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到吉林客车时刻表:lishi34

 西汉初年，乌桓为匈奴冒顿单于所破，臣服于匈奴。武帝时霍去病率军击破匈奴左地后，把一部分乌桓徙于上谷、渔阳等五郡，设护乌桓校尉监督他们，让他们替汉军侦察匈奴动静。昭帝以后乌桓渐强，常常骚扰汉幽州边郡，也常常攻击匈奴。

     王莽时，令乌桓部落组建军队出屯代郡，其妻子则由郡县留为人质。乌桓人民纷纷逃亡，他们的妻子被郡县所杀害，许多乌桓部落重新迁居塞外。东汉初年，在匈奴贵族的诱迫下，乌桓各部不得不依附匈奴。

     公元46年，匈奴内部发生分裂，乌桓各部乘机摆脱了匈奴贵族的控制。南匈奴归附汉朝后，乌桓也向东汉政府表示臣服。东汉王朝岁给乌桓人衣食，让其与南匈奴助守边防，对付北匈奴和鲜卑的侵扰。乌桓各部实际上成了一支世袭的雇佣军队。

     乌桓臣服东汉后，由于长期受到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在与汉族人民工相错居的密切联系中，社会性质有了变化，部落“大人”也变成世袭制，乌桓族封建化过程的逐步完成，使他们和汉族人民交融在一起，魏晋以后，就完全和汉族融合了。

     鲜卑也是东胡的一支，原居住在鲜卑山一带，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大致相同。后南徙辽东塞外，没有同西汉发生直接关系。

     东汉时期，乌桓归汉后，鲜卑亦渐有归降。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掠夺战争，使鲜卑上层分子变成富有贵族。公元118年，鲜卑内部发生分裂。

夫余人活动于松花江平原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畜牧业也很发达。东汉时他们已进入奴隶社会。公元49年，夫余人携礼物与东汉通好，同汉的政治、经济联系逐渐密切。

     挹娄人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他们常依山穴居，种植五谷，纺织麻布。他们勇敢善战，据守山险。

     高句丽人居住在鸭绿江沿岸山谷中，居民以狩猎畜牧为主，兼营原始农业。西汉武帝时，在高句丽设县。王莽时，令高句丽王驺发兵助汉攻匈奴，驺不受命。后来驺被莽军所杀，并贬高句丽王为下句丽侯。高句丽在东汉年间势力逐渐扩张，但同时汉人徙入高句丽境内的也日益增多，对高句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很大作用。

（二）秦汉时期的对外关系

1．丝绸之路的开辟

     公元前3世纪，中国即以盛产丝织品而闻名世界，被称为丝国。中国丝绸经西北各民族之手贩运到中亚、印度。汉初，河西走廊间先后为乌孙、月氏、匈奴所占，西域绿洲各小国亦为匈奴所控制。汉与西方的道路难于通达。公元前133年以后，汉武帝先后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沟通了内地与西域的直接交往。公元前119年左右，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汉使到达大宛、安息等国。此后，中亚、西亚各国也派使节到汉朝长安，进行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通往中亚、西亚的大道，有南北两条。南路从长安、金城出发，经敦煌、楼兰、于阗、莎车等地，越葱岭到大月氏，大月氏以西到达安息，即今天的伊朗，再往西到达条支（伊拉克一带），最后直到大秦（罗马帝国）。北路从长安、金城出发，经敦煌、车师前王庭、龟兹、疏勒，越葱岭到大宛、康居，再往西经安息而达大秦。这两条中西交通大道就是后来的“丝绸之路”。

     从1959年到1969年，“丝绸之路”的我国境内新发现了大批汉唐时期的文物。

2．汉文化的远播

     秦汉时期，中外之间友好往来更加密切。汉族较高的封建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各国人民的优秀文化，也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内容，从而促进了中国和各国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1）中国同日本、朝鲜等国的关系

     中国在汉时期已与日本有了友好往来联系。汉武帝时，日本有30余国派遣使者和汉朝往来。这是中日两国使节往来的最早记录。公元57年，日本倭奴国遣使通好，光武帝以“汉倭奴国王”金印相赠。

     早在公元前1 000多年，朝鲜和中国就有了频繁交往。战国时邻近朝鲜的燕、齐两地人民，曾迁徙到朝鲜。西汉初，燕人卫满被立为朝鲜王，统治朝鲜半岛西北部。汉武帝在卫氏朝鲜统治区设四郡。设郡后，朝鲜人民不断反抗汉朝的统治。但两国人民仍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

     东汉时期，朝鲜半岛的南部有三韩，即马韩、辰韩、弁韩，他们都处在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在东汉王朝的强烈影响下，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

