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春喜善大人txt:蜀军革命始末

蜀军革命始末

                       向楚（林永蔚录，未校）

辛亥革命，自广州败后（指1911年4月27日即农历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同盟会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失败，亦称黄花岗之役），复讬萌争路（借四川保路运动的时机来发展革命活动），四川盖烈于他省，而重庆起义，则先于成都。

清宣统三年四月（1911年5月），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奏请收铁路干线为国有，诏报（清政府指示）可，起用端方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前湖广总督张之洞与英、法、美、德所定之借款草合同，于宣统元年四月签押，因病未奏出缺，三年四月十一日（1911年5月9日）奏旨注销前案，另订合同（由盛宣怀于1911年5月20日与四国银行签订）。原议五厘息，九五扣，借英金六百万镑，仍之（照原议）。于是，御史赵熙、欧家廉首劾盛宣怀借债卖路二十余款，川、鄂、汀、湘、粤谘议局及京朝官皆抗争。五月，川人于成都立保路同志会，重庆继之成立保路同志协会，开会万余人（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中说有四千余人），推代表梅树南、朱之洪、刘祖荫、李明俊等，请川东道朱有基电护总督（旧制官吏出缺，由次级官员暂代，叫护理）王人文代表奏。先是端方、盛宣怀联电告人文，欲举已用及尚存之款，一律给公债股票，按年保息，分期归本，惟由部筹还，必须复借外债，将川省财政作抵以恫喝之。川人意，则主保存固有之款，求还已用之款，不能服也（对盛宣怀提出的办法表示反对）。复指抗斥借款合同失败，尤痛愤。人文不欲指舆情，为代奏，秦朝朝指严斥，民情愈激昂。京官甘大璋等私以全体名义具呈邮传部，请以川路存款附入国有。政府意川人易与定议（容易商量），首收川路，则湘、鄂随之，谕令人文解散川省保路同志会。同乡京官数十人声言初末与谋（指末参加甘大璋一道谋划），川人益恨大璋等，寓书你老（写了告川中父老书），痛指大璋等私冒全体罪状（冒充代表全川人民的罪行）。川路驻宜总理李稷勋，自铁路国有即迎合部意，商订移交工款，部招与密议，仍令接主宜（宜昌）、归（秭归）工。润六月，总督赵尔丰初视事，川人以稷勋私与岂部约筑路，未经总公司议决，专擅妄为，要尔丰代奉黜退（罢免）之，尔丰初亦重舆论，为上达，而邮传部复奏请钦派（由皇帝指派）稷勋管理宜、归路事，川人大愤。七月朔（初一日），成都开股东大会，以邮传部侮辱川人甚，佥谓（大家都说）铁路商修（指民修）乃先皇所许，而股东会尤法律所制定，今盛宣怀夺路劫款，反诬股东以恶名，是政府已不认川民，不认川督，不认先皇谕旨，呼吁无门矣（无地方可以申诉）。于是全城皆罢市、罢课，叫号葡伏于总督辕下（跪伏于总督官署门外）得数万人，并声言，从此不纳赋，不出杂捐抵股息，尔丰命司道县官慰解之，不听。川绅复公举刘声元、阮（音环）李孔阳、黎广芬代表入都陈情（到北京向清政府申述）。铁路股档会会长颜楷等，复请尔丰代表奏，铁路暂归商办，俟资政院开会，由政府提交议决。尔丰不得已，乃与将军、提督、司道合词（联合上书）为奏请；仍覆电不允。端方疏劾（上书弹劾）尔丰败坏路事，保瑞、袁世凯承其乏（接替赵尔丰的职务），朝指即令端方赴川查办，逡巡不敢前（怕引起众怒，不敢进川），以电密商宣怀。宣怀倡议：请饬端方统湘、鄂新军入川，相机剿抚（斟酌情形，或开车力剿平，或进行安抚）。朝旨命端方率兵一协（清朝兵制，约今一旅），前往戡乱。将军玉又单衔电奏，词甚激，铁路国有，非庆王奕（慈禧太后心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意，徒以载泽为监国载澧（溥仪的父亲，当时摄政）所信任，得见施行。奕得此奏，持示诸阁臣，自谓年老不堪风波，即移病不出（借口有病，不出理事）。代表刘声元等既入都，上书邮传部、都察院请代奏，而哭诉于庆王府，均不得要领。摄政王入朝，声元等复拦舆论哀诉，王大怒，命递解声元等回籍。瑞、端方电奏，此次次川绅集会倡仪，类皆少年喜事（喜欢闹事），并非公正绅董，讯之蜀绅，众口佥同，非请明降谕旨，责成尔丰严重对付，殊不足以遏乱萌（内乱发生）靖（安定）地方也。适荣县人朱国琛撰《自保商榷书》，散布铁路公司会场，时开股东会，与会者数百人，尔丰得书，视其辞，妄疑（乱猜测）谘议局议长蒲殿俊等所为，遂于七月一日捕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铁路股东会正、副会长颜楷、张澜、主事邓孝可、胡嵘，举人江三乘、叶茂林、王铭新等，指（被指）为返逆，诡辞入告（捏造事实上告）。川人闻警，书木牌为景皇帝（光绪皇帝）位，各燔（燃）香环跪总督辕门痛哭，为蒲、罗等请命（替他们申辩求情）。营务处田征葵挥兵开枪击之，毙数十人，众仍不解（不散），而巡防军因驰逐路民，践踏伤夷（踩死踩伤）者不可胜讲。逾日，城外居民复纷纷裹白巾，冒雨奔城下乞情，征葵复命开枪击之，死者又数十人。自是，川西南附省烽十州县，

