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河湾小区:如果苏格拉底有E-mail

我们似乎正生活在一个焦虑的数字化时代。几个星期前，我参加了一次大学校长会议。对于电子通讯的不信任和反对成为了会议一致的主题（时而是明显的，时而是隐晦的）。持续不断的电子邮件需求，博客潜在的不稳定性和病毒，各种各样电子通讯方式无规则地扩散，使得像总统一样的公众人物们感到很容易受到伤害。

今年年初，我被我的一个同事逗乐了，他把暂时减少网上购物视为大斋期（指复活节前的四十天）的适当牺牲。在我看来，网络行为开始成为人们值得放弃的恶习，其实正说明了IT世界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而在上周发生的事则让我们不再笑得出来，我的另一个同事成为了网络身份被窃取的受害者，这让她感到害怕和沮丧，为了挽回这一损失，她还花费了许多时间做无益的努力。

无论是作为公众领袖还是公民个人，我们很多人觉得信息技术已经将我们的社会引入了一个新的层面——其中包含许多积极的方面，但也展现出特有的危险。今天，我要先将我们的焦点转移到古代来思考这一命题（即当代信息技术独特的挑战性）。

具体来说，在古希腊文化中，有另外两种不那么容易（我们姑且说）“出现在屏幕上”的信息技术使当时的人们感到焦虑。这两种信息技术即是语言和写作。 我希望说明的是：1）并非只有我们这个时代才重视对新技术的关注2）说穿了就是：问题不在于科技而在于人。

我们可能不太容易把语言的能力视作一种“信息技术” 。圣奥古斯丁尝试撰写了西方文学中的第一本自传，来重拾他人生的起点，不幸地，也许我们已经忘记了圣奥古斯丁在他的自白中早已鲜明地意识到的问题。（值得指出的是，“infant”一词源于拉丁文中的infans，原意是“不能讲话”。）

我一直在思索奥古斯丁所写的一些段落，因为他用非凡的智力描画出了一个在使用语言之前的自我，不但提醒着我们控制语言所带给我们的超凡的能力，也提醒了我们语言出现的机缘性，语言的地位并非与生俱来的，而是人们为了与这个世界更有效地交流而后天习得的能力（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视其为一种弥补，一门技术）。

“逐渐我感觉到我在什么地方，并要向别人表示我的意愿，使人照着做；但是我做不到，因为我的意愿在我身内，别人却在我之外，他们的任何官感不可能进入我的心灵……

我指手划脚，我叫喊，我尽我所能作出一些模仿我意愿的动作，可这些动作并不能达意或是让我希望能够理解我的人来理解我……

（但是）通过一再听到那些字眼……词组……按各种语句中的先后次序，我逐渐通解它们的意义，便勉强鼓动唇舌，借以表达我的意愿。

从此，我开始和周围的人们使用互相达意的信号，在父母的约束下、在尊长的指导下，更进一步踏入人类社会暴风雨般的生活。”

《忏悔录》，卷一 第6章和第8章

奥古斯丁的杰出智慧强调了语言作为一种内部自我与外部世界连通的手段及表达欲望的宽带，在考虑交流或信息技术时，他几乎不可思议地引入了一个反复浮出表面的主题。引人注目的是这一主题并非沟通的媒体为内部自我与外部世界提供了联接，而是围绕着这些联接所产生的焦虑感。我们发现焦虑甚至是奥古斯汀的最终结论，即语言习得物将他卷入了人类社会暴风雨般的生活中。

让我来继续关注一会儿通过讲话来参与沟通的矛盾心理。这种能力在西方文化中几乎普遍地被认为是一种长处。我之所以说“几乎普遍的”，是因为还存在这样一种思想，这一思想开始于古典时期（并且持续地在改进形式，一直延续到今天），他们认为如果女人能够像地球上那些愚蠢的野兽一样一直不能说话会更好。古代诗人塞蒙尼德司和赫西奥德、剧作家欧里庇得斯以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斯都对于女人拥有能够和他人交流的语言能力而表示过担忧。在欧里庇得斯的剧作中曾经出现过对这一观点的经典表达，通过剧中的头号角色——希波吕托斯（Theseus之子）有关讨厌女人的一段咆哮来传递这一观点。在许多其他对于女人的抱怨声中，他叫嚷道：

 “我讨厌聪明的女人——

上帝不允许我有一个超过女人才智的妻子在家！

聪明的人欲望会作怪。
他们心中的界限使他们拒绝那些愚蠢人们的色欲愉悦。
我们不应该容忍仆人们接近他们，

而应该让不会讲话的野兽陪伴他们。
长着牙齿的哑巴……但他们将不会交谈，

对于女人说话的担忧，其原因可以被大体总结为潜在的女人的“社会交往”。这些思想家们觉得需要保护并监督这一能够实现内部和外部之间轻易交流的特殊的“信息技术”。说话的能力——正如奥古斯丁清楚地意识到的——使得自我意识和身体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渗透，这对于女人来说尤其能够产生问题。

