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甲无敌掌门人林敏聪:美国真相：爱因斯坦、卓别林、海明威等遭受美FBI迫害

　　中新网11月2日电 据台湾“中国时报”2日报道，有两百多部传记问世，被当作无数书籍、电影甚至漫画主题的天才科学家爱因斯坦，在后人眼中始终是个慈祥又充满童心的老人；然而，他在世时却曾经被列为头号“危险反动分子”，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FBI)长年抹黑与猎杀，其中原委是什么？  


　　为了揭开联邦调查局对爱因斯坦的秘密斗争，美国资深记者佛莱德-杰罗米(Fred Jerome)出版《爱因斯坦档案》一书，通过一九八○年代后解密的调查局档案、大量政府文件，以及对许多前调查局官员的访谈，事无巨细地陈述案件始末。

　　美记者出书 访谈前调查局官员

　　爱因斯坦曾说：“我的生活分成方程序和政治两个部分。”杰罗米指出，爱因斯坦是个反种族歧视、反法西斯、反战的和平主义者，但其激进的政治立场却在他死后被美国当局给抹去。

　　杰罗米回溯自一九三三年初，爱因斯坦与夫人从德国抵达美国，至一九五五年逝世为止，在美国超过二十年的时间内，始终被担任调查局局长的胡佛列在首要黑名单之上，并透过线民、窃听、放话中伤等各种非法手段，对爱因斯坦执行严密监控和丑化。

　　书中提到，爱因斯坦在一次大战前从任教的瑞士搬回德国，四年的战争岁月让许多德国科学家成了超级爱国狂，坚定反战的爱因斯坦成了学界少数。战后他继续参与和平组织的工作，更以他的声望号召全民对抗政府高压。

　　一九三三年爱因斯坦受邀到美任教，不久希特勒掌权，纳粹没收他所有物产，成了永远的流亡者，没想到却在美国见识到调查局不亚于纳粹的一面。

　　扣他红帽子 被胡佛监控

　　在调查局厚达千页的爱因斯坦档案中，详细记载了爱因斯坦的政治关系，指称他与数以百计的亲共团体广泛牵连，被胡佛为首的美国右派扣上红色大帽。

　　但杰罗米指出，爱因斯坦为了帮助反法西斯分子以及受迫害的移民、弱势等族群，常将他的名声借给许多左翼辩护的组织使用，而档案中更充满线民提供虚实混杂的情报。

　　被评论家南方朔称为“穿西装流氓”的胡佛，手中握有大量名流、政治领袖的“黑档案”早已不是新闻。包括影界天王卓别林、作家海明威、黑人精神领袖马丁-路德-金等人，都曾被他建档列管，种种不择手段的作法，使美国联邦调查局遭致前所未有的恶评。 ~~~~~~~~~~~~~~~~~~~~~~~~~~~~~~~~~~~~~~~~~~~~~~~~~~~~~~~~~~~~~~~~~~~~~~~~~~~~~~~~~~~~~~~~~~~~~~~~~~~~卓别林先生，您是共产党成员吗？
作者：《档案》    杭州日报
　　

　　1952年9月17日清晨5点，63岁的卓别林携带家眷在纽约港登上英国“伊丽莎白皇后号”豪华游轮，前往伦敦参加自己的电影《舞台生涯》的首映式。

　　轮船出港时，卓别林与妻子乌娜不禁回头凝望渐渐远去的自由女神像，在清晨霞光中，自由女神像高擎着火炬，仿佛在向他们挥手告别。

　　第二天，当轮船横渡大西洋时，船上的收音机里传出美国司法部的声明，声明中说美国政府将拒绝卓别林再次入境。这个他居住工作了40年之久的自由国度就这样对他关上了大门。

　　查尔斯·斯宾塞·卓别林，CharlesSpencerChaplin，英国籍导演、演员、制片人，从20世纪10年代到50年代红遍全球，是跨越了无声片时代和有声片时代的喜剧大师。那个戴圆礼帽，穿小礼服、肥裤子，套一双巨大鞋子的模样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喜剧形象。

　　这样一位誉满全球的喜剧大师，晚年却远走异乡沦落天涯。他为什么这么不受美国欢迎呢？他究竟做了什么？

　　卓别林凭摄影棚的旧衣物造就流浪汉经典形象

　　根据美国移民局的记录，卓别林是1912年随同英国卡尔诺哑剧团进入美国的。他十几岁就进入哑剧团讨生活，一直梦想着能去美国演出。

　　卡尔诺哑剧团在纽约42街的美国音乐厅连演了六周。卓别林的表演吸引了一位当时还寂寂无名的美国年轻导演，这位导演看到了卓别林扮演的醉鬼，他说，“如果我有一天当了老板，我就要请这个演员来演戏。”

　　两年后的1914年，Keystone基石电影制片公司在好莱坞创办，创办人正是那位年轻导演麦克·塞纳特。很快，卓别林来到好莱坞，和基石公司签了一年演员合约，周薪150美元。

　　作为粗鲁滑稽派喜剧导演，塞纳特电影的风格大多直截了当，以追打和扔蛋糕为最常见的戏码，这远远满足不了卓别林的艺术追求。

　　有一天，卓别林灵机一动，用在摄影棚找到的几件演员的旧衣服给自己设计出一个全新造型：一件还算合身的旧西服，一条实在是太肥的裤子，还有一双明显不合脚的破烂大头鞋，一顶圆礼帽，还有一根莫名其妙的手杖。

　　别的演员大都身材高大，他们的衣服穿在身高1米65的卓别林身上，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呢？

　　效果惊人，并且从此成为经典。

　　喜剧片《威尼斯小孩赛车记》拍摄于1914年，这是卓别林为塞纳特拍摄的第三部电影。片中他第一次以日后风靡全球的流浪汉的形象出现在银幕上。

　　就是这部无声喜剧片让卓别林在好莱坞一举成名。从此，流浪汉的形象一直作为他的符号，尽管后来成名致富，但他仍然不改形象。

　　从1915年开始，卓别林扮演的流浪汉的形象风靡一时，他的形象出现在动画、漫画作品中，甚至还有卓别林玩偶，他几乎无所不在。

　　对伦敦东区的记忆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作品

　　一年合约期满后，卓别林很快转投到艾森那电影公司，周薪涨到了1250美元，外加1万美元的红利。1916年，他又转投到共同影片公司，报酬更是三级跳，到了周薪1万美元，外加15万红利。

　　从1916到1917年，卓别林为共同影片公司拍摄了12部电影，在这些电影中，他已经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喜剧风格，而且也开始显示出深刻的思想性。

　　电影《安乐街》中的场景有一个丁字路口，这个设计灵感来自卓别林小时候住过的街道——伦敦东区。安乐街，Easystreet，指的就是卓别林出生的街道Eaststreet，那里的居民大多是蓝领工人和外籍移民，治安极为混乱。本片描写了伦敦警察对安乐街避之唯恐不及，而且竟然还要靠流浪汉来整肃当地暴力犯罪。

　　伦敦街头的景象时常出现在他的电影里，对伦敦东区的记忆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作品。

　　1917年，卓别林和第一国家电影公司签约，片酬达到了100万美元的天价。拿到百万身价后，卓别林马上开始在拉布里亚大道兴建自己的摄影棚。第一国家电影公司给了他充分的自主权，让他掌控自己的作品和命运，在自己的电影中包揽了从编剧、导演、主演到作曲等各个工作。

　　这个时期，卓别林拍出了很多有影响力的电影，比如说1918年拍摄的《夏尔洛从军记》，是最为人所称道的战争影片。虽然影片上映后没几周就停战了，对提升士气没啥帮助，但那仍然是一战期间最卖座的电影之一，尤其受到返乡美国士兵的喜爱，认为它用幽默的手法展现了战争恐怖、荒谬的一面。

