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祥集团地址:中华民国成立时为何一张相片都没拍？

辛亥革命中，在英国公使朱尔典的调停下，南北双方开始停战议和。12月8日，唐绍仪任命为北方议和代表；次日，伍廷芳被推为南方议和代表。在这宝贵的和平时间里，独立各省代表也于12月12日齐集南京，准备用同一个声音来应对袁世凯的议和邀请。但在这个节骨眼上，领袖的人选问题遇上了麻烦事。黄兴被选为大元帅的时候，被人讥为“汉阳败将”；而在黄兴自甘退让、改由黎元洪出任大元帅时，首义地武昌又处于朝不保夕的危险境地，这让新胜之余的江浙革命党人颇不以为然。在袁世凯大摇和平橄榄枝的诱惑下，独立各省代表干脆秘密议定由袁世凯来充当临时大总统，条件是他反戈一击，推翻清廷。既然如此，领袖一职已成鸡肋，不过是起个过渡的作用。

鸡肋虽是鸡肋，但代言人还是需要的。12月21日，中外闻名的革命领袖孙中山抵达香港，4日后，孙中山在胡汉民等一干革命党的陪同下来到上海。孙中山的到来，令各省革命党为之头痛的领袖人选问题迎刃而解。不可否认，在革命党内部矛盾无法调和的情况下，此时也只有孙中山具备出任临时领袖的资格与威望。

孙中山原名孙文，1866年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市）翠亨村，13岁时赴檀香山投靠长兄孙眉，后返回香港学医。毕业后，孙中山并未从事悬壶济世的医生职业而是投身医国济民的大事业。甲午战争爆发前，孙中山曾北上天津投书，可恨李鸿章并未接见，洋洋万言书泥牛入海，毫无下文。此后，孙中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于当年11月返回檀香山成立了革命团体“兴中会”。次年10月，孙中山与杨衢云等人发动了一次流产的广州起义，由此遭到了清廷的通缉和港督的驱除。在历经多年的磨难后，孙中山日渐成为全球瞩目的革命闻人。1905年，在友人宫崎寅藏的引见下，孙中山与“国内革命的旗帜性人物”黄兴相会于日本，两个革命巨头的初次会面“谈论极洽”，后来即联合在日的革命团体组织成了一个统一的革命大联盟“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为总理并与黄兴一起领导了多次国内起义，由此成为清末革命的第一号领袖。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筹款，在得到革命消息后，他并没有立即回国而是先在欧美游说各国政府支持革命，特别是希望列强们能给予财政上的帮助。虽然这些外交工作没有取得任何的实质性结果，但孙中山回到上海后，还是受到了革命党人与群众的热烈欢迎。正当孙先生高举礼帽，向欢迎群众频频致意的时候，某不识相的记者挤上前去，劈头便问：“孙先生，你这次带了多少钱回来？”孙中山一愣，随后意气风发的大声道：“予不名一钱也，所带来回者，惟革命精神耳！”

12月29日，各省代表举行选举会，孙中山毫无悬念的当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于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据革命党人戢翼翘的回忆，孙中山当晚的就职仪式极其仓促简单，他看见“中山先生和胡汉民走进来，两人都穿着大礼服，戴大礼帽，胡汉民手拿文告，站在中山先生的身边。中山先生宣誓就职后用广东话演讲，我根本就听不懂。仪式很快就结束后，灯很暗，也没照什么纪念的相片。我们很奇怪为什么这样草率，第二天才明白原来是赶在这天改元，用新历。”

袁世凯在听说孙中山已经当上临时大总统后，几乎要把鼻子气歪。他的计划，原本打算用南北和谈来压迫清廷与革命党同时交出大权，一方面皇帝成为虚君，另一方面则让革命党取消独立，重归统一；最不济，也应该由国民会议来决定国体问题。但老袁没有想到的是，如今革命党竟然先下手为强，抢先成立临时政府以制造既定事实。这下袁世凯急了，他一面下令武昌前线的北洋军发起攻击，一面让北洋将领们发出“反对共和、拥护君宪”的通电，意在对南方施压。在听说革命党想以总统之位换取他支持共和的建议后，袁世凯佯装大怒：“某为大清总理大臣，焉能赞成共和！欲使余欺侮孤儿寡妇，为万世所唾骂，余不为也！”

在袁世凯的武力恫吓下，南方革命党也为之方寸大乱。相比袁世凯，他们的困难更大，当时南京城内外的各路军队如浙军、沪军、光复军、铁血军等，这些人要吃饭、要发饷，这每天的花费都不是小数目。据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胡汉民后来回忆，“有一次，安徽都督孙毓筠派专使来，说军饷奇缺，要求拨给二十万元。孙先生批示拨给二十万。但等我拿着批条到财政部时，库中仅存十洋。”就这十块钱，还是陈其美的沪军都督府援助给的（当时支援了南京临时政府2000元）。

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孙中山等人也想了很多办法，如发行军需公债、发动南洋侨民捐款、向外国银行借款等，但筹集的经费杯水车薪，到手即尽。在私下谈话中，孙中山也曾无奈地承认：“倘若数日之内无足够的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也将面临瓦解之命运”。没钱就不能办事，因此有人戏称孙大总统的命令非但出不了南京城，甚至连总统府都出不了，这样的日子，简直就是度日如年。

袁世凯这边也不是没有困难，北洋军前线打仗，同样是要用钱铺起来的。曹汝霖在回忆录中说，袁世凯“以军饷无出为辞”，隆裕太后“不能空言慰留，又无它法筹措，遂将慈禧太后历年积蓄之金条尽数交出，共有三十余箱，合银六百万两之谱”，但这六百万两很快就用完，在内帑告磬的情况下，隆裕太后只好请满族亲贵们毁家纾难，认捐爱国公债，但结果却是应者寥寥，个个哭穷。

前事不远，后事之师，明末崇祯皇帝要皇室大臣捐100万两银子去打农民军，这些亲贵们都说没钱，等李自成进京后向他们追银子，严刑拷打后竟然捐出来7千万两。据不完全调查，当时仅庆亲王、恭亲王、礼亲王、肃亲王及载洵、载涛、那桐等十余亲贵的外国存款即有3700万元之多，但“爱国有风险，投资须谨慎”，他们最多也只是敷衍认捐极少一部分装装样子而已。这还不算，掌权的庆亲王奕劻还想发“国难财”，据《光宣小记》中说，武昌起义后，原四川总督锡良曾自告奋勇率兵督陕，而向以卖官拢财的奕劻竟仍向其索贿八万两，锡良为之大怒：“生平不以一钱买官，况此时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