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铁拳 电影西瓜影音:洋奴第三定律：曲解、诽谤中国文化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7 22:46:38
前言：
人类，本不存在“给自己造谣”的行为。
可是，由于长期幻想自己是外国人，洋奴产生了仇华情绪。他们恨生气，气生屁，屁化飞刀，什么话都敢“硬说”。表面上，他们要给中国文化看病，实际上却是“找病”。这些人使用的不是华佗的手段，而是“七三一部队”的手段。近100年来，在一些人的挑唆之下，中国文化被严重破坏，传统道德沦丧殆尽，一些社会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这些人，不仅是中国社会的庸医，还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我曾听到社会上有这样的流言：“中国人用火药做炮仗，外国人做枪弹。” 这种说法极其荒谬，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指出：中国的发明不仅有火药，还有“火药用于战争技术”。枪起源于宋朝，叫做“突火枪”，发明于1120年。如果这也属于炮仗，谁敢在自家院子里“放炮”——起先，我听到这种话，就耐心的解释一次。后来，发现这个谣言传播得十分广泛，打开书一查，谣言竟出自一位套着“光环”的大文豪。而且，这个文豪还是很多“著名谣言”的制造者，于是眼前一黑，不敢多想什么了。
这些人，不仅丑化中国的历史，还诽谤中国的道德。经过假洋鬼子的指点，青年日渐堕落。他们学外国的科技发明没本事，学外国的短处本事比天还大。全盘西化派经常指责我们不如洋人注重小节。可是，这些不畏艾滋病的猛兽，可能在乎小节吗？他们“表面上仁义道德，骨子里男盗女娼。”他们打倒传统道德的目的，是为了给“胡来先生”做准备。
谎言鸹噪一万遍，就会成为“真理”。中国文化需要反思，但有些人却假设自己是混蛋再反思，现将其谤文示众如下：《柏杨给中国文化造了多少谣》
柏杨是台湾作家，代表作《丑陋的中国人》。此人以诽谤中国文化为乐，在民间还有一些浑噩的崇拜者。他虽然已死，但其文章尚未死绝。其的错误论述很多，我摘录一二以飨读者：
一，中国人讲面子对不对？
精华和糟粕不分，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进地沟，是反传统文人经常做的一件破事。我们中国人爱讲面子，可是这一点，却成了重点抨击对象。柏杨批判道：“面子也者，大概是神经衰弱和牢不可破自私的一种产品。”然而，请各位读者凭良心说：讲面子都是错的吗？只要骂柏杨姥姥一句，他就知道维护自己的面子了。
柏杨还说：“夫‘面子’是啥？洋大人怎么研究都研究不懂”——洋人不懂什么叫“面子”，柏杨就不明白。如此说来，“别”字可以当“分离”讲，也可以当“不要”“另外”“插在腰间”讲，倘或外国人不懂这个字，柏杨在自己的遗体告“别”仪式上，还死不成啦？一词多义是常见现象。如film一词，即当“薄膜”讲，又当“胶片”讲。如果一个洋人，见我们中国人不明白这个词，就假装不懂、转身去质问本国人，那是就数典忘祖的二八。
我以为：注重面子不能完全否定，因为，面子有多重含义，其中包括：
1，虚荣——这是不值得提倡的。
2，关心：比如，主人对客人客客气气，同事之间互相帮助，往往会被夸为“讲面子”，这难道是牢不可破的自私吗？
3，外部形象：有人穿着邋遢，家人劝道：“穿整齐点，给我们点面子。”柏杨批判我们中国人丑陋，可会反对这种“面子”？
4，尊重：有人办喜事，很多朋友都来祝贺，他说：“谢谢大家给我面子。”倘或大家都不来，可是对他的尊重？
5，尊严：两个人发生争吵，同事劝道：“少说两句，互相给点面子。”即：注意自己和对方的尊严。这种现象，可是反对“窝里斗”的柏杨所憎恶的？
在天津一带，“讲面子”是夸奖别人的话，比如“某某这个人有面儿。”我劝中国同胞，不要因噎废食，该讲的面子还是要讲。否则，柏杨这种洋奴更有理由骂我们“一盘散沙”、“人情冷漠”。当然，虚荣心是不好的，应该戒除。我们对中国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不能搞破四旧那一套。
二，老子的“无为”是不作为吗？
哲学家老子强调“无为”，柏杨评价老子说：“李耳的全部思想是：清净，不要作为，任凭事物自然发展。”“也就是说，什么事都不要做，就是已经做了很多重要的事。”
老子是主张“什么事都不要做”吗？
他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泫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统治者今天制造很多忌讳，让民众制造武器打仗。明天创造古怪的东西，颁布形形色色的法令，反会使人民穷困，盗贼蜂起。对人民要不生事端，人民自然就会富裕、淳朴。说白了：不要折腾老百姓。而人民则“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这是什么都不做吗？
滑稽的是，柏杨自己都承认老子的贡献，说汉文帝“从李耳思想中，接受到三项教训：‘第一，仁慈。第二，节俭。第三，别人没有做过的事，不要去做。’”汉文帝“确实做到了这三点”，“废掉了割鼻断足的酷刑”，“并经常免除全国田赋。”既然他自己都承认了，还批什么？
老子讲：“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这个“无”是啥也不干吗？拿骗鬼的把戏歪曲老子，柏杨难道认为中国没人看《道德经》？
三，儒家是否反对改革？
柏杨说：“儒家思想下的中国传统政治，是反对任何改革的。儒书上‘利不十，不变法’，已成为阻止改革的借口。”
“利不十，不变法”，恐怕不是儒书上的，而是法家《商君书》上的。商鞅变法，大夫杜挚反对，他说：“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不是什么“利不十，不变法”。
儒家主张不变革么？怪啦。柏杨是在拿清朝的不改革，混淆儒家一千多年的改革吧？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有改革的，也有不改革的，片面论述事物可以煽情，但绝不代表理智。
《周易》曰：“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在政治上，汉朝有三公，为丞相、大司马、大司空，明朝废除丞相制。汉朝选拔人才，使用察举制，政府官员负责推荐人才。魏晋形成了九品中正制，选拔人才除了看能力，还要看出身。从隋朝开始，中国又实行科举制。《世界古代史》第16章记载：“科举制打破了任官的门第限制，扩大了选拔官吏的范围，为选贤任能开辟了重要途径，影响一代士风。”
在军事上，汉设大将军，为军事首脑。魏晋时期，设立大司马、大将军，后者权利被削弱。唐有节度史掌握兵权，上将军高于大将军。宋朝文官管武将，节度史被架空，明朝创立五军都督府。。。
儒家不改革？这是欺天罔地的胡话。即使经过文革式的大洗脑，这种荒唐言论也是无论如何不能成立的。柏杨是台湾人，也在说这种胡话。
《论语》引《汤誓》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子张曾问：“今后十代的情况,可以知道吗？”孔子说：“殷代沿袭夏礼，增添和废弃,可以知道。周代沿袭殷礼，增添和废弃,可以知道。那么，继承周的朝代，就是一百代也是可以知道。”（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起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是不变革的证据吗？
儒家改革了，死命装瞎，视而不见。儒家不改革，抓住不放，大书特书——这种手段太常见了。
四，孔子为什么斩杀艺人？
孔子曾经斩杀艺人，有人对此提出了非议，说孔子残暴。按理说：孔子重视“礼”，韩非子推崇严刑峻法，相比之下，孔子要温和得多。尽管如此，使用双重标准看待他们的人恐是不少。为焚书坑儒辩护的柏杨，就揭露起孔子的“残暴”来。
柏杨描述：齐、鲁两国国君会面时，齐国表演了“宫廷中平时演出的轻松喜剧。孔丘再根据儒书，认为犯了‘平民轻视国君’的大罪，立即指挥鲁国的卫士把那些无辜的男女演员驱到台阶之下，砍断手足。”
孔子当时“摄相事”，又是大司寇，主管法律。他有权，也必须按照法律行事。艺人违反的不是什么“平民轻视国君罪”，而是“匹夫营惑诸侯者罪”。荧惑，就是迷惑，和“轻视”何干？这件事发生后，齐国国君知道自己不站理，回去后感到很害怕（知义不若，归而大恐）。
《孔子世家》记载：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这才是当时历史的写照。
当然，孔子时代的法律有残酷的一面，这不能怪孔子，而是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各个朝代的法律，都有局限性甚至野蛮性。当今世上的法律，也不敢说是完善的，因此不应苛求古人。基督徒柏杨当知耶和华在所多玛、蛾摩拉屠城之事，就更不应该说什么了。
对了，如果柏杨在美国总统和陈水遍会谈时，播放叶玉卿的小电影以示招待，恐怕结局也不会太好。
五，儒家是否主张耍滑？
柏杨认为：儒家圆滑。他的论证手法很简单：把孔子说的“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歪曲成“危险的地方千万不要去，危险的社会千万不要住。天下如果太平,就出来弄个官。如果天下不太平，就赶紧保持距离，能溜就溜。”如此一说，儒家好像真的圆滑了。
柏杨是截去前面八个字，再做批判。此话原文为：“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然后才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集注》解释：“君子见危授命，则仕危邦者无可去之义，在外则不入可也。乱邦未危，而刑政纪纲紊矣，故洁其身而去之。”在国家危难之时，不可以背弃国家，国外的人则不能进入。如果刑政纪纲混乱，就应洁身自好并离开。
柏杨把“有道”说成“天下太平”，其实“有道”还指政治清明。当年，台湾政府把柏杨抓进监狱，宝岛也算太平，可柏杨能说他们“有道”吗？“能溜就溜”是从哪来的？风刮的。
六，缺乏诚信是怎样造成的？
柏杨批判中国人“不讲诚信”。他还举例说：他本人曾当着一个英国人的面，和朋友约好吃饭。可“到了吃晚饭的时候”，英国人问:“哎！你刚才不是和某教授约好了吗？”“我说：‘哪有这么回事。’”对于此事，柏杨批评道：“外国人就不懂中国人这种心口不一的这一套。”
孙中山不会撒谎，他曾在《三民主义》中鼓吹传统道德，并说：“依我看来，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国人实在比外国人好得多。”“在商业的交易上便可以看得出。中国人交易，没有什么契约，只要彼此口头说一句话，便有很大的信用。”“不讲诚信”和儒家提倡的“信”本来就悖逆。