　　不过在好莱坞，有思想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当时卓别林并不知道，自己那些针砭时事的电影已经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

　　卓别林几乎与每个和他合作拍片的“卓女郎”都会发展出一段感情

　　经过短短三年的奋斗，28岁的卓别林，在好莱坞这个名利场上，已经摇身一变成为百万富翁和最出名的人之一。名利双收的副产品是什么呢？自然是女人，很多女人。

　　卓别林几乎与每个和他合作拍片的“卓女郎”都会发展出一段感情，而“卓女郎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她们都极为年轻。

　　卓别林女儿GeraldineChaplin说：“他喜欢年轻女孩，越年轻的越喜爱，他只看到她们的纯真、无邪、年轻、美貌，他非常浪漫。”

　　女儿当然会看到父亲好的一面，可他的朋友说的就没这么委婉了：“他一看到女人就奋不顾身，身边女人来来去去，总有一天会惹上麻烦。”

　　卓别林的第一任妻子，碰巧就是这么一个噩梦般的女人。1918年在拍摄《夏尔洛从军记》时卓别林结识了年仅16岁的女演员蜜德丽·哈里斯，影片拍完后她骗卓别林说她怀孕了，于是他在影片发行三天后娶了她。

　　由于卓别林在拍摄《孤儿流浪记》的时候和剧中女演员又发展出一段感情，蜜德丽·哈里斯1920年起诉离婚，她的律师威胁要扣押卓别林的电影底片，卓别林只能带着底片逃到盐湖城，在那里完成《孤儿流浪记》的后期剪辑。

　　孤儿衣锦还乡

　　一年半后，卓别林将《孤儿流浪记》交给发行商，这部电影于1921年上映。

　　长久的等待是值得的，这部电影不仅成为一部经典，也标志着卓别林在艺术上的一次飞跃。

　　卓别林的童年时光与这部电影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卓别林从小父母分居，母亲在他7岁那年失业了，他不得不和哥哥雪尼一起进了孤儿收容所。12岁那年，父亲因酗酒去世，母亲进了精神病院。

　　一直到成年以后，卓别林最不喜欢的就是圣诞节，因为这个欢乐的节日对他来说只有凄惨，有一年他只得到了一只橘子作为圣诞礼物。

　　1921年，卓别林回了一次伦敦，这是他1912年闯荡美国后第一次衣锦还乡。

　　奥林匹克号9月9日在南汉普敦靠岸，港口迎接的人潮人山人海。卓别林已经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的巅峰时期，他出名了，出了大名。

　　为了能按自己的理想拍摄长片，卓别林跟当时在美国大红大紫的名导演大卫格里菲斯、大明星玛丽·毕克馥、道格拉·斯范朋克一同组建了联美公司（UnitedArtists)，成为1919年世界影坛的一大盛事。

　　卓别林的演艺事业如日中天，却不知胡佛编织的FBI阴影正渐渐笼罩了他，他的命运已经不由他自己控制了。

　　被联邦调查局头子胡佛盯上

　　卓别林勤奋拍片，佳作频出，然而，正是这些电影让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他的监控不断升级。

　　20世纪初，美国国内经济萧条，物价暴涨，工人工资一再下降，工潮四起。而卓别林通过塑造流浪汉形象，演绎了底层社会人民的生活，讽刺了资本家和统治者，这很快就引起了政府的注意。

　　有一次，卓别林和朋友在餐厅吃饭，突然感觉到身后有一道犀利的目光一直盯着自己，后来才知道，那就是联邦调查局头子胡佛。胡佛自然看过卓别林演的电影，虽然那些电影很滑稽，可这位FBI头子却怎么也乐不起来，在他眼中，这些片子太危险了。

　　胡佛，美国联邦调查局历史上的传奇，一个神秘的狠角色，他在位的48年中一手遮天，其间总统都更替了好几届，可任何一个总统都不敢拿他怎么样。原因是什么？因为连总统都有黑材料掌握在他手里，肯尼迪总统兄弟和梦露的风流韵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很快，胡佛派特工混进卓别林的电影厂做卧底，监视他的一言一行。时间不长，便有卧底向胡佛报告，说那里有大量“电影界激进分子”。还不知从何处搞了一份报告来，上面记录的正是卓别林以无名氏名义，给美国共产党人捐款1000美元的事情。

　　联邦调查局为了寻找证据，足足花了几年的时间，但结果呢？一无所获。可是，胡佛并没有放弃对卓别林的调查，他仍在等待机会。

　　对于联邦调查局的这些勾当，卓别林一无所知，仍然沉浸在自己的电影和浪漫世界中。

　　卓别林也被当做共产党的同路人

　　1924年11月，卓别林第二次结婚了，新娘是女演员丽塔·格蕾。随后，他拍了《淘金记》。

　　《淘金记》是以美国西部淘金热潮为背景的故事，它在滑稽的笑料之下包含了淘金者在饥寒交迫下面临濒死状态的悲剧，是一部真正“笑中带泪”的杰作。

　　1931年出品的《城市之光》又是一部轰动的经典之作。1929年从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迅速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片中流浪汉救助失明女孩的故事给萧条市井中的人们带去了温暖。纽约首映时，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也去看，而且还在最后一幕忍不住掉泪。

　　卓别林在1936年又出了一部重要作品，这就是《摩登时代》。

　　在这部电影中，他认为人已经被变成了动物，盲目为机器工作的奴隶。这部电影甚至包含了马克思的理念，描述了工人和穷人在工业社会中的不幸状态。

　　这部片子表现出卓别林的激进左派思想。影片中最经典的一场戏：流浪汉在街上捡到一面红旗子，却在无意中成为了一场共产党示威活动的领导人。这场戏仿佛预见了未来，不到十年，卓别林也被当做共产党的同路人。

　　卓别林公然支持苏联使胡佛恨得牙都痒了

　　不久之后，欧洲大陆被战云笼罩。希特勒独裁统治下的纳粹德国蠢蠢欲动要侵犯邻居。1937年，卓别林开始着手准备他规模最大也是最受争议的一部影片，这部影片的拍摄完全秘不公开，对外只称作是“6号作品”。

　　故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线展开，他在片中一人分饰两角，其中之一是小流浪汉的化身，一名犹太理发师；另一个就是影射希特勒的独裁者。

　　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有90％的人反战，一半人或多或少反犹。拍摄这样一部影片，评论时局，揭示政府和法西斯主义的本质，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这部影片，就是《大独裁者》。

　　卓别林的联美公司为本片撰写的新闻宣传稿有着明显的政治色彩：

　　“阔别观众5年后，卓别林回来了。在这5年中，世界有了很大改观，很多小国家被从地图上抹去，西班牙正在内战，战争横扫欧、亚、非洲，在很多国家，苦难和恐惧取代了欢笑。”

　　“自从这部被称为《6号作品》的秘密影片开始制作以来，就有一股令人不安的沉默围绕着它，有很多谣传说此片不会公映，或者卓别林会为了迎合某种潮流而对本片进行重新剪辑，或者是政府不喜欢本片中的某些部分。现在，影片的上映使所有这些谣言不攻自破。”

　　围绕着《大独裁者》的争议没有影响到这部影片的大卖，影片的票房纪录又创新高。

　　此时，卓别林的政治倾向也越来越明显，他对此毫不避讳。在《大独裁者》公映之后卓别林曾因其政治立场受到“北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指控，但他并没有退缩，依然为推动美国开辟第二战场而公开演讲呼吁。在卡内基音乐厅举行的集会上，他公然支持苏联。轮到他演说的时候，他走到舞台中央，高举右手，大呼：“同志们”。现场简直为之疯狂。

