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联商务pos机费率:欧阳祯人：《为吏之道》的儒家思想发微

众所周知，秦始皇的时代是在法家思想统领之下的。但是，在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为吏之道》中却多方面的反映了儒家思想深厚的影响。《为吏之道》从文章体裁上来说，至少由三种文体组成，拼凑的痕迹非常明显。它说明了儒家思想对秦代社会影响的广泛性、普遍性。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重大问题，因为，在秦代社会，秦始皇的权威是巨大的，法家也具有绝对的地位，但是，为什么儒家思想可以穿越秦代政治思想的铁幕，在秦代的政治伦理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呢？这值得我们深究。
一
从思想上来讲，《为吏之道》中儒、法、道各家是互补的，互渗的，当然各家的层次、地位还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法家的功利性虽然随处可见，特别是在实践中，在具体的操作上，法家的理念显得行之有效；但是，儒家的思想却是《为吏之道》的根本。对此，《为吏之道》中有大段大段的文章足资证明：
······怵惕之心，不可不长。以此为人君则鬼（怀），为人臣则忠；为人父则慈，为人子则孝；
能审行此，无官不治，无志不彻，为人上则明，为人下则圣。君鬼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志彻官
治，上明下圣，治之纪也。
有子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欲。”（《论语·学而》）这正是儒家政治伦理学说的基础。“父慈子孝，政之本也”这一《为吏之道》的核心思想，说明了作者对“政治”的理解，完全是儒家的眼光；更表明了秦代官员的精神依托，到底是什么。
于是笔者想起了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记载终身追求道德仁义、为政而“不言杀”的孔子，在升任鲁国司寇之后，为了维护礼仪，对“荧惑诸侯”的“匹夫”残酷地给予了“手足异处”的制裁。可见，儒家的政治伦理学说一旦推到独尊的地位，必然就会出现非常强硬的一面，这是由它思想体系决定了的、不可避免的事实。因此，儒家在实施其思想的过程中，事实上是离不开法家的协助的。回首先秦法家崛起的历史，我们也许会强烈的感到，法家本质上只是儒家的一翼。自法家的始祖李悝开始，吴起、商鞅、韩非等等，都莫不有浓厚的儒家背景，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如此看来，儒家在秦代统治思想中占有一席之地就还有另外的、来自它思想机体之中的原因。对此，笔者限于本文目的不打算详论。
《为吏之道》在思想内容上从以下八个方面体现了儒家的思想，笔者以为其中还有内在的逻辑性：
第一，做官首先要做人。“宽容忠信，和平勿怨，悔过勿重。”“安乐必戒，勿行可悔。以忠为（干），慎前虑后。”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人民之中树立表率的作用。那么，何以达到这样的境界呢？当然是自我的修养：“反赦（索）其身，止欲去愿。”“正行修身，祸去福存。”“处如斋，言如盟，出则敬，勿施当（弛常），昭如有光。”我们应当惊讶，因为这是典型的儒家思想。《论语》有“子言四教：文、行、忠、信。”（《述而》）孔子又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可见，《为吏之道》实在是得到了儒家思想的精髓，并且使之成为文章的思想基础。
第二，一切以“礼”为皈依。“慈下勿陵，敬上勿犯，听间勿塞”，“君鬼（怀）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邦之急，在体级，掇民之欲，政乃立。”在这里作者深刻地认识到了“礼”的本质，在于控制、限制人民的欲望，使之勿有非分之想；在于使各级官僚在千丝万缕的宗法关系、社会关系中找准自己的位置，恪守职责。《为吏之道》关于“礼”的思想显然直接上承《荀子·礼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仪以分之”的思想，与之具有内在联系。
第三， 言语论。“慎之慎之，言不可追。”“言如盟。”“戒之戒之，言不可追。”这使人想起孔子的著名论述：“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为政》）《孔子家语·观周》又载：“孔子观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庙，堂右阶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儒家的言语论从根本问题上讲，是一个个人的修养问题，因为它可以培养起一个人简洁、方正、严肃的品质，所以孔子又说：“刚、毅、木、讷近仁。”（《子路》）把言语的修养上升到了仁的高度。从教化、行政的角度来讲，它又可以培养起“大人”、“君子”的威仪、一言九鼎的权利威力。《为吏之道》大力提倡，正说明了儒家的言语论在实际政治操作中，具有十分明显的效果。
第四，把中庸思想落实到行政之中。“严刚勿暴，廉而勿钥，勿复期胜，勿以忿怒决。”“急而勿，简而勿鄙。”我们知道，儒家的理想状态是“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孔子还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夫！民鲜久矣。”（《雍也》）《中庸》第六章载：“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在儒家的经典作家那里，中庸的方法，一直是一种最高的执政境界，只有被尧选中的舜才有驾驭这种方法的能力。毫无疑问，《为吏之道》追求的东西正是儒家思想的至高境界，《为吏之道》的作者知道，是否能在施政过程中贯彻中庸的原则，实在是为官一方、长治久安的绝妙手段。可惜秦王朝并没有真正贯彻这一思想。这不是儒家思想在秦王朝的积淀不深厚，而是秦始皇个人权威太大，普通官员个人的主动权太小导致的。