文字这一新技术的出现，有点像互联网的发展，明显地更广泛地产生了扩散到整个文化中的高度焦虑感。要说的例子是书写第一次被提及的时候。它出现在荷马的《伊利亚特》第六本中 （我们相信这部作品内容本身是通过口头而非书面创作的）。荷马史诗般的英雄们显然不是那么有文学修养的。曾几何时，当决定派希腊勇士海克托去和特洛伊的保卫者单打独斗的时候，运气是早已注定了的。每个人都在他们的签上做一个“标记”并将它扔进一个头盔。然后使者会在头盔中抽一支签。但那不是什么他可以读出来的东西，他必须拿着它转一圈依次给每个人看，直到辨别出它的主人。显然，这个“标志”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读出来的。但荷马知道如此可辨认的标志（那就是文字）的出现。在他对这些符号的一个喻指中，他称之为“semata lugra”—— 忧伤的符号（“sema”在希腊语言中代表“符号”，我们现在语言中的“semantics符号学”和“semaphore旗语”都来源于此；而“lugra”则意味着“忧愁的”或“悲哀的、忧伤的”，“lugubrious忧郁的”一词即来源于此）。这些“符号”在荷马的传说中之所以是“忧愁的”，与今天我们新的通讯技术出现时所带来的恐惧和怀疑有着密切的关联。

荷马在《伊利亚特六》中写到的故事是很复杂的，我不想再做细节上的分析。其中涉及到英雄柏勒罗丰被要求携带一封书写的信简（上面带有忧伤的符号）送到一个遥远的国王。我们所关心的这个故事的走向可以从我们所熟知的后来的故事版本中有所了解（我想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就是最典型的代表）。这封文字信息是用来告之对方“杀掉这个送信人”。你也许会想起，在《哈姆雷特》中，当哈姆雷特负责传递他和他昔日最好的朋友罗森格兰兹与吉尔登斯吞之间的消息时，这场传递行为本身就是出卖。（事实上，在荷马的版本中这则信息被反驳了。）但必须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西方传统中最早的资料上对于文字包含着深深的不信任，人们假设它会被肆无忌惮的权利拥有者们用在邪恶的勾当上。

今天，我们可以认为这些荷马式的文字表现手法——把“杀掉送信者”当做文字的最基本用途——是天真和可笑的。但在一些深层的感觉上，荷马一直是对的。同强壮的个人一样，有力的技术自身的长处也同样是它们的弱点。书写能力的发挥具体地包括传递信息的能力，作者的意图（好的或者坏的），需要跨越的距离和时间。更深一层，这一传输可以使用不会导致信息的扭曲的工具（像在“打电话”的游戏中一样），事实上，不需要能够意识到信息内容的送信者。文字信息的固体形式和可携带性的确成了它作为一种科技的最重要的资产，但是潜在的“杀掉送信者”这一情景则滥用了这些长处。

当然，正如我提到的，荷马对于文字简短而又令人不安的刻画，来自于书写的技术还很新并且鲜为人知的阶段。我们相信荷马诗歌是在公元前750年左右创作的，我们大约在公元前730年才在希腊发现了第一个文字的证据；它是统治机构的简单的书写记录：存货清单、官僚名单。那关于之后的希腊，我们倾向于将其视为高度文明的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呢？当然，在以后的年代里我们会发现，荷马笔下那些对于写作天真而又质朴的怀疑将会被取代。

好吧，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发现，在我们所赞赏的古希腊文化中，现代人已经轻易地把我们自己的观点强加在了古代社会中。例如，曾有报道声称， 在公元前第五世纪和第四世纪“绝大多数”的雅典公民有读写能力——即伟大的“黄金时代”的雅典。而最近的最严谨的关于该问题的研究却得出这样的结论，“以阿提卡的人口作为整体（即雅典的一个地区），识字率应该大约在5%到10%之间”[1] （值得一提的，出于对比的目的，同样的研究也提醒了我们，在19世纪晚期的西西里，识字率仅为男性21%，女性9%。）。在古代雅典的环境中，这也许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在荷马之后的两个半世纪，希腊文化对书写技术所潜在的负面效果仍然显示出非常大的担忧。最著名的就是，在柏拉图与菲德拉斯的对话中提炼的争论（当然，被放进了苏格拉底的嘴中）。