　　卓别林如此高调的做法，自然使胡佛恨得牙都痒了。此刻的胡佛，就像一只猎豹一般紧盯着卓别林，随时准备扑上去。很快，机会来了。

　　卓别林遭新欢陷害，在公众中的形象大打折扣

　　1943年，卓别林有了新欢，女演员琼·柏莉。他计划让她在自己的电影中演出，可是当琼·柏莉在好莱坞小有名气后，却变得放浪形骸，经常酗酒借债。于是，卓别林和她解约，并将她送回纽约。

　　1943年5月，琼·柏莉大着肚子找到卓别林。她指认卓别林是肚中孩子的父亲，并将他告上法庭。随后又周游全国，散布诋毁卓别林的言论。

　　尽管后来通过血亲鉴定否定了琼·柏莉的谎言，验血结果显示卓别林不可能是孩子的父亲，但加州法律并不承认验血结果，卓别林输了这场官司，被判支付巨额抚养费。

　　祸不单行，这桩认亲案又牵扯出了另一件案子。1944年2月10日，美国联邦调查局起诉卓别林，控告他于1942年10月2日通过非法途径将琼·柏莉从洛杉矶运往纽约，违反了曼恩法案。这条法律禁止因不道德原因将女子运过州界。卓别林又一次上了法庭。

　　这一次他赢了，FBI的指控并不成立。但两场官司打下来，他在公众中的形象大打折扣。

　　事后证明，这一切都是胡佛在幕后操纵的，连琼·柏莉周游全国的费用都是FBI支付的，目的只有一个，把卓别林搞臭。

　　胡佛亲手布置对卓别林详细调查，建立档案。这些档案中，某家杂志对他的一句赞扬，某个进步组织说要请他去演讲等等，都被毫无遗漏地记录下来。所有档案多达2000多页。

　　可尽管如此，FBI仍然没有抓到卓别林任何在政治方面的把柄，无奈中，他们仍给卓别林贴上了一个罪名，是什么呢？说卓别林“道德上的堕落”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

　　这看上去实在有些滑稽，联邦调查局也太有闲工夫了，连一个好莱坞明星的生活作风问题都要管。其实这是胡佛苦于抓不到卓别林的把柄实在窝火。

　　卓别林的新闻发布会成了对他的声讨大会

　　此时，卓别林却在这个风口浪尖上拍摄了谴责战争贩子和军火商的《凡尔杜先生》。影片描写银行小职员凡尔杜忠心耿耿地干了二十年，受尽剥削，在一次经济危机中被踢出银行，为了养家糊口，被迫走上了犯罪道路。他想方设法与富婆结婚，然后谋杀她们占有她们的财产，是个名副其实的“师奶杀手”。凡尔杜因杀人而被捕，判处死刑。

　　在影片结尾，卓别林借凡尔杜先生之口说了一段话。他说：“说我屠杀生命，这个世界不是鼓励如此的行为吗？这个世界不是制造了大量杀人机器，并把妇女儿童送进死亡地狱吗？要说杀人，我只是个业余的。”

　　《凡尔杜先生》在美国许多大城市被禁映，卓别林的政治主张使他遭到各界的指责，也因此惹毛了胡佛。从一份卓别林为《凡尔杜先生》召开新闻发布会的记录中可以看出，新闻发布会已经成了声讨大会。

　　会上，在所有人的期待中，一位记者直接抛出一个大家都想问的赤裸裸的问题：“卓别林先生，您是共产党成员吗？”

　　对这个问题卓别林正色回答：“不，我不是。我可能被称为共产党同情者。我认为在战争初期苏联为我们守住了前线，对此我心怀感激，我觉得我们都欠苏联一份人情。”

　　随后卓别林说了一段掷地有声的话：“我从来没有在任何选举中投过票，我对任何政治主张都没有兴趣。我认为人类的爱国主义和忠诚不应限于一个国家，而应该是对整个世界。”

　　向好莱坞宣战，卓别林在美国生活30多年后惨遭驱逐出境

　　1947年底，《凡尔杜先生》在纽约遭到了抵制，随后在美国东西海岸的很多城市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在新泽西州，反对者在影院外布置了纠察线，阻止人们买票观影；在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市，影院受到恫吓，上映一天就被拿下了。相同的事在很多州都发生了，以致卓别林到最后都收不回拍摄成本。

　　1947年12月，卓别林在巴黎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向好莱坞宣战”的文章，向全世界控诉他所遭遇的迫害。至此，卓别林和他生活了30多年之久的美国已经水火不容。

　　二战后的美国，随即进入与苏联对抗的冷战时期。美国开始在国内清除所谓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打击进步势力。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掀起了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反共、排外运动，涉及美国政治、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各个层面，电影界也搞得鸡犬不宁。

　　而在此时，卓别林言行大胆出位，联邦调查局当即把他归为疑似亲共赤色分子，对他的监视进一步升级。

　　终于，在联邦调查局的一再建议之下，美国司法部于1952年作出了将卓别林驱逐出境的决定。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在他生前最不喜欢的圣诞节，卓别林与世长辞

　　到达英国后，卓别林召开新闻发布会：我们要到英国的古迹去看看，这是我夫人第一次出国，所以我们想多去一些地方，多看一些东西。

　　有记者问，听说美国政府不让你再回去？卓别林答，那已成定局了。

　　《舞台生涯》在伦敦的首映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而此时陪伴卓别林的是他的最后一任妻子乌娜·奥尼尔，她是著名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女儿，17岁时冲破家庭阻力和53岁的卓别林结婚，从此不离不弃，一直陪伴他到人生的终点。

　　卓别林全家最后在瑞士定居下来，那儿的生活与好莱坞截然不同。远离镁光灯，他却品味到了人世间的真情，远离了众多崇拜者，却收获了真挚的爱情。卓别林后来自己回忆说，离开好莱坞的这20年是他最快乐的20年。

　　1972年，美国终于再次向卓别林示好，他获邀前往阔别了20年的好莱坞，抛掉恩怨，接受奥斯卡特别荣誉奖。现场观众对这位喜剧大师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而卓别林还未开口，泪水已经盈眶。

　　1977年12月25日，在他生前最不喜欢的圣诞节，卓别林与世长辞。在他身后，留下了80部电影作品，这些是卓别林留给观众的永远的圣诞礼物。

　　合作：北京电视台《档案》

　　播出时间：每周三21：35

　　整理：烟子 (本文来源：杭州日报 )~~~~~~~~~~~~~~~~~~~~~~~~~~~~~~~~~~~~~~~~~~~~~~~~~~~~~~~~~~~~~~~~~~~~~~~~~~~~~~~~~~~~~~~~~~~~~~~~~~~~ 爱因斯坦与FBI的秘密战争
2009年11月03日  第一财经日报
　　钟天阳

　　被列为监视对象、被从拟参与原子弹研制的科学家名单中刷下、被非法检查……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科学家之一的爱因斯坦，曾饱受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非难”

　　《爱因斯坦档案》中译本日前在中国台湾地区出版，这本书的副题为“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当时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负责人）和世界最著名科学家之间的秘密战争”。恰如其副题所示，这本书详细解答了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科学家之一的爱因斯坦，与FBI之间的“战争”。

　　该书的作者弗雷德·杰罗姆是一名报道民权运动的记者。他在2000年时凭借《信息自由法案》的庇护，查阅了FBI关于爱因斯坦的机密档案，并在书中详细叙述了其中的信息。在胡佛主持的这个计划里，FBI通过非法手段检查爱因斯坦的垃圾、监视他的邮件和电话，尝试将他与苏联间谍联系在一起，甚至试图取消他的美国居住权。