要迭起（不断发动）民团赴省营救，防军（指清政府防军）与战，颇杀伤（杀伤很多）。革命党人遂结合同志军哀号起矣（呼号而起）。

初，谘议局长副议长肖湘，被公举代表入都，联湘、鄂京朝官立铁路联合会，上书政府。以武汉管款员高辞职，股东会促湘旋鄂（回湖北），接收股款都（共）四百余万，行至武昌，闻成都捕蒲殿俊等遂被拘留。于是，诏起（皇帝诏令起用）岑春煊入川办理剿抚事宜。春煊前督川有恩信，得民心，其文告尤动人。川人闻煊来，日夕望之，冀呼吁得请（得到解决），乱事略定。春煊与庆王旧有（读隙，仇怨），其起用非庆王，遇事尼（刁难）之，川官吏亦畏春煊严，敢诛杀，助尔丰造蜚语（中伤春煊的话），谓春煊独断侵权，春愤甚，讬病不行。川民闻春煊不来也，川西南各州县同志军复蜂起（又一哄而起，闹得更凶）。初，端方本不愿入川，迫朝旨（为朝廷命令所迫）勉就道，及闻川乱甚，又命春泻来也，因逗留夔、峡间（夔州一带）不进。八月十九日，武昌兵变，总督瑞逃，城陷。二十一日，政府得重庆官吏电告急，瑞亦先以川事阽危（临近危险），密电请速简（任命）重臣靖难（平定乱事），诏授春煊为四川总督，时春煊已引退至上海，益以疾辞。端方至夔府，之洪（朱之洪）、祖荫（刘祖荫）代表上书，要以三事：一事请伸川民冤抑，二事罢入川军队，三事释蒲、罗等。端方以川人称乱，率兵乃朝命，然许奏释蒲、罗诸人。

