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垮台后　为何没有立即公布消息？

四人帮受审。 　　粉碎“四人帮”，是当代中国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历时十年、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文革"浩劫从此结束，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22日，《人民日报》进行了公开报道。在这十余天的时间里，“四人帮”垮台的消息是如何迅速传遍全国的？“小道消息”在人民大众中又是如何悄然传播的？人们得知喜讯初则震惊，既又怀疑，随后便是惊喜，这种得到重大喜讯唯恐不确的急迫心情，又是怎样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心理和党心、民心所向的？莽东鸿同志的文章，对这些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 

引子

　　1976年10月6日晚8时至8时30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及毛远新，被以华国锋、叶剑英为首的党中央“隔离审查”。中央为稳定局势，在此后的半个月内，逐步实施向党的高层内部传达"四人帮"垮台的消息，同时禁止传媒公开报道有关消息。但是，"小道消息"仍然迅速传遍全国。消息传到哪里，哪里的人们开始都是震惊、怀疑，随后便是惊喜。 

1.传达:由高层至基层，由党内至党外

　　10月6日晚10时许至次日上午，在京及外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分别通过华国锋等人召集的紧急会议，及此后汪东兴的电话，得知“四人帮”被捕，一致表示赞同逮捕“四人帮”的行动。 

　　7日至14日，中共中央分批召开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一连串“打招呼”会议，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同时个别告知一些老干部，如李先念约邓颖超谈话；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去看望胡耀邦。 

　　7日，中央召开驻京的党政军高干会议。据廖汉生回忆，当晚及8日下午5时至9日凌晨2时，中央召集奉命到京的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湖北等省市和南京、济南、武汉三个军区的负责同志开会，其中有上海的马天水、周纯麟，江苏的彭冲、许家屯，山东的白如冰，湖北的赵辛初、赵修，南京军区的丁盛、廖汉生，济南军区的曾思玉，武汉军区的杨得志、王平等。华国锋神情庄重地宣布:王、张、江、姚阴谋篡党夺权，党中央对“四人帮”采取了坚决措施，将他们隔离审查，除去了隐患。会场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8日，中央向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发出“打招呼”的15号文件——《中央关于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通知》。同日，中央作出建立毛主席纪念堂、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及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幷下达了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文件；还发出两条指示: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通知，广播电台停播《按既定方针办》等两首歌。 

　　9日，中央决定，从今日至14日，在北京市部分单位，包括文化部、人民日报社，及全国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中，分批传达中央15号文件。 

　　18日，中共中央发出16号文件:《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要求将文件发至县团级，传达到全体党员群众。文件还说，有关这个反党集团的材料，“中央将继续印发”。(12月10日及1977年3月6日、9月23日，中央先后发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团罪证》的材料之一、之二、之三。) 

　　19日以后，16号文件陆续传达至党外群众。至此，事隔12天以后，基层广大党员和全国人民才正式得知“四人帮”被捕的消息。 

2.10月7日至21日间，中央对新闻报道的处置

　　10月6日“四人帮”被捕后，华国锋、叶剑英立即召见了吴忠、耿飙。 

　　叶剑英对吴忠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严密控制新闻媒介。中央已经决定由耿飙同志接管宣传口，你从卫戍区选调一批精干、可靠的干部，随耿飙同志到广播电台。” 

　　华国锋对耿飙说:“究竟怎么搞法，如何控制住电台、电视台，来不及细想，一切交给你去办了。总的原则是可以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来。”叶剑英说:“要注意两条:一、要防止内部混乱；二、要防止向外泄密。你要防止发生异常情况，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 

　　晚10时，几乎与政治局玉泉山会议召开的同时，在卫戍区副司令员及警备一师副师长的陪同下，耿飙持华国锋手令赴中央广播事业局，迅速控制了中央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华国锋知悉后，高兴地对吴忠说:“最关键的问题解决了。”此后，迟浩田三人小组进驻了人民日报社。 