　　据悉，这份由FBI授权弗雷德查阅的爱因斯坦档案共有11个部分，共1800页，包含了自1932年爱因斯坦登陆美国开始直到1955年去世的23年间几乎所有的信息档案。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爱因斯坦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倡导和平以及裁军的组织名单中，这一切引起了某些人的高度重视。1932年，一个名叫“妇女爱国者团体”的组织写了一封16页的长信给美国国务院，信中说，爱因斯坦不应被允许进入美国境内。该信被FBI列为1932年爱因斯坦档案的第一条。

　　据《爱因斯坦档案》透露，1940年，美国军方向FBI递交了一份拟参与原子弹研制的科学家名单，爱因斯坦当然榜上有名，但后来他却被刷了下来，主要原因是FBI局长胡佛推测：“此人在短短的时间内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忠诚的美国人，看来是不可能的。”

　　“二战”后，FBI对爱因斯坦的监视并不限于爱因斯坦本人。在爱因斯坦位于普林斯顿的住宅里，住着自1928年起即为他工作的秘书，爱因斯坦的姐姐马娅，还有他的继女马戈。她们也都受到了监视。

　　直到爱因斯坦去世，FBI也没有得到能证实爱因斯坦是间谍的确切证据，但胡佛对爱因斯坦的“兴趣”一直不减。1955年4月18日，爱因斯坦因病去世，享年76岁。数日后，胡佛便封存了爱因斯坦的相关档案。
~~~~~~~~~~~~~~~~~~~~~~~~~~~~~~~~~~~~~~~~~~~~~~~~~~~~~~~~~~~~~~~~~~~~~~~~~~~~~~~~~~~~~~~~~~~~~~~~~~~~ 丧钟因谁而鸣：美FBI逼死海明威
2011年07月13日 16:05    来源：中国新闻网  

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7月2日是美国大作家、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欧内斯特·“爸爸”·海明威（1899-1961）去世50周年，美国媒体多有纪念。关于他半个世纪前惨烈至极的自杀事件，亦有密友提出新解。

当天清晨，趁妻熟睡，爸爸轻取猎枪，装弹两发，吞枪入口，自扣扳机，下巴以上的多半个头部被打飞，死状难以形容。

50年来，无数记者、作家，乃至心理学家穷尽一切线索，探求海明威选择自杀的原因。如今，他生命中最后14年的密友与合作者霍奇纳（AE Hotchner）指出，联邦调查局的严密监视或将作家逼上了绝路。

霍奇纳7月2日刊文于《纽约时报》评论版，忆及1960年，他去爱达荷海家打野鸡，察觉爸爸行为反常，甚至不肯在往年必定歇脚的酒吧停留。霍先生问爸爸急啥，海明威答：

“联调的。”

“啥？”

“他们一路跟着咱们。问问杜克（海明威和霍奇纳同行的一个朋友麦克马伦）。”

“嗯……有辆小车在咱们后头出了黑利。”

“联调局的探子干吗死盯着你？”霍奇纳问。

“烦死我了。见他妈的活鬼。他们窃听一切。要不我干吗用杜克的车？我车里给人装了窃听器。不能用电话。信也被人扣过。”

霍先生回忆，他们谁都不说话，开了几英里，快到海家时，爸爸悄声说：“杜克，靠边儿，把灯灭了。”他看着街对面的一间银行，有两个人在里面忙活。

“怎么了？”霍奇纳问。

“审计员。联调局把他们弄来，好把我的户口查个遍。”

“你怎么知道的？”

“为什么两个审计员深更半夜还在上班。当然是查我的户口来了。”

此后不久，海明威就进了明尼苏达一家医院，接受了电击治疗，出院后数次自杀未遂。

海明威生前在古巴生活、工作长达30年，视古巴为第二故乡。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他与美国政府的关系变得十分微妙。1980年代，海明威的联邦调查局档案公开，证明他的确是政府重点的监控对象。

但霍奇纳最新的质疑并不应令人太过惊讶。事实上，以往的多部海明威传记都曾提到他对联邦调查局感到高度紧张，以至出现妄想症状，只是它们不曾像霍奇纳描写的如此绘声绘色，甚至还原了整段整段的对话。

2009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间谍们：克格勃在美国的兴衰》一书，披露1941年海明威访华前，曾主动要求加入克格勃。苏联朋友满足了他的这个愿望，将他纳为业余间谍，代号“阿尔戈”。

这一身份持续到1940年代末，由于没有任何工作成绩，莫斯科终止了与阿尔戈同志的联络。

    (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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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1：

作为社会主义者和计划经济拥护者的爱因斯坦
作者：叶劲松
1999年9月，英国广播公司和路透社分别通过互联网在西方国家政界、商界、学术界、艺术界知名人士中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评选“千年思想家”和“千年风云人物”。马克思在“千年思想家”的评选中高居榜首；在“千年风云人物”评选中爱因斯坦居第一，马克思一票之差居第二。

爱因斯坦当选为“千年风云人物”是因为他是最著名的科学家，然而，不太为人所知的是，作为伟大科学家的爱因斯坦还是一位社会主义者。

“爱因斯坦从大学开始，就自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尽管他对无产阶级专政有不正确的看法，说过不认为列宁的方法‘是切合实际的’。还说过：‘不要让复仇的情绪把我们引诱到这样一种致命的观点：以为暴行必须用暴行来对付；以为要把自由的概念灌输给我们的同胞，就必须暂时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暴力只能产生痛苦、仇恨和反抗。’但他对社会主义还是持肯定和赞扬态度的。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不久，他即表示：‘我尊敬列宁，因为他是一位有完全自我牺牲精神、全心全意为实现社会正义而献身的人’，‘象他这种类型的人，是人类良心的维护者和再造者’。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德国工人和士兵于1918年11月发动起义，推翻德皇威廉二世的统治，爱因斯坦立即欢呼这是‘伟大的事变’，对能亲身经历这个事变而感到荣幸。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他抗议帝国主义列强对苏俄的侵略和封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支持和赞扬苏联的反法西斯斗争。1950年3月16日，他在写给纽约大学的信中说：‘我曾努力去了解俄国革命所以会成为必然的原因。’信中肯定了‘苏维埃制度在教育、公共卫生、社会福利和经济领域内的成就无疑是伟大的 ，而人民已从这些成就中得到很大的益处。’他经常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腐败和不合理现象，1949年5月，他发表了《为什么要社会主义》一文”。（《外国历史名人传》现代部分上册第45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在资本主义社会，常有一些社会改良主义者揭露资本主义的黑暗，但他们还是相信资本主义民主，认为只要搞好法制建设、政治民主就能消除这些黑暗，这反映了这些改良主义者无意摧毁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只愿在政治上层建筑进行局部修补的改革愿望。

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有许多小资产阶级改革者痛恨垄断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为所欲为，并对此加以揭露，但他们并不反对产生垄断资产阶级罪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而爱因斯坦对资本主义的抨击和批判却不同，他明确指出，要消灭资本主义罪恶，必须要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教育制度。

曾在加利福利亚大学等多所美国大学任教的劳伦斯.肖普在谈到“由公众对经济运行民主管理的必然性”时写道，“有关这个问题，20世纪最杰出的人物之一艾伯特.爱因斯坦（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曾在简短的声明中作过最明确、最精辟的论述。爱因斯坦在1949年写道：

我认为，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上的无政府状况，是真正的罪孽之源……。