重庆自保路协会初起，城乡间及诸台观（高处的台子）大抵皆为同志会演说，而府中学堂，故有同盟会机关部，党人张培爵初为中学堂学监，与监督杨庶堪及朱之洪、谢持、杨霖等皆旧同盟会员。是年三月，广州之役，党人秘致书电请接济，庶堪、培爵等倡首效应之（带头响应）。广州败，国中党人皆思乘机再动，会争路事起，之洪被举为川汉路重庆股东代表入成都，机关部即派之洪与在省党人密议进行。之洪未发，走（走访）庶堪问大计，庶堪笑曰：“君此去，蒲、罗恐未足与谋（不能与他们共议大事），吾与岂士方有正事（正负有重要使命也。”岂士，陶岂字。之洪笑应之。既至成都，党入曹笃、方朝珍、萧参、张颐、刘经文、杨伯谦、刘泳岂、曾照鲁、刘永年、龙鸣剑等及凤凰山新军党人皆与议，谓：成都自丁未之役（1907年，四川六君子杨维、黄方、王树槐、张治祥、黎庆余、江永成等革命党人被捕），省会防革命极严重，无铢寸（铢，重量单位；寸，长度单位。这里用来形容极少）可凭借（意指革命力量薄弱），若在外发起，庶几（大概）可响应。于是，党人分派四出，取川南东下。威远、荣县、富顺、自流井则刘经文（这一带由刘经文负责），而王天杰（同志军副统领）尤抗愤。曹笃返自流井，方朝珍返井研，肖参、张颐则之青神、井研、荣县、贡井以南，皆密商定计，沈机待动（隐藏起来，等机会再行动）。之洪还自成都（从成都回来），而重庆机关部复派周国琛入省，视察川西局势，国琛人地不两习（人地两生），未得要领而还。重庆诸党人以全川民气尚不可为（民气还不够激扬，不能马上举事），会参（肖参）、颐（张颐）抵渝，见庶堪、培爵等，告以青神、井研、荣县、自贡间民气可用，且有党人居中策动，诸人益奋起密谋革命。渝人见同志会日张大，演说者集万众，华动一时，不见庶堪等于会场，有言论窃窃私议之，党人以语庶堪，庶堪曰：“此非根本革命无以拯民保路，云云要皆枝叶耳（都是枝节问题）。”于是庶堪、培爵等日夜与诸党人谋发书致各路，虑邮之泄（怕邮递泄露机密），则遣腹心驰递之，各州县党人始稍稍集重庆，决疑定议，谋财政，操运辞行，周旋官吏，延揽党员。主盟则杨庶堪尸（担任）之；事交通，任联络，征器械，发纵指使指挥调动）则张培爵、谢持尸之、联官绅，交客军，通往来，则朱之洪尸之；为书札，草檄告（声讨文告），则二三党人分治之（分工来干）；熊兆飞、夏江秋，则制炸弹。重庆诸官吏，署川东道朱有基，庸懦简出（庸懦无能，经常蹲在衙门不常出门）；知巴县事段荣嘉，柔良不任事（软弱不管事）；巡警总署署长杨体朴愿（老实怕事）；惟知重庆府事钮传善兼府城警察监督，并充添练巡防军统带，操政、军、警权，其人机警善变，号能官（能干的官员），党人以商业中学监督舒兴渭，善辞令（会说话），常与传善亲近，推兴渭相机说传善（选择适当时机争取传善）。以传善性叵测（心地阴险，难以揣测）。主慎重，罢（打消）原议。府中学堂，既为革命党机关部，庶堪、培爵辈密为主持，接受邮书倍平时（比平时多），传善既疑怪之，阴（暗中）令人尾其后探所为，而诸人皆未之知也，庶堪所居，背中学堂而近疏脱（住处背靠中学堂，僻静人少），每就培爵语，辄至夜分不去。一夕，出校见便衣四五人立门外，手灯（手拿着灯）巡哨，状异他时（和以往情况不同），则大惊，庶堪造（访）传善，传善语曰：“人言教职中某某，皆革命党人，信乎（真的吗）？”庶堪语曰：“某某皆书生，必欲相中伤者（一定想诬陷他们的话），鲰生（鲰音邹。小人。这里表示自谦）尚庶几近之也（说我是革命党人还差不多有点像吧。”言毕，拱手笑谢去。时，端方率鄂军过重庆，李湛阳以省亲自广州至，端方以湛阳在粤官巡警道，为督练亲近统领，即以孩子军统领属（委任）湛阳，募新兵充之，党人多投身其间，因以间（得机会）得通防军。川绅施际云代表端方召集官、绅、商、学于总商会，之洪、江潘等提议举办团练，际云主团而不练（主张组织起来，但不操练），之洪等力争之曰：“今各地盗匪窃发，不练无以资抵御。”传善欲防民，以无火器诘之（问之洪），会员简达西尝管川东团械簿录（枪械登记册），团枪、铁炮、刀矛可数千，亦出一纸示传善，众议遂决。于是，商会谋办商团自卫，士绅亦倡办民团保治安，皆先以党人这其额（先以革命党人充实名额。城中新兵，阴（暗）乐为党人用。培爵等复命张颐等走夔、万，游说下东（下川东）党人同时起义；以肖参返荣、威、贡与诸党人谋投身同志军，俾倾向革命；以陈育堂赴大竹，促张懋隆来渝策（策划）进行。鄂军前队至资州、荣、威间，即有军中党人王志高、蔡品三密与曹笃要吉（联系）、然笃疑恐刺探峡遽信（不信立即相信）。及颐（张颐）抵万县，端方所统鄂军后队适至，田智亮者，亦鄂军中党人，见颐则深语（很信任地摆谈），谓武昌于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已起义，即为书与颐密转鄂军前队立反正，颐挟书取梁、垫兼程返。时，党人但懋辛以广州革命之狱递解至重庆，刘光烈在广州，自承为懋辛母弟，故亦连递（一起押送）重庆。士绅、耆宿被庶堪等加约入同盟会，懋隆（姓张）亦至，诸党人谋将据渝起义以应武昌，而未敢遽动。盖以成都号召，一省秩序当不至大乱，若自外发难，必起纷争，而凤凰山新军及诸党人又无可措手，乃益阴联（暗中联系）邻县及图之（赶紧想办法）。闻端方舟运军火将过涪州，机关部派谢持赴长寿，伺而劫之，不济而返。而鄂新军中盖多同盟会员，川东党人易在中、柳达阴识鄂军中要人，即命在中、达赍（音基。送给）鄂军后队书，密致其前队。涂传爵亦携黄兴书返蜀，驰抵成都，走凤凰山以书予方声涛，声涛在新军势微，不敢轻举。

