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奎案件】请让李昌奎享受药家鑫的待遇

2011-07-20 11:48:00　来源: 人民网(北京)　有2415人参与 手机看新闻转发到微博(59)     药家鑫死了，李昌奎苟活着！

    网络和媒体因为这两个该死的人一直“热闹”。

    深陷舆论漩涡的云南省高院有一位法官近日匿名投稿《南方周末》http://www.infzm.com/content/61306，称，民众要求判处穷凶极恶的李昌奎死刑“是对死刑的迷信和崇拜”。这名匿名者呼吁：“在轰轰烈烈的‘民意’反映上，法院应该坚持正确的底线。”他还拐着弯“威胁”法院：“司法屈从于民意、无原则的跟风，是扭曲的司法，是无权威的司法。”

    中国司法界最近经常让人迷茫。在一些司法人士眼中药家鑫可以“弹钢琴”，夏俊峰不能“削水果”；李昌奎要“少杀慎杀”，夏俊峰须“从重从严”。审判小贩夏俊峰时，法官、专家集体冬眠，直到李昌奎出现，这些精英才又如春梦惊醒，手忙脚乱搜肠刮肚引经据典展现“人性关怀”，急匆匆访谈、探讨、投稿，循循善诱，从法律、人性、国民素质一直引申到民族心态、国际环境，其目的就是不择手段要将该死的人渣从地狱捞出来。

    这种“翻烧饼”式的“独立与公正”，让民意叹为观止。

    云南匿名法官这篇貌似客观的专论里，“民意”是打引号的，是与法律相悖的，是“任意抹黑司法、妖魔法院、丑化法官”。他诘问“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生命无价，一个人通过非法手段剥夺了另外的生命，我们再利用合法的手段去消灭这个生命，我们还欢欣鼓舞，这是不是一个民族应有的健康心态？”这套说辞似曾相识，让人不禁联想到国人苦难的过去。我们的民族相当长时间任人蹂躏，先辈的头颅像韮菜一样被外夷割了一茬又一茬。按匿名法官的意思，人家割了我们的“韮菜”，我们不仅不应该反抗，而且还要“欢欣鼓舞”帮着敌寇割自己人的“韮菜”，因为只有这样才是“一个民族应有的健康心态”！

    我承认反诘不怀好意。这位匿名法官的旁征博引让人无法不想入非非！

    生命无价！谁的生命无价？是连捅受害人几刀致人死地的药家鑫的生命无价？是先奸后杀19岁妙龄少女后，又凶残摔死她年仅3岁弟弟的李昌奎的生命无价？还是那些无辜的受害人的生命无价？！

    李昌奎该不该死？民意（不包括云南匿名法官）认为不是个问题。“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对这样穷凶极恶之徒，人人都欲除之而后快。即使他连杀两名手无缚鸡之力的妇孺“属于邻里纠纷引发”，即使他在走投无路之后“有自首情节”，即使“我们更期待在世界法治舞台上中国能有重大的表现和贡献”，李昌奎们的兽行都不符合“宽严相济”死刑政策的“宽”，而是符合“严”。

    匿名法官用专家的口吻嘲弄“几千年来，中国法留给我们的历史记忆慢慢变成了一种‘惩罚’的常识和暴力传统”。其实，几千年来，无论中国还是美国，东方还是西方，古今中外，“法”一直就是“惩罚”，是以暴制暴——是政权强制性地通过惩罚的手段，扼制违背法律的行为。

    我不是学法律的，这样的理解和表述很不专业。可我和许多被打引号的“民意”一样，朴素地认为法律就是要以铁的手腕严惩犯罪，保护良善。

    我并不“迷信死刑”，也不“崇拜死刑”，却固执认为中国特色的“死缓”，刑律的“人道和谦抑”，应该只是给那些罪行极其恶劣，但尚未丧尽天良；罪行事出有因，但“因”有可怜的罪犯。李昌奎之流显然不在此列。

    纵观中国历史，封建社会对这类恶徒其实也讲究自首从宽，但最大的“宽”无非是由千刀万剐，改为斩首罢了，终究逃不过一个死字。这样，既体现了宽严相济，又体现了罪责相当。民意大多是能够接受的，“各种非理性、不正当的民意只会没完没了，甚嚣尘上”的现象似乎没有因为处死一个罪大恶极的禽兽而发生。反而起到了法律震慑犯罪应有的作用。在当代中国，这样的先例也不罕见，“激情”杀人后“有投案自首情节”的药家鑫被注射处死，明白无误地告诉全社会“宽严相济”不是鼓励犯罪，而是要挽救更多的人——包括未来的受害人和准备效尤的罪犯。在中国还没有废除死刑前，它就是扼制恶性杀人案件最有效的“灵丹妙药”，就是教育人们杀人需要偿命不要以身试法的“简单逻辑”。所以，我认为李昌奎该杀！就算是云南高院认定他因为“邻里矛盾”先奸后杀两条人命不属“主观恶性”；或者云南高院经过“政策形势、社情民意等等因素”“综合考量”后，的确需要李昌奎苟活着。我可以不情愿地“尊重法院的判决”，但决不认同只有李昌奎们活着“法治才有希望”。

