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陵最新新闻微博:揭秘：1976苏振华临危受命 秘密进上海

“四人帮”被拘捕后，上海的“四人帮”余党企图发动武装暴乱。于是，清除“四人帮”余孽，解除上海的“第二武装”，并进而稳定全国，成为党中央必须立即着手解决的头等大事。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常委的海军上将苏振华临危受命，带领一班人去了上海。

临危受命

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即1976年10月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有上海、江苏、山东、湖北4省市和南京、武汉、济南3军区负责人参加的第一批打招呼会议，上海市参加的是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马天水和市委书记、上海警备区司令周纯麟。出席这次打招呼会议的中央领导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倪志福。

与会人员对中央除掉“四害”的果断措施表示完全拥护。只有马天水如闻晴天霹雳，竟斗胆提出:4位领导是不是篡党夺权?为什么一定要抓起来隔离审查?甚至还要求见见他们，希望中央宽大处理他们……他回到住地后，竟还愤愤不平地上书中央，表示对解决“四人帮”强烈不满，指责中央是“搞突然袭击”、“宫廷政变”，是“修正主义上台”。

为了进一步摸清上海的反应，10月8日中央指派苏振华、倪志福约见周纯麟。周的表态很明确，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并反映了马天水参加“打招呼”会议后的抵制态度和反常行为。尔后，苏振华、倪志福、周纯麟找马天水谈话，对他的抵制态度进行了严肃批评和警告。苏振华接受周纯麟的建议，提请中央对上海采取釜底抽薪的紧急措施，把“四人帮”余党徐景贤、王秀珍叫到北京，敲山震虎，打乱上海“四人帮”余党的阵脚，避免随时可能发生的反革命武装叛乱。

“四人帮”搞武装叛乱并不是危言耸听。早在1975年8月，“四人帮”的核心成员王洪文就曾在上海多次说“要警惕修正主义上台”，“要准备打游击”、“打巷战”，公开建立了直接受他们领导的“上海市民兵指挥部”。他不仅多次视察民兵装备，还带领民兵训练。王洪文安插亲信王秀珍、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等当头头，使民兵成了名副其实独立于解放军之外的“第二武装”。王洪文大肆叫嚣:“上海民兵是我和春桥两人搞起来的，这个队伍不要被别人指挥。”他们动用地方经费3000多万元，私造了大量武器。在发出毛主席病危通知后的第二天，他们就通知马天水把库存的几十万支枪发到基层民兵手里，随时待命。毛主席逝世后，张春桥派人送信给马、徐、王，指示他们要准备接受“严重考验”，并告“上海有大考验，要打大仗”。

为了避免上海出现武装暴乱，彻底粉碎“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体系，中央政治局作出立即派出中央工作组接管上海的重要决定。

1976年10月12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在北京玉泉山叶帅住处召开会议。向上海派出工作组的决议已定，谁能担此重任?早已胸有成竹的叶剑英元帅举荐说:“要派一位无论在军队和地方都能压得住台的老同志去。我看苏振华同志堪当此任。他资格老，被林彪、‘四人帮’整得很惨，而且他很坚决，在粉碎‘四人帮’的紧急时刻，起了重要作用。在战争年代有指挥作战的丰富经验。他从事政治工作多年，熟悉组织工作，具有政策水平。在建国初期，他担任过贵州省委书记，多次受到中央和主席的称赞。上海有海军东海舰队的基地，工作起来有方便条件。苏振华同志去上海，我看最合适。”

叶帅的提议得到其他政治局委员的一致赞同。陈锡联将军非常赞成叶帅的提名，说振华同志是军委常委，处理军委日常工作很得力，1974年调整各大军区领导班子时，他做了很多协调工作，起了重要作用。这些都便于他协调南京军区、海军、空军的部队，特别是南京军区廖汉生等一些老同志都遭受过迫害，与振华同志都很合作，他肯定能得到他们的支持。

李先念接着说，叶帅的意见是深思熟虑的，上海的稳定对于稳定全国局势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因此牵头的人选特别重要。振华同志是坚决主张抓“四人帮”的，跟“四人帮”斗争很坚决，毛主席曾说过管海军要靠他，这次解决“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问题，也要靠他去牵头，发挥核心领导作用。

华国锋说，“四人帮”说王洪文是“工人阶级领袖”，他是什么“领袖”?我们要派一位真正的工人领袖去，我看除振华同志外，倪志福同志也要一起去。

倪志福是上海人，是发明“倪志福钻头”的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有长期工会工作经验，对工人情况最了解，在工人群众中威望很高，做上海工人阶级的工作最有说服力。华国锋的提议因此得到其他政治局委员的赞同。

华国锋又说，上海和江苏的矛盾一直很尖锐，上海和江苏各方面的关系又不可分割，所以最好也从江苏调一位同志去。

李先念赞成，极力推荐彭冲同志去，认为他处世从容稳重，在江苏政绩突出。“四人帮”往死里整他，他跟“四人帮”斗争仍非常坚决。他去接管上海，有利于解决两地矛盾，上海经济遇到问题，江苏去支援和帮助最为方便。

最后形成了决议，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人为领导核心，成立接管上海的中央工作小组，并要求工作组尽早出发。

