在这里。他和大家一样，每天劳动八小时，从不迟到早退。劳动中间，午饭就在工地吃。领到饭后，他边吃边和别人谈笑，吃得十分香甜。
收工回来，周恩来和大家一样，在一个大食堂里吃大锅饭菜，在一个几十平方米的大澡堂里洗澡，一点也不特殊。唯一“特殊”的是，每天大家都休息了，他那间房子的窗户还透出灯光。他坐在硬木椅上，伏在桌前，读书、看材料。卫生员一次次劝他休息，他总是笑着说：“在家里事多，到这里主要是劳动，应该尽量挤时间，多学习一点，多看点东西。”
在工地上，周恩来不把自己看作总理，而是看作一个普通劳动者。在劳动中，他不要任何人给他特殊照顾。有一次劳动，是传运石头，周恩来站在中间，大家排成一个长长的队伍，很快传递起来了。一会儿是大石头，一会儿是小石头。传着传着，大家开起玩笑来，把大石头称“大西瓜”，把小石头称“小香瓜”。大家的劳动热情很高，一会儿工夫，就运了一大堆，堆得像一座小山。
那年夏天，天气似乎比往年热，每天都是烈日当空，骄阳似火，大大小小的石头晒得烫手。但大家都不怕，兴致勃勃地传运石头。一个小伙子排在周恩来前面，他拿了一块大石头传了过去，说道：“快接住，这是一个大西瓜。”周恩来接得慢了些，小伙子眉头一皱喊道：“嗨，快一点，利索些。”周恩来赶快跨前一步，用那只受过伤的手迅速接过石头来往下传。小伙子瞥了一眼，惊道：“哎呀，是总理。”接着，小伙子又拿一块大石头，忙说：“这石头太大，你别接。”周恩来笑着说：“你别喊，快给我。”小伙子抱着石头就是不放，说：“不行，总理，你胳膊受过伤，怎么能干这么重的活？”周恩来说：“不要紧，早好了！”小伙子说：“就不行，这是年青人干的。”说完，他抱着石头，要绕过周恩来传下去。周恩来赶快抢上去，说：“咱们都是来劳动的。干起活来都应该一样。”小伙子抱着石头就是不放。
在抢石头时，周恩来的右手被石头划伤了。小伙子看见有血，大吃一惊：“哎呀！总理，你的手划破了，都流血了。”周恩来低声对他说：“不要声张，快干活，你看，石头又传过来了。”卫生员看到后说：“总理，你的手出血了，别传了，赶紧去找工地医生包一下吧。”周恩来一面不停手地传着石头，一面轻声地说：“不碍事，轻伤不下火线嘛。”卫生员看他不愿去包扎，便找来一双手套，要周恩来戴上。周恩来一摆手说：“不要，戴上干活就不方便了。”卫生员说：“那我还是去找医生吧。”说着就要走，周恩来一把拉住说：“你不能去。你一去，传送带就要停摆了。”大家只好向周恩来传石头，“来一个小香瓜呀”，“又来一个小香瓜呀”……接了一会儿“小香瓜”，周恩来发现不对劲：“咦，怎么尽是小香瓜，不来大西瓜呢？”他知道这是大家在照顾他，于是接一个“小香瓜”在手里掂量了一下，风趣地对前面的同志说：“哎，这么热的天气，还是大西瓜解渴呵，给前面的人说说，还是要大西瓜好。”他的话把大家逗笑了。
另外一天的劳动是用独轮小车运石头。卫生员和周恩来领来一辆小推车，然后去装了一车石头，卫生员在后边推车，周恩来拽住车前头的拉绳在前面拉。拉了几趟后，周恩来对卫生员说：“你推得不错嘛。来，我也试一下。”卫生员说：“我小时候在河北家乡就推过这种车。总理，你是南方人，常用肩挑背扛吧，你没推过这种车，恐怕它会欺生的。”周恩来说：“没关系，什么活都干干嘛。”说着，他把拉绳塞到卫生员手里，走过去自己驾起了小独轮车，歪歪扭扭地往前走起来，由于他没有推过这种车，加上一只胳膊受过伤，难以掌握平衡，所以小车不听使唤，没走多远就几乎翻倒。卫生员赶快将车扶好，才将一车石料运到料场。
这时，周恩来放声大笑着说：“还是你说得对，这种小车真是欺生。看来我这个车把式是不行的，还是你来推，我来拉吧。”
车回到装料处，又装满了一车运行起来，周恩来拽着拉绳走在前面。就这样，拉了一车又一车，周恩来的头上满是汗珠，衬衣也被汗水湿透了。他将上衣的扣子解开，还不时地用搭在肩上的毛巾擦脸。卫生员看他太累了，便劝他休息一会儿再干。周恩来说：“你看，大家还在干嘛，咱们怎能停下来休息。”卫生员说：“总理，你怎能同那些年青同志相比呢，你都65岁了，还是休息一下吧！”周恩来用毛巾擦了一下头上的汗水，望着工地上的情景说：“汛期快到了，工地上的工具还比较落后，要保证工程进度，就必须抓紧干。作为总理，我应该多拉几车。”说着，他又拉过绳子对卫生员说：“继续装车，快推吧。”车轮又滚动起来。
周恩来一贯严于律己，克己奉公。讲艰苦奋斗，勤劳俭朴，他总是先从自己做起。50年代末期，他曾为身边工作人员未经请示维修西花厅发脾气。
