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711解决方法:胡适给大学毕业生开的三个“药方”

胡适给大学毕业生开的三个“药方”
在1932年7月3日出版的《独立评论》上，有一篇胡适的文章，标题是《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当时，距“九一八事变”还不到一年，乃“国难最紧急的年头”，于是毕业生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
胡适认为，青年们离开校园以后，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欲望，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和追求。
胡适提出三种“防身的药方”，劝大家试试。第一个“药方”是“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去研究。为什么要研究一两个问题呢？因为“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往今来一切知识，都是因为要解决问题而产生的。同学们在离开学校以后，如果没有一两个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保持追求学问的热情。相反，“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笑你无可奈何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撙衣节食去巴结她。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服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胡适在深刻中不乏幽默。
第二个“药方”是“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胡适指出，离开学校以后，大家都要找一个“吃饭的职业”。如果这个职业与你的兴趣爱好相距甚远，那么所谓“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所以，为糊口而从事某种违背个人兴趣的工作，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这样一来，你在业余时间所干的事情就特别重要。胡适还说：一个人的前途往往取决于他对业余时间的利用。如果在业余时间去打麻将，那就可能成为一个赌徒；如果在业余时间为社会服务，那就会成为一个社会改革者；如果在业余时间研究历史，那就会成为一个历史学家。
第三个“药方”是要有一点信心。当时的环境，用胡适的话说，“眼中所见，耳中的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但是他认为，这也正是要培养信心的时候。他说，佛典里有一句话叫“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丢掉的意思，因此我们也应该有“功不唐捐”的自信。仔细阅读胡适的著述，经常会看到“功不唐捐”四个字。这与他“自古成功在尝试”的理念完全一致。（智效民）
胡适
出处：西陆尖锐军事 作者：supersjc 时间：2009-11-07 15:37:24

胡适（1891。12。17—1962。2。24），汉族，安徽绩溪上庄村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
父亲是胡传，字铁花，官至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后因乙未战争离台。母亲冯顺弟。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留学，于康乃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1914年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学于哲学家约翰·杜威。1917年通过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考试，同年夏天回国。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胡适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教授及董事、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位于台北南港）院长等职。
胡适深受赫胥黎与杜威的影响，自称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杜威教他怎样思想。因此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提倡怀疑主义，并以《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毕生倡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言必有证”的治学方法，以及"认真的作事，严肃的作人"的做人之道。
主要经历
胡适5岁启蒙，在绩溪老家受过9年私塾教育，打下一定的古文基础。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1904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学哲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唯心主义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1917年毕业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7月回国。
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同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提出写文章“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等主张，为新文学形式作出初步设想。“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陪同来华讲学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译逾两年；与张君劢等展开“科玄论战”，是当时“科学派”丁文江的后台。从1920年至1933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同时也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上海公学校长。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寄居美国，致力于《水经注》的考证等工作。后去返回复兴基地。1954年，任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7年，出任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
