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雀台 曹操对灵雎:我的西花厅生活——采访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

我的西花厅生活——采访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

发布时间:2011-07-14 10:38 作者:赵曦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1294次

　　采访时间：2001年夏

　　采访地点：北京西便门外大街周秉德的家中
　　采访对象：周秉德（时年64岁）周恩来的侄女
　　原中国新闻社副社长、全国政协委员
　　采访记者 赵曦 　　“我一直叫伯母亲妈” 　　周秉德是周恩来三弟周同宇的大女儿，建国后周恩来要求把弟弟的职务安排得尽量低、工资尽量少，因此周同宇的家庭生活稍显拮据，于是，三个大些的孩子便被大伯安排到身边。1949年6月周秉德第一次走进中南海——这个后来全国人颇感神秘和神圣的地方，开始了她红墙之内的生活…… 　　记者：我们都知道，您虽然和总理生活在一起，但您不是他亲生的孩子，那原来你们家一共兄妹几个呀？ 　　周秉德：我们兄妹6个，三男三女，我是老大。 　　记者：跟周总理生活时间最长的还是您，是吧？ 　　周秉德：我，还有我弟弟秉钧，妹妹秉宜。老大、老二、老三，我们三个住的时间长。因为伯父要求要把我父亲的职务安排得尽量低，工资要尽量少，所以我们的房子也不可能大，很小、很拥挤，这样把我们三个大的接到中南海西花厅去住，三个小的住在家里。后来，1961年我弟弟当兵了，他就离开了，我跟秉宜还在那儿住，我是到1964年结婚时离开的。 　　记者：您还记得第一次进中南海时的情景吗？第一次离开父母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生活是什么心情，在此之前您知道您的伯父是共产党的大官吗？ 　　周秉德：我第一次知道伯伯是共产党的大官是1947年在天津。当时我爸爸被天津警备司令部抓起来了，这时候有一个帮助保释我爸爸的常大爷告诉我，我爸爸是因为去北京见了趟伯伯才被抓的，我的这个伯伯是共产党的大官。他还翻开我们家里订的《益世报》，指着当时报纸上有关伯伯的报道，说：周恩来就是你爸爸的亲哥哥，你的大伯。他在共产党内可是做大事的！他还告诉我，我爸爸原来叫周恩寿，伯伯叫周恩来。后来为了保密，我伯伯让我爸爸改用他的“字”为“名”，叫同宇。其实我大伯也有字，叫翔宇。 　　第一次进中南海是1949年的6月下旬，当时我小学毕业了，伯父伯母就让我爸爸把我接到北京读中学。 　　当时我爸爸正在北京的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利用周末就带我坐火车离开天津，临走时我还哭了一次，毕竟是第一次离开自己的母亲嘛。不过有我爸爸陪着能好一些。再说我也有些兴奋，因为考虑到伯伯是大官，就想象自己会不会要住有草坪有花园，白墙红瓦带尖顶的小洋楼啊。 　　后来一位叔叔领着父亲和我进了中南海，是坐汽车进的门，里面一个个院子、一排排大树，还有很大的湖面，很安静。最后来到一个院子。进去以后伯父、伯母都不在，是卫士长成元功叔叔接待了我们，父亲把我交给他就去华大学习了，他就领着我到处转转。不一会儿，伯父回来了。卫士长成叔叔对他说，这就是秉德，她来了。伯父很高兴，说：“哦，是吗，这是秉德。来来来，看看，看看像爸爸，还是像妈妈？”就拉着我的手，看了看，说：“嗯，都像一点。” 　　