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窗玻璃压条:“汉奸”周作人的晚年：年届80跪在地上受批斗

　　1919年大地寒凝的季节里，地处北京西城八道湾胡同11号的一座大宅院，迎来了它的新主人——从浙江绍兴迁京的鲁迅（周树人）一家。鲁迅系周家长子，早年丧父，家境日衰，自16岁开始即挑起家庭重担。后来，鲁迅和二弟周作人先后在京谋得了工作，于是决定打破“越人安越”的旧习俗，举家进行“大转移”。这也是拥有12口人的大家庭，在北京共同购买的惟一住宅。

　　鲁迅、周作人两兄弟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即与我父江绍原结下了师和友的双重关系。他们之间不仅在学术研究上常有交往，之后又接纳我们一家人住进这所故宅，先后达三十余载，因此对于故宅里发生的风云变幻、故宅主人经历的沧桑岁月，有所见闻。


　　
　　这是一座具有“三进”四个院落的大宅院。初迁来时，鲁迅的母亲住中院北房；周作人一家住后院北房的西侧三间；周建人一家住后院中间的三间；东侧三间是客房。鲁迅把中院西厢房三间作为自己的书房和卧室，为的是便于照顾母亲；后来又改住到前院前罩房的中间一套三间里，为的是便于静心写作（这里即是《阿Q正传》的诞生地）。全家人在院内种了许多花木，不但使空气清新，且显得生机盎然。
　　
　　鲁迅对于两个弟弟十分关心。原来留在家乡侍奉母亲的三弟周建人来京后，即帮他进入北京大学攻读哲学课程，随后又介绍他往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工作。二弟周作人患肋膜炎住院，不仅由他亲自照顾，甚至四处奔走，借高利贷以应急……正是鲁迅为全家人尽到了一切责任，因此也得到了家人的尊重，兄弟之间和睦相处，手足情深非同一般。
　　
　　家庭生活安定了，鲁迅和周作人在五四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大潮中，双双站在新潮的前列，步入了辉煌的人生路程。在共同居住于此将近4年的岁月里：鲁迅利用业余时间写作了举世闻名的《阿Q正传》以及《祝福》《药》等佳作，还译著了大量外国小说及文学作品；周作人也继《人的文学》问世后，又撰写了《平民的文学》、《儿童的文学》等力作，同时还创作小说、新诗、散文等。值得一提的是，周作人曾对当时日本知识界创办的“日向新村”十分赏识，并把“新村”的理想积极介绍到中国，使他名噪一时，毛泽东也曾登门拜访过他。周氏兄弟二人除了奋力创作，还热衷进步社团活动，如参加向北洋政府“索薪”请愿运动，抗议政府摧残教育，积极支持北京学生发起的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等。
　　
　　当年，这所故宅可谓是文坛巨子、著名学人经常出入的地方。这里留下过李大钊、毛泽东的足迹，蔡元培、胡适曾造访于此，许寿裳、钱玄同、俞平伯、孙伏园、沈尹默、刘半农、章廷谦、马幼渔、齐寿山等人，更是这里的常客。
　　
　　俗语云：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到了1923年秋，当兄弟二人正在为“文学革命”改造社会的战斗正酣时，周府遭到了晴天霹雳的变故，亲密无间的怡怡兄弟，在旦夕之间竟成参商。周作人竟然听信了其妻羽太信子的一面之辞和莫须有的谎言，不顾过去兄长对他的一往深情，给鲁迅写下绝情信，不许鲁迅再到他住的后院来，并拒绝了鲁迅要与他交换意见的要求，从此摧毁了往日全家的安宁。
　　
　　周作人的妻子一向对鲁迅和周建人存有不满。她主持家务大手大脚，经常入不敷出，需借贷弥补，鲁迅曾为此劝其要节俭持家，使她更加不满。周建人在京因一时无工作、无收入，也经常受到她的蔑视。周建人赴沪工作后，曾提出要其妻羽太芳子（羽太信子的妹妹）去上海共同生活，芳子又在她的阻挠下拒绝了丈夫的要求，并说出“不去上海、不离婚，要陪姐姐”等绝情的话。
　　
　　由于信子把鲁迅视为眼中钉，从不满到忌恨，终于迫使鲁迅改在自室吃饭。为了推脱制造家庭不和的责任，她又利用鲁迅对她“不敬”的谎言，来激怒平日只顾读书写文、不谙家事的周作人，以达到自己在家里一手遮天的目的。当鲁迅被迫迁出故宅，回来取书物时竟又遭到周作人夫妇的咒骂和殴打。从此周氏一家分崩离析，形成了一场永不可解脱的人间悲剧。鲁迅在宫门口胡同购得固定住房后，将母亲接去居住，周作人前去看望母亲，兄弟也不再讲话。
　　
　　兄弟失和后，八道湾的日常生活逐步陷入困境。七七事变发生后，北平沦陷敌手，北京大学教员纷纷南下，而周作人不顾友人劝告，称留在北平闭门译著为生。但是，不久他即参加了日本军方举办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开始迈出了与日军合作的第一步。
　　
　　不久，在八道湾发生了“遇刺事件”。刺客的子弹打在周作人的棉衣扣子上擦伤了皮肤，他捂着肚子从客厅跑回后院，倒在信子身上大喊“救人！”他的躯体虽未受大伤，但已吓破了胆，事后欣然接受由警署派三名便衣警卫进驻院内。为了避免再次发生危险，他辞去了前往郊外的燕京大学的教席，接任了伪北京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之职。1941年，汪精卫政府又委任他为政务委员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终于完全下水，成为依附日本侵略军的御用工具。他开始大兴土木，翻盖住宅：在家中改建日本榻榻米式的卧室，供他夫妇享用；把鲁迅最早居住过的西厢房改为他的客厅“苦雨斋”；东厢房改为他的藏书库……但值得庆幸的是，家中的前院和后院没有被他改动，鲁迅撰写《阿Q正传》的书房以及后院曾经接待过中外名人、烈士遗孤的客房，至今仍以原貌保存，它们成为至今中外友人寻访这座故家的重要瞻仰地点。