　　怎样进行宣传报道，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 

　　接管电台以后，耿飙下达指示:“主要掌握两点:一是播音中不能泄露有关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二是凡节目中提到或涉及‘按既定方针办’的，一律删去，还要撤换一些不妥的节目。”  收藏 分享 评分 本社区仅提供交流平台且不以赢利为目的，上述言论只代表作者或发布者个人观点，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以及版权有质疑的欢迎举报。 回复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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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发表于 08-8-31 13:14 | 只看该作者 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管宣传的副台长杨正泉后来回忆说:“这段时间的宣传有一定的影射、暗示，而又不能操之过急，主要是稳定局势，争取群众。我们的宣传报道中是虚虚实实。例如，对于过去与‘四人帮’联系密切的一些单位和人，在没有弄清以前采取回避的办法，暂不宣传，但又偶尔提到某单位和人的名字；对上海等地的来稿则严格掌握，慎重处理，可又不是完全不用；对‘四人帮’插手的戏剧、电影、歌曲等文艺作品，原则上停播，但又要有计划、有选择地播放一点儿。这一阶段宣传的政策性和策略性是非常强的，我们必须严格遵守宣传纪律，听从中央的安排和指挥。但要真正吃透精神，能够做到恰如其分，我觉得却又十分困难。” 

　　从10日开始，《人民日报》发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毛泽东语录。 

　　从14日开始，出现“誓同一切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斗争到底”的提法。 

　　17日，刊登署名方歌的文章《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其中不指名地写道:“撕下他们披在身上的画皮，戳穿他们的狰狞面目和鬼蜮行径。” 

　　中央宣传内容及方针的变化，使地方传媒感到迷惑。河北日报社的夜班人员，从种种迹象中察觉到气氛显然有了变化:“接收的新华社稿件，突然间由过去每天四五万字减少到万儿八千字，这是为什么？那些天天大喊大叫的几位‘人物’，怎么持续几天不见面了？稿件行文中的有些人们听惯了的‘时尚’语言，开始改调了，这是为什么？人们苦苦思索，悄悄议论，越看越明显了，但是谁也不敢说出第一句这是因为什么。” 

　　尽管一些地方自发举行了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活动，但报纸、电台均不予报道。 

　　21日晚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打破了多天的沉默，播发了新华社报道的北京游行盛况:“广大游行群众热烈欢呼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愤怒声讨‘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 

　　22日，《人民日报》以套红标题《首都一百五十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伟大胜利》，刊登新华社21日夜报道的北京群众的庆祝活动。从此，全国传媒才开始公开报道“四人帮”垮台的消息。 

3.10月7日至10日间，“小道消息”在北京的传播

　　尽管严密封锁消息，但从10月6日晚间逮捕“四人帮”以后不久，“小道消息”便在北京、武汉等大城市迅速传播开来。 

　　多数人得知消息时的心态:开始是惊疑，而后是狂喜。当然，在当时那种氛围里，人们间这种信息的传递，是极其谨慎的，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湖南新宁县有一人到消息闭塞的广西资源县探亲，说了“四人帮”倒台的消息，结果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扭送公安局。喜悦心情的表达，也大多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含蓄而逐渐变得大胆起来。 

　　让我们看看，6日晚间至10日期间，“小道消息”在北京的一些传播情况:

　　6日，首先是“近水楼台”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内的人员，在晚10时电台被接管以后，一传十，十传百，迅速知道了。驻中南海的记者杜修贤也是较早获悉的一个:“半夜，床头的电话震碎了我的苦梦:‘江青抓起来了，还有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真的，我不骗你！’” 

　　当晚，从唐山返京的于光远，从妻子孟苏处听到消息，不敢随便相信。他约了黎澍，黎澍又约了李新，共同在大街上散步。四人分析了一番，确认消息是可靠的。于光远回到家已是午夜12时，他打电话给国务院政研室的同事李昌、冯兰瑞夫妇，要他们马上到他那里去。于光远见到他俩就说:“五个人都抓起来了。”接着，他讲了一些他听到的事情经过。李昌夫妇回到家后，兴奋得许久没睡。 