建国后，周恩来一直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居住。那是一座老式的旧平房，光线很暗，地是大块方砖铺成的，夏天很潮湿，冬天很凉；柱子上的油漆已经脱落；厨房又在屋后的小平房里，做好饭送到吃饭的地方要绕过一条露天的窄小胡同，到冬天，饭菜送过来时已凉了。无论是办公、居住条件都比较差。特别是周恩来有时膝疼，这和他常年累月在砖地上办公有很大关系。看到这种情况，身边工作人员心里很不安。有关部门几次提出要给周恩来修房，却遭拒绝，他常说，这个居住条件比延安的窑洞强多了。
周恩来的秘书也为维修房子的事着急，想找个合适的机会再说。正巧，1959年初，周恩来到外地视察，时间近两个月，邓颖超也不在北京，秘书感到这是个好机会，于是决定把房子维修一下。这次维修，本是略加改善，并没有大动，只是在原来的砖地上铺了地板，从厨房到饭厅修了个带棚的通道，另外为了改善室内光线，把顶灯改了一下，窗帘换成白色的。后来看到走廊立柱的油漆全掉了，太破旧，索性刷了一下油漆。经过这次简单的维修，房屋确实显得焕然一新了，但是由此招来了麻烦。
二月份，周恩来从外地回到北京，一进门就愣住了。他惊讶地问：“这是怎么回事？这房子谁叫你们修的？”他发脾气了。如果光是发脾气倒也好，这回动了感情，拔腿就走，临时住到钓鱼台了，不同意回来住。他要求说：“你们把室内原来的东西给我换回来。”秘书们一看周总理真生气了，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原来的旧窗帘和其他旧东西又换了回来，周恩来才回来居住了。
这次“修房子事件”，是秘书一手负责的，周恩来出差在外地并不知情。即使这样，他还三次在国务院会议上作自我批评，他对几位副总理和部长说：“借此机会我得做自我批评，修了房子。你们可以到西花厅去看看，修的标准太高了，我做检查是应该的。我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带了头，这是个很坏的头。那么，副总理、部长的房子修不修？我心中不安。你们千万不要重复我这个错误。”
周恩来严格遵循“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在考虑和处理问题时，处处厉行节约，事事精打细算。建国初期，我们国家的经济相当困难，但是需要建设的项目工作多，对于不该建的项目，周恩来坚决反对，不予批准。对于应该建的项目，他都表示同意，但要求节约。1956年，筹建广播大楼时，周恩来亲自审查模型。他看得十分认真，细致。凡是广播、电视工作必须的建筑部分，他都表示同意；不实用的或可有可无的建筑部分，就坚决砍掉。1959年广播大楼落成后，周恩来作了全面视察。他语重心长地说：“广播大楼建成了，比起延安的窑洞条件好多了，一定要用延安精神做好工作。”
建国初期，对于必须进口的军事装备和物资，周恩来都要亲自审查有关的进口计划或事项，一些重要订货还要按品名逐项批注。他一再指示解放军总后勤部“要严格审查，尽可能少订，能造者一定要自己造。”有一次，总后勤部要求从国外订购一万辆自行车，周恩来没有同意。他在报告上批示：“津沪均出产自行车，何以必须外购。”
对于一些必需的经费和物资，周恩来在审查有关计划、文件的同时，也都要求精打细算，尽量节省。1952年6月，他在批准总后勤部关于筹购一批防疫药品的报告时指示：“一、控制药品器材的种类和数目，疫苗如保存过多易失时效，如分配过多，则转成浪费，消毒药品则应减少数量；二、其他经费亦尽量节省。”1953年初，总后勤部请示为给沿海边防部队修建营房追加一笔预算，周恩来批示同意，同时要求：“将单价再行核算一下，力求节省。”把追加数目控制在总预算之内，并交待：“如不可能，则须提请中央决定。”
周恩来还重视收旧利废工作。早在1952年，他就亲自布置总后勤部和有关军区后勤部组成专门小组清理和利用库存物资，充分挖掘潜力，消除积压浪费，保证抗美援朝的需要。1953年他还要求志愿军在前线收旧利废。他说：“在朝鲜战场上，可能有遗弃的军械辎重及铁路运输工具等项废品，应由各有关部门，组织回收利用。”