夏之时者，故（原来）同盟党人，毕业日本东斌学校步兵简直，旋蜀（回四川），以新党为大府所疑忌，沦下久（长期不得重用），初隶陆军十七镇为排长，驻成都。同志会起，之时与党人陈宽等组《西顾报》宣之（宣传鼓动），复混迹（又暗地参加）同志会密谋起事，既而知同志会志在保路，不足以图革命（不能和他们共商革命），又闻大府将逮捕蒲、罗诸人，私以为有机可乘，部署未定（还没有计划安排好），即被命撤其兵役（被撤去军队上的职务），暂任留守。无何（不久），各路同志军围攻成都，默察新军中多愤郁思动；九月初，奉令率步兵一队调戌龙泉驿，乃以种族主义编演白话，训练士兵，人人知感发（感动奋发），于是干运（鼓动串连）驻驿新军步兵一队，骑兵、辎重兵各一队，宣布革命，众皆知之。十五日夜（1911年11月5日）约集武装兵二百三十余人不附驿之土地庙誓师起义，杀东路卫戌司令魏楚藩。适尔丰命教练官林绍泉赴资州迓（迎接）端方，宿龙泉驿，闻兵讹（兵士哄闹起义），以枪射绍泉，中其（音腿。大腿），之时力保任之（起义军为他担保）得不死，挟之以行。众推之时为革命军总指挥，即夜率兵东下，至简阳与孙合浦兵遇，合浦为新军某协支队官，之时召集其步、炮兵各一排，演说民族革命，众愿归附，增新兵百八十余人，步枪山炮随之。闻端方上鄂兵驻资州，不敢前，乃渡河取北路东下，次日，驰百八十里，止施家坝，众波甚，惧追兵，官长逃者三人。士人（当地人民）来问行军意向，之时复集众宣说，乃手刊“中华革命军蜀军总”总印，出示安民。次日，兵将抵乐至二十里，闻新军管带（清军武官，相当今营长）龙兴奉令率大队追兵且至，林绍泉以危言恐怖士众（故意夸大清军势力来恐吓革命士兵），众益惧。之时复大宣说，鼓努（鼓励）士兵前进。行十五里，遇邮卒，捡之得乐至驻军情报请统制（指端方）派兵增援，乃伪为奉命援乐兵至，官忆迎之入城，即集驻乐军队，宣布革命假道（借路），士兵归附者又三百余人。次日，至分水岭，众奔疲，军心不固，思逃散，乃结盟以难系之。闻追兵缓进，休士一日。次日，行安岳道中，有王生者以浆迎（备茶水迎接），具言其师休奔走革命有年，今图谋安岳反正，之时即告王生达休（转达王休），兵抵城，门闭不纳，将令攻之，王生出，道休正劝县令降，未几，令弃印遁（县官逃走），休出城迎，相见大欢。以军队多，饷乏，请休就地方借钱数千缗（音民。数千串钱），散给之。是夜，龙光追兵至分水岭，以长书移让（写长信责备）之时，速（迫促）其自解散引去，之时商之休（和王珍本商量），休曰：“重庆诸党人密谋光复，组织久，并通鄂军中要人，留重庆待发动。”于是，之时答书，以革命大义让（责备）光，光下令攻之时，而军中有响义者（响应革命起义的），无战志，民间见光军纷集，亦然炮数响应之，光立令不服从者缴械，率队返。光本革命党人，后与人曰：“夏倡独立，兵少，吾名追之，实送之耳。”光追兵既退，休整三日，乃拔队至潼南，驻二日，有合州代表白等来白（告诉）之时，谓合州愿自谋响应，不劳兵力，请速趋重庆。乃由舟取水道，行两是，抵江北黄葛树。之洪代表总商会，与黄崇麟先后至，商会许遗（赠送）之时二十万元，米百石，请勿入城，之时笑谢之。与之洪密画步骤，之洪返经龙隐镇浮图关，说退水警巡防军，归语商会人曰：“夏军来，乃促成渝人独立，已拟露布（布告），不者，即入城。”于是，之时亦兼程进抵浮图关。至次日，质明（天刚亮）巡城，以望远镜窥巴县城在指顾（很近）间，备整队入城。

而重庆自武昌首义，天下震撼，九江、长沙、安庆、昆明、贵阳先后响应，城中闻外军将临，官吏兢兢（恐惧）不自保，特戒，尤侧目（敌视）中学堂。教员周晞颜工篆刻，买两石材（刻印石料），密刻蜀军都督及总司令官印，藏之馆舍，适有人宁立门外久不去，晞颜疑之，阴复取印夹诸两腋间，出置他所。时，李鸿钧、张煦诸同盟会员，纷纷集重庆，诸校学生中党人，亦群为苦命效奔走（大家为革命出力），于是会党、防军皆已密约效命。十月朔（公历11月21日），士绅集总商会密议，既推之洪往说夏军，欲即以防军统李湛阳为都督，免地方縻烂（受灾难），公举向楚、温仁寿、杨朝杰往说之（去劝说李湛阳）。妈见，湛阳流涕曰：“吾我老亲，不能当此非常（不能担任这一重任），秩序如可维，维之，不可，愿党贤好自为之，”于是，培爵、庶堪等益急备（更加积极准备）。石青阳与卢汉臣等密组敢死队，十月二日（11月22日），中营城游击队先出，商勇三队、川东巡防营水道巡警及炮队皆（即“袖”的本字）白号章以应，培爵躬率义师赴朝天观城会，与会者二三百人。川东道朱有基先期遁，重庆府钮传善不至，县绅赵城璧等推之洪、楚（向楚）先过李湛阳，同往要之（邀约），巴县段荣嘉（知县官）亦至，庶堪、掊爵说下（说服）传善，促之洪出城答夏军。时，鄂军党人田智亮等，亦武装与会，李鸿钧、夏江秋、欧阳尔彬、陈崇功等手（手拿着）炸弹在传善左右，周国琛持拳铳向之，传善平日甚口（很会说话），今慑（害怕）民众，语畏缩气阻（结结巴巴地说不出来，呼吸迫促），愿书同盟誓约，与荣嘉皆剪发，缴伪印降。义师挟之游市，传善挽庶堪手，牢持不肯释。居民遍悬白汉旗，设军政府于巡警总署，众推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通电全国。宣布独立。