胡适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就对孔子和儒学的研究而言，在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胡适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把孔子和儒学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用“平等的眼光”与诸子进行比较研究，破除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开创性的影响。以后又发表长篇论文《说儒》，提出“儒是殷民族教士”，“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靠他们的礼教知识为衣食之端，他们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礼，穿的是殷衣冠”；周灭殷后，“他们负背着保存故国文化的遗风”，“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褒衣博带的文绉绉的样子，还指亡国遗民忍辱负重的柔道和生观”；孔子是殷民族“悬记”而生的“救世主”，“他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孔子的最大贡献在于殷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到到“仁以为己任”的儒，把柔懦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孔子不是“儒”的创造者，而是儒学的中兴者。孔子的学说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强调教育和仁政，并以此来影响整个社会。胡适“大胆假说”的观点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他的论证不够充分，不过他假设“儒”在殷时代就有了被后来的甲骨文研究判为事实。
胡适并不盲目崇拜孔子和儒学，他认为“孔教不能适应时势需要”，“现在大多数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梦”（《新思潮的意义》）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开倒车是不会成功的。”（《写在孔子诞辰之后》）对儒家强调的“三纲五常”持批判态度，说：“三纲五论”的话，古人认为是真理，因为这种话在古时宗法社会很有点用处。但现在时势变了，国体变了……古时的天经地义现在变成废话了。（实验主义》）
胡适著作很多，又经多次编选，比较重要的有《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胡适学术文集》《胡适自传》等。多部作品广为流传。
在胡适的一生中，除了发妻江冬秀之外，还有好几个传闻女友。但胡适最终没有和这些人的某一人走在一起，而是和江冬秀走到了最后，难怪蒋介石先生评价胡适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在这些“绯闻女友”当中，和胡适关系最密切的当然要数韦莲司和曹佩声（又名曹诚英）了。
1914年在美国小城绮色佳，胡适和韦莲司相识。此后更多的是在离别和相思中度过，往往是盼望了几年十几年才能见上一面。1927年，当韦莲司再见到胡适时，他们已经分别10年了，韦莲司人到中年，头上长出了白发。
在这十年里，胡适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结婚生子，事业上达到巅峰，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先驱。
在这十年中，胡适的另一份感情开始了。他在杭州养病时，和小表妹曹佩声爱得死去活来，胡适称那段日子为“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据说，《尝试集》中后面的情诗大多为曹佩声所作。
大陆很多学者一度为胡适与韦莲司到底有没有那种关系吵得不可开交，但谁也拿不出证据。很多胡适传的作者，也因没接触到这些资料，对此总是语焉不详。
1999年，周质平终止了这场争论。他将胡适与韦莲司的书信翻译，并公布于众，人们发现，他们不仅相恋了，而且非常的缠绵。今年，周质平加入了胡适晚年的情境，出版了《胡适的情缘与晚境》（黄山书社，2008年6月）。书中，狂娟的韦莲司，情书写得让人看了心惊肉跳：“没想到，我会如此爱你……胡适……我崇拜你超过所有的男人……”“我整好了我们那个小得可怜的床……我想念你的身体，更想念你在此的点点滴滴。我中有你，这个我，渴望你中有我……”
让我难以理解的是，韦莲司明明知道胡适和曹佩声的恋情，可当1934年，胡适请她照顾去康乃尔大学深造的曹佩声时，她竟然答应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爱胡适爱到可以任他犯错吗？
事后证明韦莲司对胡适的爱，爱得大度，爱得彻骨。比如，1962年胡适去世后，韦莲司竟和江冬秀成了朋友，并忙着整理胡适给她的书信，忙着为他成立出版基金。9年之后，空候一生的韦莲司在一个小岛上孤独地死去，遗物里竟然完好无缺地保存了胡适的书信和稿件。
个人荣誉
一、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自由主义的先驱。
二、三十六个博士头衔
1927年3月，37岁的胡适由英国赴美国，向母校哥伦比亚大学补交了博士论文（著作）《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亚东书店版）100册，完成了哲学博士学位手续，得到了第一顶博士帽。胡适的第二顶博士帽，是1935年1月5日，香港大学授予胡适的法学名誉博士学位。
1936年8月，哈佛大学授予胡适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是为胡适的第三顶博士帽。
同年，美国南加州大学授予的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是为胡适的第四顶博士帽。
其余的博士帽分别是：
1939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名誉法学博士（6月6日）；芝加哥大学的名誉法学博士（6月13日）。
1940年，美国8所大学分别授予胡适8个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形成“博士高峰年”：韦斯尔阳大学、杜克大学、克拉大学、卜隆大学、耶鲁大学、联合学院、柏令马学院、宾州大学。仅在三个星期内，这位博士疲于奔命，先后到这些大学出席典礼，发表演说。至此，他的博士帽有14顶了，但胡适先生却说。“这些玩意儿，毫无用处……一个是四年苦功得来的，十三个是白送的。”
是年胡适五十岁。他老家安徽绩溪为庆祝这位在海外为国效力的“博士爷”50岁大寿，由县长朱亚云出面，制作了一块“持节宣威”横匾，率乡绅们，浩浩荡荡送到上庄村胡氏宗祠悬挂，并将上庄村改名为“胡适村”。
1941年，胡适在美国被授予博士学位有5个，在加拿大被授有2个。前者全是名誉法学博士，分别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森林湖学院、狄克森学院、佛蒙特州的密特勃雷大学、密达伯瑞学院；后者是麦吉尔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和多伦多大学（名誉法学博士）。
1942年是胡适拿博士帽的第二个“高峰年”，达10个之多，都是美国大学授予的。其中两个是名誉文学博士：达脱茅斯学院、纽约州立大学；其它8个是名誉法学博士，分别是：俄亥俄州州立大学、罗切斯特大学、奥白林学院、威斯康辛大学、妥尔陀大学、东北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第纳逊大学。
至此，胡适已获得博士帽31顶，而最后的5顶是：美国柏克纳尔大学授予的名誉文学博士（1943年），英国牛津大学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1945年11月赴伦敦以中国首席代表身份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美国柯鲁开特大学授予的名誉文学博士（1949年），美国克莱蒙研究所授予的名誉文学博士（1950年），美国夏威夷大学授予的名誉人文学博士（1959年）。
家庭成员
父亲：胡传，字铁花，号钝夫，清朝贡生，官至淞沪厘卡总巡、台东直隶州知州，著有《台湾纪事两种》，1895年8月22日病殁于厦门。
母亲：冯顺弟。
妻子：江冬秀。由胡适其母包办。在当时自由恋爱风气兴起后，胡适并未像其他青年一样毁掉婚约，而是继续维持，对此，胡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1917年成婚。
长子：胡祖望（1919-2005），旅居美国。
女儿：胡素斐，早夭。
次子：胡思杜（1921-1957），留在中国大陆，1954年被迫与胡适断绝父子关系，但仍被斗争，后于1957年反右中自杀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