说了半天，这“心口不一”的毛病，是柏杨这种反传统的人造成的。他们把优秀的传统道德破坏了，我们怎么办！
七，“礼”就是“面子”吗？
柏杨宣扬：中国人讲“礼”不讲“理”是文化造成的。
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一位司神甫讲道：“希腊人自称‘理乐之邦’，和中国人自称‘礼义之邦’，是很有趣的东西文化对照。”“中国人讲礼，却只是虚礼——面子，理则受到压抑，不能伸张。”柏杨的老婆张香华听后说：“司神甫的话像一记春雷。”
抱歉，这不是春雷，这好象是放屁。希腊人实行奴隶制度，如果这也是讲理的话，“理”就该上吊了。再者，中国文化的“礼”本意就是“理”，“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礼记》）“礼”是意识观念，“仪”才是表现形式。洋和尚批判儒家，连儒家的“话”是什么意思都不懂。
民众是否讲理，在于政府的教育管理，与文化何干？拉美一些国家社会秩序混乱，信的却是基督教，司神甫可否从《圣经》上找出点文化劣根性呢？
八，儒家是否欠缺爱心？
柏杨认为：儒家文化缺少“爱”。他说：“孔丘先生之道，不过忠，恕而已，独缺少爱。”说文明点，这叫“虚假论据”。说通俗点，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论语》里有“仁”字109个，什么叫“仁”？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好：喜爱。恶：厌恶。即：能够正确的爱人，也能够正确的恨人。“仁爱”这个词柏杨总知道吧。
九，中国文化中的“爱” 能否超越血缘？
在电视剧《神州》中，远志明请来柏杨宣传基督教。柏杨以骂中国文化为癖，想是骂惯了，于是浑浑噩噩的说：“中国人的爱不能超过血缘”，“基督徒很简单：我荣耀上帝。”所以上帝好，中国文化不好。。。云云。
柏杨确实老糊涂了。因为，同样是在《神州》里，远志明自己都承认中国的爱超越了血缘，这与柏杨的话形成了自相矛盾。为了传基督教，他硬是把尧、舜禅让时代的中国，说成是信仰上帝的中国。远志明讲：“这就是孔子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敬虔时代，这就是信于神、畏于天、顺于道、敬拜上帝的古老神州。”“这个信仰，不就是扬善弃恶的力量，不就是天下大同的基石，不就是孔子的梦吗？”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礼记·礼运》），“天下大同”，这些思想都超越血缘了。柏杨胡乱批判中国文化，却被自己的同伙给“揭穿”了，小丑！
中国道教最高神是原始、灵宝、道德三位天尊，洋人荣耀上帝，中国有自己的神。儒家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独亲其亲、子其子”，佛教讲“人人皆可成佛”、“无缘大慈”、“同大悲”，不就是把慈爱推广到外人和一切众生身上吗？《再论柏杨给中国文化造了多少谣》
一，中国人不是炎黄子孙吗？
柏杨说：“中国人除了一口咬定黄帝姬轩辕先生是祖先外，有时候还来个三级跳，一口咬定被称为‘炎帝’的神农氏先生，也是祖先。问题是，姬轩辕先生和神农氏先生之间，根本没有血缘关系”，“直到公元前二十七世纪末叶，神农氏先生的八世孙榆罔先生，才罩不住，被姬轩辕先生强大的有熊兵团，打得落花流水。”（《帝王之死》）
关于炎黄二帝的故事，历史上有多种说法：其一，炎黄是兄弟，“昔少典娶于有娇氏，生黄帝、炎帝。”（《国语·晋语》）其二，榆罔是炎帝，神农的子孙。“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史记·五帝本纪》）“神农纳奔水氏之女，曰听詙，为妃。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轩辕氏兴焉。” “榆罔犹袭神农之号也。” （《补史记·三皇本纪》）
榆罔就是炎帝，然而柏杨不告诉你。他故意不讲，就能造谣说“中国人不是炎黄子孙”了。
二，中国火器在宋朝停止发展？
宋朝时期，中国发明了火器，且在日后得到了发展，直到清朝方才停滞。柏杨却认为：宋朝在出现了“震天雷”等火器之后，“火药的功能到此为止，没有进一步发展。中国只用它来制造鞭炮。”《中国人史纲》）
柏杨的说法十分无知。明朝发明的火器有：拐子铳（连法手枪）、一窝蜂、三眼铳、万人敌（最早使用于宁远之战）、火龙出水、鸟枪、虎蹲炮（嘉靖年间发明）、十眼铳。茅元仪著《武备志》，记录火器180多种。赵士桢著《神器谱》，焦玉著《火龙神器阵法》。毕懋康著《军器图说》，记述了大量火器。毕懋康还发明了燧发枪（自动打火枪）。戚继光、袁崇焕的部队，哪个不配备火器？ 即使到了清朝，戴梓还发明了“连珠火铳”和“子母炮”，柏杨怎么把火器变成鞭炮了？
三，活字印刷昙花一现？
柏杨说：“最伟大的雕版家之一的毕升，曾发明活字版。”“但不知道什么缘故，并没有推广，只昙花一现便消失了。可能是农业社会的静态需要量，还没有多到手刻版来不及供应的程度。”（《中国人史纲》）
柏杨又在胡诌了。2009年3月17日《光明日报》报道：“明、清以降，活字印刷有了更大的发展。明代在东南地区发展了铜活字（或为铜版锡活字），分布地域广，印书种类多。”这“昙花一现”从何说起呢？“清朝康熙、雍正年间由政府组织，用铜活字排印《古今图书集成》，计万余卷，规模浩大。清代大规模使用木活字印刷。乾隆年间由政府组织刻制了15万个木活字，印制《四库全书》及其他重要著作，总称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历史上制造木活字最多、印书量最大的一次。” （《开创印刷史的新纪元，千年活字印刷史略》）
柏杨打击我们中国人，没必要那么黑心吧？
四，中国宫廷比西方黑暗吗？
在《皇后之死》一书中，柏杨写道：“从宫廷斗争和皇后的大批死于非命，说明中国宫廷的黑暗，远超过欧洲宫廷。”为此，我讲两个问题：
首先，1981年8月22日，柏杨在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演讲《人生文学与历史》，承认“西洋历史我还没有开始念”，而《皇后之死》第一集完稿于1980年，柏杨不懂欧史，无理由下此结论。这种“不懂外国，所以外国好”的丑态，是常见病、多发病，值得全体洋奴借鉴。
其次，西欧实行采邑制，“到1789年，德意志分裂为1789个独立的拥有主权的实体”（《剑桥德国史》导论）。欧洲约有45国，就算平均历史500年，一国平均分成十份，也有22。5万年的大小“宫廷史”，要读完很难。因此，千万不要轻言“中国什么、什么最坏，外国（主要指欧美）没有。”
用列举中国黑暗多，来论证中国“最”黑暗，是洋奴普遍使用的下流手段。
五，汉宣帝屠净长安城？
柏杨这老家伙造谣骇人听闻。在《中国人史纲》中，他说：汉宣帝灭权贵霍家一族，“这次屠杀了一千多家，中国一向是大家庭制度”，“每家以一百人计算，就屠杀了十余万人，长安几乎成为空城矣。”
柏杨在说瞎话，“长安城几乎全是霍家人”——这种论调本身就反智商。那些卖菜、卖肉、卖米、卖身的人难道也是霍氏贵族吗？《剑桥中国秦汉史》第10章记载：长安“至少8万户，最多达16万户。”如果一家真有100人左右的话，长安将有近800万至1600万人口。2009年，纽约只有827万多人，基督徒柏杨丧心病狂啦！他这是夸汉朝还是骂汉朝啊？
六，明朝疆域等于秦朝？
想是“病”又犯了，柏杨为了贬低明朝，写了这么一段话：“尤其是中国版图到明王朝的时候，跟纪元前二世纪秦王朝大小一样，比现在的版图，要小一半。”
这是人话吗？秦朝怎么和明朝一边大？秦朝东临大海，南至两广，西到巴蜀，北抵长城，东北包括辽东半岛一带，西北止于河套地区。明朝拥有西藏领土，东北一直到库页岛以北，西北包括甘肃、青海，一直延续到哈密一带，西南包括云南，怎么看，怎么不一样大。我们随意拿两张地图来比较一下就知道了。柏杨说这话，是撞着活鬼，还是出于对“驱逐胡虏”的那群人的仇恨呢？
七，朱元璋是不是民族英雄？
诽谤民族英雄可是洋奴最大的乐趣之一。柏杨就连续造谣说：“朱元璋攻陷集庆（江苏南京）后，改名应天”，“当时全国都在对蒙古人苦斗”，“他的作战目标不是蒙古，而是中国人的其他抗暴力量。”（《中国人史纲》）
他还说：“像朱元璋，他是民族英雄，后来我发现完全不是这样”，“等到别人把蒙古人打得一塌糊涂，把中土的蒙古人的精力，完全磨损之后，朱元璋却坐收其成。”（《丑陋的中国人》）
柏杨说朱元璋打击的“抗暴力量”，是张士诚这位两次降元的小人吧？其实，元末农民起义军多有两个特点：一是互斗，二是反元，如果断章取义，着重强调起义军的互斗，恐怕谁都不是民族英雄了——事实究竟如何，我们把史料摆出来看一看：
1356年，朱元璋攻克集庆，击败元朝军队，俘元将陈兆先，杀福寿，蛮子海牙逃窜。
1357年，方国珍在昆山攻张士诚，获胜，后张士诚投降元朝。
同年4月，朱元璋攻宁国，元将别不华投降。7月，胡大海攻徽州，八思尔不花逃窜。
1358年，朱元璋攻建德，庆寿、谢国玺逃窜。攻婺（音务）州，擒帖木烈思。
1359年，常遇春进攻衢州，击败元守将伯颜不花的斤。（按照柏杨的说法：蒙古军队属于“抗暴力量”）。
1360年，陈友谅攻打太平，杀朱元璋手下大将花云，又杀徐寿辉自立，遂攻应天，被朱元璋在龙湾击败。
1361年，朱元璋率军前往安庆攻打陈友谅。
1363年，投靠元朝的张士诚，遣大将吕珍围安丰，攻打韩宋刘福通、韩林儿，朱元璋救援——刘福通曾一直攻到大都附近。他退守安丰，是因为汴梁被元军攻破，张士诚算不算“趁别人对蒙古人苦斗，打击抗暴力量”？刘福通“把中土蒙古人的精力磨损后”，张士诚竟发兵攻打他。朱元璋引兵救援，自己的力量当然要受“磨损”，怎么柏杨说颠倒啦？
再看：
1364年鄱阳湖大战爆发，陈友谅败死。同年，张士诚逼杀达识帖木儿，反元。1367年，张士诚与朱元璋作战，兵败身死。1367年，朱元璋北伐元朝。1368年8月，元亡。12月，方国珍投降朱元璋。1371年，明玉珍之子明升投降朱元璋。
根据以上史实，我们可以看出：起义军一面反元，一面相互冲突，倘或朱元璋属于攻击“抗暴力量”，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其他义军？方国珍、明升在元亡后投降明朝，是否他们也想坐视朱元璋“磨损实力”？
柏杨思维非常古怪，朱元璋作战的步骤是：打败集庆元军→再攻宁国、徽州、建德等处的元军→消灭陈友谅、张士诚→北伐元朝→收服方国珍、明升。柏杨故意断章取义，着重强调内战，结果，朱元璋不算民族英雄了。
这种挖空心思的陷害，真让人如芒在背。难道，我把柏杨上半身、下半身砍下来，只留中段，就能论证“柏杨不是人，他是个排泄器官”？《三论柏杨给中国文化造了多少谣》
柏杨此人，给中国文化造谣成瘾，鬼话多得不胜枚举，我撰文对之进行批判，无奈他谣言太多，只能分做三篇文章叙述，以下是柏杨传播、制造的又一堆谎言：