私人资本倾向于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既是由于资本家之间竞争所致，也是由于技术发展和分工愈来愈细，因而鼓励了牺牲较小的生产单位而组成大型生产单位所致。这些发展的结果是，对于私人资本垄断组织及其巨大势力，即使靠民主地组织起来的政治社会，也无法予以有效的控制。的确如此，因为立法机构的成员是由主要受私人资本家资助或者影响的那些政党所挑选的，而这些私人资本家实际上把选民和立法机关隔离开来了。

此外，在现有条件下，私人资本家不可避免会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着消息的主要来源（报刊、电台、教育）。因此，个别平民要得出客观的结论和明智地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利，是极其困难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确实也是极不可能的。

进行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利润而不是为了使用。又无明文规定，凡能够而且愿意工作者就能找到工作，因而几乎总是存在一支‘失业大军’。由于失业者和收入低微的工人不能提供有利可图的市场，消费品的生产因而受到限制，结果是生活资料严重不足。技术进步的结果，往往不是减轻了人们的工作强度，而是失业增多。无限度的竞争，造成劳动力大量闲置，也使得人们的社会意识受到戕害。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了。

我认为，人们受到这种戕害，是资本主义最大的罪孽。我们的整个教育制度也深受其害。向学生反复灌输一种超乎常人的竞争精神，培养他崇拜功名利禄，以为未来生涯作准备。我相信，要消除这些罪孽，只有一条办法，那就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经济，以及一套以社会主义目标为方向的教育制度。在这种经济下，生产资料归社会本身所有，并以有计划的方式加以利用。计划经济使生产适合社会的 需要，使能工作的人都有工作，并将保证每个男女和儿童的生活。对个人的教育，除发扬其天赋才能外，还将试图培养他对同胞的责任感，以代替我们社会中对权力和成功的崇拜。”（肖普《卡特总统与美国政坛内幕》第286、287页时事出版社1980年版）

正如爱因斯坦指出，资本家控制着“报刊、电台、教育”等“消息的主要来源”。这些机构的活动必然是作为实现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来发言的，它们必然从资产阶级利益出发来对事物进行报道或评价。爱因斯坦在1948年10月回答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切尼记录报》的提问时，就对美国的新闻机构表示出悲观的看法。“拥有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那些人”他写道，“拥有制造为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服务的舆论的手段”。因此爱因斯坦认为人们极不易“得出客观的结论”。有一位郑卫平教授,最近讲,我国应走西方的多党制,新闻自由的道路。也就是说,郑教授希望被爱因斯坦批评,让资本家控制着“报刊、电台、教育”等“消息的主要来源”，使资本家“拥有制造为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服务的舆论的手段”,从而使人们极不易“得出客观的结论”的“新闻自由”在我国出现。而我国的一些“精英”，乐于充当资本家控制下的西方的“报刊、电台、教育”这些维护资产阶级利益机构的传声筒，将不客观真实的有关西方“民主”、“自由”、以及自由市场经济的“学说”、“理论”在我国大肆兜售，企图使我国人民不能对事物作出正确的判断，不能“明智地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利。”

爱因斯坦根据自己身处实地的对资本主义的观察分析，得出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使人民利益受到损害，是造成罪孽的根本原因。因此，他提出，“要消除这些罪孽，只有一条办法，那就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经济，以及一套以社会主义目标为方向的教育制度。在这种经济下，生产资料归社会本身所有，并以有计划的方式加以利用。”但是，一些“精英”却与爱因斯坦的上述要求相反，以“向国际接轨”为名义，要我国抛弃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教育制度，以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教育制度靠拢，变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而一些“精英”以“明晰产权”之类的理由，要求将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变为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前苏联、东欧地区私有化后果从反面证明了爱因斯坦的判断的正确。而照那些“精英”要求去做，只会使曾在我国消灭的罪孽重新产生。

爱因斯坦指出，“私人资本垄断组织及其巨大势力，即使是靠民主地组织起来的政治社会，也无法予以有效的控制。的确如此，因为，立法机构的成员是主要受私人资本家资助或影响的那些政党所挑选的，而这些私人资本家实际上把选民和立法机关隔离开来了”。爱因斯坦从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以及资产阶级统治的实质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作出准确判断。指出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方式，因而实际上是把人民排斥在外的。而我国的一些“精英”、“专家”在喋喋不休地谈及多党制、民主政治时，从来不敢涉及问题的阶级实质。他们也否认资产阶级经济上的霸权，决定了资产阶级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他们不敢象爱因斯坦那样指出,西方的多党,就是“受私人资本家资助或影响的那些政党”（除共产党以外）；也不敢象西方有的学者那样指出这些不同政党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不同面具,不同的政党执政,都是资产阶级执政。因此，他们关于民主政治的“社会科学”必然只能是欺骗人民的伪科学。

爱因斯坦身处市场经济典范的美国（按我国的一些经济“精英”的说法,美国的是好市场经济,我国市场经济中出现群众不满情况,是我国是坏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应是搞成好市场经济）,他认为, 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造成“社会经济上的无政府状况，是真正的罪孽之源”。他认为“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利润”的市场经济给广大民众带来严重损害：总是存在失业大军；许多劳动大众工资低,消费能力低（即存在贫富悬殊）,限制消费品生产；科技进步不是为人民利益而实施,因此,很多情况下科技进步是作为人民对立面出现（加大劳动强度,增加失业等）；市场经济败坏了社会意识,“使得人们的社会意识受到戕害”,形成“培养他崇拜功名利禄”和“ 对权力和成功的崇拜”（也就会形成对普通劳动大众的轻视）。犹如他不相信美国民主制度能限制经济上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对社会的控制一样,市场经济给人民带来的损害,他不相信通过法制建设之类的上层建筑改良能消除的。也就是说,他不相信有好的市场经济。爱因斯坦掌握了正确的方法论,他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属于上层建筑的法制和道德。所以他不会在存在人剥削人的经济关系时,去讲属于上层建筑的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他认为,经济关系的问题,需用建立新的经济关系来解决。即要消除市场经济给劳动大众和社会带来的危害,应该是消除市场经济,实行以满足社会需要为目的的计划经济。而吴敬琏则提出建立不是“官僚市场经济”的、好的市场经济。

总之,如果仔细地阅读，就会发现，几十年前的爱因斯坦的短文,是对当今“精英”的正确地批判。在立场上,爱因斯坦是站在劳动大众一方,所以他痛斥资产阶级私有制、市场经济给劳动大众的苦难；“精英”们是站在企业家（即资本）一方，则大讲私有制、市场经济这种自由经济（自由剥削劳动者）的好处。“精英”为极少数人剥削大多数人的经济制度辩护,是见不得人的,只能用欺骗。所以,在讲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方面，比起现今我国的“精英”的众多长篇大作，爱因斯坦在50多年前写的这篇短文，告诉了我们更多的真理。