可是他特别忙，对我说，成元功叔叔都给你安排好了，你就跟他，看看他怎么给你安排，我这儿的事情多，你自己先玩，休息、看书都可以，等开学以后你再去上学。 　　跟伯父第一次见面，我觉得他挺亲切的，所以也就没有太多拘束。 　　记者：那您第一次见伯母是什么时候呢？ 　　周秉德：那年的八月份。当时我伯母受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委托到上海去迎请宋庆龄先生到北京来参加政协会议，到8月28日才回来。等她和宋庆龄来的时候，党政领导都去前门火车站迎接，伯伯把我也带过去了。我伯父下车以后就跟领导人在一块，成叔叔就带着我站在旁边。大人们见面，谈论之后，成叔叔又把我带过去看伯母。 　　我伯母一看见我特别高兴。见了面，我就叫她大娘，因为天津话管这个关系叫大娘。她说不叫大娘，叫我七妈，我当时12岁，不理解她这个七妈是什么意思，我还以为让我叫她亲妈，所以我就一直叫亲妈、亲妈的。 　　多年之后，我给她写信的时候叫她“亲爱的亲妈”。我七妈一看说，你怎么叫我亲妈，叫我亲妈当然是好事，但是你妈妈会怎么想啊？我给你说的是“七妈”，七八九的“七”，因为你伯伯在周家大排行里是排七，兄弟们都叫他七哥，所以你叫我七妈就可以了。我这才理解，她是让我叫她七妈。 　　“毛伯伯给我题字‘好好学习’” 　　周秉德住进中南海不久，中央领导人陆续从香山搬进来，周秉德有了许多小伙伴，其中包括李敏、李讷，同时，周秉德也得以结识了他们的父辈——诸多中共高层领导人，包括她早就在大幅照片上见到过无数回的毛泽东…… 　　记者：那时候就一直住在西花厅吗？在中南海住应该不会太寂寞吧，我看到您的一张照片，和李敏、李讷的合影，挺快活的样子。 　　周秉德：我们平常都是住校的，我在师大女附中和北京师范学校时都是住校，星期六回来到七妈那儿去住，然后星期天就到我爸爸妈妈家里，去看看弟弟妹妹爸爸妈妈。寒暑假基本上住在西花厅，我跟李敏、李讷及其他孩子接触多数是在1949年9月上学住校之前。 　　我是6月底到的，伯伯那时候还不是在西花厅，是住在丰泽园毛主席南边的一个小院。八月份李讷跟她妈妈从苏联治病回来，礼拜六我们一块跳舞，平时还在“春藕斋”用李讷从苏联带回的小自行车学着骑，我们12岁就都学会骑自行车了。有的时候我们到湖边捉些小鱼小虾，有时候爬爬小山坡，或者自己瞎玩一通，互相讲讲故事，聊聊天，反正就是女孩在一起玩。 　　记者：我知道您还珍藏着毛主席的一幅题词，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得到的，非常珍贵，为什么主席会给您题词呢？那时候您经常见毛主席？ 　　周秉德：我们如果有点什么小收获的时候挺高兴的，也是给毛主席解闷。那时候叫他毛伯伯，有大人鼓动我们，把那些小鱼小虾捉到之后，带过去给他献宝。这样就拿这些小鱼小虾给做了汤，我们就跟他一块吃顿饭。吃饭的时候他让我们吃苦瓜，当然也有红烧肉和别的菜。他就觉得苦瓜好，我说我不爱吃苦瓜，他告诉我，不会吃辣椒，不会吃苦瓜，就不会干革命噢！说小孩要学会吃苦，要学会吃苦瓜！ 　　我小学毕业的时候，学手工制作，学做毕业纪念册。当时我用一个绿缎子的面，里面包一点棉花，再在一层硬纸壳外粘好，里面用彩色的打字纸，就这样做了一小本。当时有很多老师、同学在上面留言，临别赠言什么的。 　　1949年，我们捉了小虾跟他一块吃饭的时候，我就忽然想起来了，赶紧跑到我屋里去，把这个小本拿过来，说，毛伯伯，您帮我写个字吧。毛主席说好，给你写一个。写了“好好学习毛泽东”7个字。我当时也想不到请他写一个“秉德小朋友”啊什么的，所以看不出来是给我写的，可是这个小本我一直珍藏着。 　　乡村女教师情结 　　新中国诞生的那一年，周秉德升入初中。那是一个激情迸发的年代，人们被一种空前高涨的革命热情驱动着。 　　