一，倭寇侵华怎能由中国负责？
柏杨贱性发作，竟然认为：倭寇侵华应该由中国负责。
在《中国人史纲》中，他写道：“倭寇对中国的伤害”，“从本世纪（十六）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则是中国明政府官员贪污和政治黑暗召来的外侮。” 他继续讲：“一五二三年，日本两个商船队，一队由宗设率领，一队由瑞佐率领”，“宗设先到，瑞佐后到。”“依照中国规定”，“先到的先检查，坐上座；后到的后检查，坐于次位。瑞佐后到，当然后检查和坐于宗设之下。可是，明政府是一个无微不至的贪污集团，瑞佐的一个翻译人员宋素卿，把重贿送给市舶司的主任（市舶太监）赖恩”，“于是，赖恩就先检查瑞佐的货物，并在宴会时请瑞佐高高上座。”“宗设无处申诉，就攻击瑞佐所住的旅社”，最终“沿途烧杀，夺船出海回国。”
明眼人一看便知：此次暴行的根源，是日本人宗设与瑞佐内斗。明朝官员固然受贿，但日本人为何行贿？柏杨没有明说。
瑞佐的后台是细川氏，而宗设的后台是大内氏，两家为争夺对明朝的贸易而展开了斗争。因此，这次战争名叫“争贡之役”，而不叫“受贿之役”。
《剑桥中国明代史》第8章记载：“。。。1496年，日本贡使在从北京回国的路上，杀死了几个人，在这之后，每个使团被允许的人数从400减少到了50。这时，三个有权势的家族（伊势、细川和大内）为了控制与中国的贸易认真地开始了竞争。因为只有一个由50个使者组成的使团被允许到北京去”，“1510年和1511年来了两个朝贡的使团，每一次大内家族的代表都威胁，要是他的一方得不到进行贸易的许可，便要采用海盗手段。” 这些记录，表明了“争贡之役”的根源所在。
总之，事件的顺序是：日本使团杀人→明朝限制使团人数→细川、大内两家相争→瑞佐行贿→明朝官员受贿→武力争斗爆发→中国人民遭灾。因此，根源还是在日本人身上。
二，再论倭寇侵华不能由中国负责。
在《中国人史纲》中，柏杨反复把倭寇侵略的责任，赖到中国头上。他说：“中国富商积欠日本商船队的货款日多，最多的达一万余两，少的也有数千两。”“明政府对这种骗局根本不管。”“乡绅的手段更为毒辣，积欠的更多。”“到了一五四六年，日本商船队的忍耐达到饱和，就占领了若干岛屿”，“日本正当的贸易商人，遂被迫变成‘倭寇’”。
嘉靖、隆庆年间，“联夷肆劫”是倭寇作乱的一大特点：《筹海图编》记载：“自嘉靖二年，宋素卿入扰以后，边事日隳，遗祸愈重，闽、广、徽、浙无赖亡命，潜匿倭国者不下千数。”“有资本者，则纠倭贸易；无财力者，则联夷肆劫”，说白了：是一些中国败类，联合倭寇杀人抢劫。就算欠款事件存在，也不能“以片盖全”，作为倭寇有理的依据。
2007年6月22日，《环球博览》报道：“美国拖欠联合国维和费用，潘基文上门‘催缴’”。2010年3月8日，新华网报道：《冰岛全民公决：赖账不还》，中国新闻网有消息说：“据意大利《欧联时报》报道：“随着经济危机的不断蔓延。。。意大利华人批发、生产企业被拖欠货款现象十分严重。”难道，人们要为债务而动武吗？法盲柏杨居然不知道：杀害欠债者是要被枪毙的，何况是乱杀老百姓。
三，古代中国不知道日本吗？
在古代，日本是个不受重视的穷国。明治维新以后，他们发达了，于是“不知道日本”也就成了“罪名”。柏杨便为此骂道：“日本这时已十分中国化了，处处模仿中国，但中国对日本却一直像瞎子一样茫然不知。甚至到了十八世纪，还不知道日本有一位万世一系的天皇” 。
中国早就知道日本，《三国志·魏书》记载：“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隋书东夷传》记载“倭国”：“敬佛法，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觋。”这一切，是中国不知道日本的证据么？鉴真法师六次东渡，抵达日本平城京，他虽然双目失明，但却了解日本。柏杨骂别人瞎，其实他才是个瞎货。
从公元413年到公元502年，日本五位王：赞、珍、济、兴、武，皆记载于中国的史料之中。日本则称之为履中天皇、反正天皇、允恭天皇、安康天皇、雄略天皇。《宋书·倭国列传》记载：日本王“武”被封为“安东大将军、倭国王。”
当时日本没有文字，对自己早期的历史像瞎子一样茫然不知，是中国帮他们写的。《晋书》记载日本纳贡后的150多年，日本人自己都不知道干了些什么。柏杨却以“中国不知天皇”为由，破口大骂。这种狂恶的洋奴，确实够他娘王八蛋揍的。
四，台湾和中国没有多少联系吗？
台独分子一直想割断台湾和大陆的联系，柏杨为此也不遗余力，他认为：“清政府向外开拓的第一个目标是台湾岛。”台湾“自古以来由中国的少数民族高山族居住管理，和中原王朝没有多少政治联系。”
我们来看看大陆和台湾之间的联系：
公元230年，孙权派人至台湾，《三国志·吴书》记载：“将军卫温遣诸葛直以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所在绝远，不得卒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而返”。
隋朝时，中国出师台湾。《隋书·东夷列传》记载：“帝遣武贲郎将陈棱、朝请大夫张镇州率兵自义安浮海击之。”“初，棱将南方诸国人从军，有昆仑人颇解其语，遣人慰谕之，流求不从，拒逆官军。棱击走之，进至其都，频战皆败，焚其宫室，虏其男女数千人，载军实而还。”
《明史》记载：“天启中，筑城于澎湖，设游击一，把总二，统兵三千，筑炮台以守。” “嘉靖四十二年，林道乾寇乱边海，都督俞大猷逐道乾入台”。（《重修台湾府志》）“万历二年十月辛酉，福建海贼林凤自澎湖往东番魍港，总兵胡守仁、参将呼良朋追击之，传谕番人夹攻”。（《明实录》）郑成功说：“然台湾者，早为中国人所经营，中国之土地也。久为贵国所据，今予既来索，则地当归我。”
台湾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华夏帝国军队立于台湾，是拥有土地的主人，不是给土著看守农田的奴隶。
五，“淝水之战”妨害了中国统一吗？
公元383年，氐族建立的前秦，向晋朝发动攻击，被谢安等人击败。倘或氐人南下，中国将遭受异族的欺凌和压迫。柏杨在评价这场战争时，却埋怨道：“淝水战役使中国统一延缓两个世纪。”
如果欧洲在今年统一（2010年），柏杨或许也要说：“丘吉尔使欧洲统一延缓了70年！”是吧？需知1940年爆发的不列颠战役，使希特勒征服英国的野心化为泡影。南明王朝延续了18年，是妨害了中国18年的统一吗？按照柏杨的说法，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以及张自忠、左权等抗日英雄，也妨害中国统一了？
六，谢安怎么会是糊涂蛋？
谢安是淝水之战的总指挥，为抗击氐族军队入侵做出了贡献，在历史上声誉很高。柏杨却对他贬斥道：“谢安不是靠才干而是靠门第取得高位的”，对于应付前秦的入侵，“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后来“索性出城游山玩水”，“然而，他跟其他颟顸人物有一点不同，他有空前的好运气。”
谢安真是如此不堪吗？
南宋思想家陈亮评价他与王导“其端静宽简，弥缝辅赞，如出一人，江左百年之业实赖焉。”王夫之说他“思深而道尽，复古以型今。岂一切苟简之术所可与议短长哉。”史学家范文谰评价：“东晋朝内部出现前所未有的和睦气象，是和谢安完全继承王导力求大族间势力平衡的作法分不开的。谢安的作法是‘镇之以和静’。”
谢安是颟顸（糊涂）之人吗？不是。淝水之战后，“谢安乘前秦国崩溃，使谢玄等率诸将北伐。三八四年，收复徐、兖、青、司、豫、梁六州。三八五年，猛将刘牢之进入河北名都邺。东晋朝建立以来，这是最大的一次战胜扩地。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内部和睦，有些力量可以对外。”（《中国通史简编》）淝水之战怎么是靠运气？谁抗击外侮，柏杨就指责谁，诽谤朱元璋的是他，贬低谢安的还是他，这老东西究竟要谋划什么呢？
七，淝水之战有没有战斗？
柏杨认为，淝水之战“其实并没有‘战’，而只有‘役’，前秦帝国不是战败，而是退败。” “对强大的前秦帝国而言，淝水战役仅是一次战场上的失败，更仅只是一次先头部队的失败，国家主力毫无损伤。”
《资治通鉴》记载：“融驰骑略陈，欲以帅退者，马倒，为晋兵所杀，秦兵遂溃。玄等乘胜追击，至于青冈，秦兵大败，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这“追击”难道不是“战斗”？《晋书》记载：“坚中流矢，临阵斩融。” 不仅前秦皇帝苻坚中箭，其弟苻融也被杀死，可柏杨却说：他是”坐骑忽然栽倒，竟被乱兵践踏而死。”这就掩盖了晋军的战绩。
淝水之战的序幕，更是一场争斗。猛将刘牢之斩杀前秦大将梁成，杀敌万人。《晋书》记载：“玄遣牢之以精卒五千距之。”“临阵斩成及其弟云，又分兵断其归津。贼步骑崩溃，争赴淮水，杀获万余人，尽收其器械。” （详见《资治通鉴》），柏杨对此竟然不提。
再者，前秦是“国家主力毫无损伤”吗？《中国通史简编》记载：苻坚让苻融“带领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自己带领步兵六十万，骑兵二十七万”，战后，“到洛阳时只有十几万人。”《资治通鉴》记载：“重以饥冻，死者什七、八。”入侵者都成瘪臭了，柏杨还替他们助威。《黎鸣胡说八道赏析》
黎鸣号称“哲学家”、“思想狂徒”，是《中国人性分析报告》的作者、当代“批孔”急先锋。“批孔”一词，可能在文革期间使用最多。因此，黎鸣的谬论想必不少，关于他的错误论述如下所示：
一，儒家提倡“隐瞒”对不对？
针对孔子说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黎鸣展开了批判，说：儒家“在外部的社会，却是血统荫蔽的私情”，是“隐瞒真诚的极端自私的隐情。”这是一个批孔者常犯的错误。如今，法律规定有“拒证权”，依照法律“亲亲相隐”的形式已经很常见了。
《民事诉讼证人拒证权研究》一文中指出：“证人须具有特定的身份或与一方当事人有某种特殊关系，例如夫妻关系、亲属关系等，这是证人行使拒证权的身份要求。” 还说：“民事诉讼证人拒证权作为现代法治国家中证人的一项重要权利，在世界许多国家的证据立法中都已明确规定。我国立法却并未对此作出规定。”这真是中国文化闪光点被埋没的遗憾。
二，中国存在2000多年思想黑暗吗？
黎鸣说：“在两千多年伪学（儒学，笔者注）的笼罩下 ”，“中国的思想天空一片黑暗。”
这是煽情，而非学术。我请问：佛教、道教以及阮籍、何晏、郭象，哪个不是儒家的“异端”。《剑桥中国秦汉史》记载“公元3世纪哲学的复兴”，“道家的自由意志论趋向放荡不笃”，《中国通史简编》第2编第4章记载：“佛教的输入，对唯心论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裴伟（左危右页，暂代，笔者注）作崇有论，王浮造老子化胡经，正是这一次大争鸣的先声。”“儒佛道玄四家各在准备战斗，久被废弃的墨学也想趁机再起。隐士鲁胜注墨辨，又作刑名两篇，阐发墨辨的要旨。”这一切难道都是黑暗？