是日（11月22日），大事定，兵不血刃。先是之洪出通远门，守兵以无传善命令，不敢开城，乃就城阙卑处（缺口低处）梯而下，张颐继之，未几，体育学堂学生军亦至。本与夏军约，如时开城，不者，将进攻。朱蕴章叱守兵，乃剖锁开门。之洪等至两路口遇夏军，告以城中反正，遂迎之时率全队入城安民，民皆悦喜，于是组军政府，次第设职司（依次设立各级官员）。培爵、之时既正位视事，乃以林绍泉为蜀军总司令兼参谋部长，唐仲寅副之，谢持为总务处长、董鸿诗、朱蕴章副之，向楚为秘书院长，董鸿词副之，审计院长则李时俊，监察院长则熊兆飞，军政部长方朝珍，行政部长梅树南，龚秉枢副之，财政部长李湛阳，刘祖荫副之，军需部长江经沅，司法部长邓契，张知竟副之，外交部长江潘，交通部长杨霖，陈崇功副之。另开礼贤馆，以陈道循主之。改官银行组大汉银行行为金库，朱之洪主之。之洪与庶堪皆居顾问，有大事谘（询问）而后行。传檄各州县，改置司令官，内组军谋、军政、军需、军书等处；外分行政、财政、司法、学务等科。照会各国驻渝领事，任保护（负责保护他们），布告江、巴两县旧有厘金豁免。

五日（11月25日），尽裁进口杂捐。军员编制：近卫军以盘铭为标统（清兵制，三营为一标，标置统带官，称标统，相当于现团长），警卫军以周国琛为标统，改敢死队为义勇军，以石青阳为标统。余分四标：标统黄金容、舒伯渊、周维新、邹杰及炮兵第一营管带肖步周等，隶总司令。以刘兆青为亲兵营营长，罗俊青为九门监察，蜀军第一纵队长则向寿荫，南路司令则王培菁。命率兵会攻合江。时，鄂军前队随端方在资州，既得其后队密书，而武昌自入月（8月19日，即10月10日）起义，孙武即密致书电于川中鄂军诸党人，图端方，促川人独立。端方遣人监视邮电，凡诸密书电自鄂至者，尽为端方所得。鄂军党人恐后发为人制也，在渝即谋刺端方，渝机关部阻之，以渝为商埠，若有扰乱，即惊外侨，损市（市场），不利人民甚。故端方拔队，即有鄂军党人逸回重庆，与渝机关部相密约，独立之日，且为蜀军前驱。田智亮请走资中图端方，培爵等拨兵三百人，炸弹八十挺（颗），资以五千金（俗称一两为一金）兼程往。将至资中六十里，鄂军党人至，与语，谓闻重庆捷音，吾人已计划，暂勿前。是夜，鄂军党人相密议，非杀端方不足以信川人而报鄂军政府。议定，众皆书押，剪辫发，毁肩章，袖缀白布，以明一志（表明一心一意），主张回鄂。协统邓承拔、标统曾广大惧祸，夜缒城走。端方恃于众有恩也，不从。七日（11月27日）平明，军士群拥入端方坐帐索饷，挟端方、端锦至天上宫行辕。端方曰：“吾本汉族，姓陶氏，投旗（归入清朝八旗军）裁（通才）四世，吾治军始湘、鄂而两江（江苏、浙江），而直隶（河北），遇（待）兵士不薄，今入川尤有加（到了四川待兵士更好）。”众曰：“此私恩耳，今日之事，乃国仇，不得顾私恩。”荆州人卢保清者，三十二标军士，素骁健，挥刀刺之，任永森复手断端锦头。次日，与田智亮电蜀军政府，报鄂军反正，举蔡镇藩为统领，拔队东下，过内江，助其县独立。抵渝，见保清等，出端方、端锦头，贮铁筐，沉浸青油其中，培爵等以鄂军有殊勋，犒以牲酒，保洁、永森各以红白绫标其肩。智亮返渝，裁耗所资金五百余金，械弹皆缴还，军府嘉之。复派之洪向镇藩借全标兵安川，镇藩兵驻川东师范学校，方交涉间，鄂军大哗，众曰：“鄂独立久，须实力，吾曹（我们）父母妻子皆在鄂，人人思自救，早还，不肯留。”之洪又达军府意借械，众乃大哗曰：“吾军人，枪乃生命，若云借，是缴械耳！”之洪乃与镇藩订约，军府遗鄂军三万（三万两银），鄂为购军械，如数报之，其后冯中兴运枪自鄂，纳熊克武军，履蔡约也（履行蔡镇藩前订之约）。

是时，下东泸南皆有党人运谋其间，夔、万则卢师谛，泸州则杨兆蓉、黄方、邓希龄等，或联官绅，或结防军，密图响应，于是万县巡防统带刘汉卿于五日（11月25日）反正。次日，以兵下夔府，七日宣布被推下东蜀军副都督。泸州亦于六日独立，建川南军政分府，推永宁道刘朝望为都督，温翰桢副之。长寿、涪州、南川、隆昌独立。先后蜀军有密约，凡川东南五十七州县皆闻风反正。

