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高搜易待遇:卡加梅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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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加梅自述
—《卢旺达报道》2011年6月号刊载
一个十分难得的偶然机会，保罗·卡加梅总统讲起了自己的童年，讲起了挚友之死带来的无尽悲痛，也谈到了第一夫人珍妮特·卡加梅对自己在解放事业和履行总统职责中给予的支持。
卡加梅：我的故事
治理国家，在世界任何地方均非易事。卡加梅总统日理万机，纪律严明，成功恢复卢旺达各项制度。而且，他仍能抽空锻炼身体，陪伴家人和会晤故友。网球、健身、举重、看球都是他的业余爱好。尽管他喜欢如此放松，但他认为，家庭才是他的中心，所以尽量找时间陪伴家人。
今年3月，在接受坎帕拉一家电台的采访时，卡加梅总统告诉“荒岛”脱口秀节目主持人阿兰·卡苏佳说，他每天日程排满，“很早起床”，处理公务，陪伴家人，运动健身，会见各方人士，包括来访团组。“每周我都要给自己挤出一些时间，至少几次。虽以工作为重，但我也有个人爱好，有家庭，要运动，要读书，等等。”
他很少
卡加梅回忆起童年，他全家被迫流亡乌干达前相当富足。他回顾在乌干达的经历，称当时并未觉得多难，回想起来却是成长于苦难之中。“这些经历现在想起来格外令人痛心。到我这个年纪，时常忆起往事，才知道苦难自那时起。当时年少，对痛苦的体会并不太深。年轻人体验人生时并不认真，在当年艰难时期，青年人没有直接感受，并不妨碍我们追求个人爱好与自由，无忧无虑。我们经常一起跑步、踢球，热衷于各种体育活动。”
卡加梅青年时代结识众多朋友，有的如今仍健在，有的已经过世。少年时代的一些朋友现在卢旺达，从事各行各业，有些则定居乌干达。他虽然已官至总统，仍不时以同这些朋友私下相聚。
尽管儿时记忆，尤其举家被迫逃离卢旺达的情景，已是模糊朦胧，但有些事情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尽管当时我年纪甚小，但有些事情却在记忆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我曾讲过我们离家出走的那天，这些都在美国记者斯蒂芬·金泽的《千丘之国》那本书中有所描述。我讲过逃往乌干达边境一路上发生的故事，讲过我们的难民生活。虽然有些模糊，但我还记得，特别是一些特殊的经历。现在我回顾往事，追忆片段，联成完整的一幕。”
卡加梅在乌干达卡宏格（Kahunge）难民营里上小学，四年后进入卢文勾洛(Rwengoro)读完七年级。
后来，他到恩塔雷（Ntare）学校，结识了日后的战友，并肩参加解放卢旺达以及其他国家的斗争。他在那段时间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
“我在恩塔雷学校迅速成长起来，很快学会观察和接人待物。那段时光对我的成长和学习至关重要，人都是在那个阶段学到许多东西。”
即使如今贵为一国元首，他依然念念不忘昔日老友，尽己所能帮助他们。
“我尽力保持当年的朋友关系，与其中一些人保持联系交谈，帮助他们互相联系。有些朋友在事业或职业上不顺，我帮他们有所改善，发挥他们的知识、技术和能力。他们通过这种关系，在各自行业中为国家做出更有意义的贡献。”
卡加梅小学毕业后考入原坎帕拉中学。生活紧张忙乱，很多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乌干达局势，都令他应接不暇。在此期间，他曾于1977年至1978年间返回卢旺达。
阔别多年首次回到祖国，仿佛走入梦中。他探亲访友，联系小学同窗，心中埋下了投身武装斗争的种子。
