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党内正义力量与林彪、江青集团的交锋

zyesheng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49-1.html
发表时间：2011-1-10 19:50


　　核心提示：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内正义力量针对思想理论领域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搞得混乱不堪的局面，为捍卫党的指导思想的纯洁性和正确性而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其中尤其是三次大的思想交锋即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和围绕政治与经济关系问题而展开的斗争，从思想上唤起了人们对党的正确指导思想的认识，认清了林彪、“四人帮”所贩卖“理论”的错误本质，从而为最终结束“文革”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也为“文革”之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准备了思想条件。

　　------作者：李曙新，原题：《“文革”时期党内正义力量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三次思想交锋述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停止的。”①其中，在思想理论战线，尽管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把持着舆论工具，对党的指导思想进行肆意的歪曲和践踏，大搞无政府主义，煽动极“左”思潮，使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但是，党内的正义力量并没有放弃斗争，而是寻找各种机会，为恢复党的指导思想的纯洁性和正确性而不懈地进行理论斗争。其中，大的思想交锋主要有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和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厘清。

　　一、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

　　“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之后，全国出现了“天下大乱”的严重局面。尤其是1967年初从上海掀起的“一月风暴”，引发了“打倒一切”和“全面内乱”的无政府主义狂潮，社会秩序陷于空前的混乱。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一些老一辈革命家从忧虑到愤慨，并在1967年2月拍案而起，同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一伙展开了面对面的针锋相对的斗争。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有名的“二月抗争”。这次斗争成为“文化大革命”时期抨击和批判无政府主义的一次经典之作。

　　在1967年2月11日的政治局碰头会上，叶剑英首先指责中央文革小组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②徐向前激愤地拍着桌子质问：“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搞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③叶剑英抓住上海人民公社的问题质问：“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想干什么？”他还嘲讽地质问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④在2月16日的又一次政治局碰头会上，谭震林针对张春桥打着群众的旗号批斗领导干部的阴谋，愤慨地指出：“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他还尖锐地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⑤李先念说：“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大搞逼供信。”⑥

　　这些义正词严的批评虽然是出于义愤而发，但实际上包含着深邃的思想内涵，因为从内容上来看，这些争论主要是围绕着三个问题：（一）要不要党的领导；（二）要不要稳定军队；（三）要不要保护老干部。老一辈革命家在这三个问题上的态度可以归结到一点，就是对准了一个“乱”字，严厉抨击无政府主义。这样的斗争，既表现了老一辈革命家正义在胸的浩然气概，也表现了他们真理在手的大无畏精神，因而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第一，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抵制“左”倾错误的正义斗争。老一辈革命家1967年的“二月抗争”，与后来发生的1972年前后周恩来对极“左”思潮的批判、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1976年的“四五运动”一起，并称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和人民开展的四次大的斗争。可以说，尽管“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灾难，但在经过十年浩劫之后，“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⑦，社会主义的中国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正是得益于以老一辈革命家为骨干的党内健康力量的不懈斗争。

　　第二，这是一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正义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必须有本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这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时就确定的一条原则，是经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历史所检验和证实了的真理。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一伙却鼓吹群众运动“天然合理”，江青一伙煽动“踢开党委闹革命”，这实际上是列宁早就批判过的俄国经济派鼓吹的崇拜群众自发论的机会主义谬论的变种。老一辈革命家坚决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为坚持党的领导，同崇拜群众自发论的机会主义谬论作了坚决斗争。

　　毛泽东虽然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但在一些问题上仍然保持了对党的正确指导思想的坚持。当上海“一月风暴”引发“全面夺权”时，毛泽东既给予了大力支持，但对于夺权过程中的无政府主义狂潮也多次提出批评。针对造反派提出的“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他批评说：解放后十七年，正确的东西占统治地位，因此“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是反动的，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正确的说法只能是部分地改善无产阶级专政⑧。他还批评说：无政府主义是对社会主义的惩罚，要走向反面。这种批评，对于遏制林彪、“四人帮”煽动的要把老干部都打倒的阴谋起了一定的作用。针对干部被打倒一大片的情况，他号召“正确对待干部”，指出：“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⑨。对于老一辈革命家的“二月抗争”，毛泽东虽然批评了这些老同志，但他并不同意林彪、“四人帮”一伙打倒这些老同志的企图。他在批评这些老同志的同时，又提出要团结和保护他们。在事件发生的两个月后，他专门把这些老同志请到自己家里开了一个“团结会”，并批准这些老同志五一劳动节上天安门参加庆祝活动。他的这些讲话和做法，虽然是在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做出的，但对于纠正具体工作中的一些过激行为，特别是对于纠正把老干部都打成“走资派”的错误，进而解放干部，起了很大的作用，因而这一部分思想内涵也可以归入党内健康力量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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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楼 短消息 查看资料 加为好友 作者家园  作者微博  送玫瑰 送金币 只看该作者 　　二、对极“左”思潮的批判

　　极“左”思潮与“文化大革命”有着不解之缘，是“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理论基础。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之所以能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煽风点火，兴风作浪，搞得天下大乱，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打倒，靠的就是极“左”思潮。因此，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哪怕是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的纠正，也必然要牵涉到批判极“左”思潮。

　　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自我爆炸后，毛泽东部署在全党开展“批林整风”运动。一直力图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周恩来利用这一时机，展开了对极“左”思潮的批判。他在一些全国性的重要会议上和其他场合，多次提出必须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问题。他指出：“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10，并指出极“左”思潮的表现“就是空洞，极端，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11并指出批判极“左”思潮的重要性在于：“极‘左’思潮不批透，人们就没有勇气贯彻党的正确路线。”12这种讲法，实际给“批林整风”运动定下了一个批“左”的基调。