第五，义利之间，要小心选择。“临财见利，不取苟富。”“戒之戒之，财不可归。”“慎之慎之，货不可归。”“不取苟富”的“苟”字，点出了《为吏之道》作者的意思是，财、货、富贵，是人人喜欢的东西，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当然是受到了孔子、孟子的影响。孟子的“义利之辩”落实到实际的政务工作中，实际上有它非常积极的一面。它从德性入手，有效的限制了贪官污吏的腐败，也在某一种程度上拯救了人民的生活，是值得肯定的，似乎在今天都还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第六，取信于民。《为吏之道》说，“吏有五善”，“忠信敬上”为第一；“吏有五害”，“夸以”为第一。所以在作者看来，忠信诚实，杜绝浮夸，是取信于民的关键之所在。文章有“言如盟”的观点，实质上就是“忠信”的意思，孔子说：“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先进》）所以说，儒家的言语论实际上就是忠信论。于是《为吏之道》又写道：“将发令，索其政，勿发可异使烦请。令数究坏，百姓摇贰乃难请。”这是说要从实际出发，政出有因，有的放矢，力求正确，千万不要朝令夕改，否则人民惶惑不定，事情就难办了。这与孔子的“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卫灵公》）如出一辙。
第七，教化人民。《为吏之道》说：“施以喜之，敬而起之，惠以聚之，宽以治之，有严不止。与民有期，安初而步，勿使民惧。”“安而行之，使民望之。” “凡戾人，表以身，民将望表以戾真。表若不正，民心将移乃难亲。”这种论述，在儒家经典中尤其的多：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又说：“恭、宽、信、敏、惠。恭则不悔，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孟子也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离娄》）笔者以为，《为吏之道》在教化人民的方法上，把儒家的相关思想发挥的淋漓尽致，实际、实用，而又有理论的深度。
第八，招徕人民：“审知民能，善夺民力，劳以率之，正以矫之，反赦其身，止欲去愿。”“临事不敬，倨骄无人，苛难留民。”“道易车利，精而勿致，兴之必疾，夜以接日。观民之诈，罔服必固。地修城固，民心乃宁。百事既成，民心既宁，既勿后忧，从政之经。不时怒，民将姚去。”这是先秦时期有识之士的基本性政治思想，但是，它是典型的儒家理念，在各家各派中，儒家在这方面的思想是最为深厚的，因为儒家思想最为动人之处，就是仁政思想。对此《孟子》在《梁惠王》中进行的大量的论述，实际上这也是贯穿整个儒家思想的一种政治基础、前提，而秦始皇的政治正好是在这一点上出了最大的问题。
二
祖祖辈辈靠法家思想起家的秦始皇时代，何以在政府官员的思想中荡漾着儒家思想的情怀，并出现上面我们所看到的这么一番景象呢？这值得我们进行一番认真的考察。
崛起西北黄土高原的秦国，由于自然条件的极为恶劣，以及狄戎长年累月的侵扰，长期以来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整套军事化、集团化、法治化的国家管理体系。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虽然以商鞅以来的法家思想作为意识形态的唯一官方武器，“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朴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过秦论》）但是在笔者看来，至少儒家的学说在秦王朝中有如下几个缺口，并由此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 中国文化最根本性的基础是“宗法制”和与之相表里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正是儒家思想赖以存有的社会、经济温床。秦朝虽然采用商鞅“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史记·商君列传》）的法家思想，取得了统一六国的军事胜利，但是，这种思想从本质上是与中国文化传统相违背的，特别是统一了六国以后，这种抵触的成分就骤然增多，并且最终成了导致它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此相反，儒家思想却一直依托于社会文化与经济基础，在秦代社会生活中根深蒂固：它以“孝”为本的德教学说，以“仁”为本的人学理论，以“信、义”为本的君臣之道等等，都植根于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并且与中国人的经济方式、生活方式、传统习惯、价值观念裹挟在一起，从各个方面对秦代社会产生影响。
第二，秦始皇在位期间，始终致力的重要事情之一就是树立他个人的权威。他到处树碑刻石，颁布法令，告示天下。在他的各种文告中，我们发现，他的主观愿望还是希望天下老百姓形成一种良风美俗的，“车同轨”、“书同文”之外，还要“行同伦”：
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静，施于后嗣。