周秉德像千千万万年轻人一样，怀着巨大的热忱，想要尽快地投入到祖国的建设中去。在北京师大女附中，她前面的路似乎已经一目了然，初中、高中，然后留学苏联。 　　一部上世纪50年代影响了一代热血青年的苏联电影，彻底改变了周秉德的人生之路。 　　记者：您上初中的时候，你们师大女附中是个很好的学校，您在干部子弟班，一般高中毕业以后就可以留苏。当时您应该有很多的选择，后来为什么选择做小学教师呢？ 　　周秉德：这事说来很有意思，当时我们都爱看苏联电影，初三时就看了《乡村女教师》。我觉得那个瓦尔瓦拉老师真了不起，她教了那么多的学生，都是农村的学生。她要不去农村，这些孩子们可能在农村里就埋没了，继续做农民，但是经过她的培养教育以后，他们后来就很快地成长。到她白发苍苍的时候，各地的学生都来看她，有工程师、科学家、医生、教授、拖拉机手、飞行员，各行各业的人都有。 　　当时我就想，新中国建立以后，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我感到做老师很崇高，责任重大，我干吗不做这样的老师呢。农村里很缺少教师队伍，所以我就下决心，要做老师，做小学老师，而且一定要做农村的小学老师。正好这时候北京师范学校来招保送生，要求各门功课都在85分以上的，我一看这个机会很好，我也合格，就想报名。 　　当时在青年当中最高的向往就是到苏联去学习，学校也是基于这一点，就觉得我还是应该考虑这种途径，于是教导主任找我，说，你应该再跟家长去征求一下意见，我就告诉我爸爸妈妈。妈妈就说，你上大学也一样做老师啊，你本来是师大女附中的，上师大不是也可以嘛。我就觉得我妈妈的思想那时候是不是不够进步，从那个旧社会过来的，不像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思想进步。然后就去跟七妈、伯伯他们谈。当时是在饭桌儿上，我一说我的想法，我七妈就特别地鼓励，说：“哎呀，好，我就是16岁做老师的，现在我们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国家建设需要各种人才呢，你做老师太好了！”我伯伯还是吃他的饭，没吭声。七妈说：“哎，我鼓励了半天秉德了，你怎么不表态啊？”伯伯就说：“有你一个鼓励就够了，你让她有点儿独立思考的机会，自己再多考虑考虑嘛。”这就更鼓励了我，然后就坚持自己的想法，上了北京师范学校。 　　这件事情后来有别人跟我分析，说你伯伯其实还是很愿意让你读了高中上大学，或者能留苏也是个很好的途径，也是国家的需要，但是他又不能明确地跟你这么讲，因为他讲话影响就太大了。但我并未这么想，也并未后悔！ 　　记者：毕业后您如愿以偿，果真当了乡村女教师，现实生活跟你理想中的一样吗？ 　　周秉德：比我想象的好多了。当时我被分配到了朝阳区一个农村的中心小学教书。到农村去我过艰苦生活的思想准备是很充分的，我想农村各方面都很贫困，我想的是煤油灯，甚至是烧柴禾啦。到了学校一看，学校里面有电灯，有电话，而且还有街道，街道上还有小卖部，我觉得满意极了。现在回想起来，在物质条件上不做高标准的追求，我们就可以“知足常乐”！ 　　但是上起课来就比较麻烦。当时我只有18岁，教四年级，一开始很没经验。而且农村的孩子上学也晚，都跟我差不多大小，有时候把我气得哭鼻子。后来我就想办法让同学们安静下来，表扬啊，讲故事啊，等等。可是刚刚有一点好转后，因为政治的需要，我又离开了学校，被调到区委机关。 　　很长时间我一直希望回到教学第一线，但是几十年来，我们这一代人，工作都是服从组织分配，也没有机会再回到教师行列了。 　　自己拉嫁妆的新娘子 　　在选择伴侣的问题上，周秉德完全不像在选择职业时表现得那样有主见，特殊的家庭背景让她在处理感情问题时慎重了再慎重，以至到了26岁还待字闺中…… 　　记者：您的婚姻问题，听说您伯父伯母没少操心，大概先后接触过几个比较优秀的人，但是却迟迟没有解决，直到27岁才结婚。