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戴震、方以智、颜元的思想算不算“黑暗”？他们反对集权，提倡民主，反对空谈，讲究实用，“工商皆本”、“理存乎欲”也是黑暗吗？在历史、哲学文献中，到处都能获得的常识，怎么硬生生的“就是不存在”！
三，中国存在2000多年发展停滞吗？
黎鸣认为：历史上存在“2000多年的中国社会长期的发展停滞”。这更是一种流传广泛的弥天大谎。
《全球通史》记载：“随后1000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伟大的黄金时代。早在汉代，中国已成功的赶上欧亚大陆其他文明，而现在，即中世纪时期，中国则突飞猛进，仍是世界上最富饶、人口最多、在许多方面文化最先进的国家。 ”（上册第16章）这也叫停滞不前呀？《世界千年经济史》记载：“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1000年为22.7%，1500年为25%，1700年为22.3%，1820年为32.9%，1870年为17.2%，1913年为8.9%，1998年为11.5%。”
分明是清代中国才落后，黎鸣却说成“2000多年的停滞”，这是对“经济居高不下”的一种歪说吧。
四，孔子该不该杀少正卯？
孔子曾经处决过一名罪犯少正卯，对此，黎鸣评价道：
少正卯“与孔丘同在一地进行民办教育的竞争。”“由于少正卯的讲学曾得到当时很多年轻人的拥戴，以至孔丘的门徒曾三次被少正卯吸引过去”，“于是孔丘长期以来忌妒、怀恨在心。”“孔丘为杀少正卯杜撰了如下五条‘罪名’：一，心达（又记为‘逆’）而险。即野心勃勃（或思想反动），是个危险人物。二，言伪而辩。即语涉欺诈，能言善辩。三，行辟而坚。即行为怪异，意志坚定。四，记丑而博（又曰‘志异而博’）。即广播丑闻，煽动不满。五，顺非而泽。即挑拨离间，从中取利。”“这些‘罪名’纯属‘莫须有’之类。很显然，孔丘的杀少正卯，全在假公济私，公报私仇”。（《中国人为什么把杀人犯奉为“圣人”？》）
首先，根据史料：少正卯乱政该杀！《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法官依法“枪毙”个犯人，难道也有罪吗？孔子杀少正卯，是在他“乱政”的前提下，白纸黑字，这是不能否定的。少正卯和杨国忠、李林甫、严嵩等人一样，都是祸国的奸臣。
再者，黎鸣对孔子的指控，本身就采用了“莫须有”的手法。他说孔子出于“忌妒”杀人，“公报私仇”，并无证据，属于猜测。他说孔子虚构了少正卯的五种“罪名”，这“虚构”二字也是猜测，且证明不了少正卯没有“乱政”。而“语涉欺诈、煽动不满、挑拨离间、从中取利”，正是乱政奸臣的拿手戏。
我请问：欺君之罪该不该法办？制造假新闻该不该法办？煽动是非，挑起矛盾，扰乱社会该不该法办？蔡京是书法家，他可以讲学。周作人是文学家，他也可以讲学，但这种人到底还是该杀的货色。大汉奸周佛海，曾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他也没少“讲学”吧？日后，蒋介石将其投入监狱，使之瘐死牢笼，难道是出于嫉妒不成？
五，隐恶扬善该批判吗？
黎鸣说：“为什么中国文人‘喜欢’告密？为什么中国文人‘喜欢’拍马？为什么中国文人不敢、不会、不能‘讲理’，而却擅长花言巧语、飞短流长、搬弄是非？” “孔子及其儒家的‘隐恶扬善’的文化传统的‘本质’，真是把中国人害苦了”。（《隐恶扬善：恬不知耻、怙恶不悛》）
隐恶扬善的意思是“隐瞒人的坏处，宣扬人的好处。”（《中国成语大辞典》）也就是说：不要总指责别人的缺点，应该多说他人的优点。这种观点，正是反对“飞短流长、搬弄是非”。《中庸》上说：“舜喜欢求教、洞察浅显的言论，能隐瞒他人缺点、宣扬优点，把握事物两端，以中庸施于人民，这就是他成为舜的原因。”（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中国成语大辞典》引用了很多事例，请看：
《醒世恒言》卷三：“难得这好人，又忠厚，又老实，又且知情认趣，隐恶扬善。。。”
《至公论》：“夫世人所谓隐恶扬善者，君子之大义”。
《赵靖康公神道碑铭》：“专务隐恶扬善，以德报怨，出于至诚，并非勉强者，天下称之。”因此，“隐恶扬善”并非教人学坏。
黎鸣此人，批孔发了疯，还歇斯底里的嚎叫曰：“‘四书’有真理吗？有真知吗？有真诚吗？有逻辑吗？有思想吗？有普世价值吗？根本就全都没有，也不可能有。”
《中庸》上说：“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黎鸣倘能以此为“真理”，安下心来，学学《大学》中的“致知在格物”，就能获得“真知”。要是学会了“意诚而后心正”等“思想”，树立了“真诚”，就无需这样咆嚎了。《远志明鬼话欣赏》
尽管《圣经》满纸胡说八道，可是为了吃饭，远志明就要当传教士。想销售一样东西，首先要套近乎。为了把基督教和中国文化联系起来，远志明就不遗余力的“寻找两者共同点”，以昭示“中国人老祖宗信上帝，所以我们要信耶稣”，这种荒谬的骗术，在电视片《神州》中演绎得淋漓尽致，我们摘取几段以作笑料，比如：
一，牵强的传教法。
远志明讲：“《圣经》说：太初有道，道就是上帝。”老子则说：道“乃天地之始，万物之母。”《圣经》说：上帝七天造物，《周易》说：“七日来复，天行也。”《圣经》说：上帝使天下发大水。《国语》也说过发大水。。。这不都是相同点吗？总之，中国文化和基督教缘分很多，我们干脆信上帝算啦。远志明的这种理论，类似于“猪有脑袋，人也有脑袋，所以人就是猪。” 他只说两者的共同点，对于不同点却不讲。
比如：盘古开天，女娲造人，各有分工，这与耶和华耍单帮，自己造天地万物不一样。上帝掀起洪水，女娲补的却是天，天上地下岂能混淆？《圣经》里的上帝，神圣不可侵犯，《诗经》上却说：“上帝板板，下民卒瘅”“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说上帝死板、放荡、残暴，把上帝给骂了。老子反对苛税：“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而上帝却要收十一税：“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利27：30）这一切差异，怎么解释呢？
远志明认为：龙就是诱惑夏娃吃禁果的蛇，“蛇，也叫古龙”。他还把“上帝用彩虹与挪亚立约，再也不发这么大的洪水了”，与“女娲熔炼五色彩石补上了裂开的天穹”联系到一起，说：“不难想像，那正是一道横跨蓝天的绚丽彩虹。”可是，女娲也是“蛇身人首”（《帝王世纪》）。如此推理：难道上帝是条毒蛇吗？
二，利用谐音的怪论。
远志明死乞白赖的利用谐音，把西洋上帝和中国古典传说联系到一起。他认为：上帝创造了“一对人类始祖”，“中国祖先传为‘安登’和‘女娲’，希伯来《圣经》原文叫‘Adam’和‘Howwah’。”于是，两者本源相同。
可是，安登是神农之母。《纲鉴·三皇纪》曰：“少典之君娶有娇氏女，曰安登，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她怎么可能和女娲一起，变成亚当与夏娃呢？
远志明还说：“老子所说‘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抟之不得’的‘夷希’，就是‘耶微’即耶和华的相似音”。
但是，他无意中透露：“上帝”一词拉丁文叫“徒斯”，如此说来，徒斯难道是唐僧吗？那么沙勿略是沙悟净，参孙是“山狲”，天主是“天猪”，保罗是白龙，《西游记》就有啦。以此类推：多默是达摩，该隐是观音，夏娃是玄武，亚当是玉帝，这都哪挨哪呀？远志明干脆把“基督”和“假的、剧毒、鸡蛋”联系到一起算了。
三，乱解中国字。
远志明以为：诺亚为了躲避洪水，带领一家八口人躲进方舟。“舟之大，当然莫过于方舟了，于是造字者就用‘舟加八口’造了表示大舟的船字”，这表示了中国古人与上帝有联系云云。。。
远志明说这话，给人以“没见过方块字”的感觉。汉字的产生根据“六书造字法”，其中“形声”的特点是：字由两部分组成。比如苹果的“苹”字，草字头代表它是一种植物，“平”字则代表发音。远志明不妨念念“沿”字和“铅”字，即知“船”字的涵义了。《古今汉语成语词典》（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上讲：“望文生义”，就是“读书不推求和领会其确切的涵义，只从字面上做牵强附会的解释。”远志明正是望文生义。
远志明继续玩玄，他说：“大洪水之后，挪亚及其子孙们用羔羊献祭，后来耶稣也被称为上帝的羔羊，使一切信他的人可以称义。中国祖先以‘我献羔羊，羔羊盖我’为义字，竟维妙维肖地将整本《圣经》的精意见证出来。”
我在网络中搜索“义”字，竟然发现了这样的话：“義=我王八- yam天空部落”，“義字就是我王八！/ 蘋果日報-熟女36G”，这大洪水之后，是谁做了王八呢？难道是老婆被上帝霸占的约瑟吗？当然，网上这种另类解释，属于望文生义的胡说，所以，远志明也是胡说。
远志明还讲：“夏娃受蛇的诱骗”偷吃禁果，“祖先们显然记得这故事”，于是“二木之下一女择果”，就有了“贪婪的‘婪’字”，“禁”字则是“上帝向亚当示明：知识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所以那果子又叫‘禁果’。”可是，树上不仅有果，还有花、枝、叶、虫子，这“果”是谁确认的？
说到“贪婪”、“禁止”，我们不妨看看“贪、止”二字。“贪”是上今下贝，如此说来，夏娃不是在吃禁果，而是扑在宝贝上，大喊“今天我发啦”。“止”是“无一正”“上有尾”，原来上帝心术不正，还长了条尾巴——这倒也符合进化论。
四，龙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为了骂龙，远志明造谣说：“从炎黄起，经尧舜禹到夏商周”，“祖先们确信，他们与昊天上帝之间有天经地义的血缘关系。”可是，到了“夏朝第八代帝王孔甲”时，“天上降下一雄一雌两条大龙”，“当龙的幽灵再一次浮现于神州，神州就分崩离析了。”“据《史记》记载，这一笑倾国的褒姒就是龙的怪胎！”他质问：“曾几何时，神州竟落入了恶龙之手？曾几何时，我们竟成了龙的传人？”
远志明这个死不要脸的！《史记·补三皇本纪》记载：“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娲氏之女，为少典纪。感神龙而生炎帝。”神龙之说在炎帝时就有，一段话，足以揭穿远志明骗子的面目。
五，禅让是基督教精神吗？
在《神州》中，远志明请来梁燕城（曾为香港浸会大学宗哲系主任），做了一番莫名其妙的论述。梁评价中国的禅让制度说：“统治者后面有一种很大的谦卑，谦卑就是说他知道有超越的上帝。尧帝非常相信上帝”，“所以他就确定把帝位传给舜。”——如此看来，禅让是信仰上帝的人做的事，我们中国人要跟着祖宗信上帝啦。
