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龙股份千股千评:胡德平：太平盛世

中青报：全国政协常委胡德平回忆父亲胡耀邦的新著《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最近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汇集他近年来撰写的各类文章20多篇，凝结了父子两代在不同时期对中国改革的深度思考。

胡德平从直接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出发，将研究的时间跨度从上世纪60年代延续至今，探寻胡耀邦力主改革的思想历程，尤其是当思绪已尽，无路可走、原地打转时，他怎样迈出第一步。该书力图通过追索改革初衷，由此还原改革的历史。今年四月，胡德平在北京接受记者的专访时称“说太平盛世我觉得言之过早。”

1改革的初衷是藏福于民

记者：中国社会改革的问题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

胡德平：在经济问题上，胡耀邦以及党内很多同志都有这样的思想，就是要坚决改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用胡耀邦的话来说，要改变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要的是以一大二公为标准衡量社会主义纯净度的体制，明确人民的主人翁地位；改革经费管理体制，突出发展经济的目的，把生产消费、分配、流通结合起来；改革吃大锅饭、端着铁饭碗那种窘迫的讲话模式。

记者：我们改革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胡德平：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父亲曾经说过：“党的富民政策是最大的群众观点，不领导群众勤劳致富是最没有群众观点了。什么怕失控、失灵呀，根本的问题是有些同志就是抓住瞎指挥权不放，或是抓住谋私的权不放。”父亲当年的这一观念十分牢固。

对于改革的目的，很早以前，父亲对这个总是的答案就是很明确的：“藏富于民，让人民富起来。”他既不认可苏联和东欧那种加重群众负担的高积累模式，也不赞成高度竞争追求高额利润的资本主义模式，而是希望中国走出一条以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来推动农、轻、重生产为序的社会主义新模式。

记者：改革的目的明确了，那衡量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有没有呢？

胡德平：最近，我翻看他1983年在一次会议上的演讲，发现他当时就曾提出衡量改革正确与否的“三个有利于”。一、是不是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二、是不是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展；三、是不是有利人民的富裕和幸福。温饱、富裕、幸福，他把改革最高指标说出来了。

胡耀邦说了三个有利于之后，曾进一步指出，“我们共产党的任务最重要的是国家富、人民富。”这是他关于三个“有利于”突出化、个性化的表现。

记者：中国目前依旧处在改革的过程之中，还是回到问题的原点，中国为什么要改革？

胡德平：中国为什么要改革？这个大的题目包含了三个问题。一个就是中国为什么要改革，第二个是改革应该怎么改，第三个是对30多年的改革现状如何评价。我觉得，这些问题，我们应该认真对待。

有人把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概括为太平盛世，我也见过我们的注流媒体有这种说法。党中央也多次强调，现在既是我们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是一个矛盾的突发期。目前，很多突发性的矛盾还很尖锐，所以说太平盛世我觉得言之过早。对我们存在的问题，要有一个很深刻的观察，也很需要忧患意识，我们还需要对改革继续推进。

2农村改革别打农民土地的主意

记者：农业问题其实是中国改革的起点，也是中国改革的重点，您觉得当下，农业改革的路走出来了吗？

胡德平：在农业问题上，胡耀邦在肯定土地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强调农民对土地的经营权和使用权。他所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指土地的经营权和使用权，绝对不是把农村的土地私有化。我认同这种观点，但有人说我的思想不行，土地的个人所有权就应该分给农民。我说，农民对土地的经营权和使用权目前还远远没有到位，才短短30年，先让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充分使用，至于土地的集体所有权的问题，我想，这个过程恐怕还是让所有者首先到位，现在集体所有制都没落实呢！

现在的问题是，农民土地的所有权益经常受到各方面的侵害，以各种名义打农民土地的主意。

记者：现在很多农村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农民都被“上楼”了，对此您的看法如何？

胡德平：胡耀邦说到农业问题时曾指出，在肯定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上，要放开经营权，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让农民老百姓承包耕地、山林、水塘。但目前的状况是急急忙忙让农民“上楼”，用社保换耕地，这种做法是把老百姓的生产资料和对象都给剥夺了。如果我们上亿的农民失地，那么就是一半人富裕起来，一半人失去生产资料，这怎么能行？

3国企不能以政府的名义代替全民

记者：国有企业的改革，最近一段时间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胡耀邦对此也有自己很多的见解，他的哪些思想在今天看来依然值得深思？

胡德平：胡耀邦本来想把农业的责任制就是经营权、使用权用到工业上来，他说工业也可以承包，原来我认为，大工业也都拿来承包是不是太土了？回来再看他的文章，才发现他说的承包指什么——让企业和员工全员承包，而不是厂长经理来承包，工人阶级应该发挥积极作用，并且在承包后获得的利润上有一个合理的利益分配：应该国家得大头，企业得小头，职工得零头。他本来想搞责任制，但是没有想到，再深入一步就是让全民所有制的所有者来归位。

记者：近期，中石化“天价酒”事件发生之后，激起了很多群众对国有企业的不满甚至怨恨。

胡德平：我国改革之前，国有企业即全民所有制企业，占有全民巨大资源，但和全国人民的利益没有直接挂钩，全民既不知对企业的权益何在，企业也不知对全民有何义务。当下，尽管全民所有企业为国家财政作出了巨大的利润贡献，但总引不起全民对企业的热爱和衷心拥护，很多大型国企甚至为资源利用与当地群众、政府激烈冲突，原因就在这里。

国有企业当时是用举国之力来改制的，国家银行主动帮助其负债中剥离出来，职工或分流下岗，或买断工龄。国企轻装上阵之后，反过来又与民争利、赚老百姓的钱，这样的改革是不是有点变样了，老百姓当然有疑问，全民所有制是不是全民的？

记者：对于国有企业，您觉得有何具体改革的路径？

胡德平：1983年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实行利税改革以后的20多年来，国企并未上缴利润给政府，只是最近两三年才把利润的5%给政府，今年的最高上缴额又调整为15%。能否以政府的名义代替全民？能否以政府财政代替全民的权益？我想都不可以。国有独资企业成为上市公司以后，仍要体现它的双重性，作为上市公司，它应当给股民分红，并受股民监督。作为全民所有的企业，我认为同样应该给全民支付红利，政府应得的是税收，而不是利润。它占用的资源是全民的资源，利润的一部分就应该给全民。国有企业绝对不能以给国家上交利税而回避对全民应尽的义务，同时应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

4有义务对改革史进行研究、反思

记者：中国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已进行了30多年，而您的书提出“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正是对此进行的梳理和回顾，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角度和选题，关系到改革走到今天的得与失，以及今后该怎么走，是一个历史的文本，这是不是也是您写作此书的初衷？

胡德平：在中国，一个“文革”，一个改革，这两大事件是翻天覆地的，对世界来讲也是影响极大的。我们中国人应该有更多的人研究这段历史，出版一些历史书籍对此进行梳理和回顾，我认为这对中国和世界都是有好处的。

历史学有一个很庄严的任务就是资政育人，我希望这本书能让参加了改革，经历了80年代改革的人和没有经过80年代以及没有出生的人，都站在一个客观的历史科学的问题上，对过去、历史和未来达到一个比较统一的认识，形成一个好的科学的历史观。有人曾经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再过五百年，我们的改革开放充其量不过是一页纸吧！这句话完全驳倒也很难，我也不知道那时是否还会有人像现在这样研究、反思。对于我来说，有一种感情力量和信念想对党的这段历史做些回顾。有人如果掌握了资料不整理不研究的话就回避了应尽的责任，我有这个兴趣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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