成都闻重庆光复，端方授首，鄂新军响义，亦于七日（11月27日）宣布独立。自端方奏释蒲殿俊等九人，尔丰亦悔祸，九人出，而官绅间仍隐然若敌国（指官绅间思想上还是敌对的）。时尔丰调集巡防三十营，意防陆军及革命党人，库金亦逾六百万，兵饷皆在握，党人不得逞。川绅邵从历届、陈崇基等以尔丰一日不去，川乱一日不止，遂相与计议政权移转，署（署理）提法司周善培日与从恩、崇基、吴钟容等会于廉官公所。善培被劾于端方，为上下所疑谤，又足疾不能出门，以崇基为转枢（作为中间联络），奔走诸绅间，崇恩与钟容则走督署，日相机说尔丰宜俯从民望（应顺从民心），让政权、尔丰意坚强，不易动，两人者为切情中理，委曲悱恻（婉转深情）之说以徐转之（慢慢说服他），如是者六日，尔丰乃许交出政权。尔丰初欲以军权属统制朱庆澜，政权属从恩，从恩以国体且改共和，都督当由民选，省民大会既不能速开，则应以省民间接选出谘议局长任之，尔丰无以难（无法刁难）。又议及正副，尔丰欲援鄂例，以庆澜为正都督，蒲殿俊副之，恐不惬舆情（恐群众舆论不满），于是议乃大定。尔丰以文告宣示四川自治，由川民举蒲殿俊为都督，朱庆澜为副都督。尔丰惧川人仇已，谓朱庆澜足恃也，交印出川。民见小巧玲珑、赵间宣布协约凡三十条，中请尔丰仍主边务，扩充军备，协济藏款（由四川补助康藏边防军经费），供应常年费兵饷，税四五百万；而仍请尔丰留成都，暂缓赴边，便遇事商求援助指导，为患大，舆化尤大讹。党人（张致祥、林启一等）持协约奔告重庆军府为之备，又时时宣腾（宣扬）报社间，分条为驳议。

蜀军政府以尔丰仍居督署拥兵，一朝变乱生反侧（背叛革命），系全蜀安危，议推副都督夏之时率师西上，为川民请命。乃改编蜀军各标为三路司令，以但懋辛为参谋长，兼中路中队长，总司令林绍泉兼北路支队长，改第一纵队长向寿荫为志路支队长。不数日，而有十月十八之变。初，殿俊许各军休假十日，给三月饷酬，庸（没有料到）至期索饷者纷纷，巡防军无人统治，尤骚扰。是日，假满归营，给饷一月，众不报，（杀）发饷委员，分劫银行、典当、藩库、盐库及全城官商，火三日不熄。变兵饱掠，出城飓去，而各路同志军入城，亦纷纷无统纪（无纪律）。陆军小学堂总办尹昌衡，自凤凰山招募新军数百人，入城剿捕乱兵，胁陆军缴械，乱少定。众遂举昌衡为都督。罗纶为副都督。赵尔丰被执至皇明远楼侧，数其罪杀之，传首城中。十二日，军府得合江筹防司密报，有贺建章手（手拿）四川治安军印单及吴以刚名刺（名片），称蜀军统领招兵下渝图大举，其同人罗燕章已赴贵州仁怀，招得人若干。复令指为假冒（蜀军政府批示合江，指明是冒充），捕建章逮渝，搜得建章致呈克勤及陶叔侯书，称邓井关、仁怀、土城各招炮队若干人，十日可到。克勤即名以刚，前川江巡警提调，叔侯名家琦，前巴县经征委员，先已投诚，忽又假名义招兵，图煽乱，宣其罪，诛之。蜀军闻尔丰毁就戮，乃罢西上之师。