“我走遍全国看望亲戚，从所见所闻中感受到这才是我的祖国，这里才是我的归宿。当然，问题成堆，人民生活同我们在难民营的处境一样艰辛，不同的是他们生活在祖国，我们则是难民。我回到卢旺达，目睹亲戚们生活艰难，一个亲戚日夜处于警察监视下。”亲戚们提醒他少走动，少说话，否则当地人们发现他是来自乌干达的难民营，尽管年纪不大，也会给亲戚带来麻烦。
卡加梅解释了处处小心的原因：“早在六十年代初，就不断从布隆迪和巴黎有人组织难民打回卢旺达。在南方的布盖塞拉，很多人被害。人们仇视逃离卢旺达的人，他们不问老幼，不问是逃走的还是生在国外，监视一切有亲戚逃跑的人家。”
尽管那次回国深有感触，他并未立即自觉地采取行动改变现状。“我只是觉得有所触动，产生很多疑问，反思和讨论如何摆脱这种处境。随着年龄不断增长，想的更多。但是在当时的处境下，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有时候觉得好像是场梦，好像永远难以实现。”
他参加乌干达解放运动，不仅是跨过边境打仗，更主要的是从一个难民成长为献身于乌干达人民解放事业的一个战士。
“我们与乌干达人民站在一起，加入他们的行列，成为他们的一员。当时我们超越了民族界限，参与乌干达的斗争。但同时，如果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看，最终你仍然不过是个难民。”
然而，正是在乌干达的这些历练，使他看到明确的道路。“那个阶段是确定目标的时候，乌干达人民在为决定自己命运而斗争，触动我们考虑自己的命运，我们也可以采取同样的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
卡加梅认为1981—1986年历时五年的乌干达解放战争十分艰难。然而，他目标既定，从不惧怕困难，从不放弃斗争。“有时我对最终成败并无把握，但绝不放弃。有时可能想到另有其他途径，但最终发现，那将比眼前的困境更难，因此从不改道。”
1990年爱阵打入卢旺达境内，令很多人震惊，总是怀疑事先是否早有计划。卡加梅说，“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确有计划，尽管很难完全按照我们的意愿周密策划。”
弗雷德·卢韦格马率部于
卡加梅说：“弗雷德是爱阵、爱国军的首任领导人，是此次战役的总指挥，也是整个组织的核心人物。最高领导在战斗刚打响就突然阵亡，这不仅是给其他参与斗争的人，而且给整个组织都带来许多困难。”
卢韦格马之死
卡加梅虽然出身行伍，但他坦承其挚友和解放运动领袖突然离世，自己全然不知所措。“首先是很难接受这一事实，不理解为何在此关键时刻发生此事，不知道其影响如何。突然间所有的事情都落到自己肩上，始料未及。在那个节点上，要接受使命，要准确判断，这十分困难。”
当时的局势更不容卡加梅祭悼卢韦格马。许多事情急待处理，整个计划由于卢韦格马之死遭到重挫。
卡加梅回忆道：“没有时间讨论，必须马上决断下一步。因为不仅是他一人辞世，而且整个斗争也随之陷入停滞。必须往前看，摆在面前的事业更重要，超过死者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斗争决定未来、幸福、众多人民的生命和我们国家的安危。卢旺达是我们的国家，即使有些不公道，也必须现实地抛弃其他，继续前进。”
爱阵武装斗争打响第一枪时，远在美国的卡加梅先前曾参与策划和组织，因此并不吃惊。他始终参与筹建爱阵的一切工作，直至部队打进卢旺达。从乌干达解放战争到引领百万卢旺达人回国，卡加梅一直从事武装斗争，很难说出哪一仗最困难。他回忆说，每次任务都很复杂，要处理不断变化的局势，指挥战斗，避免伤亡，还要解决衣食住行。乌干达政府面临国际社会压力，爱阵不得不在卢乌边境往返穿梭，东躲西藏。
“整个形势处于一片迷雾之中，错综复杂，困难重重。我重返前线同大家一起战斗，但深感肩上的担子很重，必须寻找出路，应对瞬息万变的局势。
形势多变，必须迅速反应，许多情况下局势很快便恶化。我们要防止遭到攻击，同时又要保持队伍团结，资源匮乏，战线过长，真是弹尽粮绝。”