　　7日，因“告江青状”从4月起就被停职反省的新华社朱穆之、穆青、李琴三人，在不同时刻，分别得知消息。早晨，李琴听到王海容的声音:“那四个人抓了！”电话随即挂断了，她一下子想到“那四个人”是谁。穆青的妻子周萝接到一个不知姓名女人的电话:“祝贺你们了！”晚上，友人刘回年悄悄走进朱穆之的家:“那四个人都被抓了！” 

　　6时，在友谊医院住院的姚依林，是从匆匆赶来报信的女儿口中得知的，兴奋不已的姚依林立即出院，赶到陈云家报喜去了。 

　　7点多钟，住在万寿路干休所的曾志(陶铸之妻)也得知了。她接到林月琴(罗荣桓之妻)打来的电话:“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那四个人昨晚被抓起来了！”在她明白那“四个人”就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之后，兴奋得手直发抖:“谢天谢地，谢谢你告诉我世界上最好的消息！”她放下电话，赶紧把消息告诉给女儿、女婿。   各界人士郑重倡议：国家级、国际化纪念抗日战争及历次战争英烈和死难同胞！纪念九一八！设立国耻日！ 回复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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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发表于 08-8-31 13:14 | 只看该作者 董竹君正在打扫室内卫生，友人李又兰打电话告诉她:夜里零点“四人帮”都被抓了起来。董感到:“这真是爆炸性的大好消息，天大的好事……我抬头深深地呼了两口气，身体上下立刻都畅通了，天呐，真舒服，真开心啊！犹如27年前上海解放，顿时一切都明亮了。” 

　　邓小平也是在这天得知消息的。邓小平的亲家、邓榕的公公贺彪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告诉正在单位工作的儿子贺平，幷要他立即去通知邓家。邓榕回忆:“贺平骑着自行车，飞也似的回到宽街。他一进屋，就连声说:‘快来！快来！’全家人一看他满头大汗、兴奋不已的样子，就知道一定有大事发生。” 

　　邓小平夫妇和邓林、邓楠、邓榕，是在紧闭房门的厕所里，又是特意放开自来水的状态下，听贺平“传达”的。邓榕记述:“父亲耳朵不好，流水声又太大，经常因为没听清而再问一句，‘四人帮’被粉碎了！这是真的吗？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震惊，疑惑，紧张，狂喜，一时之间，喜怒哀乐之情全都涌上心头。父亲十分激动，他手中拿着的烟头轻微地颤动着。”他们就在这间厕所里，在哗哗作响的流水声中，问着，说着，议论着，轻声地欢呼着…… 

　　7日下午，从“文革”开始不久就靠边站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庄，当时正在看书，电话铃响了，对方未通姓名，只说了一句话:“你不是还有半瓶茅台吗？喝了吧！”李庄再也无心读书，挨到下班，一溜烟跑回宿舍，拿出茅台，一饮而尽。李庄回忆说:“电话是一位穿军装的老战友打来的，这是我们两人在特殊情况下为了避祸定的一种隐语，表示‘四人帮’覆灭了。” 

　　8日，消息传到驻北京部队。军官们自发举行了半公开的小型庆祝活动，招待所的酒销售一空。 

　　茅盾是8日从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工作的儿子韦韬那里听说的。韦韬也是偶然知道的。早晨，他在动物园附近等班车，遇到一位同校的熟人，她父亲是军队高干。她悄悄地对韦韬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四人帮’被抓起来了！”“你说什么？”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千真万确，都抓起来了，是在前天夜里。”“消息真的可靠吗？”“绝对可靠，是我爸爸亲口说的。毛远新也被抓起来了！”韦韬回到家就把这个“特大喜讯”告诉了家人:“‘四人帮’已经抓起来了！他们完蛋了！” 