林绍泉自北路支队长令下，即毁文书，剖关防，手拳铳，傲睨（藐视）都督，以北路支队长级位下（低下），为摘去司令官权呼且骂。之洪忽至，见绍泉疆梁（强横），劝之不止，乃袒胸喝阻之，绍泉去。即夕，大召诸党人及各部院长、军官开临时会议。旁听人吴启珊（即吴玉章）适至，即推玉珊为主席。之时言，中外军制，支队长名议，乃分道出师之领队长官，有以一镇成一支队者，有以一镇再加步兵若干成一支队者，其名义不卑，其范围不小，况任命文书，亦并无取销司令官语意，且先会集参谋部属，声明林支队长出师时，随营佩带司令官关防，是司令官出师，并加支队长名号，事权不为不重，委任不为不专；而林绍泉不日跋扈，今更背妄，外间树党（在外拉小集团），颇闻有密谋推戴绍泉，检查得证据凡几事。绍泉知已败露，不得已自报其罪。按军律当处死。之时终以绍泉自龙泉驿后襄（帮助）军有微劳，援都督特赦令赦之，褫（音尺）递回鄂（撤职押送回湖北）。之时即自兼蜀军总司令，姜登选副之。而标统舒伯渊、周少鸿、周维新、教练官汤维烈等，阴与绿泉结合，欲乘北伐军给弹（发弹药时）讹变扰重庆，谋撼（推翻）蜀军，颠覆政府，事成即拥绍泉为都督。伯渊等初密说黔军标统叶占彪，占彪以客军来援，饷糈仰给蜀军，不敢应，又密饵（秘密利诱）都督近卫兵，集会川东师范学校。朱登武者，龙泉驿起义时副目，被招与议，知其谋，告密。故临时会议褫夺绍泉时，近卫兵群起引枪向议席，讹指伯渊谋乱，欲击之，部长梅树南老，手暖炉，与伯渊坐近，闻兵讹，枪簧动，大惊，手炉翻倒扬灰，与李湛阳、江潘仓皇散去。施复议定，令监视伯渊、少鸿、维烈等。次日质明，命欧阳尔彬捕维新，维新在客馆尚挟妓卧未起，箧中诸密书清洁及销灭，搜逮付军法鞫（审问），既得实，宣布舒、周等罪诛之，戡定反铡（平字反叛），奸不得发（阴谋不逞）。不数日获防军统领田征葵，征葵年过六十，易服小舟欲从涪水逃，得报，派财政部长李湛阳，秘书守向楚，外交部长潘觇（察看）之，果征葵、仆弁数人，皆缴械，处之别馆幽（禁闭）之。十一月十二日，培爵、之时集队决征葵阶下，命军法官读罪状：“七月十五日之变，论事实，则祸之首，论法律，则罪之魁也。”征葵闻状，佯不省，强笑曰“欲加之罪”。盖征藓自庚子（1900年）官山西，助巡抚毓贤，颇仇洋，杀西人，联军索名不得，潜伏者三年，乃来川酿大祸，斩之。标木牌大书“民贼田征葵之首级”，枭示乃众（砍下头悬挂示众）。蜀军政府威信日立。于是川南都督刘朝望，下东副都督刘汉独生子女，皆自去名号，请归并蜀军受统一。朝望参谋余大鸿，自泸州率领军一营东下，大鸿鄂人，本林绍泉师，绍泉先有电，请在大鸿率兵下渝，意共图重庆。既至，而，绍泉败，兵至石桥铺，之时派之洪、陈佶迓（迎接）之，大鸿知渝有备，愿举全营交蜀军，之洪与之约，兵不得入城，次日，于南岸铜元局接收大鸿兵，治酒舟中款之，赆（音尽。赠送）四百金，大鸿只身返鄂。元年一月，党人有主公开哥老会者，遏之不可，谢持力言军府不可与其事（不能管这件事），因开同盟会议之，争辩甚烈，几至变乱，然后乃定（决定不管）。鄂军自蔡镇藩部东下，只百余人留富顺，适驻井防军，被同志会周鸿勋击溃，奔入县城，知事孙锡祺与绅士数人实为内应，防军入城，肆劫掠，妇孺以身裹棉被坠城下，累累相属（连接），呼号不忍闻。鄂军乃由白马庙舟行，泊岸梯人（人登人肩）登陴（音皮。城墙）斩关，放其军入，击走防军，诛杀十余人，乱平。鄂军将之（去）泸州，富人德之（富顺人民很感激鄂军），攀留者逾月。时，张桂山率千余人来驻县城，未敢扰乱者，鄂军镇摄之力为多。援川滇军至富顺，鄂军乃辞去。黔军叶占彪受蜀军命令，逮（等到）中路出师，调黔军从，录9不久）黔内乱，闻命拔队归。但懋辛兵既出，之时以言声涛继参谋部长，而成都兵变后，朱庆澜亦微服至渝，止（住）声涛家，姜登选介见之（姜引他去见夏之时），之时曰：“公为吾长官，以清官吏能树标极（榜样），遇事忠实，心极服之。”于是赆庆澜三百金，送之东下。

滇以谢汝翼、李鸿祥两梯团先后出发援川，郭灿为援川巡按使，陈先沅副之，由昭通入蜀。蜀人客滇者飞书密告滇军援川含侵略意，蜀军派谢崇飞迓之叙州，并要其长官下渝，订约限制之。蜀军政府认滇军为援川军，给兵饷，然不得自由行动，干民财政。约既签定，而滇军竟委宜宾知事彭汝杀富顺司令范华斋。合江之役，川南总司令黄方被害惨死。复据有自流井，以滇人黄德润总榷（音却。征收）盐税以济军。

时成都尹昌衡、罗伦秉（执）政省城，往往立公口（建立组织）日哥老会。滇、黔、湘三省通电，认蜀军都督为四川都督，底成都政府为哥会政府，滇军且以此备文咨（用公文通知）鄂军都督，欲树声援（想造成鄂军支援滇军的声势），进窥成都。培爵曰：“哥会诚足诟病，然四川以大局为重，吾人岂为位置而革命者？如此必大扰乱。”覆电力止之。初，蜀军派周代本赴沪购械，并与各省代表团湖北会议。