为什么，是不是您的条件太高？ 　　周秉德：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比较慎重的，一直都比较看重爸爸、妈妈和伯伯、伯母的意见。刚毕业教书的时候，当地有一个年轻的派出所所长跟我挺谈得来，后来得知他的父亲在政治上还有些小问题，我伯母认为不太合适，就断了联系。 　　后来又有一个留苏回来的军人，各方面都很优秀，我们谈得也挺投机。但是后来跟苏联的关系破裂后，有一次我去看伯母的时候，她跟我聊天，挺紧张的，怕房间里有窃听器，所以到院子里去聊。伯母给我讲，你看中苏关系这么恶劣，苏联的克格勃很厉害的，可以用各种方法来探听我们的情报。如果你要找一个留苏回来的，他在苏联有好多同学，这些同学跟他聊天的时候，会不会因为知道和你的关系，无意地，他也可能会被人利用起来。她这样一说，我就完全理解她的意思了。我觉得我的事情一定要服从他们的大局，我就跟这位男同志断了。断的时候人家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我也没法说出是什么意思。 　　再后来，我妈妈的干姐妹有一个亲戚，这个男同志大我几岁，表现不错，各方面也都挺好，又是个党员。见面以后，觉得还能谈得来，我伯母就带着一块去玩，还照了相，都觉得挺好的。但是后来我伯母帮我了解到，这个同志有些细节不是很完美。她从来不强求我什么，让我自己拿主意。我当时还是想追求完美一点，所以很快跟他断掉了。断了以后，那个同志又找了我几次，但是那时候我就很坚决了，我回绝了他。 　　这时候我就二十五六岁了。 　　二十五六岁的年纪在当时就觉得很大了似的，妈妈也着急，就跟别人说。后来我伯伯的一个生活秘书叫何谦，他说他楼上沈钧儒家有个孙子，叫沈人骅，30多岁，在济南部队里当军人。我妈妈听了就觉得很好，后来他回家探亲的时候，我们在何谦那里见了一面，一块谈了谈。 　　他个子高高的，长得也挺英俊，是部队的一个军官，非常文静、腼腆，不随便多说话，但是心里头挺有数的。我的印象很好，后来一起聊天，谈话，我觉得他对一些事情还是很有见解的。这样我们就开始通信。 　　非常巧，很快他因为工作被调到北京的空军学院，到了北京，我们每个星期都可以见见面，聊聊天了，去颐和园、北海、八达岭，到处转转，感觉挺浪漫的。他各方面都行，政治上、业务上、人品、性格都挺好的，家庭也挺不错。我们越来越觉得谈得来，而且我觉得他也有生活情趣，又挺细心的。 　　后来我就跟伯母他们说，结果伯伯、伯母对这家人非常了解。沈钧儒老先生是1936年因要求抗日，被蒋介石关押的“七君子”之首，跟共产党合作了几十年，是党的亲密朋友，革命也很坚决，他们的家庭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大家就都首肯了。 　　我们是新年之前认识的，第二年，也就是1964年的国庆就结婚了。我记得登记了以后去见伯伯、伯母，他去的时候还挺紧张的，心想总理会不会很严肃。后来伯伯一跟他见面，就跟他聊家常，问长问短，他就觉得挺轻松了。 　　记者：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找到了合适的爱人，恐怕很多人都认为应该好好庆贺一番，应该举办个像样的婚礼吧。您结婚的时候伯父伯母送结婚礼物了吧，他们有没有参加你们的婚礼？ 　　周秉德：结婚时我不想落俗套，不愿意搞仪式，家里也没有宴请客人，就是朋友、亲戚来看一看，认识一下新人，聊聊天，吃点糖、茶、水果什么的，随来随走。 　　结婚用的有些东西是伯母早就准备好的。