在一个简短的指向菲德拉斯的结尾的段落中，苏格拉底集结了一张反对使用写作的火力网，更确切的说，同讲话相比，贬低了写作。苏格拉底确信，写作的实践将会导致健忘，因为人们不再依赖内在记忆本身，转而信任（仅仅是外部的）符号。这样的写作将会展现出智慧的表象，却并非真实，因此，那些依赖书写的人会熟知一些观点，却并非真正的智慧。苏格拉底警告这样的人，将会“被智慧的自负感骄傲感，而非智慧本身所充斥，他们将会成为他们伙伴的负担。”

除了写作带来的辅助记忆会让记忆丢失，苏格拉底同样反对写作的固定性，即写作只能反复地指向相同的事物。在这方面，他将写作的艺术同绘画进行了对比：他说“当画家的作品出现在我们面前仿佛它们是有生命的，但如果你向它们提问，它们仍然会保持着庄严的沉默。同样的对与写作的文字而言：它们看起来像在跟你说话，仿佛他们是聪明的，但如果你从一个指定的需求出发，问它们关于它们所说的任何问题，它们只会永远告诉你同样的事。 ”

现在这一批评尤其激起人们的兴趣。在某种程度上，因而它清晰地例证了许多学者曾经认真讨论过的问题。那就是接受一种新的技术（无论是电视还是广播或是书写），通常伴随着对其无力实现旧的技术能够实现之事的批评，即使（事实上，恰好如此）这些并非是对新技术恰当的评论。因此，辩论家苏格拉底将书写视为有严重的缺陷，因为它没有，也确实不能，参与苏格拉底的对话。你无法向它提问，它也不会回应。在某个层面上说，这种批判简直跟书写无关，它深深地被误解了。

苏格拉底的批评对我们来说仍然更为有趣，因为，对现代人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书写的稳定性是关键。我们将其看做写作最有价值的一个优势。确切地说，我们害怕在网站上丢失的文字，所以我们坚持在本子上书写。电子文档潜在的易变性、不稳定性，对我来说似乎同邪恶的滥交一样，是无需争辩的缺点。回到我们的话题，让我们感到有点自相矛盾的是，苏格拉底对于书写最后的批判，竟是书写主张的平等主义：（又一次，我引用了菲德拉斯的话）“文字漂流到所有的地方，并非只到达那些能够理解它们的人手中，而是平等地传递到那些与之毫不相关的人们手中；书写并不知道如何抵达正确的人，但这一传递也不存在错误。”

在这里我们面对的不是我们的人文学者幻想中的理想雅典人的尴尬，而是真正的雅典人的尴尬。没错，雅典是民主的，但那不是我们应该认可或在其中感到舒适的民主。事实上，苏格拉底担心的是写作带来的对知识民主化的威胁，如果采用文字的形式，你怎样才能占有知识，使他们不落入那些“错误的”人手中呢？

一方面，对于柏拉图来说，写作滋生了真正公共信息的幻觉，信息无差别地分布在“民众”之中（当然，在希腊语中只是简单地意味着“许多人”）。但另一方面，苏格拉底所详细阐述的要点，是更加认真的写作以新的方式使个人知识和个人自我的发展成为可能，不再需要在集会场所（市场）互相迁就地对话，或许也不再需要被公开监督，或是在这种情况下做涉及讲座的公众启蒙。今天，我们担心最多的似乎是电子科技将会威胁隐私；无需多说的是，苏格拉底害怕的就是书写会创造隐私。

在此，我想转而更具体地考虑我们遇到的这些对信息技术批判的持续性和非持续性。我尤其想给带给你们的是菲德拉斯关于书写的冥想，因为我认为——如果你之前没有读过的话——它一定会带给你震撼。柏拉图制造的一些假设带给我们的是完全违背直觉的撞击，然而其他人的观点（也许这样讲并不太舒服）都是相似的。

面对一种交流的新技术，我们发现，荷马和柏拉图担心的都是它会带来危险的隐蔽性，一种令人不悦的隐私的发展。今天，我们担心的是信息产业将会带来一种无法预料的开放式的沟通，缺少我们一直重视的隐私性。考虑到书写文字，柏拉图担心的是它的固定性，而无法实现交流；今天，我们担心的是电子文本的流动性，它能够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实现交流——两者角色也许不再是固定的，似乎我们已经开始变得习惯于此。柏拉图担心书写的兴起会伴随着我们真实记忆的流失。随着我们接触的大量的碎片信息的增长，我们对自身注意力的持续期间会减少，我们应该减少还是加深对这些事的关心？在某些情况下，古代人和现代人的关注点是完全类似的；在另外一些情况中，却又几乎完全相反。但我认为他们的阵容展现给我们的是，他们对于“技术”本身显然不是真正的关注。