　　《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张光年也是在这天知道的，但他不敢相信:“8日下午，老友李孔嘉同志来报喜，连说‘三个公的一个母的都抓住了’。我心知其意，心想哪有这样‘全捉’的好事，不敢插嘴。当晚，史会同志来报喜，坐下只是笑，未明说，以为我已知晓。” 

　　82岁的叶圣陶只在日记上略略写道:“临睡时听到可惊消息，今暂不记之。”

　　董竹君全家高高兴兴去莫斯科餐厅会餐。她发现，今天排队的人比往常多几倍，而且都面带一种神秘的笑容。两个身着半旧军服的年轻人大声说:“今天这个日子里，不多喝两杯，对得起谁呢？”又说:“这事使人太高兴了！” 

　　10日，消息在北京市民中传开，人们半公开地议论，市场上白酒的销售量突然猛增。许多人去买三公一母一串的螃蟹，有人还敲打螃蟹:“看你还横行霸道不！” 

　　严寄洲回忆:我听说后，心想，“不对，是不是‘钓鱼’？对，‘钓鱼’，一定是‘钓鱼’！” 

　　“我害怕，我确实被整怕了，生怕再三进宫四进宫。那些天，我很想找人聊聊，又不敢和任何人‘互通情报’，‘憋’得我就一个人到院子里转。平时倒头就睡，那几天我天天睡不好，吃不好。希望是真的，又怕不小心露出来，出什么事情。能看得出来，有人知道，兴奋得要命，但谁都紧闭着嘴不说。在公开宣布前七八天，院子里来了个卖小百货的，推车上装着手纸、肥皂什么的。他大声喊:快来呀，三公一母，全抓起来。我正在院子里转，他敢讲？我一下愣住，他怎么知道？他都知道了，这一定是真的。那时在饭馆里，谁也不认识，就互相碰杯，人心所向啊。从来不喝酒的我回去就大碗喝酒，接连几天睡不着觉。不过，这回是太高兴了。” 

4.消息迅速传播到全国

　　武汉。 10月8日，黄昏时分，周而复正在修改《上海的早晨》，王淑耘闯进来，迫不及待地说:“‘四人帮’给抓起来了！”又说:“中央昨天找到少数省市委负责同志到北京，开了‘打招呼’会议，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去了，湖北省委书记也去了。叶剑英在会上宣布，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已经给抓了起来，没打一枪，没费一弹，就把反革命‘四人帮’粉碎了……”她接着说，湖北省委今天下午召开了紧急会议，厅局长一级干部参加，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好消息。周说:“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周而复回忆:“我向市中心方向走去，走到武汉市委附近的丁字形马路上，我看到一条从未见过的大标语: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四人帮’！标语吸引了如梭的行人，有的伫立注视，有的一望而过，带着怀疑的心情踽踽而去。” 

　　成都。时任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的马识途，10月上旬出差到北京，得知“四人帮”被捕的消息。回到成都，他立即作了宣传。有人还据此写了一份材料《马识途同志从北京回来讲破“四人帮”的情况》，广为传播，后又以手抄本和油印本形式传到全省各地甚至北京、上海等地，复又传回成都。 

　　福州。华东地区血液病会议正在福州举行，忽然会议室外边的马路上人声鼎沸，声浪由远而近，越来越大。有人忍耐不住，走近窗口探望，原来是游行队伍通过。在得知是庆祝“四人帮”被捕以后，与会专家个个兴奋得跳起来，会议也不开了，大家自动加入游行队伍。到了晚上，福州街上灯火通明，鞭炮声震耳欲聋，如同狂欢节一样。 

　　上海。这里多叙述一下上海的情况。  反对战争呼和平、无惧战争护和平！——龙腾战略社区“我们是和平捍卫者”网络签名活动进行中...... 回复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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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 发表于 08-8-31 13:16 | 只看该作者 7日到京开会的马天水，对逮捕“四人帮”事持有异议，由于会议纪律，不能将“四人帮”被捕事，电话告知上海。 