这种论述确实离谱，因为，上帝册立的以色列王，是世袭的集权者，根本没有过禅让。扫罗是耶和华立的君王，《圣经》上说的清楚：“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看哪！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 （撒上9：17）扫罗禅让了吗？没有哇。“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登基的时候，年四十岁，作以色列王二年。。。”（撒下2：10）此外，“大卫在希伯仑作犹大家的王，共七年零六个月。” （撒下2：11） 这些王，哪个禅让啦？
尼采说：“基督教道德乃是江湖骗术。”这句话至今还是有警示价值的，大骗子远志明的表现就是实证。《义和团运动不容诽谤》
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撰文《是爱国壮举还是有悖文明行为》，他写了好几万字否定义和团，大骂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烧杀抢掠”，是“封建统治者的工具”，拼力抹杀其爱国行为。。。洋洋洒洒一大堆理论，引起了轰动和思想交锋。
但是，袁伟时说来说去走了嘴：“义和团‘杀人放火’导致外敌入侵”。“各国军队6月17日强占大沽炮台才是侵略战争的开始。”既然6月17日联军对中国进行了侵略，那么，义和团与之作战，必有“反侵略”的“爱国壮举”，这是袁伟时无意中承认的。他用几个字，就轻易推翻了自己辛苦创作的几万字。这个滑稽的学者，还出了哪些错误？让我们一一历数：
一，义和团要对战争负责吗？
袁伟时认为：“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这个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 言外之意：义和团先惹了洋人，因此要为战争负责。
历史的顺序是“列强入侵中国→义和团反抗→八国联军进兵”，这个大家都知道。袁伟时的《如厕史》是“脱裤子→出恭→提裤子”，倘或把“脱。。。”故意省略，只能给人以误导。
根据美国史学家费正清编写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义和团运动的背景有“割地狂潮”一事：“德国要求在中国取得一处海军基地作为酬劳”。“英方租借了威海卫，为期二十五年”。“日本则得到了不将福建省让与其他国家的同样保证。”“法国以九十九年为期租借广州湾。。。”总之，“半个世纪的外国人的侮辱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的自豪感和自尊心。”义和团不能为战争承担责任。
《拳匪记略》有言：“吾邑之有义和拳也，自今年正月中旬，由新城之沈各庄传习而来。始因仓巨村天主教民欺凌善良，霸占公产，官不能申理，百姓控诉无门，始习拳为敌。数十余日内，蔓延牛家庄，老李村等村，近又传染东江村，石柱等十数村。”战争的责任人，正是帝国主义及其哈巴狗。
二，义和团破坏谁的财产？
袁伟时批判义和团“拆毁铁路”，“完全出于对外来事物的敌视”，而且，“这是蓄意破坏财产的罪行”——这个“完全”用得太绝对了。
义和团扒铁路有反抗压迫的动机。根据《义和团史料》记载：清朝政府6月26日给盛京上谕，说“此次衅端，本由拳民而起，拳民首先拆毁铁路”，义和团为什么要拆铁路？回看盛京将军6月18日的上奏，即可获悉：“查俄国人假道行修火车”，“自兴工以来，抢占民地，虐待土工，无不疾首痛心”，因此，“计五百里，所有俄铁路桥房均经百姓拆毁。”这是“破坏强盗的财产”，袁伟时想替“贼”执法呀？
三，义和团是否阻止了瓜分？
袁伟时对“义和团避免了中国被瓜分”一说进行反驳。他认为：“只是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瓜分才没有实行。”尽管有人以瓦德西的话为证：“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可他认为：史学家李时岳“已经详尽地驳斥了这一诡辩”，“瓦德西个人的观感并不能代表德国的政策，德皇一直把瓜分作为对华政策的基点”（引李时岳之言）。
德皇固然是国家元首，但不代表他能全面的总结历史。希特勒也是如此，他总把战败的责任推给手下，却不可能承认“人民反抗暴政的力量”。瓦德西身为“远征军总司令”，应比德皇更了解中国的情况。对“义和团阻止瓜分”一说，不仅有瓦德西的观点为证，还有如下言论为证：
英国官员赫德认为：“而无奈瓜分政策，又不可遽实行于今日。”“故义和团之运动，实由其爱国之心所发，以强中国，拒外人为目的者也。”他在日后还承认：“人民群众的武装起义保全了帝国的领土完整，它们使外国列强慑于群众起义，特别是在经历了义和团起义的恐怖以后，列强放弃了瓜分中国的希望。”赫德身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比德皇更具备了解中国的条件。法国议员的演讲词为：“中国地土广阔，民气坚劲，殊非印度、南洋各处可比。”“吾故谓瓜分之说，不啻梦呓也。”英国外部副大臣讲：“团匪之事即可取以为鉴。我英亦不能以待印度者待中国也。”此外还有舆论，如：奥京一家报刊上说：“各国其慎思所以待华人之法，勿重蹈前四十年中之所为。”凡此种种，难道是“瓦德西个人的观感”吗？就算瓦德西判断有误，英、法官员，奥国舆论岂能全都失误？
袁伟时认为：“义和团避免了中国被瓜分”一说是“诡辩”。我请问：到底是谁在诡辩？难道是欧洲各国的一些人吃饱了撑的，故意串通一气，用“诡辩术”美化义和团吗？还是你袁伟时眼睛瞎了！别忘了，即使瓦德西的观点代表不了德国的政策，德皇的声音也代表不了其他国家的声音。
义和团反抗和列强分赃冲突，都是中国未被瓜分的原因，袁伟时的说法显然片面。
四，义和团要遵守《国际法》和不平等条约吗？
袁伟时批判义和团不守《国际法》，他认为：对义和团“进攻使馆区”进行肯定，“是对国际法的无知”。义和团破坏了“正常国际关系”。他还说：“国际条约是有法律效力的。人们可以指责这些规则和条约是列强主导下形成的”，“可是，在没有修改以前，我们仍然不得不遵守它，否则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混乱，归根到底不利于弱国和多数民众。”
这种指控太荒谬了，义和团根本没有学《国际法》的可能，就好比袁伟时没有凌空720度的可能一样。当年，世界列强到处烧杀抢掠，有点良心的人，会用《国际法》约束被压迫者反抗吗？而且，按照他的逻辑，可以得出以下猪狗不如的结论：
1，华盛顿进攻英国殖民者犯法——人类反殖民武装斗争全犯法，按照“法律”规定：殖民地属于宗主国。
2，捷克人抵抗纳粹，违反了《慕尼黑协定》。
3，法国人抵抗纳粹，违反了《贡比涅停战协定》。
4，波兰人抵抗纳粹，违反了《苏德友好与边界条约》。
5，朝鲜人抵抗日本，违反了《韩日合邦条约》。
按照这种理论，袁伟时完全可以为法西斯张目了。
五，义和团要为中国的灾难负责吗？
袁伟时把帝国主义制造的灾难，赖到义和团身上，他说：义和团“留下的是：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东北、华北。首都沦陷。”，俄国“制造海兰泡血案”，“大沽和京津沿线炮台被拆”，清朝“赔款四亿五千万两”，“遭灾的还是老百姓。”
按照他的逻辑，那么：1942年海德里希被刺身亡，法西斯当天屠杀152人。1944年8月爆发华沙起义，纳粹疯狂镇压，导致18万平民和1。8万名战士死亡。1945年3月，意大利游击队杀死33名党卫军，纳粹旋在阿尔戴阿蒂纳山洞杀害335人。。。以上血债，难道让反抗者负责吗？如此发展下去，袁伟时可能会把“南京大屠杀”的责任，也赖到中国军队头上。
六，义和团大杀教民纯属“暴行”？
袁伟时搜罗资料，指责义和图“残暴”，如：“奉天（辽宁）全省‘教民人命千余’”，义和团“抢掠教民三百二十八家。”“杀毙教民男女十三人。”等等。。。他所罗列的，多是杀教民的记录。
袁伟时的指控不能成立。因为《圣经》上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马太福音19：24），而洋教士“凡认为可以赚钱之业务，无不并营并进。”（瓦德西语）因此，义和团杀他们，符合基督教义，是为耶稣清理门户。
再者，义和团以前的革命或运动，多有滥杀现象。法国大革命屠戮无辜很厉害，“7月间被处死刑者中，贵族和教士仅占5%，中下阶层约占74.5%，其余为军政官吏。”“无休止的恐怖不仅失去了广大群众的支持，也遭到了资产阶级本身的反对。”（《法国通史简编》第5章） 但我们不能否定其革命性。
我们再看两份资料：
一，“教士们袋子里藏着大批的金钱，收买中国人民中间的无赖分子，来者不拒，总是临时的或经常的发给金钱。”（罗德克夫《义和团记》）
二，教民“作奸犯科，无所不至，或乡愚被其讹诈，或孤弱受其欺凌，或强占人妻，或横侵人产，或租项应交业主延不清债，或钱粮应交公廷抗不完纳，或因公事而籍端推诿，或因小忿而殴毙平民，种种妄为，几难尽述。”(李东沅《传教论》)
原来，教民是从人群里挑出来的流氓，且什么坏事都干。因此，总体上讲，这些人活该杀！
七，我们怎能对侵略者以礼相待？
老袁在谴责义和团时，还为侵略者猛喷贱话，他说：“洋人不等于都是帝国主义者，即使是列强的官方代表，也要按照国际法以礼相待”。
这话听着，模模糊糊像是有理。打开范文澜先生的《中国近代史》第1章一看，不禁吓了一跳：鸦片战争时期，“英船在天津时，乔治·义律等二十余人赴琦善宴会，‘嬉笑怒骂’，‘有舞洋枪飞刀于坐上者’。琦善‘隐忍受辱’”，“十月，洋船到浙江，钦差大臣伊里布，‘遣其奴张喜赴洋船馈牛酒，首贺以林、邓革职之事’。”“洋人肆意侮辱，投降派说是夷情恭顺”。
往袁伟时脑袋上扣个马桶，看他如何以礼相待。
话说到这里，我忽然想问问那些全面否定义和团的人：“如果你是当时的中国农民，你该怎么办？”不反抗？死路一条。反抗？清政府却又对农民进行误导。他们看着义和团用巫术防身，却不为其提供一点近代战争的知识——这对于清廷来说，本是举手之劳。中国农民那么可怜，一些学者却连基本的同情心都没有。否定义和团的“愚昧性”本没有错，他们却连“反抗性”也一味抹杀。
一些人最喜欢以蒙古、满清入侵为例，骂中国人麻木，及至我们不能忍受异族压迫，他们又大骂“爱国贼”。爱国者与其两头挨骂，倒不如一味的杀向汉奸，直到汉奸在中国彻底绝种为止。《反抗侵略没有错——袁伟时谬论批判》
有件事很奇怪。
