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银行从业资格报考条件:韩咏梅：加减乘除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12:35:37
韩咏梅：加减乘除
（2011-07-24）
fieldset {width: 306px;border: 1px solid #990000;align: center;}legend {font-family: Arial,"宋体";font-size: 12px;font-weight: bold;color: #990000;} ● 韩咏梅练习曲
讨论公交车资，不要整天只着眼于加价还是减价，扩大公交业务的生态圈，善加利用客流量提供的契机，带进多样化的收益模式，创造涟漪式的倍数增长，这是另一种可研究的经营方式。
伦敦滑铁卢地铁站的咖啡连锁店一杯卡布奇诺咖啡比许多同档次的咖啡馆便宜许多，许多市民为了在早上的咖啡上省下几个便士，特地多花一点时间走弯路到这个连锁店。
为什么这个咖啡连锁店可以给咖啡订那么吸引人的价格？不是因为它用的原料比较差或者服务生的薪水较低，而是因为“地点”。
这家咖啡连锁店总是找到地铁站主要出口的极佳位置，单单滑铁卢站的这个分店，一年就直接面对7400万人次的潜在消费者。买咖啡的人掏出比一杯卡布奇诺成本高出好几倍的价格拿走咖啡，连锁店的老板高兴地收钱，而在这一宗宗小小的咖啡交易中，收入真正可观的其实是收租的地铁站业主，也是经营地铁服务的公司。
不需要经济学科班出身的人都知道“地点”的重要性，地铁站的地点之所以优越，是因为它是人流量最集中的地方，而创造人流量的就是每天熙来攘往的公共交通乘客。
当交通部长吕德耀前几天透露新捷运和SMRT的盈利，近半来自非车资收入时，让我想起英国《金融时报》经济专栏作者蒂姆·哈福德(Tim Harford)的《卧底经济学家》，书中第一章就以这个地铁站来说明人流和地点创造的商机，它让人思考我国公共交通业是不是还能通过什么方法，减少对车资收入的依赖。
首先我得强调我并不是反对车资随经济情况调整，因为交通业的工友们也得生活，他们的工资也得随全国平均工资一起增长，所以要公交业者完全不加价是不实际的。 我国只有两家公共交通公司，它们的路线是经过分配的，每天近550万人次的乘客量也是天赐的，有没有可能让它们扩大非车资收入，减少对车资收入的依赖，从而抑制对车资调高的需要？ 以我比较熟悉的媒体业来说，我们靠大众对信息的需要生存，但是作为大众媒体，我们不能单靠收取信息费赚钱支付每一个新闻工作者工资，媒体机构的旗舰报甚至每卖一份就得倒贴一些钱。媒体业赚钱与否，真正取决于广告收益，而只有办好内容，让受众生活中少不了你，广告才会跟着进来。
这种以产品或者服务作为核心，形成的一个生态圈，除了可以持续生存，业者也不敢因为竞争者少而对客户傲慢，在服务方面敷衍顾客。因为核心业务若没有了顾客，或者让顾客怨声载道，名声搞臭，周边产业也难以生存。
换到公交来说，如果业者因为租金赚钱而变得傲慢，不提高对乘客的服务水平，一些有经济能力的乘客就宁可放弃公交自己开车。而这些有选择的乘客，也正是有消费力的乘客，他们不使用公交，商家的广告和租金也就不会进来了。
所以，讨论公交问题，不要整天只着眼于加价还是减价，应该认真去考虑如何扩大公交业务的生态圈，善加利用客流量提供的契机，带进多样化的收益模式，创造涟漪式的倍数增长。
要创造这样的生态圈，一方面需要公交业者的创意思维，也需要政策法规的配合。目前，本地的地铁站、巴士站和转换站已有零售空间，这些空间的运用是否达到最优化？管制单位的限制能不能放宽，让更多商业活动进入这些地方，让它们支持营运方面的开销？这些都是政府和业者可以共同探讨的。
车资调整幅度有一个固定的方程式，但是最终能调多少由公共交通理事会裁决，而理事会主席余福金每次谈到车资调整问题时总是说：要确保交通业者盈利的同时，公众能负担得起。可是，多少盈利才算合理？公交公司的整体盈利应该有多少来自车资？这些却没有明确的规定。
把盈利过多地放在车资上，不见得就能让业者的盈利扩大，更不能保证服务素质会提高。如果给业者在车资收益方面设上限，协助他们开拓非车资方面的市场，反而可能在确保盈利的同时，刺激他们不断提高素质，吸引更多乘客。比如说限制业者的车资盈利顶限不得超过30%，这么一来业者就得开拓非车资收益的市场。要让那70%的盈利数额不断增加，就必定要提高乘客量和服务素质，以吸引租户和广告商。再进一步看，当非车资盈利的数额提高了，来自车资的盈利也就有了可提高的空间。
过去我们一直相信“花生只能吸引猴子”（If you give peanuts，you will get monkeys），所以在很多课题上认定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才可以换取有素质的服务。基本的代价当然必须付出，但是很多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交易，现在是倍数增长的经济，如果能创造一个健康的生态圈，让价值不断翻倍，花生也可能吸引看到加工产品市场的聪明人。
（作者是本报采访组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