时，熊克武、黄金鳌等皆集上海，团结党人，谋组蜀军为中坚。时保定学生吕超、张威等电至，索川资（要旅费），熊、黄等筹款接济之。于是党人南来者多军人，乃召集同盟会议，以任鸿隽主席，推黄金鳌为总务部长，熊克武为军务部长，陈一夔为财务部长，郭蔚华为庶务，复推黄金鳌为同盟会干事，设办事处。而苦无军式，重庆沪商代表童秉章、贾应权言保管铁路公司蓝格志投票，值百七十余万，多方说秉章、应权出股票，抵贷二十五万金，购俄式枪炮充军实。于是，公推克武为蜀军北伐总司令，彭家珍副之。家珍先走北京，挟弹炸良弼（清王朝顽固派宗社党首领）不返。克武寻受民国政府任命，乃率蜀军返川。蜀军置三营长：向传义驻宜昌，在万县者则邱延薰、重庆则肖人龙。先是宜昌上游，发风炸药船盈（满）百余箱，疑是铁路公司购运，雷管引线皆具，乃分其半留武昌，余皆装制，组义士团，招学生百人，兵士百二十人，推颜德基为团长，曾宝森为参谋，先蜀军达重庆。黄金鳌抵渝，适总务处长谢持请假还富顺，即以代持（就让他代理谢的职务），旋任为巡按使出夔、万，颇发摘（音中旬。揭发）奸贫。成都军在自流井与滇军遇于界牌，相持，几交。闻清廷以重军犯潼关，将横截西北，以牵制东南。于是东南各省，见大局危，皆筹备北伐。而王人文由陕西旋川抵渝，谒军府，培爵等优礼之，聘为联合北伐代表，人文亟东下，逊谢（婉言谢绝）。适胡景伊自广西还重庆，蜀军以景伊与滇军将领有旧，乃委景伊以全权，继人文为代表，刘声元副之，至自流井界牌，会于游家祠。成都军政府派联合北伐团委员王馨桂，滇军交涉全权委员邵从恩、王奇昌，滇军总司令官韩建铎，第一梯团长谢汝翼，第二梯团长李鸿祥，自贡支队长黄毓成，交涉订约。议由重庆输款，以滇军全部北伐，蜀军政府拨筹备费三十万金，出川后蜀军月给军饷十五万，后方勤务一由蜀任之。初、滇、黔通电，推之时为北伐总司令官，培爵为北伐总兵站官，财政部长李湛阳首捐助饷二万金为之倡。

时成渝合并之议起，蜀军应成都之请，以兵变后省库空，由渝输金十万为援陕出师济饷，乃即以李湛阳、黄金鳌、刘祖荫、古秉钧、赵城璧等筹备北伐饷捐事宜，文武职司捐薪者争先后（即争先恐后），士民妇女投金脱簪珥者亦众。自景伊与滇军签订北伐约，即直入成都，刘声元以未先电蜀军政府请示，不副署（不盖印章），滇军抵渝三日，乃得报及约文，不数日，奉南京陆军总长黄兴电令，南北统一，罢北伐军。以令示滇军、滇军仍执久索巨款，蜀军与滇军议，以客军远道来援，劳以三数万金，礼遣之，滇军不去，卒与三十万金。景伊至成都，尹昌衡以为军团长，乃命第三师长兆鸾率兵赴重庆，迫滇军出境，各戒严，蜀军力解（尽力调解）之，两军皆离渝。方蜀军三路出师，复遣这抚使分道四出、北道安抚使王林，中路则刘先觉，南路则陈佶，下东则冷忠培，自北路支队长林绍泉被褫夺，以姚国桢充之，北路秩序未大乱。其行军惟取防御与镇摄，故出兵不多。南路军既下合江，见客军与义军杂处，居间调解之。但懋辛由中路抵资州，遣人与成都军约：“资州以上，保境之责，省军任之；资州以下，责之蜀军。”时周星五据资州城，懋辛督同黔军击散其众，资民（资州百姓）以安。而滇军在川南，以力能平匪乱，遂强压（就用武力）自由干政。成渝间峙立两军政府，事权分，非急图合并谋统一，必鱼烂（糜烂）无以已（停止）乱，乃书电专使往还，蜀军派朱之洪，成都派张治祥，皆为全权大使，遇于隆昌之烧酒房，相约至重庆，草合同十一款，各签定缮缔（签署，写定），两军政府召集特别会议，议决加印，成立合并，以成都为政治中枢，重庆设重镇。成渝正都督，由两军政府合并之职员选定正副，两副都督拟代以重庆重镇主领或枢密院长及军事参议院长，以元年二月二日换约。越十日，培爵率警卫军启行，以陈先沅为行营参谋长，卢师谛、向楚、董鸿诗、方朝珍、张颐、赖肃等从行。抵隆昌，谢持自富顺至，党人张习自成都至，集行营会议。培爵自电请让正都督于昌衡，谢持从之成都，以向楚、张习返重庆商组镇抚府。习既至，之时以金鳌出巡，命代癖务处长。三月九日，培爵抵成都，十二日就副都督职，遂通电全国告四川统一。

于是，重庆由前蜀军副都督摄镇抚府总长。初以张习为政务处长，未几辞去，以刘光烈继习，朱蕴章副之，以向楚为秘书厅长，军政分司司长则刘植藩，民政分司司长则王林，财政分司司长则李湛阳，外交分司司长则江潘，司法分司司长则马柱。抚府既成立，先已改编熊克武军为蜀军第一师，以军政府统全军属之，之时遂固请辞职，出洋留学，四川军政府赠游学费三万金酬其勋，以军团长胡景伊为重庆镇抚府总长，复改编克武军为第五师。四月晦（月底），培爵派政务处副理谢持兼程赴渝劳熊军，适川南总司令宋辑先首通电请取销镇抚府，于是持（谢持）商景伊，召集大会，决议于六月十日废蜀军镇抚府，改巡按使黄金鳌为川东宣慰使。七月，尹昌衡统兵西征，景伊权（暂时担任）四川都督，培爵被任命为民政长，而统一治之局以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