当你谈论足球、歌星、彩票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来转移话题。偏偏在谈论保卫钓鱼岛时，总有一些人“及时赶到”，劝说大家：“不要和日本作对，你们要等中国强大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然后，把话题转移到“民主、经济”等问题上。美国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超过英国，争取独立呢？非洲又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反抗殖民者呢？他们偏不谈。按照他们的逻辑：非洲国家都能独立，中国却不能收复一个岛屿。袁伟时也是这种人，在《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中，他大谈“弱国不能反抗强国侵略”的怪论。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大沽炮台守军反击侵略军。转年，英法联军继续进攻，圆明园被烧。对于此事，袁伟时评价说：“导致火烧圆明园的英法联军再一次入侵是有可能避免。” “从后果看，这一仗显然打错了。翌年，英法联军再次入侵，招致北京被占，圆明园被烧。续订《北京条约》，不但规定原订的《天津条约》继续有效，还招来其他新损失：对英法的赔款分别由四百万两和二百万两一律增至各八百万两。。。”“如果不打，不是对中国更有利吗？” 清朝“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说白了：我们不应该反抗，要等，等大清朝带领咱们强大起来再说——袁伟时对清朝抱有那么大的希望，寡妇守节，也算“难得”呀。
为此，我想问袁伟时几个问题：
首先，世界反殖民战争倘有失败，就是打错了吗？
如：玻利瓦尔创建的委内瑞拉第一、第二共和国被西班牙颠覆。海地的杜桑·卢维杜尔被法军逮捕杀害。意大利第一次独立战争，加里波第战败。印度民族大起义失败，詹西女王被杀。秘鲁反殖民起义失败，阿马鲁二世被杀。难道，这些战争都打错了？
第二次英美战争时期，美国尚为农业国。英国侵略军曾攻占华盛顿，火烧白宫和国会大厦。时间为1814年8月25日。袁伟时若在当天，可会批评“美国抵抗英国的战争打错了”，“火烧白宫可以避免”，并奉劝麦迪逊总统要先“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
其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倘有失败，就是打错了吗？
1938年，希特勒吞并奥地利，英国首相张伯伦仅表示了谴责。同年，他又同法西斯签定了《慕尼黑协定》。1939年9月，二战还是爆发了。历史证明：纳粹对欧洲的侵略，是不可以用“不反抗”来避免的。中国历经《马关条约》、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塘沽停战协定》、《何梅协定》，对日本一忍再忍。但是，日本还是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1937年11月，国民党在淞沪会战中失利，日军占领上海。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开始。按照袁伟时的逻辑，难道日本入侵可以避免，抗日战争打错了吗？
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袁伟时和大汉奸陈公博的观点很像，陈也讲过“弱国不能反抗强国”的理论。1940年，他写了一段话：“中国还是一个产业落后的国家”，“国家的经济，人民的教育，交通的脉络，都要和武器相副的”，“何况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些机械化武器。”因此，“抗战无望，只有提倡和平来救中国”。要命的是，陈公博的这段话，是写给他13岁的儿子陈干的——恐怕只有汉奸不懂事的儿子，才信这种理论。
反侵略战争失败了，我们可以吸取教训，但不代表反侵略本身是错的。义和团运动、印度民族大起义、华沙起义的抗暴精神，都应获得历史的肯定和赞誉。中国没有必要等到特别强大，再去争取主权。亚、非、拉反殖民运动早已取得成功，埃塞俄比亚都独立了，弱智学者的理论早该休矣。《郑和下西洋是不求利吗？》
对于郑和下西洋一事，很多人褒贬不一。学者袁伟时认为：“600年前——1405——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首航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87年。为什么他没有成为中国的哥伦布？很简单，他的活动不求利，远航是为了宣扬国威，全部经费都靠财政拨款，数额太大，支撑不下去，被迫停止。”“当时正值所谓‘地理大发现’时期，航海和远洋贸易推动世界前进；这一次机会中国丧失掉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冷思考》）
袁伟时批评明朝没有“地理大发现”，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郑和与哥伦布都是自东向西走，如果郑和发现新大陆，至少要绕地球半圈，哥伦布渡过相对狭窄的大西洋就行了。
再说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根据《剑桥中国明代史》：永乐皇帝派郑和航海的理由，包括“显示他的权力和财富”、“满足他的虚荣心和他对荣誉的渴求”，也包括“了解帖木儿的和其他西亚蒙古人的计划”，郑和航海不仅为了“显示中国的兵力”，还“在于增长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在于保护华人的利益”，因此不能以偏概全，完全否定。
书中还说：“他们的目的当然都已实现，尽管明朝政府此后没有继续实现这些目的而充分加以利用。”注意，是明朝日后的政策出现了问题，而非郑和“不求利”。哥伦布比郑和有影响，关键在于：中国统治者逐渐开始闭关锁国，而西方统治者对新市场进行了开发、利用。这是统治者——而不是两位航海家所决定的。
《剑桥中国明代史》记载：“郑和的探险性远航把最重要的东南亚诸国划入了明朝政治势力范围之内。”“外国响应这些主动行动，这不但因为它们担心拒绝会遭到军事报复，而且因为它们看到了与中国建立关系会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
书中还讲：“马六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位于香料贸易路线上。”“在与爪洼的关系方面，永乐帝设法阻止它向马六甲内部扩张，和保持南洋和印度洋之间的贸易畅通。”“在1408至1409年郑和第二次远航期间”，他手下被西爪王杀害，“从而迫使郑和进行军事干涉。中国人接受了赔偿和道歉，并恢复了外交关系，但中国人利用连续的几次航行，把爪洼置于监视之下。”白纸黑字，郑和下西洋岂能用“不求利”三个字全面概括？“从1405至1421年的十多年中郑和巨大舰队的威严的阵容，在整个这一区域中扩大了强大的中国的形象，并给贸易和外交带来了持久的影响。”这些历史是抹杀不了的。
再者，东南亚地区海盗猖獗，海贼陈祖义战船近百艘，聚众千万人，横行于南海、印度洋一带。“凡有经过客人船只，辙便劫夺财物”（《瀛涯胜览旧港记》），最后被郑和击败，陈祖义于1407年被处斩。暹罗国欺压满剌加，后者告知于明朝，1409年，郑和出面调停，终至双方和睦相处。在当今世界，打击海盗、调停国际矛盾乃是公认的正义之举，又岂能用“宣扬国威”加以概括。
还有人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因此意义不大。这一说法并不确切，“他们被组织起来或许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为了寻找被废黜的、或许逃亡在外的建文帝 ”。（《剑桥中国明代史》）
袁伟时强调：郑和航海消费“数额太大，支撑不下去，被迫停止。”却不知道，“哥伦布的伟大发现最初看来象是一个重大失败。数千名冒险家成群结队地前往西印度群岛，只是令人扫兴地找到少量黄金。” 如此看来，哥伦布又该如何评价？“世界历史的最大嘲弄之一是，哥伦布至死还确信，他已抵达亚洲。”“西班牙君主明智地拒绝进一步支持他。”最终，哥伦布“满怀怨恨，于1506年死去。” （《全球通史》下第6章）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因此否定他的历史贡献，对郑和也需持同样的态度。《中国落后不是文化问题，是文化交流问题》
如今，一些学者和闲汉认为：中国落后是“文化问题”，他们不仅要“反封建”，还认为中国的宗教、文字、语言、哲学、艺术都不如西方，要全盘西化，什么都要照抄西方，有疯狂者甚至鼓吹改变华人的人种——这种理论有点市场，但稍一思考，却觉得狗屁不通。
按照他们的说法，疑问就会随之而来：既然中国落后是文化问题，我们何以有1000多年的领先呢？倘或真是文化问题，汉朝、唐朝的辉煌就不存在，欧洲中世纪的落后也不存在，欧洲将自希腊、罗马以来一直领先，中国将自殷商、周朝以来一直落后。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因此，这种无脑哲学根本就不起推敲。
中国落后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以为正确的答案是：人类的进步在于交流！交流与否才是进步、落后根本原因。让我们举例为证：
先看罗马：罗马起先囊括了地中海文明，繁荣强盛。公元4世纪，罗马以基督教为国教，而后杀科学家，焚烧书籍，不再交流，最终走向灭亡。
再看阿拉伯：
一说到阿拉伯人，有些人总想起沙漠里的老乡，认为他们创造不出什么文化，其实这是误会。阿拉伯人崛起时，从外国学来“军事组织、工农业生产等先进的文化知识。”学者萨拉姆“向拜占庭皇帝索取希腊古典著作，其中包括欧几里德的《几何原理》。”哈里发“马门在巴格达创立一所规模宏伟的学术研究中心——智慧馆，把从各地搜集来的文化典籍集中收藏在这里。”“花剌子密第一个使用印度数字和零号代替阿拉伯原来的字母记数法。”哲学家“金迪受亚里士多德、新柏拉图和新毕达哥拉斯主义的影响”，法拉比“把阿拉伯哲学推向高峰。”阿维森纳（伊本·西那）不仅是杰出的医学家，也是著名的哲学家，他师承法拉比”，其著作“成为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珍品。”（《世界古代史》第18章）
因为文化的交流，阿拉伯人长足进步。他们创造了“天球仪、地球仪、星盘仪、观象仪、象限仪。。。”“今天人们所称的各大行星的名字以及许多天文学术语，大都来源于阿拉伯语。”花剌子密“是最早编写算术和代数的学者。”“艾卜·瓦法发明了正割和余割”，医学家拉齐斯的著作，“以《天花与麻疹》和《医学集成》最为著名。”阿维森纳“的名著《医典》是阿拉伯医学的结晶”。（《世界古代史》第18章）