　　当天，上海市南京西路等处贴出了标语:“打倒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已被捕了！”警察把标语撕了，对围观群众说:“这都是谣言，快走开，不许乱说！” 

　　14日，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开始传达到上海一般群众。 

　　从15日开始，上海群众自发地连日举行游行集会，络绎不绝。数以万计的群众拥进康平路上海市委大院，质问上海市委为什么不传达中央关于上海是“四人帮”基地的指示。 

　　老报人徐铸成回忆，就在“四人帮”在上海的同伙准备发动“巴黎公社式”暴动的紧急关头，各机关、各团体乃至各里弄的妇孺老幼，一齐出去上街游行，敲锣打鼓，“打倒万恶的‘四人帮’”、“清算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的滔天罪行”等口号，响彻云霄。 

　　农村。在北京延庆县插队落户的季思聪回忆说:“这一天，老党员宋长有来知青点串门。不记得是怎么开始的，他谈起了刚听完的只传达到党员的中央文件，一脸严肃地说:‘中央又揪出四个人来。’他用的那个‘又’字我记得很清楚，大概他觉得和‘刘邓陶’、‘彭罗陆杨’、‘王关戚’、‘杨余傅’的被揪出是一回事。”在他点出的第一个名字竟是江青以后，“我脑子刷地一亮，除了震惊之外，我感到了这次可不是个‘又’的问题了——这回可是要翻天了”！

　　在另一个农村的大队部，广西知青钱文军和几个干部闲聊。公社广播站的崔会友闯进来，说:“北京抓住了四条大混子，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全抓起来了！华主席厉害，真厉害！能得很啊！”“真的？”几个人齐声问道。接着，喝酒庆贺。钱文军回忆:“酒壮人胆，接下去就成了诉苦会，全是那年饿死人的故事，崔会友更是哭成泪人一个。弄不清喝到几点，几个人全在大队部睡了。” 

　　当然也有闻讯后怀疑是“右派政变”之类的，甚至有议论要“举行武装起义”、“上山打游击”的。 

　　上海、武汉、成都、吉林等地都有。（来源：北京日报） 回复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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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 发表于 08-8-31 13:17 | 只看该作者

 揭秘：“四人帮”被捕消息是如何泄露的？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10月7日，中央办公厅通知上海市委主持工作的书记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速去北京开会。此时通知进京，使马天水感到有些突然。也许是老奸巨滑的马天水嗅到了什么，他立刻将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景贤和王秀珍找到康平路市委学习室，按照在此之前张春桥的指示，分析了形势，认为北京可能出事了，要上海方面立刻做好战斗准备。

　　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前的9月28日中午，张春桥曾派王洪文的秘书萧木来到上海，向上海市委常委直接传话。“四人帮”虽然一直控制着上海，但以如此方式让秘书直接代表“首长”传达的方式却从未有过，当时在场听传达的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6个市委常委，他们立刻感到事情的严重性。

　　原来，萧木传达张春桥的话说，阶级斗争的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当然要看到还有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我不是一个忧天派，但是有忧，多难兴邦。老实说，上海没有经过严重的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

　　也许张春桥已经预感到了什么，他向在上海的余党发出了要有“要打仗”的思想准备。

　　所有的电话都无法得知“四位首长”的消息

　　当时两种政治力量的较量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马天水走了以后，上海的余党便惶惶不可终日，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北京的消息。

　　10月7日晚，徐景贤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打电话，于会泳在电话里说，本来他是要出国的，但中央突然通知他不出国了。

　　徐景贤感到事情有些奇怪，但还是吃不准北京的情况，接着他又拨通了卫生部部长刘湘屏的电话。刘湘屏的回答与于会泳有些相似。她说，江青原定今天晚上请她看戏，现在却找不到人了。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天，尽管“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想尽了办法，但仍然没有得到一点有关“四位首长”的准确消息，在惶恐和猜测中度过了一天。