为此，卡加梅从不比较亲历的乌干达战争和卢旺达战争，说不出哪个更容易些。不同战争的相似之处多于不同之处。若为卢旺达人民，为卢旺达国家，为他们的未来和不同追求而战，政府只是一部分。我们想把国家从冲突领向稳定，为人民而非为自己，这是斗争的首要基础。”
1994年大屠杀
1994年那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令百余万图西人和温和胡图人丧生。卡加梅曾预见会发生大屠杀，但没想到规模会如此之大。1959年曾发生大屠杀，因此再次发生并不难想象，正是出于这种预见才有大批图西人沦为难民。目标明确的杀戮始终未停，只是规模相对较小。早在1994年前的战争期间，也有人被捕遭杀，只是人数不多，所以没人认为那是大屠杀。
他解释道：“这场大屠杀使整个国家陷入空前的浩劫，其残忍程度、屠杀范围、死亡人数和规模都是数十年来历史所罕见；任何人都没有料到事件会发展到如此地步。”
他回顾哈比亚利马纳总统之死那段时间，称此事从很多方面影响了整个斗争，哈氏之死被利用来实施蓄谋已久的阴谋。
卡加梅说，1994年4月6日哈比亚利马纳总统死亡，这一暗杀事件提供了很好的借口，很可能有人刻意杀他，以引发大屠杀。哈氏被害前，很多人公开表态，表明有人确在策划屠杀。
“我记得，在阿鲁沙谈判期间，北方的巴古比人遭受杀戮。显然这就是某种形式的大屠杀，并且是阿鲁沙谈判讨论的一个问题。爱阵告诫政府，不要在当面谈判寻求和平解决问题的同时，背地却针对某个群体杀人。”
令卡加梅震惊的是，政府居然不仅不否认残杀巴古比人，而且振振有词地辩解。几个月间，哈比亚利马纳政府领导人公开谈论杀尽图西人，他们始终以为图西人是一切难题的根子。政府内部的极端分子公开说要干掉哈比亚利马纳，说他同爱阵达成协议，出卖胡图人。哈比亚利马纳遇害前几天，极端分子掌控的一些报纸警告说，决定卢旺达未来的事件即将爆发。后来，阿鲁沙卢旺达国际刑庭审判中的证词也证实了这一切。
选择新总统
极端分子溃败后，作为爱阵的实际领导人，卡加梅担任副总统，没有坐第一把交椅，人们议论纷纷。显然，选择新总统的任务落在爱阵整个组织的肩上。
卡加梅说：“当时我们另有一个爱阵主席领导，但由于种种原因，爱阵决定由比齐蒙古率团前往阿鲁沙谈判，此后爱阵又选他再度掌舵。”
外界一直认为卡加梅才是幕后的真正掌权者，他却不这样认为，“应该这样说，实际是爱阵掌握更多的权力。实际上是爱阵决定让他做总统，尽管我在爱阵及其决策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毫无疑问。我认为，爱阵的权力比我们任何人，包括比齐蒙古，都大。
他事后认为，当时的决定也可能产生了一些问题。因为在不同时候，一些人不愿意接受正常的集体决策方式，从而常会遇到阻力，造成关系紧张。
卡加梅和爱阵接手了一个支离破碎、百废待兴的国家。爱阵为展示真正的领导能力，一方面承认大屠杀的严重性和野蛮性，另一方面决定当务之急是恢复常态与建设新未来。因此，团结全国和建章立制成为1994年的重中之重。然而并无先例可循，爱阵只能从自身逆境中吸取教训，迎接重建国家的各种挑战。
在一阵光明之中，爱阵认识到，只有需要安全保障的人民参与才能构建安全。这就需要有组织，并解决不同人的种种诉求。组织工作就要建立行政机构和事业机构为人民服务。接下来就是将政策规划和基础设施建成体系，以便于政府机构服务于人民。
回顾那段时期，卡加梅说：“我们接手政权时，所有的财富都被那些旧政府逃走的人带到刚果（金）去了。资金以及一切都没有了，一切都无法运转，只能充分利用外部援助。这个国家一度全靠非政府组织，我们必须迅速扭转这一局面，我们要靠自己来管，即使我们还得依赖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组织的援助。”
最大的挑战在于新统治者是白手起家。从那个时期到如今，卢旺达的变化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建立基础和在新基础上搞建设。