　　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周恩来对各个领域都提出了批判极“左”思潮的要求。

　　对于经济工作，他提出要加强企业管理，恢复和健全被极“左”思潮砸烂的各种规章制度。他说：“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合理的还是要保留，一概取消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不尊重科学的。不能违背科学。……有些人要把一切制度砸烂，这是极‘左’思潮。”13

　　对于文艺工作，他在一次观看演出时说：“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14并针对有些地方把封存的图书都烧了的情况，指出：“否定一切，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那些把书都烧了的，还不是受极‘左’思潮影响？”15

　　对于外交工作，他在给回国述职的大使和外交单位负责人的讲话中说：“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的鼻子下面也有嘛，外交部也有，驻外使馆也有。”16又说：“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17

　　根据周恩来的这些讲话精神，《人民日报》在1972年10月14日用一个整版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等文章，以犀利的语气，极其尖锐地剖析和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打倒一切”、“砸烂一切”以及“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等极“左”谬论，并且尖锐地指出，无政府主义的表现在下面，根子却在上面。无政府主义思潮和极“左”思潮的煽动者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只要自由不要纪律，目的在于破坏社会主义劳动纪律，瓦解社会主义生产，从根本上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无政府主义的煽动者不是不要政府，而只是把无政府主义当作实现其篡党夺权阴谋的工具。文章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提高思想觉悟，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

　　周恩来主持的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是党内健康力量为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而做的又一次努力。在批判极“左”思潮的同时，他还在毛泽东支持下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从而使社会秩序、生产状况逐步好转，各方面的工作都有了转机。如果能坚持下去，“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会逐步减轻以至有所纠正的。然而，由于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18，使批判极“左”思潮被迫中断。

　　尽管这次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努力再次中途受挫，但它对于当时以及后来的政治、经济形势，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党和人民在十年“文革”中所进行的艰难曲折斗争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三、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厘清

　　“文革”时期，被林彪、“四人帮”搞得最为混乱的理论问题，可以说就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了。林彪鼓吹的“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四人帮”以批“唯生产力论”为名兜售的“上层建筑决定论”，都严重地搞乱了人们的思想，造成了高压的政治气氛，使人们不敢抓生产，不敢抓业务，不敢抓技术。因此，党内健康力量要纠正“文革”错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就必须澄清在这一问题上的理论是非。

　　1972年4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撰写的文章《正确理解和处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这是“文革”期间极为珍贵的一篇正确论述政治与业务关系的文章。文章指出：对业务工作中的客观规律性认识越多，钻研技术越深，就会对人民的贡献越大，就更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应该坚持为革命而钻研业务，学习文化，学习技术。文章特别指出：冲击社会主义生产和业务的“政治”，决不是无产阶级政治。这篇文章，对于当时批判极“左”思潮，澄清人们在政治与经济关系上的混乱思想，恢复经济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73年，邓小平在经历了7年的受批判和下放劳动之后，重新回到中央领导岗位。1975年，他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开始对各条战线进行全面整顿。为了破除思想理论上的阻碍，他同“四人帮”再次就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展开了论战。

　　1975年3月5日，邓小平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明确地批判极“左”的空头政治，说：“毛主席讲，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19

　　为了推进全面整顿，邓小平主持和指导制定了三个著名的文件，即《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三个文件，都在不同程度上阐述了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的关系。

　　《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阐述说：“没有社会生产力的强大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充分巩固的，决不能把革命统帅下搞好生产，当作‘唯生产力论’和‘业务挂帅’来批判。”20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要求：科技部门一定要做到既有坚强的政治领导，又有切实具体的业务领导。党政领导干部，应当朝又红又专的方向努力。并阐述说：“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21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对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的关系做了全面阐述，指出：“我们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辩证地理解政治和经济的对立统一关系，既要认识政治的统帅作用，又要认识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的保证，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可是我们一些同志至今还是用形而上学来对待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总是把政治和经济互相割裂开来，把革命和生产互相割裂开来，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一听到要抓生产，搞好经济建设，就给人戴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说人家搞修正主义。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22

　　文章引用列宁的话：“政治教育的结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又引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一段话：“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然后论述说：“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区别真干革命和假干革命，区别真干社会主义和假干社会主义，区别干部所做工作的成绩是坏是好，是大是小，归根到底，只能也只应按照列宁和毛主席所提出的这个标准来衡量。”23这实际已点出了生产力标准的意蕴。

　　文章还批判了“四人帮”把革命与生产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一点论，指出：“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坏，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那种认为抓好革命，生产自然会上去，用不着花气力抓生产的看法，只有沉醉在点石成金一类童话中的人才会相信。”24

　　上述三个文件，当时都还未定稿下发。后来，在所谓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四人帮”把这三个文件诬为“三株大毒草”，作为供批判的材料下发，人们才看到这三个文件。不过，令“四人帮”始料不及的是，它却使人们更增加了对邓小平全面整顿的拥护和支持，从而为后来的“四五运动”和粉碎“四人帮”，以至后来的拨乱反正，都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内正义力量的反“文革”倾向始终存在，斗争也一直没有停止，上述三次思想斗争，都表现了党内正义力量为纠正“文革”错误所做的艰难而不懈的努力。并且，在斗争中，党内正义力量在理论上坚持运用党的哲学武器，为维护党的指导思想的纯洁性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正是这些斗争，在“文革”后期逐渐唤回了人们对党的正确指导思想的认识，使人们逐渐认清了林彪、“四人帮”所贩卖的“理论”的唯心主义实质，从而用理论的力量赢得了群众，为结束“文革”奠定了群众基础。同时，这些斗争也为“文革”结束之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准备了思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