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筒和汽包:杨 涛：赖昌星被遣返震慑外逃贪官

杨 涛 江西检察官

据公安部有关部门负责人称，厦门特大走私案首要犯罪嫌疑人赖昌星于7月23日被加拿大有关部门遣返回国。（《人民日报》7月24日）

赖昌星被成功遣返回国向全世界表明了我们国家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和维护国家司法主权和法律尊严的决心，同时也警示所有的贪官和犯罪分子，无论逃到哪里，都难以逃脱法律的制裁。但是，用多年时间和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才让一个犯罪嫌疑人遣返回国，我们更应当总结经验教训。

毫无疑问，如果我国与加拿大签订了引渡条约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引用引渡条约而不是使用遣返回国的方式，那么，我们就能及时将犯罪嫌疑人押解回国受审，将大大地缩短时间和节省人力与物力。截至2009年，我们国家与30多个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这些国家主要是我国的周边国家，并不包括外逃官员的潜逃圣地，如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这使得赖昌星押解回国举步维艰，赖昌星事件无疑提醒我们应当加快与相关国家签订引渡条约的谈判，尽快与更多的国家签订引渡条约。

但是，无论是签订引渡条约，或者是采取其他双边刑事司法协作，甚至是让有关国家主动加快遣返回国的步伐，都要求我们国家法制与国际接轨。赖昌星能被成功遣返回国，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政府承诺了不判处他死刑。在国际上，“死刑犯不引渡”是一项国际惯例，而我国存在死刑，特别是大量的经济犯罪仍然存在死刑，这无论对于签订双边引渡条约还是让有关国家及时遣返犯罪嫌疑人回国，都是一个重要障碍。认真考虑死刑问题，特别是逐步限制和废除经济犯罪的死刑，恐怕是我们应当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当然，还有更重要的是，必须增强我们国家与他国在司法上的互信。这些年来，我们国家司法制度有了长足的进步是不争的事实，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更加透明和公开的展示与宣传；另一方面，我们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中，的确还存在违法办案、不文明公正对待犯罪嫌疑人等不尽如人意的东西，这也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快法律制度建设，用实际行动赢得他国的信赖。

不过，无论还是引渡还是遣返，成本都是非常高的，赖昌星遣返事件更提醒我们，要从源头上防范犯罪分子特别是贪官外逃的问题。特别是对于贪官，组织和纪检部门更应当建立相应的机制，制止“裸官”现象和防范贪官外逃。

环球时报：赖昌星们无处逃的时代正在到来

厦门“远华案”主犯赖昌星很可能今明天就被遣返中国。围绕他遣返的全部法律程序已在加拿大结束，他在外逃12年后终将戴着手铐回到中国。这是正义的胜利，尽管这个胜利来得迟了些。它在告诉世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以及“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尽管这些话的验证有时会很曲折，但它们决不是道德说教的空话。

“远华案”1999年案发后，共有600多名涉案人员被审查，近300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其中包括多名厅局级高官。由于主犯赖昌星长期外逃，一直有传言宣称，中国政府查办“远华案”的积极性，及以围绕遣返赖昌星对加拿大的外交交涉都是“假的”。现在赖昌星终于面临遣返，中国政府反腐败决心的真实性得到一次重要的彰显和证明。

在中国据称数以千计的外逃贪官和经济要犯中，赖昌星名气最大，他在加拿大施展的反遣返法律行动也最顽强。加拿大是中国外逃经济重犯的首选地之一，加拿大与中国意识形态的差异，它给中国引渡要犯制造法律麻烦的能力，都具标志性意义。赖昌星遣返案出现今日之结局，对中国外逃贪官的震慑，对中国引渡外逃罪犯的法律突破，其意义都堪称是里程碑水平的。

赖昌星遣返案长达12年的周折，是中国司法正义被外界认识、了解的艰难过程。这次遣返是西方转而配合中国引渡经济案犯的信号，是“面临死刑”、“遭政治迫害”等说辞对经济案犯滞留西方不再管用的信号。负案外逃者以往最有效的护身符被剪出一个大口子。

世界在越变越小，中国与西方的政治差异导致相互司法拆台的可能性也在逐渐缩小。正义之网的漏洞在一点点补上，中国要犯无处可逃的时代正一步步走来。以为逃出国境线就是逃出法网的想法，将越来越显得幼稚。

当然，在加拿大依然有很多遭中国通缉的经济要犯，整个北美都是中国外逃贪官的“聚集地”。遣返赖昌星作为一个“开始”值得鼓励，但美国、加拿大在配合中国司法方面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美加一直宣称支持中国反腐败，它们应当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这一态度的真诚。

中国这些年出了不少外逃贪官和经济要犯，我们应为此脸红。引渡赖昌星成功是一个打击腐败、震慑各种贪腐者的契机。中国政府应利用好它，让经济犯罪者的侥幸和阴暗心理遭到一次有实质意义的摧毁。

对赖昌星遭遣返，中国社会有很高的关心度。希望中国有关部门及时通报赖被遣返后的各种信息，避免因官方通常的“低调”引发猜疑，防止一些别有用心者恶意制造谣言。赖被遣返是一件好事，但境外舆论中的敌对势力一定会把它当成中国的“坏事”来描述。这一次他们绝不应得到机会。

中国公众很愿意看到赖昌星重新踏上中国国土后仓惶的样子。他一定是仓惶的，尽管12年的历练帮他学会了不少虚假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