卡加梅本是个战士，人们常问，战士能否成为好领袖？或者说，卡加梅之所以有今天，就因为他曾经是个战士。
他的回答非常睿智：“人首先是个人，而后可以成为战士，也可成为其他什么人，但最根本的是个人。取决于此人做出的选择和如何处理事情。当然，要成为一个战士，也要具备一定的素质。这一方面与个人的生活经历和受到的训练有关，另一方面思想的形成和身体因素对个人素质也有很大影响。我们所经历的斗争，包括我们自己的斗争，一个亮点就是政治与军人素质的完美结合。我们国家和其他有过斗争地方的战士，其实不仅是个战士，首先他是爱国的，而且有政治思想。”对他来说，作为一个战士，其目的不是为个人，而是要为国家服务。
“对于思想正确的人来说，就其职位而言，就其所作所为而言，对他人、国家以及民族福祉的影响要比本人受益重大得多。这是我的观点，也是推动许多人的观念。至少我本人一直将此牢记心中。”
尽管如此，他非常谨慎，以免产生错误想法，以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他首先承认许多人都很容易犯这样的错误，所以希望自己能尽量避免犯错。“但是总有人会越过红线，有人什么都敢干，毫不顾忌规矩，个人凌驾于一切，包括国家之上。人很容易忘记一个事实，即我们跟其他人都一样，并非缺你不可，谁也不会永垂不朽。你的言行最终决定你的形象，不是毁了你，就是成全你。问题是毁了你的同时，还会毁了别人，毁了人民，不仅你自己垮台，有些人还会毁了整个国家。”
关于腐败
卡加梅对腐败深恶痛绝。他在反腐败当中，不得不下狠心惩治身边的人。“在领导层，在政治上，像我这样有权和有幸执政之时，不得不做出选择，正确与否有待后人评判。我看不出腐败有什么好处，包括那些搞腐败的人，大家都说腐败不好。但同时它每时每刻在发生，处处可见。我想，腐败并非只在我们非洲才有。腐败常在一些场合被说成了非洲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不对，腐败确实在非洲存在，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如此，但它决不是非洲独有。即使在非洲，那些搞腐败的人也不尽都是非洲人。搞腐败的人往往串通一气，他们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勾结。我们在世界各个角落都能看到腐败，甚至在最发达的国家都能见到。腐败是全球普遍存在的问题，但最终在我们国家，必须采取措施反腐败，因为腐败毒害政治，摧残经济，改变高尚者所追求的生活方式。因此，同处理其他事情一样，我要千方百计制止腐败。当然反腐败很难，治理腐败必须成为我们整个问责制的一部分，以保证我们办好事情，搞好政治，以实现我们的目标。
即使是在个人层面，做出相关决定也很难，因为反腐败本身就很难，牵涉巨大的利益问题，成本同样高昂。但权衡利弊，反腐败并让人民知情要比听之任之，置之不理，任其泛滥好得多，而自身参与腐败者则更令人发指。正如前面说过的，有些决定的确很难。如果从开始就认识和明确腐败是犯罪，绝不能容忍，因此必须有相应的问责措施。对于身边亲近者，不能说别人搞腐败就是犯罪，而你的亲戚朋友搞腐败就不是犯罪。这样做更不好。”
新闻自由
很少有像卡加梅总统这样的领导人由于不能容忍新闻自由而饱受尖刻批评。然而，他虽常反驳攻击，却从未下令逮捕记者。“实际上我从不在这个问题上与媒体和记者纠缠。我除了回答问题或辩论，其它我都不管，媒体的运作和监督都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没有理由参与其中。当然，我能理解，他们会问，你是总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认为，不管是谁，签证被拒就是总统的事儿，可我并不负责发签证，那不是我的工作。我们有媒体委员会监管媒体。你可以私下去问，他们什么时候接到总统办公室或我本人的指令，或者他们什么时候听说过是我指示关闭媒体？我不知道有此等事。但是如此攻击这个国家，有时极其不公正。媒体和其他一样，包括所谓的新闻自由，在卢旺达一切都从最低层次起步，但都在进步。”