在外事工作中，周恩来始终坚持“勤俭办外交”的方针。他多次说：“友好重在精神，不在物质，尤其不在排场。”他要求：“会见外宾的会客室，要布置得朴素大方，什么鲜花、糖果之类都不要。宴请外宾，也贯彻“四菜一汤”的原则，他常指示：“一切招待必须是国货，必须节约朴素，切忌铺张浪费，有失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对于宴会中用的菜、水果、饮料的数量，他都有具体指示：“水果，以少为好，不要多”，“菜，数量亦不宜多”；“饮料，汽水亦需国产”，“酒不要多。”在实际执行中，周恩来都是严格按照朴素节约的原则的。
有一次，一批外宾到农村参观，接待单位从北京带去高级餐具，从大城市订做饭菜至农村去设宴招待外宾。周恩来知道后，不同意这种做法。他指示，这种宴请，应用当地的土特产，按当地习俗，就地做农村风味的饭菜招待。事实证明，这样规定的效果非常好。1973年9月15日，周恩来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到山西大同参观访问。在外宾到达之前，邓颖超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专程从北京到大同检查接待的准备工作。在谈到欢迎宴会的准备时，邓颖超嘱咐说：“要搞得有点地方特色。”顺便并说了一句，周恩来很喜欢吃高粱米。高粱米是大同地区人民几乎每天都吃的家常食物。宴会上，周恩来和客人高兴地吃了煮玉米、高粱米粥和土豆片。
周恩来对待工作处处厉行节约，对自己要求也非常严格。他吃饭从不浪费一个饭米粒，有时不注意掉在了桌上，就用筷子一粒粒夹起来，放在嘴里吃掉。他吃饭还有个习惯，就是盘子里剩的菜汤要用开水冲一冲喝掉。吃剩下的菜，要服务员留下，下顿饭再给他吃。
有一次，中央首长在某地开会，吃饭时周恩来由于右手不方便，掉了几个饭粒，立即夹起来吃掉了，服务员们见了感动得掉了泪。他们想到自己平时大手大脚的浪费行为，很惭愧，决心向周恩来学习。休息时，大家挖野菜，煮了一锅忆苦菜汤。周恩来知道后，高兴地说：“好啊！让我们也尝尝嘛。”大家都不愿让周恩来吃野菜，可是周恩来非要吃不可，只好端上一盆来。野菜一上桌周恩来第一个上去盛了满满的一碗。陈毅副总理怕他吃多了，便从他碗里拨走一半，周恩来认真地说：“盆里还有，你怎么要我的？”陈毅说：“我帮你吃点嘛！”周恩来说：“那哪儿行！”说着，又盛了一勺，碗里的野菜又满了。饭后，他高兴地说：“这顿饭吃得好哇。”
还有一次，周恩来在天津的一个招待所吃早点，喝了一小碗豆浆，吃了半套煎饼果子，还剩下一半。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对服务员说：“请你把我早上剩下的那半套煎饼果子拿给我吃。”服务员告诉他说：“早已处理了。”周恩来听后，态度和蔼地批评了这种做法，教育服务员要注意节约，不要浪费。他还对服务员说：“给我沏的茶不要喝一次就倒掉，一天换一次茶叶就行了。”1960年，周恩来陪同柬埔寨贵宾到南京参观。在会客厅会见外宾时，服务员为每个人都泡了一杯茶。会见结束后，周恩来微笑着对服务员说：“我这杯茶还没有喝完，不能浪费掉，我要把它带到餐厅去。”1973年10月，他在河南洛阳市洛阳宾馆休息时，护士请他按时吃药时，不慎把药片掉在地上。护士说：“不要了。再换一片算了”周恩来不同意，坚持把药片找出来，用手绢擦了擦，吃了下去。周恩来珍惜的不只是一片药，他是时时刻刻在坚持党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光荣传统。
在西花厅，周恩来给工作人员规定了随手关电灯的制度。他外出时也不例外。有一次到北京饭店开会，因为天色已晚，警卫战士开了门外的灯，周恩来看见说：“不要开了，注意节约。”说完，随手就把灯关掉了。他在飞机上从不使用一个清洁袋，总是到厕所去吐痰。当乘务员劝他吐在清洁袋里时，他说：“我还没有老到走不动的程度，清洁袋留着下次还可以用。”有一次到延安视察时，周恩来正在吃西瓜，看见漂亮的地毯上滴了几滴西瓜水，就连忙蹲下，掏出自己的手绢把水渍擦干净。他告诉周围的同志：“这西瓜水落在地毯上，如不及时擦掉，以后就不容易擦干净了。”