    匿名法官说“药家鑫案和李昌奎案存在着重大差异，没有可比性”，我同意引号内逗号以前的部分。药家鑫是开车撞人后残忍地将伤者张妙杀死；李昌奎则为邻里纠纷将邻居19岁的女儿先奸后杀，然后还顺带摔死了她3岁的弟弟。这过程存在“重大差异”，但后果极具可比性，都是惨无人道罪大恶极。

    “但愿在李昌奎案这场‘博弈’中，不让舆论的压力影响到司法的独立与公正。这样，我们才能看到法律的胜利，法治的胜利。”匿名法官以这种“高明”方式，警告试图“纠错”的法官。现在的态势是，如果这场所谓的博弈“李昌奎”胜了，只能证明我们的司法真的“独立”了，但“公正”被“独立”亵渎了；只能证明云南高院“胜利”了，但法律与法治失败了。

 
    匿名法官口口声声讲法律、讲法治，当代中国的法治现状是法律仍然规定了死刑。最大的法治就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匿名者作为省高级法院的法官其实是“举着法治反法治”。如果连李昌奎这样灭绝人性的禽兽都可以枪下留人，那还有什么罪行能够死刑？！

    综合以上情况考量，只要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我赤裸裸呼吁“判处李昌奎死刑，立即执行！”但是，基于人道，我并不反对“残李”享受“毒药”待遇：注射处死！（南蛮鴂舌）

 

