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是如何从国家副主席的位置上跌落的

　　安定，能符合毛泽东的想法吗?他的想法是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

　　毛泽东的态度急转直下。

　　毛泽东在南方巡视了近8个月后，于1966年7月18日回到北京。

　　当天，他就听取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并看了“中央文革小组”报送的一些材料，对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形势非常不满，但还没有在派驻工作组问题上表态。

　　但是，刘少奇去汇报工作时却吃了个闭门羹。

　　这难道不是毛泽东的一种态度吗?

　　7月19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陈伯达提出撤销工作组，“工作组不会比学生高明，工作组都自称是党中央、毛主席派去的。有的工作组整学生。”

　　邓小平当即反驳说：“对工作组要正确估计。我们对这样的运动没有经验，他们也没有经验。坏的工作组可以先撤，好的工作组可以保留，代理党委工作。”

　　刘少奇说：“工作组有好的，有坏的，他们在第一线，有他们的辛苦，要求不能过高。现在是如何帮助他们、教育他们、总结工作经验。学生中间认识不一致，行动不一致，可以再辩论一个时候，取得经验再向黑帮进攻。”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5日的一次小组会上，江青谈到这一情况时说：

　　22号晚上胡克实同志汇报说：“已经走上正规了。”这次汇报会雪峰同志参加了。我们的组长、顾问没有发言权，讲一句话就被打断。这次汇报会共用了5个多小时，薄一波、陶鲁笳却讲了3个多小时，他们的锋芒完全针对学生的。他们有充分的发言权。

　　但是，正如林彪说的“背靠大树好乘凉”，“中央文革小组”的“大树”就是毛泽东。

　　7月24日、25日，他同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严厉批评了工作组：有这么一段，运动冷冷清清，就是6月20号左右以后，有许多地方冷冷清清;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都要把它撤出来。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阻碍革命势必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工作组捣了很多乱，要他干什么?

　　对此，刘少奇没有表示什么不同的意见。他服从了毛泽东的决定。

　　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27日，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28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下达《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同时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

　　29日，人民大会堂，人头攒动，来自北京市的万余名师生正在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雪峰等人的讲话。大会宣布了中央的决定：撤销工作组。

　　刘少奇的心情同其他领导人一样，都有一种“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感觉。

　　形势发展了，自己却落后了。

　　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主要是靠你们各个学校广大的师生员工在革命的实践中间来学会革命。

　　我现在要讲一句老实话，包括我在内，我们现在只能向你们学习，只能听取你们的意见，不能提出什么意见来帮助你们，我们不了解情况。

　　整个会场鸦雀无声。人们都在静静地倾听着共和国主席、党中央副主席那茫然无措的话语：

　　怎样革命，现在只能讲一句话，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广大的群众，依靠革命的同学、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团结广大的群众，放手发动他们进行革命。更具体的方法你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现在，北京各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有两个多月，你们知道的比我们多，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你们现在有饭吃，吃饱了又不上课，党中央决定半年不上课。半年不上课干什么?干革命，专门干革命。在这半年中间你们可能取得很大的进步。我们也可以跟着你们学习一些

　　刘少奇不得不对撤销工作组一事提出赞成的意见：

　　过去曾经派工作组，刚才雪峰同志、小平同志、恩来同志都讲了，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现在发现，工作组这个方式不适合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工作队员过去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是在你们学校里面做的，他们犯了错误或者做了好事，是在你们学校里面做的，成千上万的人看到了，你们都清楚。

　　对运动的后果，刘少奇此时不可能预见到。但是，他还是以商量的口吻，向同学们提出了一个建议：

　　根据最近运动中的经验，我只是提一点建议。就是你们在运动中间要保护少数，保护那些意见不同而占少数的人……你今天是多数，经过辩论之后，明天可能变成少数。你在这个问题上是多数，在另外的问题上你又是少数。不只是错误的意见是少数，有的时候正确的意见也可能是少数。我自己有这个亲身经验，有些意见我提得并不错，讲得并不错，结果是少数。毛主席在过去一段时期内，也有过这种情形。所以，保护少数这个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不然，运动不能很正常的开展……

　　刘少奇等人在讲话时，毛泽东在后台。

　　刘少奇讲话结束后，毛泽东从后台出来，接见了全体师生代表。

　　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在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74人、候补中央委员67人，各省市区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列席会议的人中，有一部分是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为代表的师生。这可是历次党的中央全会所没有的情况。

　　由于这次全会是仓促召开的，直到7月27日才发出通知，刘少奇就根本没有时间来准备报告。因此，只能作一个口头报告，并由周恩来等人插话补充。

　　毛泽东在开幕会上说：“这次八届十一中全会，今天以前算作小组预备会议，从今天起正式开会。大概是1号、2号、3号、4号、5号，开5天。今天开一次大会，全体到，中间开3天小组会，最后开一天大会，就行了。”