东西很多，包括几个床单被面，毛毯，还有毛织的被面，那是国外送来的用细毛线织的，当时是很稀罕的东西，一对蛋青色有着精致的金色菊花的茶杯，是湖南产的。我们两人一直用，后来他们俩去世以后我就把它收起来了，我觉得很珍贵。还给我一个大的重庆玻璃厂做的大糖缸，是紫红色刻花玻璃的，上面刻一个双喜。还有很多零零星星的东西，反正很多。如果她自己有女儿出嫁，我想也就是这样了。婚礼前两天，我自己用自行车驮来的。我婆婆还说，没有见过这样的新娘子，自己用自行车把嫁妆给拉过来。 　　后来去见我伯伯的时候，他就说，你结婚，七妈给了你那么多东西，可是我给你们什么呢？当时正好在桌上摆着我伯伯和我伯母都非常欣赏的一张照片，那时我伯母自己非常喜欢摄影，自己在庐山含鄱口拍的一张风光照片，她很喜欢，照片拍得挺成功的，在当时的《中国摄影》杂志上也都登过。他们都非常欣赏，就放大成21寸的摆在客厅里。伯父当时就顺手拿起来，说这个送给你吧。 　　我们两人在结婚的床头一直挂的就是这张我伯伯送给我们的七妈所拍的庐山含鄱口的照片。现在还在我床头，几十年来我都没有改动过。 　　记者：您七妈对您结婚，应该就像母亲嫁女儿一样，挺高兴的。 　　周秉德：是。结婚那天，她带着她的秘书张元还有张元的女儿，带了些零零星星的东西，登上三层楼来参加婚礼。婚礼上我爱人的姑姑沈谱，还有她的丈夫范长江和我伯母都是老熟人，过去在白区的时候都是互相认识交往很多的。他们就很奇怪，说：“邓大姐你怎么来了？”我伯母说：“我怎么不能来啊，秉德是恩来和我的侄女啊。”因为我公公婆婆也事先没有讲过我跟伯母的这层关系，他们很吃惊：“哎哟，是您侄女啊，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又多了一层亲戚关系，我们太高兴了。” 　　事后我伯母就很欣慰，说你公公婆婆对亲妹妹都不炫耀这样的关系，他们这样的表现我真是没想到，非常好。 　　“她不可能是周恩来的侄女” 　　婚后，周秉德随着丈夫去了西部，一去就是9年。在陕西西安、贵州遵义，在那生活艰苦的9年里，深知伯父性格的秉德从未要求过伯父将她调回北京。 　　1974年初，周秉德随丈夫调回北京，当她回到阔别已久的西花厅看望伯伯、七妈时，面对的却是伯伯的质问。 　　记者：您在贵州遵义的一个山沟生活了多少年？在那儿做什么工作？听说那边的生活是很苦很苦的。 　　周秉德：那时我随丈夫在三线军事工业的一个工厂的政治处负责，离遵义大概70公里。我在那里生活了三年。那地方确实是非常艰苦，真是吃没吃，喝没喝，房子也很简陋，没有新鲜的肉吃，吃一顿咸肉大家就高兴得不得了。房间没有暖气，也没有炉子，零下10度，12度，冷得不得了，就从北京买了个有烟囱的铁炉过去，自己用点煤做煤球，弄些煤粉自己和一点泥，加上水，用铁揪使劲地搅拌，快黏糊了，然后摊在地上用铲子剁，剁成小方块，晾干了，然后再去烧。一次我还煤气中毒，险些没命！ 　　我们的工作是上午、下午、晚上三段时间。我们的宿舍距离办公室大概有三公里。晚上我们是绝对要去办公室的，孩子吃完晚饭就跟着工人的小孩玩。天晚了人家要睡觉了，可是我们还没有回来，孩子就蹲在楼梯底下的煤堆上等我们。可是有小狗来了，还汪汪叫，他就吓得拿煤块去打。就这样子，五六岁的小孩，非常地艰苦。当时还有些家属就相互议论说：“听说她还是周总理的侄女？不可能吧，不可能，周总理的侄女会跟咱们这些人一样到这么苦的地方来？就是的话，也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姓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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