附文2：

爱因斯坦：为什么要社会主义？
译者：郑国栋  

　　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推倒了主导西方科学二百余年的牛顿古典力学，人类的宇宙观为之丕变，物理学自此开启了新的纪元，举世无不推崇他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但较不为人知的是爱因斯坦自青少年时期始，终其一生都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他除了孜孜于科学研究，对人类的命运也无时或忘。尤其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深为忧惧在科学昌明下，战争恐有毁灭人类文明之虞。1932年7月30日他致函著名的心理学家佛洛伊德商讨消弭战争之道。信中痛责各国垄断政治、经济权力的一小撮统治阶级利欲薰心，为了一己的私利与权位而不惜发动战争，以万民为刍狗。二战期间，他旅居美国，却因他思想左倾并参与了左派的反战和平集会，美国联邦调查局自1940年始，便严密监视他的言行。到他逝世，FBI监视他的档案材料累计达数千页之多。1947年，当爱因斯坦知悉他遭到FBI监控后，深表失望地说：“我之所以选择美国，是因为我听说这个国家有充分的自由。我选择美国作为自由的国度，实际上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我终生无法弥补。”  
　　本文是爱因斯坦在1949年为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刊物《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的创刊而作。文中详述了他主张社会主义的理由，后收入1950年出版的晚年文集：《Out of My Later Years》。1992年五月与1994年五月，《每月评论》又两度重刊本文。在半个多世纪后，衡诸当世，再读斯文，仍有足多发人深省之处，爰加移译，以飨读者。——译者

　　以一个并非经济与社会问题专家的人来表达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恰当吗？我有许多的理由认为这并无不当。  
　　我们先从科学知识的观点来思考这个问题。天文学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看来似乎没有根本的差别：这两个领域的科学家都试图从特定类别的现象中发现普遍认可的规律，使这些现象的相互联系尽可能明白易解。但实际上，两者的研究方法确实存在差异。被观察的经济现象经常受到许多很难分开评估的因素的影响，这就给发现经济学的普遍规律造成困难。此外，众所周知，自所谓文明时期开始，对人类的历史经验有重大影响与限制的，绝不仅仅只是经济因素这一项。例如，历史中的大国多半都由武力征伐而来。征服的民族在被征服的国家中，从法律上与经济上都自居为特权阶级。他们垄断了土地所有权，从本民族中任命教士。这些教士掌控了教育，使社会的阶级划分历久不变，并创造一套道德规范，使人民的社会行为不太自觉地循规蹈矩。  
　　科学无法设定目标，最多能提供达成目标的手段  
　　但历史传统是关乎所谓昨日之事；至今我们仍未克服凡勃伦【译按：Thorstein Veblen（1857～1929），美国制度经济学派创始人，著有《有闲阶级论》等名著】所说的人类发展的“掠夺时期”。我们可观察到的经济事实属于那个时期，而且就算我们能从那个时期的经济事实得出一些规律，也无法应用到其他时期。由于社会主义的真正目的正是要克服并超越人类发展的掠夺时期，当前状态的经济科学对阐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实在没什么帮助。  
　　再者，社会主义是由一个社会——道德的目标所指引的。然而，科学无法设定目标，更无法把目标浸润于人类心中。科学最多能提供达成某种目标的手段。但目标本身得由具有崇高的道德理想的人设想出来，如果这些目标没有夭折，而是生机勃勃，充满活力，被许多人奉行不辍，这些人在半知半觉中就会推动社会缓缓演进。  
　　基于这些理由，我们必须警惕，在对待人的问题时，不要过于高估科学与科学方法；我们切莫以为，对于影响社会组织的问题，只有专家有权表达他们的看法。  
　　近些时日来，断言人类社会正遭逢一场危机而岌岌不保的说法甚嚣尘上。这种情况特有的表现就是个人对所属的群体，不论大小都漠不关心，甚至怀有敌意。这里且记述一段个人经验，以阐明所言之意。最近我和一位与人为善的才智之士论及恐怕有再爆发一场大战之虞，就我看来，果然成真则人类得幸存者几希，我提到只有建立一个超越国家的组织可保人类免遭此大祸。一闻此言，我的访客随即冷冷地对我说：“你为什么这样极力反对人类灭绝呢？”  


　　我确信，仅在一个世纪前，不会有人这么若无其事地说出这种话。这种话出自力图达到内在平衡却不可得，终乃或多或少灰心丧志的人。这表示这些日子里许许多多的人正饱受孤独与寂寥的痛苦煎熬。何以致此？可有出路？  
　　提出这样的问题容易，但要回答却难有把握。我深知我们的情感与企求常是矛盾、含混不清的，无法言简意赅地表述。  
　　个人的生存依附于社会  
　　人同时既是独个的存在物，又是社会的存在物。作为独个的存在物，他力图保护自己和最亲近的人的生存，设法满足个人的欲望，发展天生的能力。作为社会的存在物，他力求获得同胞的认可和喜爱，共享他们的欢乐，抚慰他们的哀愁，增进他们的福祉。只有人心中这各不相同而又往往冲突的企求才能说明人的特性，保己与爱群、私利与公义之心的结合方式决定了个人的内在平衡能达到何种程度，对社会的福祉又能有多大贡献。这两种驱动力的强弱对比极可能大体上是与生俱来的。但最终呈现的人格却大部分是由他身心发展时所遭逢的环境、成长于其间的社会结构、那个社会的传统及其臧否行为的标准所塑造。“社会”这个抽象概念对个人来说，意味他与同代人及前世代所有人的直接、间接关系的总合。个人能够自己思考、感觉、努力与工作，但他的身体、知识与情感无不深深依附于社会，因此要在社会框架之外，思考一个人或了解他，根本不可能。正是“社会”提供人食、衣、住家、劳动工具、语言、思考的形式与大部分的内容，是古今隐身于“社会”这个小字眼后的千百万人的劳动与成就才使他得以存活。  
　　因此，很明显，个人依赖于社会是个无法泯除的自然之事——就像蚂蚁和蜜蜂一样。然而，蚂蚁与蜜蜂的整个生命历程钜细靡遗都完全由遗传的本能所确定，人类的社会型态与相互关系却是多种多样且易于变迁的。记忆，重组的能力，口头交流的天赋使人能不受生物的必然性的支配而有所发展。这样的发展显现在传统、制度与组织，在文学，在科学与工程的成就，在艺术作品上。这说明了人怎么能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他的生活，也说明了有意识的思考与要求怎么能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作用。  
　　人从出生就经由遗传具有固定不变的生物结构，其中包括人类特有的自然冲动。此外，在他的一生中，他还通过交往与其他类型的影响，从社会中获得一种文化结构。正是这个文化结构会随著时光推移而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现代人类学通过调查研究，比较了所谓的原始文化，教导我们说，人类的社会行为依据盛行的文化形态与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组织类型，可以有极大的不同。那些为改善人的命运而奋斗的人正是把希望建立在上述的基础上：人类并不会因生物结构使然就注定要互相毁灭或无法摆脱自残的残酷命运。  
　　罪恶之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  
　　如果我们自问，为了使人的生活尽可能的满足，社会结构与人的文化观点该怎么改变，我们必须时时意识到有些情况我们是无法更动的。如前所言，人的生物本性实际上是不会变化的。再者，过去几个世纪的技术与人口发展已经造就了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以人口之相对密集与维持人类生存所必需的产品而论，细密的分工和高度集中的生产机构是绝对必要的。那个回顾起来闲适宜人、个人或较小的群体可以完全自给自足的时代，已经一去永不复返了。若说人类目前已构成了一个生产与消费的全球共同体，并非太过甚其辞。  
　　现在我可以简单陈述，就我看来，造成我们时代的危机的根本原因何在。这涉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已比以前更察觉到他依赖于社会。但他觉得他对社会的依赖并不是一项有益的资产，他与社会不是唇齿相依的关系，社会也不保护他的生存，这种依赖关系反而威胁他的自然权利，甚至危及他的生计。更有甚者，他本性中自私自利的欲望因所处的社会位置而越来越强烈，而本来就比较微弱的社会公益之心则越来越消沉。所有的人，不论他们身居何种社会地位，都遭到社会公益之心日趋消沉的祸害。他们毫不自觉地陷于私欲横流中无法自拔，惶惶不安，孤独寂寞，享受不到纯真、简单、质朴的生活乐趣。人生短促又多险，只有献身于社会，方可寻得生命的意义。  