周恩来和邓颖超始终过着俭朴的生活。他们积蓄下来的钱，一部分用来帮助身边家庭困难的工作人员，一部分交了党费。他们一心为公，处处为别人，很少考虑自己。周恩来的一套睡衣、睡裤，穿破了就补，再破再补，白底蓝格的绒布慢慢磨成了无绒无格的白布了。夏天，每逢周恩来彻夜工作到晨曦初露，凉意扑来时，就披着这件睡衣，继续工作。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多次提出要给他添置新衣，他总是和颜悦色地说：“旧的还可以穿嘛！”并教育工作人员：“艰苦朴素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本色。”他的一件衬衣，已经很破旧了，换一换领子，袖口，仍穿着到外地视察，接待外宾。
周恩来常说：“穿着带补钉的衣服，别人看见没关系，照样可以接待外宾。”1957年，周恩来在北京人民服装厂红都门市部做过一件呢料中山服。这件衣服他一直穿了六七年，先后两次翻旧改新，每次反复修补，连衣服里襟都被剪下来换做了领子，袖子上的补钉越打越大，竟占了整个袖子的三分之一，实在应该再做件衣服了。
为此，服装厂的师傅精选了衣料样子，请周恩来选择。周恩来没有选，却拿出来一件几十年前的旧式西服，要求把它改成中山服。工人师傅怀着崇敬的心情，精心改制。在改制过程中，总共拼接了20多处，仅一个小衣兜就拼了四小块。衣服改好后，周恩来十分欣赏，夸奖师傅们手艺高超。后来周恩来经常穿着这件衣服外出视察和接见外宾。一次在沈阳接见外宾时，周恩来幽默地说：“今天该穿那套‘礼服啦’。”“礼服”拿出来后，宾馆一位工作人员看到上衣后腰上有一处是刮破后又用线织补上的，不由感动地说：“总理，你这套‘礼服’早该换换啦！”周恩来笑着说：“这就蛮好啦。织补的那块有点痕迹不要紧，别人看见也没关系。丢掉艰苦奋斗的传统才难看呢！”
周恩来戴的帽子，破了也舍不得扔掉，而要找人想方设法修补好。有一次，在周恩来出国访问的飞行途中，飞机的机械长看到一顶很旧的米黄色凉帽挂在周恩来的客舱门口。他感到不大好看，想把它放到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去。拿下帽子一看，里面写有一个“周”字。他愣住了，心想：这难道是周总理戴的帽子？正在这时，周恩来的秘书告诉他：这正是周恩来戴了多年的凉帽。
周恩来穿的鞋，夏天是一双黄颜色的皮凉鞋，春、秋、冬总是一双黑布鞋。这两双鞋穿了20多年，鞋底和鞋带修补、换过多次，由于没有多余的皮鞋可换，工作人员给他换鞋垫，都是利用他睡觉的时间。周恩来穿的袜子，都是织补了又织补。他有一个补袜板，还是解放战争时期用的。从西柏坡带到北京，一直留着补袜子用。
周恩来处处厉行节约的作风，在他的办公室里也可以体现出来。他的办公室陈设十分简陋，只有写字台，小会议桌各一个，以及几把椅子，连沙发都没有。还是在他生病后，毛泽东关心他的健康，送来一个特制的单人沙发。
周恩来也不允许随意给他购置办公用品。由于他工作十分繁忙，白天忙碌一天后，晚上要接着办公，批阅文件。工作人员感到室内的吊灯太高，光线不好，怕影响周恩来的视力，想给他买个台灯。由于工作确实需要，周恩来同意搞一个。工作人员见他同意了，便提议用宾馆的那一套。但周恩来坚决反对，他说：“自己用，搞那么高级干什么？不要麻烦宾馆，我不要。我是为了用，不是为了看。”还说，“我们有工人，可以自己制做嘛。”于是，他请中南海的工人用铁管子，白铁皮制造了两个落地台灯。他使用的笔筒，一个实际上是价钱最便宜的玻璃杯；另一个是乳白色的山水玻璃笔筒，已经摔破了，又用胶布贴上继续使用。
周恩来家里没有专门的餐厅。他用餐常在办公室内，会议桌的一头就是餐桌。餐具中有几个普通的白色蓝边搪瓷碗，用了20多年，碗边已经掉了瓷，盛汤的用具是个普通的陶罐。
周恩来就是这样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为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发扬党的勤劳节俭的优良作风作了表率，不愧是人民的好公仆。
附录：中小学生劳动教育具体要求
幼儿教育阶段
教会幼儿简单的自我服务劳动，如穿衣、脱衣、吃饭、洗脸、洗手等等，逐步教会他们搬椅子，收拾玩具，整理餐具等简单的值日生劳动；大班的幼儿还可以适当组织些拔草、剥豆等简单的生产劳动。在劳动中初步培养对劳动的兴趣。