　　由此可见，粉碎“四人帮”的保密工作做得是多么严密。

　　10月8日清晨，王秀珍突然接到张春桥在上海的老婆（李）文静的电话；说她给张春桥打了一夜的电话也没有打通，原定他们的儿子到北京去的，现在也不知去好还是不去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王秀珍一听，觉得事情有些奇怪；于是就亲自给王洪文那里打电话，想问问情况，结果也是打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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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 发表于 08-8-31 13:18 | 只看该作者 没有办法，惶惶不可终日的徐景贤和王秀珍一伙人经过商量，决定将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及当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和萧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给北京打电话。

　　这几个“神通广大”的秘书，想尽各种办法给北京他们认为可靠的人打电话，又用他们知道的各种电话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打电话，结果同样是一个也打不通。

　　正当一群人急得像热锅上蚂蚁的时候，徐景贤突然拨通了《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的电话。这伙人一阵兴奋；可是，当徐景贤刚要问情况时，鲁瑛接电话的声音却有些反常，没有讲两句就急忙把电话挂了。

　　马天水秘书“胃病发作”是什么意思

　　正当这伙人惶恐不安之时，拨电话的市委常委张敬标说，他通过上海警备区接通了北京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房佐庭说马天水的身体不好，他自己的“胃病”也发作了，动不了了。

　　廖祖康立刻接过电话，大声地问：“你们到机场时谁去接的?”房佐庭回答说：“是穿军装的人接的。”廖祖康又问：“有没有见到中央办公厅的人？”房佐庭回答说：“没有。”廖祖康接着问：“你那里不准往外打电话是谁通知你的?”房佐庭回答说：“是我问别的省的。”最后，房佐庭又一次告诉廖祖康，说自己的“胃病”发作了。

　　廖祖康放下电话，问王秀珍：“老房有胃病吗?”王秀珍说：“没有听说过。”廖祖康有些警觉地说：“这就怪了。那他说‘胃病’又犯了是什么意思呢？”

　　这时，上海警备区作战处向上海市委报告了军委首长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报告还说原来总政治部决定在上海召开的全军图书工作现场会议也突然通知停止召开。

　　这伙余党越想越觉得事情有些反常。焦躁不安的徐景贤再次拿起话筒，重新拨通了房佐庭的电话，声称一定要“马老”亲自接电话。房佐庭回答：“马老不能听电话。”说完之后，房佐庭又说了一句：“我的老‘胃病’又犯了。”

　　房佐庭反复说到的是句暗语。这使“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心中十分不安。于是，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张敬标、萧木、廖祖康、何秀文等人，就跑进常委学习室，关起门来“分析形势”，商量对策。

　　预感问题严重，要对“文”“武”两支力量“吹吹风”

　　“四人帮”在上海余党的政治嗅觉还是很灵敏的。

　　廖祖康说：“在北京的几个老帅，像叶（剑英）帅、徐（向前）帅他们还是很有号召力的。”说到这里，廖祖康便不再说下去了。

　　此时，屋子里的空气仿佛一下子凝固了，这伙余党面面相觑，廖祖康未说出的话大家都明白，意思是几位老帅可能已经对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他们下手了。

　　这一分析，这伙余党立刻觉得张春桥过去的“指示”是何等的“英明”。

　　在此之前张春桥也许是预感到自己人心的丧失，力量的单薄，曾不止一次对他在上海的亲信说过，军队靠不住，军队是支持保守派的。大家都同意廖祖康的分析，感到现在军队已经将枪口对准了“首长”，形势非常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当年在上海滩上说一不二的“女强人”王秀珍首先提出，下午她要找市民兵指挥部的几个负责人“打招呼”。接着，王少庸提出，他在下午要找公安局的负责人“打招呼”。负责分管宣传和新闻媒体的徐景贤也提出，他在下午要找广播电台和报社的新闻界负责人“吹吹风”。