卡加梅认为自己是仇恨宣传的受害者。他说：“不用问，这就是恶意攻击，玩弄政治把戏。就像我刚说过的，有人由于腐败被问责，第二天他就反对政府，而且成为合法的反对派。只是查办了一个人，你就说他是反对派。那些人知道这样对自己有好处，至少可以利用外人来说话。他在这里被依法追究，这里人人皆知他的犯罪事实，但外界却毫不知情。他们不知道此人就是卡加梅政府和爱阵的敌人，就称他为民主斗士，说我们不让他说话。假如因为他偷窃而被剥夺说话权，就说他受到镇压，这样说是不负责任。”
卡加梅说他喜欢与公众交流并颇有收获，他曾跟许多人公开辩论。他坚持自己的观点，有人甚至说他咄咄逼人，但他不为所动。他坚持要向公众说明自己内心的想法，不管别人爱听不爱听。
“我并不是说外人不能说三道四，但是，他们说的及其表达方式，好像他们是在反映卢旺达人民的疾苦，代表人民吐露心声。有时候却与事实不符，卢旺达人民的生活在不断改善。他们关于我的各种说法，无论是讲自由，讲社会经济发展，讲参与社会发展，人民并没有怨恨。现在还是开始，我们从此起步，弄清事实与真相。但有些人站在局外指责我卡加梅压迫卢旺达人民，说我卡加梅专制独裁，等等。然而，我恰恰是卢旺达人民自己选举出来的总统。”
岁月流逝，爱阵制止大屠杀已有17年。曾与卡加梅并肩战斗的一些亲密战友同他分道扬镳，如原在体制内的卡兰戈亚（原军情部门首脑）和卡雍巴（原安全局局长、驻印度大使）等人。
“他们为自己歌功颂德，喜欢指责别人，但实际上卢旺达人民不信任他们。这些人跑到国外乱讲，其实他们自身都有问题，不是同国家、就是同我有分歧。总之，国外有人听他们的。然而，据我所知，在卢旺达，人们对他们只是一笑了之。”
卡加梅希望历史如何记住他？
卡加梅首要的愿望是他能在执政期满后离任。“即使我本人不想隐退，但终有一天我不得不离位，从基本逻辑来讲，每个人必然要在某个时候离开。对于我来说，选择适时离任，只会对我的评价更有利。我离任的时间有待卢旺达人民决定，我们将就我及后来者的离位时间达成一致。因此，在此刻谈论隐退为时尚早。因为这并不难，我甚至今天或明天就可以决定离开。问题是如何离开，换句话说，我应该做成些什么事情以后再走。我目前仍考虑应该做些什么。”
取得骄人成绩后他还面临哪些挑战？
“各种挑战无时不在。挑战不仅在于做好各项工作，在各领域取得进展，更重要的是保持不断前进，这始终是个大挑战。一方面是发展势头良好，另一方面是保持好的发展势头。换句话说，要让我国人民参与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要由，他们自己努力去创造财富，自身受益，这要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文化，并在全国范围推广。不能仅限于某个优秀人才执政时还能推动发展，一旦他离开后一切将不复存在。我真正的理想抱负和最大愿望是，一方面，我为国效力，人民自有公论；另一方面，尽我所能做好工作。但在整个过程中，不仅判断我在任期间的成就，而且要在我离任后，在其他人的领导下卢旺达还能继续不断发展，继续前进。只有卢旺达人自己创造奇迹，人人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样才能形成一种文化，有了这种文化才能不断进步。”
卡加梅现在是最后一个任期，他展望了卢旺达未来五十年的前景：“卢旺达将实现自己的目标，成为有民族尊严的繁荣国家。我们看到卢旺达在发展，而且速度很快，没有理由怀疑我们实现不了目标。我们有爱国热情，追求民族尊严，向往幸福生活，争取社会发展，这些就是我们对未来五十年的远大理想和抱负，我们一定会走得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