后来，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凡是有关基督教欧洲的东西”，“官吏和学者就看不起，示以轻蔑和傲慢。” “这种唯我独尊的态度。。。在愈益重要的科学领域，放下了一道思想铁幕。”一些人在科学上开始胡说八道，他们认为“人体的血管不多不少，正好五千条”，“世界是扁平而呈三角形的”，他们还这样认识海洋：“一个是牛奶海，另一个是糖海，第三个是黄油海，第四个是酒海，等等。。。”（《全球通史》下第3章）如此自大封闭，怎能不落后于他人？
印度也有同样的经历：
在鼎盛时期，印度“与东南亚和东亚诸国建立海上贸易联系”，“在印度支那和马来群岛建立了商业殖民地。”“与东部非洲、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沿岸诸国建立贸易联系。笈多王朝时期布罗奇和坎贝都是繁华的国际贸易中心。”“西北部印度河流域是陆路贸易必经之地，北上中亚地区与丝绸之路相接，西可通欧洲，东可抵中国，是连接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世界古代史》17章）
在这种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印度“梵文诗人和剧作家迦梨陀娑”，写下了《云使》、《鸠摩罗出世》和《沙恭达罗》等优秀作品。亚利雅巴达“精确地算出圆周率的数值为3.1416。他断定地球是绕着自己的轴旋转的球体。1881年发现的笈多王朝《巴赫沙利》手稿”，处理了一些“算术和代数问题。”（《世界古代史》17章）辉煌成绩林林总总，我就不再赘述了。
后来，印度商业衰落，“理想的人不是整天忙碌于发财致富、营造宅第的商人，而是端坐在蒲席上、吃大蕉叶做的食物、保持对物质财富无动于衷的神秘主义者。”（《全球通史》下第2章）如此发展国家，又怎能不落后于他人？
至于中国，汉、唐对外开放，明、清逐渐锁国，发展状况截然不同。其余土著，如印第安人、非洲黑人、澳洲土著，他们是劣等民族吗？根本不是。他们居住的地域偏远隔绝，因此才产生了落后，如“东半球和美洲大陆为一片汪洋大海所分隔”，“澳大利亚与世隔绝的程度超过了南美洲南端和非洲南端”（《全球通史》下第5章）。因此，我们也不能歧视他们。如果骂人家是劣等民族，只能表现出自己文化素质的劣等。
俗话说：“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根据人类学家提出的遏制领先法则：“在历史变革时期，处于最适应和最成功的社会要想改变和保持其领先地位是最困难的。相反，落后和较不成功的社会可能更适应变革并在变革中逐渐取得领先地位。”
按照人类学家博厄斯的理论：“人类的历史证明，文化的进步取决于提供给某个社会群体的向其临近群体学习经验的机会。该群体的发现会传播给其他群体，且这种交往越多，学习的机会就越大。”（全球通史上第20章）不交流产生了不变革，才是中国落后的真正原因。这种观点最能自圆其说，我们不要一误再误了。
还有一些自卑的宿命论者认为：“中国传统没有逻辑学，没有民主政治，落后是命中注定的事。”我回答：中国原本没有佛教，拿来之后，产生了新的思想。西方也没有火药武器、指南针，拿来就是了。中国的科举制度，不是演化为西方的文官制度了吗？因此，文化的交流才是关键。
我的这些看法，来自人类学家的观点，一些历史学家也持此观点。就算还不完善吧，总比说不通的全盘西化论要强。那是热血沸腾，大脑真空的哲学，根本讲不通。说“中国落后是因为封建专制”也就罢了，如果说是“文化问题”，那么我请问：何来汉？何来唐？西方崛起若是因为文化优人一等，又何来黑暗中世纪？人类本应有辩证能力，可是，这些没有辩证能力、也查不出精神病的人怎么到处都是呢？《说一点对“文化”的口德问题》
中国落后是“封建制”造成的，在《三民主义》中，孙中山明确的反“封建”，却支持中国文化和孔老夫子。可是，很多学者却总爱说：“中华民族为什么落后？文化问题！”他们天天说，年年讲，说得大家都仇视起中国文化来。那么，文化的定义究竟是什么？我们想过吗？
英国文化学家泰勒下了一个权威的定义：“文化是社会成员在社会上所学得的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与习惯。”按照那些人的理论，中国落后还是古董、园林、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造成的。由于长期灌输对“文化”的仇恨，中国爆发了“破四旧”，也当在预料之中。
上世纪初，一位“著名作家”说：“日本进步，是因为旧物少，容易蜕变，所以适合生存。中国旧物太多，一切都僵化，最终要灭亡。”（大意）——这是煽动仇视中国文化的豺狼言论。在美国弗利尔博物馆中，藏有中国画1200多幅 ，这些“旧物”不会阻碍美国的发展吧。国外200多家博物馆，有中国文物167万件。世界列强抢走了那么多“旧物”，哪个国家因此停滞了？文革破坏了大量“旧物”，中国会因此进步吗？这位作家如果要“反封建”，就该说清楚，旧物、旧物，包括文物，此人不是存心要灭中国文物吧？
上世纪初，最可怕的“旧物”是什么？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国固然有曹锟、张作霖之流，但共和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袁世凯复辟，人民打倒他，张勋复辟，人民打倒他。而当时日本在做什么？在神话天皇这个“封建旧物”，迈向法西斯主义。1880年天皇出巡，下木尚江记载：“在他们之间普遍流传着，‘如果拿到天子走过的砂石，则家里安宁、五谷丰登’。”（《忏悔》）那位说日本“旧物少”就“适合生存”的作家，可能是瞎了。
明治维新成功，说明不了旧物少的好处。戊戌变法失败，也说明不了旧物多的坏处。因为，辛亥革命成功了，不能证明中国旧物少，日本军国主义兴起，也不能证明日本旧物多，这都是政治运作成功与否的问题，与“旧物”多少何干。
这位“著名文人”不仅仇视“旧物”，还叫嚣：在我们这个奉迎过蒙古、满清的国度里，古书实在太多了！（大意）——奇怪，汉朝、唐朝他怎么不提？我们用古书同化了多少民族，他怎么不说？中国古代科技、文学著作，不可能一点价值都没用。按照他的理论，蒙古横扫欧亚大陆，大家的古书都该烧了。1258年，蒙古消灭了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阿拉伯人有什么书？代数、三角函数、希腊古典著作！因此，他的这种言论，纯属丧心病狂。
西罗马焚烧古书，不久灭亡。东罗马走向灭亡，知识分子克里梭罗拉斯，却拿起古书兴办希腊学院，推动了文艺复兴，促进了欧洲强大。那位崇拜西方的“著名文人”，对这两段历史是应该知道的。可是，按照他的理论，谁亡国，谁的古书就没用。难道埃及、印度、巴比伦、以色列、希腊、罗马的古书都该烧？“破四旧”期间，造反派烧过多少古书？这位作家当时已死，他是看不见的。
为此，我提醒大家，千万提防那些成天“反思中国文化劣根性”的人。提放那些动辄骂中国“文化”、“旧物”的人。他们之中，不乏对中国进行诽谤的歹徒。只要高喊一声：“我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歹徒们就会摇身一变，化作“神圣”，就可以堂而皇之的丑化、诽谤我们。被他们蒙蔽的人，也会一哄而上。而灭一个民族，先灭他的文化。
某些学者应该积点口德，想反“封建”，就说“封建”，不要动辄批判“旧物”、“文化”，文革被挖掉的祖坟是“旧物”， 被砸碎的古董是“文化”，至于煽动仇视古书，更是罪恶行径。秦始皇、希特勒、红卫兵、宗教裁判所都是烧书狂，他们的暴行，只能遗臭万年。
我的这点劝告，对一些人有用，对于处心积虑消灭中国文化的人，根本没有用。因为，所谓“给中国文化看病”的某些人，最终目的就是要灭绝传统文化，柏杨就曾强调：造成“中国人都艰难”的原因，“不是政治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这位作家连方块字都要消灭。还有些人故意越闹越欢，张嘴“旧物”，闭嘴“文化”，你说拿他们怎么办。《略论一些文化谣言和怪论》
在翻阅“反传统作家”的文章时，我看到一些错误言论，有的错误非常流行，有的理论还很怪。现略举证据，做如下反驳：
一，袁伟时究竟是什么人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冷思考》一文中，袁伟时指责儒家思想。针对“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他批评说：“讲人不是讲人的平等，而是将亲情摆在首位”。针对“重义轻利”，他批评说：“小人与君子的划分就是看你重不重视利，你重视利就成小人了；但是人性本身是追求利的。”老袁这两段话，单独看来貌似有理，联系起来则让人恍然大悟。原来，袁伟时重视利益、轻视正义，还要把亲情摆在后位。如此看来，他的人性太差劲了。电视里经常播放一些案例，如儿子和老子为钱打官司等等，袁伟时别不是有这种梦想吧？
注意：很多人在批判儒家思想时，都有上述两个观点。中国的道德，也就这样堕落了。
二，孔子怎么会反对百家争鸣？
余J认为：孔子反对百家争鸣。或许是不读历史，或许是批孔批晕了，他竟然说了这么一句话：“孔夫子所说的‘礼崩乐坏’的时代，却是百家争鸣的时代。”言外之意：孔子以百家争鸣为礼乐崩坏。
这个理论太怪了。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墨子生于前468年，孟子生于前372年，庄子生于前369年，荀子生于前313年，韩非子生于前281年。孔子反对百家争鸣，他可有这个历史条件？
三，“丧家狗”一说的来源。
北大教授李零撰写《丧家狗》，嘲笑孔夫子说：“他很惶惑，也很无奈”，“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有人一提孔子，就跟着嚎骂“丧家狗”，其实，这是一个“批林批孔”时老掉牙的行为。
当时，有人没看清孔子，就评论他长得像伟人，额像尧，脖子像皋陶，肩像子产，却又像丧家狗。“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告诉孔子，孔子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意思是说：“外型不足论，像丧家狗倒是真的。”孔子用一句笑话给了对方台阶，反招致辱骂，我只能说这些人不太厚道。
四，汉朝怎么会没有德治？
胡星斗反中国文化几乎丧心病狂，竟然说：“汉时所谓德治，纯属弥天大谎。譬如汉武帝重用酷吏，大兴冤狱，剥夺民财，重刑杀戮。。。”
此人采取“以片盖全”的诡辩技巧，才是制造弥天大谎。汉武帝功过是非都有，不可一概否定。汉高祖、文帝、景帝、昭帝、宣帝、光武、明帝、章帝，哪个不行德治？
汉高祖“与民休息”、“兵皆罢归家”、“以功劳行田宅”，文帝采纳贾谊建议：“牧民之道，务在安之”、“除田租税之半”，使“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景帝“清静恭俭”、“令田半租”。昭帝时，“百姓充实，四夷宾服”。宣帝时，“吏称其职，民安其业”。光武帝“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故能恢复前烈，身致太平。”（《后汉书》）明帝时，中国人口由2100多万增至近3400多万。章帝“感陈宠之义，除惨狱之科”。。。凡此种种，不算德治吗？