几年前， 《教育网站评论》发起并举办了一场刺激的圆桌会议，会议出席者均为电脑专家，从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雪莉•特克尔到布兰•费伦——当时是沃尔特•迪斯尼的副总裁——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一度交流的内容变成了科幻小说的材料，当特尔克轻描淡写地说到：

“我们承认对于像我们一样的人类来说，机器现在已经足够同他们进行某种社会交往……
界线已经从图灵测试转移到了《银翼杀手》电影结尾中的问题——当一台机器挽救了主角的生命，并且他爱上了这台机器——和机器之间保有怎样的关系才是合适的？”

或者（这次还是特尔克）：“人们并非理性的动物，他们是感情的机器。” 然而，在临近会议结束的时候，费伦大胆地提出“人们在网络上寻找的最有意义的东西对于电脑来说都是毫无用处的。网络真的只是一跟线和两个铁罐，计算机在中间，但他们仅仅是在做信息传递而已。”没错。

我们回到奥古斯丁所强调的，信息技术是连接我们的内在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媒介，一种总是有些神秘化的，总是具有潜在威胁的传递——无论是通过耳语还是网络实现的。从语言到文字到各种形式的电子通信，这些可以为我们所用的信息技术，已经持续不断地扩散到我们也许要练习去影响和控制的领域之内。但与此同时，它们当然也已经延伸到了我们也许仅仅被影响的网络之中（人和现象都是），正如奥古斯丁进入语言的世界，不仅使他能够向他人表达自己的欲望，同时也使他容易受到他人欲求的干扰。

电子媒介的出现已经增加了这场相互作用的砝码，但我相信交易最基本的特征没有改变。如果我们今天觉得面对一捆书比面对电子文档更加安全、更加可靠，存在更少的侵略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书籍。一方面，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些文字的暗示怎样曾经困扰了我们的灵魂（比如柏拉图）。另一方面，我们需要记住书籍确实暗示他们自身进入并成为了我们灵魂的一部分。在这我要引用斯文•伯基特在《古腾堡哀歌》中被他称作“阅读生命的影子”的细腻描述：

“当我合上那本书，它的影子它的灵魂还活着……

如果我们已经深深地被这本书所吸引，我们便将其中的共鸣当做一种呼应，一遍又一遍地思考其中的一个角色，一段情节……

那些真正触碰到我们的作品……成为永久的参考观点。

我们不仅深情地回忆起它们，我们还常常回忆起我们阅读它们的时光。”

 （第95、103、104页）

从我们的自身经验出发如果我们认可这种解释——至少我认可——我想我们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浏览网页获取的信息同古抄本书籍一样在一点点充斥我们灵魂，也许还更多。我们把我们的思想和意图对他人公开。我们的信息技术不但使我们强大，也使对他人而言变得脆弱和可渗透，还要控制我们自身的冲动。在此，我从伯克茨对自身刻画的描述中发现了共鸣，他称自己为“仍然相信语言而非技术才是真正的进化奇迹的人。”（第6页）

无论是柏拉图还是我们对于通信技术的关注，证明了信息技术并非是我们创造和理解信息的方式，而是构成了我们的自我和我们构建的社会本身。在面对信息技术时必须要做的事提出疑问，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思想或智力能力将会通过我们所习惯的信息技术而被形成（无论是被延伸、被减少还是被降低）。柏拉图担心我们的记忆会随着印刷字的出现而萎缩，也许他没有错得那么多！当代科技恐惧症患者们同样自信地预言注意力范围的缩减——虽然连续的注意力时间被许多X-世代的成员在目前最流行的电脑游戏之前所记录。

但是真正的恐惧甚至比缩短我们的记忆更为阴险，那就是切断（或许更糟的是腐蚀）人类的连接。荷马将书写与秘密和谋杀意图相关联。总的来说，我们对于电子媒介的不信任更加极端。但此外，他们对于技术几乎无能为力。我们对技术的不确定，和我们理解、控制自己的能力有关——即和他人展开有意义地、互惠的关系。在本周的《高等教育编年史》上有一篇文章讨论了关于谷歌发布的数字化图书馆资源项目而引发蔓延的恐惧；作者认为我们需要的是“行动的信心”，他说“多一点信任，我们就能从网络社会中获取多一点新能力的益处。”[2]；“信心”，“信任”——我相信在我们和新技术的相互作用之中确实存在着利害关系。在菲德拉斯看来，苏格拉底最终抛弃了写作的话题。最后，他得出结论，一个人是否说话或写作不会产生太大差异；唯一重要的是他是否能够理解心灵。对此我非常同意。

[1]哈里斯，威廉五世。《古代文学》 （哈佛大学出版社，1989），114页

[2]詹森，迈克尔《出版业一点也不怕谷歌》，高等教育编年史， 7月8日，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