(本文来源：人民网)     “死刑不是灵丹妙药，民意不能替代法官审判”
作者: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位不愿署名的法官
2011-07-14 13:56:23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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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评论78条打印 | 字体:大 中 小编者按：在李昌奎案中，公众舆论倾向于认为，由于该案情节恶劣，赞同对其判处死刑。此时，云南省高级法院有法官来信，从法理层面提出了不同观点，我们认为，这种不同声音，有助于人们理解法治的内涵。故刊之。
 云南男子奸杀少女摔死男童案事件过程 （CFP/图）
现代文明社会里，我们应当消除对死刑的迷信和崇拜，不能再把死刑当作是治理犯罪的灵丹妙药。
在轰轰烈烈的“民意”反映上，法院应该坚持正确的底线，司法屈从于民意、无原则的跟风，是扭曲的司法，是无权威的司法。
李昌奎一案被云南省高院由死刑改为了死缓，引发的热议和争议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云南法院陷入了一场空前的舆论危机之中。
免死判决，触动了谁的神经？
本案李昌奎奸杀19岁少女，又将其年仅3岁的弟弟残忍摔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罪行严重，没有任何人会同情和容忍。在没有任何人为干预和法官违法之情形下，争议的焦点乃在量刑上。二审云南省高院缘何改判？所给出的理由是，有自首情节、属于邻里纠纷引发，符合宽严相济的死刑政策。
可民众不买账，一片喊杀，认为手段残忍、情节恶劣，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两种对立的意见没有谁对谁错之分，有的只是观念上的差异、理解的不同，它显现出传统“杀人偿命”的观念与现代司法“少杀、慎杀”的理念发生了断裂或碰撞。
“杀”，似乎是解决问题最简单的办法，符合传统、符合民意，大快人心。而“不杀”，民间也绝不可任意抹黑司法、妖魔法院、丑化法官。
在中国的法制语境中，法等于罚，法就是长着牙齿随时吃人的东西。在封建社会，除了笞、杖、徒、流、死，中国人还发明了各种折腾人的刑罚。几千年来，中国法留给我们的历史记忆慢慢变成了一种“惩罚”的常识和暴力传统，即“杀人偿命，天经地义”。由此可见，死刑改死缓的争议，实质是触动了国人传统观念中“杀人必须偿命”的死刑观念。
面对“杀”与“不杀”，李昌奎案引发的讨论，具有标本性意义，在当代的法治史上，注定会被反复提及。借此，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中国人的生命观、人权观。李昌奎案说明重刑主义、死刑主义还有深重的群众基础，在从“从严、从重”的严打政策走向“少杀、慎杀”的“宽严相济”政策时，须要考虑如何面对中国的国情、如何面对中国传统观念与现代司法理念的衔接。　
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现存的文明古国，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发展潮流中已经逐渐崛起、占据主动。然而，我们更期待在世界法治舞台上中国能有重大的表现和贡献。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生命无价，一个人通过非法手段剥夺了另外的生命，我们再利用合法的手段去消灭这个生命，我们还欢欣鼓舞，这是不是一个民族应有的健康心态？
仇恨、残杀，到底能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我们不仅要为民族振兴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顺应世界潮流，更重要的是转变我们的刑罚理念。
我们必须保持刑罚应有的人道和谦抑，消除对杀人的迷信和崇拜，不能再把杀人当作是治理犯罪的灵丹妙药。死刑裁判不是“杀人偿命”的简单逻辑，它必须是法官对案件起因、主观恶性、政策形势、社情民意等等因素的综合考量、权衡判断。
法官不能做墙头草
“生死两重天”，二审法院留下李昌奎的活命，并不代表李昌奎不该杀。如果真杀了，倒也干脆，顺应民意、大快人心。但纵观二审，云南省高院没有任何程序和实体上的瑕疵或错误。如果因为舆论的反对，轻易、草率地说改就改、想变就变，会带来什么后果和影响？需要慎重对待。
当然，有错必纠。法院不能只顾自己的脸面而坚持错误到底，但如果是迫于民意和外在的压力，说改就改，何谈司法独立？法律权威？“杀”或“不杀”，表面上似乎只要法院迎合民意妥协一下，就可有台阶下，就皆大欢喜。大家都期待司法独立，反对“舆论杀人”，那怎能把自己扮演成正义的法官，任由激愤的情感替代理性，报复的冲动替代中立的审判，杀人的快感替代综合考量？李昌奎一案的处理，不仅是个利弊选择的问题，还需要回归到依法解决的路子上。
从古至今，中国式的司法裁判方式不仅仅要考虑判决的正当性、合理性、合法性，而且还要考虑社会的可接受性。但判断不是简单地对号入座，药家鑫案和李昌奎案存在着重大差异，没有可比性，适用法律不是一个呆板、机械的过程，在裁决案件过程中，总会受到政策、形势、理念等影响，受到少数服从多数的审判制约，如科学家那样精算出一个令众人都信服的裁判，是绝不可能的。对待法院判决，我们要给予充分的尊重，只有尊重法院的判决，法治才有希望。
当然，严格把关、防止“冤假错”案，是法院的职责。审判权的行使不是天马行空，任意妄为。如果裁判与民众普遍的正义情感、传统观念、集体良知背道而驰，如果裁判与民众的认知和接受太脱节，则必须对法律规定和刑事政策进行检讨、反思。毕竟民意的表达、民愤的平息、民心的理顺，是衡量社会公正的一个尺度，也是实现法律目的的一个标志。民意的表达如果符合大多数人的合理愿望和诉求，应该认真倾听和关注。完全忽视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与“司法为民”的理念是不相容的。
但是，民意始终只能是一种参考，而不能代替法官独立、负责的审判。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法官不能当墙头草，简单地迁就、迎合是要出问题的，轻易地承诺和改变，依附于各种非理性、不正当的民意只会没完没了，甚嚣尘上。
用舆论的方式来判定一个人的生死，是人治赤裸裸的重现。在相互矛盾、波动起伏的民意和稳定的法律规则之间，更应期待法官保持清醒的判断和明白的智慧。中国法治不能这样折腾，法院的判决如果没有证据和事实方面的错误，就不容许随意“翻烧饼”。
但愿在李昌奎案这场“博弈”中，不让舆论的压力影响到司法的独立与公正。这样，我们才能看到法律的胜利，法治的胜利。
健康的司法才能培育健康的民意
更多的民众参与到专业化的法律适用讨论中，对云南法院来说，是巨大的挑战，也是严峻的考验。无论结局如何，都提醒法院要从整体上考虑法律如何给社会带来持久、良性的发展和整体的法律效果，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既能充分吸纳民意，又能确保法官独立工作的审判体制。
此案折射出今后的法院工作中需要有所面对。比如说，法院的判决要说清原由，讲透法理，不可简单粗糙；比如说要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统一执法尺度，不可同案不同判；处在网络时代的背景下，法官进行判决更要提高风险意识、应对策略，不可不闻不问；弥合传统的死刑观念与现代司法理念的冲突，消除职业化思维与民众期待之间的鸿沟，提高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双赢上找到出路，需要我们共同找出路。
这个个案，具有强烈的标志性意义。司法权最重要的品格在于其独立性，法官对法律的适用，对社会良性发展的推动，有时需要能忍受一时的社会议论、压力甚至诋毁，秉持对法律的理解，严格执法，只有健康的司法才能培育健康的民意，不健康的司法只能滋生不健康的民意。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杰布南先生的一个观点，足以令我们深思和借鉴：
在法治国家，从来不主张法官根据群众意见或社会的普遍呼声去裁判。如果把群众意见或社会观念作为参照物，法院就会根据同情或义愤、根据政府当时的政策及流行的政治观念，或者专栏作家溃漫、武断的看法修正其判决。如果这样，他们就不能维护法治。在我们的法院，判决是否具有群众性并不是判断法官是否真正履行司法职责的准则。必要的时候，法治必须抵抗公众意见的力量，抵抗对公众意见可能产生影响的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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