周作人除了翻盖房屋，他又购买了大门对面的一块公地修建车库，购置了左邻的两座小住宅。从此，凡家中的家具、什物都去日本人开的商店买，家中不论大小生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治，过生日、过满月都要庆贺，终日车水马龙宴席不断，好一番高官厚禄的政客生活！
　　
　　只是好景不长，他任伪教育督办两年后，即被罢了官，只保留一个国府委员的闲职。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以汉奸罪将他逮捕，被解往南京关押，成为阶下囚。其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全部没收，其家属被赶到后院北房居住，其他大部分房屋被国民党政府军队占用。
　　
　　1949年北平解放后，即将倒台的南京政府将周作人取保释放，辗转返回北方（后经北京市法院判决剥夺其政治权利）。由于一家生活无着，周作人开始以笔名在报刊上发表小文、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以及编著关于纪念鲁迅的书籍；出版总署为了用其所长，邀他翻译希腊文学作品，每月预支他部分稿费以维持生活。后因其妻信子患病，医药费大增，他不得已将自己记载了68年的日记卖给国家（现藏北京鲁迅博物馆）。
　　
　　八道湾旧住址自解放后，即由解放军一个连队进驻。许广平从上海迁居北京后不久，曾邀周建人同往察看。在后院的大槐树下，许广平向住在院里的人们说：“这所住宅中原属周作人的房产已没收归公，属于鲁迅和周建人的房产，已捐献给国家。”她边说边环视院子一周又接着说：“我们把房子捐献给国家了，但是周恩来总理表示，今后这里将辟为纪念鲁迅的场所，建立一所鲁迅小学。”许广平讲后，周建人频频点头称是。当时我家也住在这里，许广平还亲自托付我母亲帮助关心这所院子的变化。
　　
　　自从房管部门接管这所院子后，解放军退出，陆续搬来许多住户，从此形成了一个居民大杂院。周作人一家也同一般住户一样，每月交纳住房租金。他为了维持生活，在这嘈杂的环境里，仍然伏案译著。这时信子患病，时常与他争吵，他向政府申请恢复选举权也未获准，这使他深感凄苦，自称是“寿则多辱”。
　　
　　信子病逝不久，他为了缩减开支，立即辞退了女仆张淑贞，辞信云：“近来因开支增加，每月须要付房租，并寄西安补助费，对于你处所送之款不能再送了，特此通知，尚祈原谅是幸。”这位往日清高、讲究礼遇的周作人，虽已穷困潦倒，仍然不能采取当面讲明的办法，还须运笔致函，表现了他长期书写的习惯和士大夫气习之深。
　　
　　周作人心绪稍加调整，又开始了一项新的写作计划——翻译希腊作家路喀阿诺斯的《对话集》。这是一部比较深奥的作品，译起来比较费力，但这是他多年来的宿愿，决心奋力而为。
　　
　　他终于在80岁高龄之时完成了这一心愿，这部共20篇、计48万字的《对话集》被写进了他的遗嘱之中，书云：“余今年已整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尔死后即付火葬或延例留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销迹灭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惟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可见此举在他心目中的分量，此时的他已是身心疲惫、身患前列腺肿瘤的老人，自以为可以平静地告别人世了，不料在他的生命之舟即将驶到尽头之时，又遭到了灭顶之灾。
　　
　　“文革”风暴开始后，1966年8月24日，一群红卫兵冲进了这座宅院，宣布对周作人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把他住的榻榻米卧室砸得稀巴烂，全家被洗劫一空。
　　
　　周作人被赶到院子里，跪在地上接受批斗，手持皮带的红卫兵边打边审，迫他老实交待罪行。他们为了留住周作人的“活口”，又把他的独生子周丰一揪来陪斗。这些人将周丰一绑住双手，推倒在地，连踢带打，被打破的衣衫浸满血迹，人被打晕过去又被大雨浇醒过来，再斗再打，不让有喘息的机会。一个红卫兵在拷问中，还把周丰一的手表掠下来带在自己手上……
　　
　　周作人跪在一旁目睹了这一切，也晕了过去。红卫兵们把他撵到狭小潮湿的洗澡间里，令其躺在地下木板上，只给玉米面粥充饥。他身穿黑布衣，上挂写着他名字的白布条，并且任凭人们在窗外观看和辱骂。后来，红卫兵们为了制造声势，扩大“战果”，又把其他“专政”对象也集合起来游街示众。游街时的周作人已无人色，脖子上挂着沉重的大牌子，更无力行走，只能跪在地上边呻吟边爬行……历经多次折磨的周作人，曾多次暗求家人给他安眠药，渴望尽快了此一生，但未能如愿。直至1967年5月6日他才算结束了一生。此时此刻无一人在其身边，当人发现他死后通知其家属前去收尸送火化场，连骨灰也没有准许收取。
　　
　　周作人逝世后，有人竟借此编造了一个谎言，诡称：在周作人逝世后，曾给亲友“寄去讣闻”，但亲友接到后考虑再三，“没有参加追悼”等等。而凡经历过“文革”的人们都会清楚，在惊心动魄的十年浩劫中，有谁会为一个“反革命分子”发讣闻、开追悼会呢？
　　
　　（江小蕙　北京市政协文史办供稿）
　　
　　《纵横》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