（2）中国同南亚各国的关系

　　自古以来，中国同南亚各国在经济文化上就有着密切的联系。秦汉之际，真定人（河北正定）赵佗占据南海、桂林等郡称王。汉武帝灭赵氏政权后，在越南北部设三郡，沿用赵氏统治方式。在此期间，中国人民同越南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很频繁。

　　东汉时越南北部设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东汉初，征侧、征贰自立为王，这就是越南历史上的“二征王”。他们不久就被伏波将军马援的军队镇压。东汉政府在镇压二征王之后，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东汉先进的经济文化给越南以深刻的影响。

　　中国和印度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有经济往来。中国古书称印度为“身毒”或“天竺”。张骞的副使到过身毒。

　　缅甸是中国西南的邻邦。公元2世纪或更早的时候，两国人民之间就有往来，从四川经云南可到缅甸。

　　东汉时期，印度、缅甸等国与中国的关系更为密切。公元94年，永昌境外的敦忍乙王曾派遣使者来访，双方互赠礼物。97年，缅甸北部的掸国国王派遣使臣向汉王赠送珍宝。东汉政府则以金印回赠。

　　公元131年，在今印度尼西亚境内的叶调国也遣使到东汉赠礼。在印度尼西亚发现有许多汉代的文物，说明当时两国间已有经济、文化往来。

　　秦汉时期，海外交通的重要口岸是番禺。当时，南海、孟加拉湾海上交通已相当发达，大秦王安敦的使臣就是在166年从海路经日南（今越南广治）来到中国的。

（三）异域文化的传入

　　中国与中亚各国使节的往来和国际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异域文化的传入。商人们在将中国的丝织品西运的同时，也将中亚一带所产的毛巾等物运入中国。此外，还有汗血马、石榴等特产传入。这些物产的传入，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经济生活，增加了农牧产品的品种。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归国后，就有大宛的使臣带着大秦的魔术艺人来到中国。中亚的乐器、乐曲也在这时传入中国。中国的雕刻绘画也受到某些外来的影响。

　　印度的佛教较早就在中亚各国传播。西汉时期，已传至中国龟兹、于阗等地。汉通西域后，佛教逐渐传入中国境内。至东汉初年，统治阶级中已有人供奉佛像。中国正式翻译佛经，是在东汉桓、灵二帝时。桓帝时，有安息僧人安世高来中国传译佛经；灵帝时又有印度沙门竺佛朔带梵典来洛阳，与大月氏人支谶合作译经。此后，佛教逐渐广泛地传播开来。

十一、秦汉的思想、文化和科技

（一）哲学

1．汉初的黄老思想

　　“黄老学说”，是道家学说中的两派。“黄”指“黄帝之学”，“老”指老子的学说。“黄帝之学”是在战国时期形成的一个学派。过去有关“黄帝之学”的著作均已佚失。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发现了帛书《十大经》、《经法》、《称》、《道原》等，据考证，这些帛书属于“黄帝之学”的著作。黄帝学说与老子学说的根本区别是，它不仅讲道，而且讲法。汉初把黄老揉合在一起，成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指导思想。

　　黄老之学有两个特点：一是黄老之学虽然对先秦各家学说都有所批评和舍弃，但在另一方面突出地表现了它以早期道家理论为基础，兼杂阴阳、儒、墨、名、法等各家学说之“善”的特点。二是在阐述道家的“自然无为”理论方面，强调的是“无为而无不为”，既有尊重自然规律反对盲目行动的一面，又有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主张“待时而动”、“因时制宜”的另一面，是一种“积极无为”主义。

　　黄老之学主张实行“无为”政治，主张统治者“省苛事，节赋敛，毋夺民时”和“节民用力”等，要求统治者适当减轻人民的负担，不要过度剥削和压榨人民，这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汉初的几任丞相大都“治黄老之术”实行“无为而治”，黄老之学在汉初十分流行，有很大影响。

　　汉初黄老之学促进了封建统治秩序的巩固，为社会生产恢复创造了条件。但随着统治阶级本身力量日益强大以及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西汉初期一度盛行的黄老之学到了西汉中期汉武帝时代由盛而衰，最后让位于董仲舒的新儒学理论体系。

2．董仲舒思想和经学谶纬

　　董仲舒以传《公羊春秋》景帝时为博士。武帝时他以贤良身份上《天人三策》，系统地阐明了他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和尊君的政治思想。《春秋繁露》是其代表作。

　　董仲舒认为人君受命于天，进行统治，所以应当“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如果人君无道，天即降灾异谴告。因此人君必须“强勉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