平定危局

10月21日凌晨3时，苏振华找马天水单独谈话。马天水心怀鬼胎来到海军基地，看到苏振华、倪志福和彭冲表情严肃地端坐在陈设简陋的会议室，便假惺惺搭讪说:“你们怎么可以住在这里。可以住锦江饭店，也可以住兴国路，那边房子都空着，条件比这里好。”苏振华没有理会，直截了当地宣布中央决定:“党中央根据上海的情况和你们的要求，为了稳定上海局势，搞好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决定派中央工作组进驻上海，工作组由我们3人领导。现在请你把从北京回来后如何贯彻执行中央精神的情况如实汇报。”

马天水措手不及，结结巴巴地说：从北京回来后，已把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向常委和区县局干部做了传达，并印成文件发到基层，现在群众都起来了，冲击市委，我们难于控制局面，难于工作。今天下午的揭批大会有上百万人，我们去参加了，不让我们发言，搞得很狼狈。现在，工作组来了，我们就好办了。我们保证服从你们的领导。

苏振华立刻郑重地告诉马天水:“我们是工作组，主要是了解情况。市委的正常工作，还是由你们负责，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四人帮’的问题上你们陷得很深，现在要打起精神，将功补过。不管上海出了什么问题，还是由你们负责!”

10月21日晚7点，在同一间会议室，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又召集马、徐、王3人谈话。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上海如何贯彻中共中央的精神，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声讨“四人帮”的反党罪行。苏振华说，10月24日北京要召开百万人大会，全国各地都要召开这样的大会。“四人帮”曾在上海为害一方，开好这个大会尤为重要，对全国揭批“四人帮”会产生巨大影响。组织好大会对你们是一次扭转立场的机会和考验。尽管上海市委在“四人帮”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要揭发交代检讨，但是首先要办好这件大事，并警告你们不要再搞小动作，不要搞什么所谓的“合法斗争”。

为防不测，苏振华特地把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请到了上海，随行人员是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张挺。苏振华对他们说，鉴于“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贼心不死，所发枪支尚未完全收回，动用武力的险情依然存在，请南京军区继续加强戒备，特别在苏、浙一线，部队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海军负责海面警戒。警备区与武装叛乱活动有牵连的人要立即调回。同时提出请南京军区抽调人员协助中央工作组，做好上海的安全警备工作，保证上海不出乱子。

廖汉生政委当即决定张挺副参谋长留在上海，抽调人员进驻上海警备区，驻沪部队进入战备状态。苏振华请廖汉生警告上海警备区少数几个人必须悬崖勒马，立即停止任何非法活动。

到达上海仅两日的时间，工作组的斗争策略明显收效。在中央政策范围之内，苏振华对“四人帮”余党区分问题性质，对其中的顽固分子施以强大的政治心理压力，使他们噤若寒蝉，同时调动部队严加防范，迫使他们的走卒闻之退避三舍，不敢轻举妄动。

数日来，工作组驻地每夜灯火通明，所有成员衣不解带紧张工作。苏振华、倪志福、彭冲，连续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汇报。苏振华还向“文革”前中共上海市委和华东局的王一平、韩哲一等同志了解了情况。苏振华根据掌握的第一手情况，制定对策和采取措施，防止出现任何动乱，并把每日情况向中央上报。

1976年10月26日，中央作出改组上海市委的决定。10月27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主持召开了上海区局县干部大会。这是他们第二次在上海市广大领导干部面前亮相。会场气氛热烈而紧张。苏振华首先传达了中央改组上海市委和市革委会的决定，宣布了对他和倪志福、彭冲3位同志的任命，宣告彻底夺回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已把持10年之久的领导权。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苏振华为保证落实中央制定的“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决心从组织、思想上彻底清除“四人帮”遗留的隐患。他与倪志福、彭冲等反复研究，决定从原上海市委常委入手，彻底查清“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体系和罪行。

从10月27日起，一连数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在锦江饭店亲自坐阵，召开上海市委常委会，规定原市委书记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和常委张敬标、冯国柱等人必须参加，自己交代、互相揭发有关发动武装叛乱的问题。

马、徐、王3人知道武装叛乱罪责难负，于是避重就轻，互相推诿，能瞒则瞒，能推则推，继续负隅顽抗。

苏振华果断决定采取组织措施，将参与武装叛乱拒不交代、民愤极大的原上海市委7个常委交上海警备区监护，实行隔离审查；对有所交代，但罪行深重的陈阿大等6人送回原单位监护，专案审查。“四人帮”上海余党的核心集团就此彻底土崩瓦解。

经过深入追查，中央工作组获取了马、徐、王等人发动武装叛乱的一大批罪证，基本查清了“四人帮”余党从10月8日至20日的一系列罪恶活动。

11月4日开始，苏振华、新市委又开始领导新一阶段的揭批查行动。这一阶段的运动主要是广泛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揭发批判声讨“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教育群众，政策攻心，帮助挽救犯错误的干部，从上到下分化瓦解“四人帮”的帮派体系。

后来，在审判“四人帮”时，法庭出具的各种证据材料有三分之一是上海提供的。主持审判工作的彭真同志曾说:“上海的清查工作最彻底，没有上海的清查，对‘四人帮’的审判就无法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