　　依我之见，真正的罪恶之源就在于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无政府状态。我们看到一群庞大的生产者，相互之间不停地力图剥夺他们集体劳动的成果——不是凭借暴力，而是一起格遵法律制定的规则。就此而论，认识到这点很重要，就是生产资料（即生产消费产品及追加的资本品所需要的生产能力）在法律上可能是（大部分而言其实也是）个人的私有财产。  
　　为了简单起见，以下的讨论我会称凡不拥有生产资料的人为“工人”，虽然这样并不完全符合这个词的一般用法。拥有生产资料的人有能力购买工人的劳动力。工人使用生产资料生产出新商品，归为资本家的财产。这个过程的紧要之处是，工人生产出的商品与付给他的工资之间的关系，两者都依据真正的价值来衡量。只要劳动契约是劳雇双方“自由”订立的，工人所得到的报酬就不是由他生产的商品的实际价值来决定，而是既取决于工人维生的最低需要，也取决于资本家对劳动力的需求与竞求工作的工人数量之间的关系。即使在理论上说，工人的报酬也不由他的产品的价值来决定，了解这一点很重要。  
　　私人资本支配下的民主有名无实  
　　私人资本倾向于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部分由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部分由于技术发展与分工日趋细密促使较小的生产单位消失，形成较大规模的厂商。结果是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其权力之大连民主社会也制衡不了。这绝非虚言，立法机构的成员是由政党挑选出来，政党的经费则大部分由私人资本家资助，要不然就深受资本家的影响，资本家实际上从中隔开了选民与国会议员。结果，人民的代表事实上并不能充分保护劳苦无告的下层人民的利益。更有甚者，在现存条件下，私人资本家必然直接或间接控制报纸、广播、教育等资讯的主要来源。这样一来，个别的公民就极难做出客观结论并明智地运用他的政治权利，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非常不可能的。  
　　在私人资本为基础的经济常以两大准则为特征：第一，生产资料（资本）是私有的，依资本家的意志支配；第二，劳动契约依劳资双方的自由意愿订立。当然，就此而论，没有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特别直得一提的是，工人经过长期而艰苦的政治斗争，已经获得了成果，使某些行业的工人的“自由劳动契约”有了些许的改善。但总体而言，目前的经济型态与“纯粹”的资本主义并无多大的差异。  
　　生产是为利润而开工，而不是为生产有用的产品来满足人的需求。没有条款规定所有有能力且有意愿工作的人都能就业，一支“失业大军”几乎总是存在。劳工老是惴惴不安地害怕失业。由于失业与低薪的工人没有足够的购买能力提供有利可图的市场，消费品的生产也就受到限制，结果就滋生深重的贫困。利润的动机及与之俱生的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造成资本的积累与运用波动不定，导致越来越严重的经济衰退。没有限制的竞争令工人失业，浪费了大量劳动力弃置不用，也造成我前已提及的对个人的社会意识的斫伤。  
　　社会主义是唯一的出路  
　　我认为资本主义的罪大恶极之处就在于对个人的这种戕害。我们整个的教育制度都深受这种罪恶之害，学生都被灌进了过份强调竞争的想法，训练他们崇拜名位利禄以为未来生涯之资。  
　　我深信要清除这些深重的罪恶只有一条路，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同时建立一套导向社会目标的教育体系。在这样的经济制度中，生产资料归社会本身所有，并制定计画来使用社会化的生产资料。调整生产以适应社会需要的计划经济会把工作分配给所有有能力劳动的人，也会确保每个男人、女人、小孩的生计，对个人的教育，除增进他天生的能力外，还要培养他对同胞的责任感，使他不再陷于我们当前社会崇尚权力与功成名就的习气。  
　　然而，必须记住计画经济并不就是社会主义。计画经济也可能同时发生个人完全的奴化。要实现社会主义必须解决一些极为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鉴于政治与经济权力集中的范围极为广泛，怎样才能避免官僚体系专权跋扈？怎样才可以保障个人的权利从而确保反制官僚权力的民主力量？  
　　在我们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厘清社会主义的目标与问题具有最重要的意义。由于在当前的环境下，自由而没有阻碍地讨论这些问题被悬为厉禁，我认为这本杂志的创刊对公众是个重要的贡献。



爱因斯坦：为什么要社会主义？


本文选自许良英等编：《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

一个既不是专门研究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人,却要对社会主义这个题目发表意见,这是否适当呢?从一些理由来看,我相信是适当的。

首先让我们从科学知识的观点来考查这个问题。天文学同经济学好象并没有什么根本的方法论上的差别:这两个领域里的科学家都企图发现对一类范围有限的现象普遍适用的规律,尽可能地弄清楚这些现象的相互关系。但实际上,这种方法论上的差别还是存在的。在经济领域里,由于所观察到的经济现象时常要受到许多很难分别开来估计的因素的影响,使得要发现普遍规律就很困难了。此外,从人类历史上所谓文明时期开始以来所积累下来的经验—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在很大程度上决不是完全由经济性质的原因所影响和制约的。比如,历史上多数大国都靠征服别的国家而得以存在。征服的民族在法律上和经济上自封为被征服国家的特权阶级。他们夺取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并且从自己的队伍里派出教士。教士控制了教育,使社会的阶级分化成为永久的制度,并且创立一套社会伦理准则（a system of values）,从此以后人民在他们的社会行为中就在很大程度上不自觉地遵守着这套准则。

但是历史的传统可以说是昨天的事；无论在哪里,我们实在都还没有克服索尔斯坦·月,布伦(Thorstein  Veblen)所说的人类发展的“掠夺阶段"（the predatory,phase）。可观察到的经济事实都属于这个阶段,甚至我们能从这些事实推导出来的规律,也不能用到别的阶段上去。既然社会主义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克服并且超过人类发展的掠夺阶段,所以处于目前状况下的经济科学就不能说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  

其次,指引社会主义方向的是一个社会-伦理目的。可是,科学不能创造目的,更不用说把目的灌输给人们；科学至多只能为达到某些目的提供手段。但目的本身却是由那些具有崇高伦理理想的人构想出来的,只要这些目的不是死胎,而是有生命的,并且是生命力充沛的,它们就会被许多人所采纳并且向前发展,这些人半不自觉地决定着社会缓慢的进化。

由于这些理由,在涉及人类的问题时,我们就应当注意不要过高地估计科学和科学方法；我们也不应当认为只有专家才有权利对影响社会组织问题发表意见。

前些时候以来,曾有过无数这样的论调,说人类社会正经历着一种危机,它的稳定性已遭到严重的损害。这种情况的特征是:个人对于他所属的集体,不论大小,都漠不关心,甚至有敌对情绪。为了说明我所讲的意思,让我在此讲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不久以前,我同一位有才智的并且是好脾气的人讨论下一次战争的威胁,我认为下次战争会严重危害人类的生存,我说,只有超国家的组织才能防止那种危险,我那位客人却无动于衷,而且冷言冷语地对我说:“您为什么要那样强烈地反对人类的绝灭呢?”

我深信,在短短一个世纪以前,还不会有人那么轻率地讲出这样的话。说这话的人,他曾努力想达到自己内心的平衡,但无结果,并且多少已失去了成功的希望。这表示了在这些日子里多少人所遭受到的痛苦的寂寞和孤独。它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难道真没有出路吗?

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是容易的,但却难以给它们作出有任何把握的回答。不过我还是要尽力去试试看,尽管我非常明白,我们的感情和努力时常是有矛盾的,模糊不清的,不能用简易的公式把它们表述出来。