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
端直敦忠，事业有常。六亲相保，终无寇贼。
蚀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男女诚。
（《史记·秦始皇本纪》）
在秦始皇的石刻中这种论述可以说是很多的。也就是说，在具体的严刑峻法中，秦始皇是残酷无情的；但是，在治国的大政方针上，他却兼收并蓄的采用了一些儒家的思想，来施行教化。上面的引文中就涉及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君臣、父子、夫妇的伦常关系，以及仁、义、礼、智、信的各项准则，本质上说，与儒家的三纲五常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根据现存的大量资料，我们可以确信秦始皇本人是相当重视孝道的，公子扶苏、公子告以及胡亥等人的言论中可以折射出，秦始皇对孩子们的孝道教育，相当系统，是典型的儒家理念（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等）。这么一种状况毫无疑问是会对他的统治思想产生影响的。
第三，对李斯其人，由于他是“焚书坑儒”的元凶，是儒家的首要叛徒，长期以来我们对他的评价就显得很不平静、公允。在仔细研读《史记·李斯列传》之后，笔者以为，李斯的一生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以孔子为首所创立的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一心一意就是要培养圣贤、君子、大人，以实现他们以圣贤治理天下的政治理想，孜孜以求的精神实在感人至深。他们代代传承，虽然最终培养出来的是一个“焚书坑儒”叛徒，但是李斯却确乎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儒家圣贤，他所极力追求的东西，正是历代儒家圣贤所向往的东西。而且，在他的很多上书中，思维方式都是儒家的，只是跟定了秦始皇，不得不满足秦始皇空前绝后的个人权威欲望而牺牲了自己的学术思想而已。此其一。李斯辅佐秦始皇的最大特点就是忠诚。他离间六国君臣的关系，焚烧天下诗、书，活埋非政的儒生，出的都是最损的招式，但是各为其主而已。当赵高与胡亥谋反，杀公子扶苏时，赵高来劝他共同谋篡天下的时候，李斯对赵高说：“斯，上蔡闾巷布衣也，上幸擢为丞相，封为通侯，子孙皆至尊位重禄者，故将以存亡安危属臣也。岂可负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几，孝子不勤劳而见危，人臣各守其职而已矣。君其勿复言，将令斯得罪。”最后迫于形势不得不同意的时候,“斯乃仰天长叹，垂泪太息曰‘嗟乎！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长期的儒家教育毕竟使他与赵高的所作所为大不一样。到了秦二世昏头昏脑，完全被赵高所迷惑的时候，李斯挺身而出揭露了赵高是“贪欲无厌，求利不止，列势次主，求欲无穷”的“贱人”。 所以，笔者以为，虽然从学术观点上看，他是叛徒，为了维护秦始皇的统治而严重损害了儒家的利益，但是他以他自己的人生实践凸现了儒家的理想。此其二。当身陷囹圄，被赵高“榜掠千余”，面对死亡的时候，他狱中上书秦二世，把他在秦国所立下的鼎天功劳概括为“七罪”，并且最后还意味深长地说“若斯之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史记·李斯列传》）是恨，是悔，还是痛？他的所作所为，何以面对尊崇孔子、子弓的老师荀卿？何以对得起儒家道统的列祖列宗呢？从他们父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相对而哭的悲哀中，李斯的悔恨是显而易见的。此其三。
由于秦代的社会基础实际上更适合于儒家思想的保持、流行，这种思想又从上上下下各个层面渗透、影响秦朝政府的方方面面，于是坐实到秦朝具体的政治思想中，我们就会感到无所不在的儒家思想。当然，最为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儒家思想基于当时的时代，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反映了人民的要求，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我们从云梦秦简《为吏之道》所窥视到的一些重要信息正是说明了这一点。
睡虎地秦墓的主人“喜”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62年），在秦始皇时历任安陆御史、安陆令史、鄢令史及鄢的狱吏等与司法有关的职务。死于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从《为吏之道》，我们正好看到了“焚书坑儒”以前，一个秦代中级官员的思想结构，正是在这个思想结构里，我们感到了儒家与法家两种思想不可调和的斗争，“焚书坑儒”喧嚣声马上就要来了。
《为吏之道》的思想非常庞杂，涉及到了儒家思想的各个方面，而且与法家、老子道家相互渗透、胶着在一起。然而，直接来源于儒家经典著作的论述是很多的，有的甚至就是脱胎换骨，直接来源于圣人之言。它给我们揭示了一条儒家政治伦理学说由春秋战国，几经周折，发展到秦代的走向，是一个不断地与法家、老子道家融合的过程，更是一个从纯粹理论走向实践的过程。它给我们提供的经验教训是，任何理论，只要具有厚实的民间土壤，具有为民请命的情怀，不论碰到什么艰难险阻，它都终究会沿着它自己的理论惯性，顽强地发展起来，甚至脱颖而出，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