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长春南关上门维修电脑:“九儒”说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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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小札
韦陀
“九儒”说质疑
蓝翎《读余遐思》(本刊一九八0年第六期)论及“四人帮”迫害知识分子、把知识分子骂为“臭老九”时，说：“无独有偶，在历史上，知识分子也曾过过‘臭老九’的苦日子，时间不算太古，就在元朝。元朝是蒙古贵族的野蛮黑暗统治。出于民族歧视，元朝按民族把人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其中自然是蒙古人最高贵。不仅如此，又按职业把人分为十等，最后三个等级是：八娼、九儒、十丐。”这段论述有悖史实，本文仅就“九儒”说提出质疑，就教于蓝翎同志。
元朝并没有“按职业把人分为十等”的典章、法律。发出“九儒”感叹的，是诗人谢枋得、书画家郑思肖。谢枋得写过不少好诗，如《蚕妇吟》、《武夷山中》等，才华横溢。据《宋史•谢枋得传》，他当过南宋的知州官，在王朝倾覆时，率数万兵丁，抵抗南下元军，图谋恢复。失败后，“乃变姓名”，“麻衣蹑履”，干了十多年“卖卜”拆字的潦倒行当。其时，元世祖忽必烈“诏江南求人才”，大多数宋儒改换门庭，当起元朝的官吏，尚书留梦炎、福建行省参政魏天等，先后向朝廷推荐谢枋得，但谢枋得“以忠义自任”，誓不出任元朝官职，写了著名的《却聘书》。魏天为了向朝廷交差，采用强迫手段，把他带到京城，一定要他任职。谢枋得以绝食反抗而死。
可见，谢枋得在《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中，引用“滑稽之雄”的戏言，感叹：“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乃是他忠于赵宋王朝、不愿改换主子以至生计潦倒时发的牢骚，并不能说明元朝有分人十等的典制，更不能断言“知识分子”在元朝遭受了位处娼妓之下的厄运。
同样，郑思肖也是隐居不仕，他连坐、卧也必向南，以示忠于南宋王朝，并自号为“所南”。他悲叹“七猎八民，九儒十丐”，也是牢骚而已，不是元初的普遍的社会现象，我们不能视戏言、牢骚为信史。
事实上，谢枋得、郑思肖所处的元初，“凡事一新，毋循旧弊”，政治比较清明；元世祖忽必烈“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对知识分子是重视的。(《元史•世祖本纪》)他重用宋末儒学名臣许衡、姚枢等人，对他们为赵宋王朝效力的“往者不咎”。忽必烈统治时期，大科学家郭守敬担任了“太史令兼领都水监事”，主管全国的天文、水利。意大利旅行家马可•孛罗也被委任为外交官和扬州总管达十七年之久。在封建社会中，作为阶级压迫的一个组成部分，民族压迫是不可避免的。元初曾把各族人民分为四个等级：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但忽必烈仍力图把政权向各族地主阶级(包括其知识分子)开放，以期缓和矛盾、巩固统治。他多次命令各地长官调查各族中的人才，“列名上闻，以听擢用”。谢枋得、郑思肖自然也没有漏掉。封建史家称赞元初“人材之得，于斯为盛”，可与“贞观之治”相比，恐怕不全是溢美之词吧！
纵观一部二十四史，“儒”(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地位从未有处于娼妓之下的。“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才是封建社会的普遍准则，尽管曾发生“焚书坑儒”、“文字狱”这类历史事件。
妄图篡党夺权、改朝换代的“四人帮”疯狂毁灭文化、把知识分子打成九等贱民，集“焚书坑儒”、“文字狱”与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封建法西斯大成，制造了一场空前浩劫。这场浩劫同元初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绝不能相提并论，否则，会低估它的危害和影响，同时，也会对元代历史研究造成混乱。
韦陀
“九儒”说质疑
蓝翎《读余遐思》(本刊一九八0年第六期)论及“四人帮”迫害知识分子、把知识分子骂为“臭老九”时，说：“无独有偶，在历史上，知识分子也曾过过‘臭老九’的苦日子，时间不算太古，就在元朝。元朝是蒙古贵族的野蛮黑暗统治。出于民族歧视，元朝按民族把人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其中自然是蒙古人最高贵。不仅如此，又按职业把人分为十等，最后三个等级是：八娼、九儒、十丐。”这段论述有悖史实，本文仅就“九儒”说提出质疑，就教于蓝翎同志。
元朝并没有“按职业把人分为十等”的典章、法律。发出“九儒”感叹的，是诗人谢枋得、书画家郑思肖。谢枋得写过不少好诗，如《蚕妇吟》、《武夷山中》等，才华横溢。据《宋史•谢枋得传》，他当过南宋的知州官，在王朝倾覆时，率数万兵丁，抵抗南下元军，图谋恢复。失败后，“乃变姓名”，“麻衣蹑履”，干了十多年“卖卜”拆字的潦倒行当。其时，元世祖忽必烈“诏江南求人才”，大多数宋儒改换门庭，当起元朝的官吏，尚书留梦炎、福建行省参政魏天等，先后向朝廷推荐谢枋得，但谢枋得“以忠义自任”，誓不出任元朝官职，写了著名的《却聘书》。魏天为了向朝廷交差，采用强迫手段，把他带到京城，一定要他任职。谢枋得以绝食反抗而死。
可见，谢枋得在《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中，引用“滑稽之雄”的戏言，感叹：“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乃是他忠于赵宋王朝、不愿改换主子以至生计潦倒时发的牢骚，并不能说明元朝有分人十等的典制，更不能断言“知识分子”在元朝遭受了位处娼妓之下的厄运。
同样，郑思肖也是隐居不仕，他连坐、卧也必向南，以示忠于南宋王朝，并自号为“所南”。他悲叹“七猎八民，九儒十丐”，也是牢骚而已，不是元初的普遍的社会现象，我们不能视戏言、牢骚为信史。
事实上，谢枋得、郑思肖所处的元初，“凡事一新，毋循旧弊”，政治比较清明；元世祖忽必烈“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对知识分子是重视的。(《元史•世祖本纪》)他重用宋末儒学名臣许衡、姚枢等人，对他们为赵宋王朝效力的“往者不咎”。忽必烈统治时期，大科学家郭守敬担任了“太史令兼领都水监事”，主管全国的天文、水利。意大利旅行家马可•孛罗也被委任为外交官和扬州总管达十七年之久。在封建社会中，作为阶级压迫的一个组成部分，民族压迫是不可避免的。元初曾把各族人民分为四个等级：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但忽必烈仍力图把政权向各族地主阶级(包括其知识分子)开放，以期缓和矛盾、巩固统治。他多次命令各地长官调查各族中的人才，“列名上闻，以听擢用”。谢枋得、郑思肖自然也没有漏掉。封建史家称赞元初“人材之得，于斯为盛”，可与“贞观之治”相比，恐怕不全是溢美之词吧！
纵观一部二十四史，“儒”(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地位从未有处于娼妓之下的。“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才是封建社会的普遍准则，尽管曾发生“焚书坑儒”、“文字狱”这类历史事件。
妄图篡党夺权、改朝换代的“四人帮”疯狂毁灭文化、把知识分子打成九等贱民，集“焚书坑儒”、“文字狱”与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封建法西斯大成，制造了一场空前浩劫。这场浩劫同元初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绝不能相提并论，否则，会低估它的危害和影响，同时，也会对元代历史研究造成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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