教育幼儿爱惜粮食、衣物、玩具，吃饭时能注意不浪费粮食，不挑吃，不挑穿，不任意损坏花木、桌椅、玩具等公共财物，对自己的衣服，玩具也要爱惜。
小学教育阶段
低年级（一、二年级）
教育学生爱护学习用品，不乱划、乱写、乱撕书籍、作业本，不随意乱丢铅笔、橡皮。
使学生知道在我们国家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劳动是光荣的，不劳动是可耻的，要做个勤劳的好学生。教会学生扫地、抹桌椅、擦玻璃等清洁卫生工作，培养他们对整齐清洁环境的美的感受。
教会学生管理书包，培养他们做完功课或游戏后，及时收拾整理学习用品或玩具以及爱整洁的良好习惯。
教育学生懂得爱惜粮食、衣服和日用品，爱护桌椅、门窗、墙壁等公共财物，不攀折花木，不损坏农作物。
中年级（三、四年级）
组织学生参加一定的校内服务性劳动，在劳动中初步培养不怕脏，不怕累，服从分配，认真负责的劳动态度和培养对劳动的责任感和义务感。
要求学生参加一定的家务活动，逐步学会烧饭、洗菜、洗碗、洗小件衣服，整理床铺和打扫房间等家务劳动，培养从事简单劳动的习惯。
使学生懂得我们吃的、用的来之不易，要爱护劳动果实，爱惜学习用品；爱护公共财物，节约用水用电，对于损坏公共财物和浪费的行为能提出批评。
高年级（五、六年级）
教育学生懂得世界上一切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懂得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要依靠大家的辛勤劳动，要力争做一个勤奋的劳动者。
组织学生参加一定的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公益劳动，在劳动中培养不怕苦、不怕累、服从分配、认真负责的劳动态度，提高对劳动的责任感、义务感。
积极参加家务劳动，初步具有独立料理生活的能力，养成爱劳动的习惯。
培养学生以勤俭、朴素为荣和以懒惰、浪费为耻的思想感情，不比吃穿，不乱花钱。
中学阶段
初中阶段
对学生进行劳动观点教育，使他们懂得不论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都是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社会主义劳动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培养学生掌握劳动的思想感情，克服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思想毛病。
要求学生学会完全自己料理日常生活，积极参加家务劳动和公益劳动，养成从事体力劳动的习惯。
组织学生参加一定的力所能及的工农业生产劳动，掌握一定的生产知识和技能，在劳动中学习劳动人民艰苦朴素、勤劳勇敢等高尚品质，深刻体会劳动成果来之不易，从而懂得珍惜劳动成果，爱护劳动工具，能够与浪费粮食、破坏公共财物的现象作斗争。
对毕业班的学生要进行职业定向指导，教育学生根据国家的需要与个人的条件确定自己的志向，要鼓励学生从事直接与人民生活有关的农业生产劳动与服务性劳动。
高中阶段
进一步认识劳动在创造世界中的历史作用。立志做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鄙视一切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思想和行为。努力争取做个既能体力劳动，又能脑力劳动的人。
组织学生参加一定的生产劳动，学习与掌握一些基本生产知识与技能，培养他们具有从事较长时间体力劳动的习惯和不怕苦、不怕累的思想品质，进一步提高从事各项劳动的自觉性。
要求学生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条件下，继续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勤俭朴素的生活作风，反对好逸恶劳、贪图享受。
要求学生珍惜劳动成果，爱护和保卫公共财产，勇于与一切破坏公共财物和浪费现象作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