　　实际上，会议一直持续了12天。

　　在邓小平宣布大会议程后，刘少奇在会上向全会报告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在国内国际工作中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重大举措，同时向全会报告“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工作，并在工作组问题上承担了责任：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的情况，一星期向主席汇报一次。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工作组问题上出了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陈伯达同志早就提了不派工作组或者撤出工作组，提了三次。……第一次提出来没有多讨论。第二次陈伯达书面提出两条。讨论时，多数同志还是要工作组，我也发言要工作组，认为工作组有方便之处，要去就去，要撤就撤。

　　说到这里，毛泽东插进来，厉声说：“当时只有去的问题。”

　　刘少奇不得不解释：“那个时候已经是撤的问题。我说这个比较简单，要撤，下一个命令就撤了。”

　　毛泽东厉言反驳：“陈伯达撤了，你们就没撤。”

　　刘少奇继续说：“当时我想，是不是下这个决心撤，还是先看一看。第三次，伯达同志又提出这个问题，又讨论了一次，多数同志还是不主张撤。我仍是以前的观点。我认为这一方法较机动，没有下决心撤，要看一看;同时，主席快回来了，回来再请示决定。主席回来的第二天，又开了个会，感到是个问题。这个时候主席回来了，我们就请示。主席就下了决心，撤销工作组。主席头一天就跟有些同志说了。陶铸同志、李雪峰同志也到我那个地方谈了。”

　　毛泽东疾言厉色，再次打断刘少奇的讲话：

　　工作组，不到10%是好的，90%以上的工作组是完全错误的。工作组不管怎么样是做了坏事，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个坏作用。一般说，就是90%以上的工作组干尽了坏事。

　　派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实际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会议一直持续了两个小时。

　　气氛也一直紧张了两个小时。

　　第二天，鉴于有些中央负责人还没有讲话，就又安排了一次大会。周恩来、陈毅、李雪峰等讲话，都对工作组问题作了检讨。

　　周恩来说：“对于工作组问题，我认为常委特别是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对派遣工作组负责任。”“一直到主席回来，我们汇报的时候，还主张工作组不撤，这就是更大的错误。”

　　当天晚上，为了取得对运动的感性认识，刘少奇决定到建工学院。

　　李雪峰非常诧异：只有他去见刘少奇的规矩，没有中央领导人到他这里来接他的道理。

　　在国家建委主任谷牧、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的陪同下，刘少奇到了建工学院。事前，刘少奇要“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参加，他们派来了戚本禹。

　　刘少奇在北京建工学院出席了两派学生的“辩论会”，最后讲了话：

　　看来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组负责，我们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责任。派工作组是党中央同意的，市委跟上来了。因此看来，主要精神不派好些，派工作组不对。工作组在你们学校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你们清楚，我们还不清楚。有党中央、新市委的责任，谁的就谁负责。

　　这个会不要叫辩论会，叫讨论会好不好?有不同意见讨论嘛!有错误改正错的，对的坚持，错了改正，团结起来。如果我能够帮助大家做些团结工作，我就很高兴了。

　　刘少奇临走前，提出第二天还要来听意见，听两方面同学代表的意见。

　　3日，刘少奇再次来到建工学院，把“八一团”、“革命团”两个群众组织的头头找来，又找来两派的普通同学，听取他们的意见，向他们耐心做工作，希望他们两派学生不要对立，而要团结起来，共同把运动搞好。

　　但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气氛却是越来越紧张。

　　毛泽东的态度也越来越鲜明，语气也越来越严厉。

　　4日，刘少奇参加了全会中南组讨论。

　　对前一段的工作，刘少奇主动承担了责任，同时也流露出一种无奈的心情。

　　刘少奇没有想到，这次全会后，他真的下台了。

　　但他已经有了这种思想准备。

　　4日下午，本来通知说是要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全体会议。当代表们到达会场后，突然接到通知：下午不开全体会议了，改为小组讨论。

　　与此同时，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再次尖锐批评工作组问题，并对前一段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提出严厉批评，同时也含沙射影地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

　　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运动，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点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6月20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格处理。

　　毛泽东越说越气愤，眼看着又要牵连到别的人和单位。

　　刘少奇主动出来承担责任说：“这段时间，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打断他：“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刘少奇再次对派驻工作组承担责任，并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

　　当叶剑英汇报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有什么牛鬼蛇神。

　　隔了一晚，就来了一个晴空霹雳。

　　平地一声惊雷起。

　　8月5日，毛泽东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写了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接对准了前一段时间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刘少奇对此并不知情。这天，他会见了赞比亚工商部长钦巴率领的赞比亚友好代表团全体成员。

　　这是刘少奇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回到家里，周恩来打来电话：最近一段时间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

　　6日，毛泽东让秘书打电话给正在大连休养的林彪回北京参加全会。当晚，林彪乘专机回京，直接进入人民大会堂出席会议。

　　7日，全会向与会人员印发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连续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批评，与会者一下子就明白了，毛泽东写这张大字报不是无所指的，而是直接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立即转了向，刘少奇、邓小平开始受到批判。

　　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使“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动合法化。这是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正式的系统的文件，把“文化大革命”全面推向全国、推向深入。

　　对这一决定，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是“模模糊糊”，“实际上是反对的。”

　　接着，会议就转入了对毛泽东的“大字报”的讨论，连带着，是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大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