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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
戚本禹
（《关于评价李秀成问题的讨论资料》第1页~第18页，原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四期）
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忠王李秀成，在1864年（同治三年）7月22日被曾国藩的军队俘虏了。他在敌人的囚笼里写了一个自述。这个自述，从它的史料价值来看，无疑是极其珍贵的；但是，从它的根本立场来看，却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
（一）矛盾的历史现象
历史的现象是多么矛盾。骁勇善战、叱咤风云的农民革命将领却写了一个阿谀奉承、卑躬屈膝的“自白书”。伟大和渺小，光荣和耻辱混合在一起了，多么不调和，多么不一致！怎样对待这件事，怎样理解这件事？几十年来，历史学家曾经给我们提供了多种不同的解释。
“这是根本没有的事，英勇的忠王怎么会写出丧失革命气节的自述！？一定是曾国藩的伪造。”有人曾经简单地否定自述的真实性，来为李秀成辩护。但是，经过历史学界一番争鸣之后，这种说法现在已经站不住脚了。
又有人说：忠王在自述里确实写了一些污辱自己、奉承敌人的话，甚至表示要向敌人投降，虽然这些话对李秀成的英雄事迹来说是个污点，但是那都是假的。忠王的目的在于利用“伪降”来争取敌人的宽大，以保存革命力量，同时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分化满汉统治者，并且争取曾国藩调转枪口去对付外国侵略者。主张这种说法最力的是罗尔纲先生。
罗尔纲先生在《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1951―1957年开明书店、中华书局版，以下简称《笺证》）“三版自序”里说：“必须先对忠王的委曲的隐秘的心事有所了解，然后才不致入了那些诬罔先烈的皮毛之见。”（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1951—1957年开明书店，中华书局版，三版，第6页。）他在该书三版的考证里指出：“在忠王自己打算，如果经过伪降，得到释放，借招降为名，先保存革命的实力，然后等待曾国藩与满清皇朝之间的矛盾的爆发，或满清皇朝、汉族官僚地主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之间的矛盾的爆发，他就企图利用这一情势的发展，来保存自己的实力，发展自己的实力，从而推翻反动统治，以达到恢复太平天国的目的。在当时的客观情况看来是很有可能的，这也就说明使忠王采取这种企图是有他的条件的。”（同上，第34页。）
在《笺证》四版的考证和说明里，罗尔纲先生进一步论证了上述观点。他分析李秀成写自述的动机，除了“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以外，主要有两项：“第一，保民为乐……就是要求曾国藩放下屠刀，保存革命群众的力量。第二，防鬼反为先（防备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要求曾国藩把对内的矛头转而与人民一道共同对付外国侵略者。”（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四版，第36—37页。）忠王之所以用“极委宛曲折的叙述，甘言蜜语的词句，甚至不辞穷耻极辱用了‘投降’两字”，乃是为了实现这样深远的政治意图，以免“刺激敌人，招致敌人疑忌”。（同上，第36-62页。）这种“苦心”，“真是千秋还可以共见。”（同上，第65页。）
为《笺证》作序的周邨先生也支持罗尔纲先生的意见。他说：“从现在残存的文献来看他（李秀成）当时的态度，是利用封建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保存革命力量，把斗争的矛头转向更大的国外侵略者，这三者是不可分的整个复杂思想的体现。……这是革命实践的要求，这不仅不是一个幻想，更不能作为怕死，妥协投降看待。……李秀成作为一个农民革命领导人，英雄人物，是没有什么减色可说的。”（同上，第8页。）
整理出版了自述部分真迹梁岵庐先生也说李秀成是“伪降”。
广西僮族自治区通志馆在《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出版前言里说：李秀成“忠贞坚定的态度，使人有理由深信他之所以在自述中带些颂谀敌人、污损自己的话，是有其苦衷和政治目的的，决不能听信曾国藩所污蔑的‘宛转求生、乞贷一命’的鬼话”。（《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前言》以下简称《校补本》，广西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9-10页。）校补自述刻本的吕集义先生也说：“在全部自述中，尽管忠王为了幻想实现他的某种政治意图，不得不说了一些污损自己的话，但在字里行间仍然到处表现出他的坚定的革命立场”。（《校补本》，第18页。）
相当一些人同意了上述的意见。有些中国近代史的作者，在自己的著作里，也以上述的观点解释了这一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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