　　就这样，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三天下午，他们在上海的一伙余党分成两个地方，分别按照计划，开始对控制的 “文”“武”两支力量的头头进行“吹风”和“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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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楼 发表于 08-8-31 13:18 | 只看该作者 10月8日下午4时，徐景贤来到康平路小礼堂。

　　参加“吹风”会的有解放日报社、文汇报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华分社的有关人员。

　　徐景贤布置了各新闻单位的保卫工作，指示要调集民兵来保卫。幷要求这些人发表什么东西，都要告诉市委，把上海的舆论牢牢地控制起来。

　　为了进一步摸清情况，会议结束后，徐景贤又给浙江省委某副书记、福建省委某常委分别打了电话。王秀珍接着又给辽宁省委某副书记打电话，要他给当时在北京的毛远新那里打电话。

　　下午5时，徐景贤在康平路常委学习室主持召开常委扩大会，让一些骨干分子列席。徐景贤在会上强调：“这种种迹象说明中央出了事情，我们大家都要有思想准备。”

　　散会后徐景贤回家吃饭。这时朱永嘉、王知常等4人有些沉不住气了，就跑到徐景贤的家里，找徐景贤，共同商量下一步的对策。

　　由于徐景贤急着要去剧院看演出，就说：“我下午已经找报社、电台的人谈过了。国务院有几位部长在上海，今晚上看戏，我将到剧场露露面，同时摸摸情况。你们到学习室等我，我一会儿回来再谈。”

　　徐景贤在戏院里坐了一会儿，就找了个借口离开，急忙赶回康平路。这时学习室里巳挤满了人，气氛很紧张。

　　“我娘心肌梗死”与公安部“内线”告密

　　还未等徐景贤向这伙人报告刚才的 “好消息”，警卫处的康宁一就急忙向他报告，说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从北京打来电话报告暗号：“我娘心肌梗死。”

　　徐景贤顿时大惊，忙问：“缪文金不是在上海吗，怎么又到北京去了?”

　　王秀珍说：“是我下午派他乘飞机到北京去了解情况的。临走我告诉他说，如果出事了，电话里就说‘我娘心肌梗死’，现在看来真出事了。”

　　“四人帮”在上海的这伙余党顿时感到自己的末日来临，在屋子里乱成一团。

　　此时，徐景贤的秘书张家龙接通了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徐海涛家的电话，是徐海涛老婆接的。张家龙说：“徐景贤同志要和徐部长讲话。”徐海涛的老婆慌张地说：“他不在，去办公室了，不要再打电话了。”徐景贤在听了秘书的通话情况汇报后，猜测徐海涛也可能被抓起来了。

　　屋子里再次出现混乱，一伙人顿时慌成一团。

　　这时，康宁一突然接到公安部祝家耀打来的电话，这伙人的耳朵都跟着竖了起来。

　　祝家耀是王洪文从上海调往公安部担任要职的。这位“四人帮”在公安部的“内线”在电话里说，缪文金到京后确实进过京西宾馆。祝家耀真不愧是搞公安工作的，在电话里除报告缪文金的情况之外，只讲了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

　　这是“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他们在上海的余党得到的最可靠的一个消息。这样就从公安部“内线”那里证实了他们一伙的猜测，北京的确发生了“政变”，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四个人统统被抓起来了。

　　紧接着电话铃又一阵急响，张家龙拿起话筒，是刘庆棠打来的。刘庆棠在电话里说：“马老不能接电话，我们文化部的几个人也都‘病’了。”

　　萧木听后立刻惊叫起来：“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

　　他这么一叫，整个学习室里顿时十片混乱，看着如此混乱的局面，徐景贤立刻制止，大声宣布：“谁也不能再往外打电话了!”为了挽救覆灭的命运，就在这间市委常委学习室里，徐景贤等人开始密谋进行武装叛乱。　（摘自：《百年潮》第5期　王文正口述　沈国凡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