人既是孤独的人,同时却又是社会的人。作为孤独的人,他企图保卫自己的生存和那些同他最亲近的人的生存,企图满足他个人的欲望,并且发展他天赋的才能。作为社会的人,他企图得到他的同胞的赏识和好感,同他们共享欢乐,在他们悲痛时给以安慰,并且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只是因为存在着这些多种多样的、时常相互冲突的努力,才能说明一个人所独有的性格,而且这些努力的特殊结合就决定了个人所能达到的内心平衡的程度,以及他对社会福利所能作出贡献的程度。这两种倾向的相对强度很可能主要取决于遗传。但他最后表现出来的个性,它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人在发展中所处的环境,取决于他所成长于其中的社会的结构,取决于那个社会的传统,也取决于社会对各种特殊行为的评价。对于个人来说,“社会"这个抽象概念意味着他对同时代人以及以前所有各代人的直接关系和间接关系的总和。个人是能够自己进行思考、感觉、奋斗和工作的；但在他的肉体、理智和感情的生活中,他是那样地依靠着社会,以至在社会组织以外,就不可能想起他,也不可能理解他。是“社会”供给人以粮食、衣服、住宅、劳动工具、语言、思想形式和大部分的思想内容；通过过去和现在亿万人的劳动和成就,他的生活才有可能,而这亿万人全都隐藏在“社会"这两个小小字眼的背后。

因此,个人对社会的依赖,显然是自然界的一个不能抹煞的事实—蚂蚁和蜜蜂也正是那样。可是,蚂蚁和蜜蜂的整个生活过程,甚至在最微小的细节上也都是由遗传下来的不变的本能所决定着的,而人类的社会型式和相互关系却是非常不固定的,容易改变的。记忆力、重新组合的能力、口头交谈的才能,已在人类中间造成了一种不听命于生物学上的必然性的可能发展。这种发展表现在传统、制度和组织中；表现在文学中；表现在科学和工程成就中；表现在艺术作品中。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人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影响生活,为什么自觉的思考和愿望能够在这种过程中起着作用。

人在出生时,通过遗传已得到了一种生物学上的素质,我们应当把它看作是固定的和不变的,这种素质包括那些作为人类特征的自然冲动。此外,在他的一生中,他也得到一种文化上的素质,这是他从社会中通过交往以及其他许多类型的影响而取得的。这种文化上的素质,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起变化,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人同社会之间的关系。近代人类学通过所谓原始文化的比较研究告诉我们:随着主要的文化型式和社会中占优势的组织类型的不同,人类的社会行为可以相差很大。那些企图改善人类命运的人就可以以此为根据,建立起他们的希望:人类不是由于他们的生物学的素质而注定要互相毁灭的,或者要听任那残酷的、自作自受的命运来摆布的。

如果我们问自己,社会结构和人的文化面貌应当怎样改变才能尽量使人类生活感到满意,那末,我们应当经常意识到,有些条件我们是无法改变的。如前面所提到的,人的生物学本性实际上是不会变化的。此外,最近几个世纪来技术和人口的发展所创造的一些条件,也已扎下根来。在定居人口比较密集的地区,要为他们继续生存生产必需的物品,极细的分工和高度集中的生产设备都是绝对必要的。个人或者相当小的集团完全自给自足的时代—回顾起来,它似乎多么地有田园风味呀—己一去不复返了。只要稍微夸张一点,不妨说:人类甚至在目前就已经组成了一个生产和消费的行星公社。

现在可以扼要地说明我们时代的危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牵涉到个人对社会的关系。现在的个人比以往都更加意识到他对社会的依赖性。但他并没有体会到这种依赖性是一份可靠的财产,是一条有机的纽带,是一种保护的力量,反而把它看作是对他的天赋权利的一种威胁,甚至是对他的经济生活的一种威胁。而且他在社会里的地位总是这样,以致他性格中的唯我倾向总是在加强,而他本来就比较微弱的社会倾向却逐渐在衰退。所有的人,不论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全都蒙受这种衰退过程。他们不自觉地做了自己的唯我论的俘虏,他们感到忧虑不安、孤单寂寞,并且丧失了天真、单纯和淳朴的生活乐趣。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

照我的见解,今天存在着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是这种祸害的真正根源。我们看到在我们面前一个庞大的工商业界,它的成员彼此在不断地拚命剥夺他们集体劳动的果实,这种剥夺不是通过暴力,整个来说,而是严格按照法定的条例去进行的。在这方面,重要的在于认识到生产手段—那就是生产消费资料以及附加的生产资料所必需的全部生产能力—可以合法地是,而且大部分已经是个人的私有财产。

为了简便起见,我在下面的讨论中,将把所有那些不占有生产手段的人统统叫做“工人”—虽然这并不完全符合于这名词的习惯用法。生产手段的占有者有条件来购买工人的劳动力。工人使用生产手段生产新商品,而这些商品就成为资本家的财产。这个过程的关键是在工人所生产的东西同他所得的报酬(两者都用实际的价值来计量)之间的关系。在劳动合同是“自由刀的情况下,决定工人的收入的,不是他所生产的商品的实际价值,而是他生活的最低需要,以及资本家对劳动力的需求同就业竞争的工人数目的关系。甚至在理论上,工人的报酬也不是由他的产品的价值来决定的;了解到这一点,是很关紧要的。

私人资本趋向于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这部分是由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部分是由于技术上的发展和不断增长的分工促使更大生产单位的形成,从而牺牲了较小的生产单位。这些发展的结果造成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它的巨大权力甚至连民主组织起来的国家也无法有效地加以控制。事实的确如此,因为立法机关的成员是由政党选出来的,而这些政党要不是大部分经费是由私人资本家提供的,也是在其他方面受他们影响的,他们实际上把选民同立法机关隔离开来了。结果是,人民的代表事实上不充分保护人民中无特权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此外,在目前的条件下,私人资本家还必然直接或间接地控制情报和知识的主要来源(报纸、广播电台、教育)。因此,一个公民要达到客观的结论,并且理智地运用他的政治权利,那是极其困难的,在多数场合下实在也完全不可能。  

因此在以资本的私人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中,最常见的情况是以两条主要原则作为其特征:第一,生产手段(资本)是私人所有的,所有者以他们认为是最恰当的方式来处置它们；第二,劳动合同是自由的。当然在这个意义上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尤其应当注意到,通过长期艰苦的政治斗争,对于某些行业的工人来说,他们已取得了形式上多少有点改善的“自由劳动合同”。但从整个看来,今天的经济同“纯粹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多大差别。

经营生产是为了利润,而不是为了使用。并没有这样的规定:凡是有能力并且愿意工作的人总有就业机会。“失业大军”几乎一直存在着。工人经常受到失业的威胁。既然失业的和报酬微薄的工人提供不出有利可图的市场,消费品的生产就受到限制,结果造成巨大的经济困难。技术的进步经常产生的是更多的失业,而不是使劳动负担普遍有所减轻。追逐利润,加上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使资本的积累和利用不稳定,从而导致日益严重的不景气。无限制的竞争导致劳动力的莫大浪费,也导致个人社会意识的消沉；这我在前面已提到过了。

这种对个人的摧残,我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最大祸害。我们整个教育制度都蒙受其害。人们还把夸张的竞争姿态教给学生,训练他们对好胜喜功的崇拜,以作为他们未来生涯的一种准备。

我深信,要消灭这些严重祸害,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同时配上一套以社会目标为方向的教育制度。在这样一种经济制度里,生产手段归社会本身所有,并且有计划地加以利用。计划经济按社会的需要而调节生产,它应当把工作分配给一切能工作的人,并且应当保障每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能生活。对个人的教育,除了要发挥他本人天赋的才能,还应当努力发展他对整个人类的责任感,以代替我们目前这个社会中对权力和名利的赞扬。      

然而应当记住,计划经济还不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身还可能伴随着对个人的完全奴役。社会主义的建成,需要解决这样一些极端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怎样才有可能防止行政人员变成权力无限和傲慢自负呢?怎样能够使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同时对于行政权力能够确保有一种民主的平衡力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