再看董仲舒，他在《食货志》中说：“请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废除奴隶制还不算德治，你胡星斗想论证林肯缺德呀？
我们评价历史，要实事求是，不能“越骂皇帝越进步”——那是破四旧的大脑发烫，不是理性的表现。
五，什么是“脚踏两只船”？
胡星斗认为：“中国人是脚踏入世与出世两只船，随时转换，谋略化生存的。所以，孟子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原文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胡星斗的想象力太吓人了！孟子讲的这句话，怎么看，怎么和谋略无关。孟子是在说明：一个人在穷困和显达时应该怎样做，和一仆二主的“脚踏两只船”毫无关系。如果父母对子女说：“考上大学就当教员，考不上就去做工。”这是谋略和“脚踏两只船”吗？在两种环境中准备做两类事而已。胡星斗给中国文化找茬，疯了。
六，马立诚为何要反对中国民族主义？
马立诚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反对者，可是，他反对的理由十分怪诞。在《呼喊》一书中，老马列举了如下事件，以证明“民族主义”十分可怕：
其一，印度国防部长乔治·费尔南德斯“一再攻击来自中国的‘北部威胁’”，“中国政府5月5日对费氏的言论表示‘极大的遗憾和不满’”。其二，日本电影《自尊》“意在说明，法庭判决东条死刑‘缺乏公正’”。“中国猛烈反弹，抨击日本的民族主义。”第三，印尼发生迫害华人事件，“北京的《华声月报》1998年10月号刊出两篇催人泪下的文章，以抗议印度尼西亚政府的歧视华人的野蛮的中世纪政策。”
——总之，因为海外有很多敌对华人的民族主义，所以民族主义不好，因为不好，所以，马立诚认为：应该防止中国的民族主义！这是“旷古混蛋”都想不出来的逻辑，天下竟有这种诡异的理论，真是咄咄怪事。
人类，本不存在“给自己造谣”的行为。
可是，由于长期幻想自己是外国人，洋奴产生了仇华情绪。他们恨生气，气生屁，屁化飞刀，什么话都敢“硬说”。表面上，他们要给中国文化看病，实际上却是“找病”。这些人使用的不是华佗的手段，而是“七三一部队”的手段。近100年来，在一些人的挑唆之下，中国文化被严重破坏，传统道德沦丧殆尽，一些社会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这些人，不仅是中国社会的庸医，还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我曾听到社会上有这样的流言：“中国人用火药做炮仗，外国人做枪弹。” 这种说法极其荒谬，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指出：中国的发明不仅有火药，还有“火药用于战争技术”。枪起源于宋朝，叫做“突火枪”，发明于1120年。如果这也属于炮仗，谁敢在自家院子里“放炮”——起先，我听到这种话，就耐心的解释一次。后来，发现这个谣言传播得十分广泛，打开书一查，谣言竟出自一位套着“光环”的大文豪。而且，这个文豪还是很多“著名谣言”的制造者，于是眼前一黑，不敢多想什么了。
这些人，不仅丑化中国的历史，还诽谤中国的道德。经过假洋鬼子的指点，青年日渐堕落。他们学外国的科技发明没本事，学外国的短处本事比天还大。全盘西化派经常指责我们不如洋人注重小节。可是，这些不畏艾滋病的猛兽，可能在乎小节吗？他们“表面上仁义道德，骨子里男盗女娼。”他们打倒传统道德的目的，是为了给“胡来先生”做准备。
谎言鸹噪一万遍，就会成为“真理”。中国文化需要反思，但有些人却假设自己是混蛋再反思，现将其谤文示众如下：《柏杨给中国文化造了多少谣》
柏杨是台湾作家，代表作《丑陋的中国人》。此人以诽谤中国文化为乐，在民间还有一些浑噩的崇拜者。他虽然已死，但其文章尚未死绝。其的错误论述很多，我摘录一二以飨读者：
一，中国人讲面子对不对？
精华和糟粕不分，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进地沟，是反传统文人经常做的一件破事。我们中国人爱讲面子，可是这一点，却成了重点抨击对象。柏杨批判道：“面子也者，大概是神经衰弱和牢不可破自私的一种产品。”然而，请各位读者凭良心说：讲面子都是错的吗？只要骂柏杨姥姥一句，他就知道维护自己的面子了。
柏杨还说：“夫‘面子’是啥？洋大人怎么研究都研究不懂”——洋人不懂什么叫“面子”，柏杨就不明白。如此说来，“别”字可以当“分离”讲，也可以当“不要”“另外”“插在腰间”讲，倘或外国人不懂这个字，柏杨在自己的遗体告“别”仪式上，还死不成啦？一词多义是常见现象。如film一词，即当“薄膜”讲，又当“胶片”讲。如果一个洋人，见我们中国人不明白这个词，就假装不懂、转身去质问本国人，那是就数典忘祖的二八。
我以为：注重面子不能完全否定，因为，面子有多重含义，其中包括：
1，虚荣——这是不值得提倡的。
2，关心：比如，主人对客人客客气气，同事之间互相帮助，往往会被夸为“讲面子”，这难道是牢不可破的自私吗？
3，外部形象：有人穿着邋遢，家人劝道：“穿整齐点，给我们点面子。”柏杨批判我们中国人丑陋，可会反对这种“面子”？
4，尊重：有人办喜事，很多朋友都来祝贺，他说：“谢谢大家给我面子。”倘或大家都不来，可是对他的尊重？
5，尊严：两个人发生争吵，同事劝道：“少说两句，互相给点面子。”即：注意自己和对方的尊严。这种现象，可是反对“窝里斗”的柏杨所憎恶的？
在天津一带，“讲面子”是夸奖别人的话，比如“某某这个人有面儿。”我劝中国同胞，不要因噎废食，该讲的面子还是要讲。否则，柏杨这种洋奴更有理由骂我们“一盘散沙”、“人情冷漠”。当然，虚荣心是不好的，应该戒除。我们对中国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不能搞破四旧那一套。
二，老子的“无为”是不作为吗？
哲学家老子强调“无为”，柏杨评价老子说：“李耳的全部思想是：清净，不要作为，任凭事物自然发展。”“也就是说，什么事都不要做，就是已经做了很多重要的事。”
老子是主张“什么事都不要做”吗？
他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泫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统治者今天制造很多忌讳，让民众制造武器打仗。明天创造古怪的东西，颁布形形色色的法令，反会使人民穷困，盗贼蜂起。对人民要不生事端，人民自然就会富裕、淳朴。说白了：不要折腾老百姓。而人民则“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这是什么都不做吗？
滑稽的是，柏杨自己都承认老子的贡献，说汉文帝“从李耳思想中，接受到三项教训：‘第一，仁慈。第二，节俭。第三，别人没有做过的事，不要去做。’”汉文帝“确实做到了这三点”，“废掉了割鼻断足的酷刑”，“并经常免除全国田赋。”既然他自己都承认了，还批什么？
老子讲：“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这个“无”是啥也不干吗？拿骗鬼的把戏歪曲老子，柏杨难道认为中国没人看《道德经》？
三，儒家是否反对改革？
柏杨说：“儒家思想下的中国传统政治，是反对任何改革的。儒书上‘利不十，不变法’，已成为阻止改革的借口。”
“利不十，不变法”，恐怕不是儒书上的，而是法家《商君书》上的。商鞅变法，大夫杜挚反对，他说：“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不是什么“利不十，不变法”。
儒家主张不变革么？怪啦。柏杨是在拿清朝的不改革，混淆儒家一千多年的改革吧？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有改革的，也有不改革的，片面论述事物可以煽情，但绝不代表理智。
《周易》曰：“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在政治上，汉朝有三公，为丞相、大司马、大司空，明朝废除丞相制。汉朝选拔人才，使用察举制，政府官员负责推荐人才。魏晋形成了九品中正制，选拔人才除了看能力，还要看出身。从隋朝开始，中国又实行科举制。《世界古代史》第16章记载：“科举制打破了任官的门第限制，扩大了选拔官吏的范围，为选贤任能开辟了重要途径，影响一代士风。”
在军事上，汉设大将军，为军事首脑。魏晋时期，设立大司马、大将军，后者权利被削弱。唐有节度史掌握兵权，上将军高于大将军。宋朝文官管武将，节度史被架空，明朝创立五军都督府。。。
儒家不改革？这是欺天罔地的胡话。即使经过文革式的大洗脑，这种荒唐言论也是无论如何不能成立的。柏杨是台湾人，也在说这种胡话。
《论语》引《汤誓》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子张曾问：“今后十代的情况,可以知道吗？”孔子说：“殷代沿袭夏礼，增添和废弃,可以知道。周代沿袭殷礼，增添和废弃,可以知道。那么，继承周的朝代，就是一百代也是可以知道。”（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起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是不变革的证据吗？
儒家改革了，死命装瞎，视而不见。儒家不改革，抓住不放，大书特书——这种手段太常见了。
四，孔子为什么斩杀艺人？
孔子曾经斩杀艺人，有人对此提出了非议，说孔子残暴。按理说：孔子重视“礼”，韩非子推崇严刑峻法，相比之下，孔子要温和得多。尽管如此，使用双重标准看待他们的人恐是不少。为焚书坑儒辩护的柏杨，就揭露起孔子的“残暴”来。
柏杨描述：齐、鲁两国国君会面时，齐国表演了“宫廷中平时演出的轻松喜剧。孔丘再根据儒书，认为犯了‘平民轻视国君’的大罪，立即指挥鲁国的卫士把那些无辜的男女演员驱到台阶之下，砍断手足。”
孔子当时“摄相事”，又是大司寇，主管法律。他有权，也必须按照法律行事。艺人违反的不是什么“平民轻视国君罪”，而是“匹夫营惑诸侯者罪”。荧惑，就是迷惑，和“轻视”何干？这件事发生后，齐国国君知道自己不站理，回去后感到很害怕（知义不若，归而大恐）。
《孔子世家》记载：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这才是当时历史的写照。
当然，孔子时代的法律有残酷的一面，这不能怪孔子，而是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各个朝代的法律，都有局限性甚至野蛮性。当今世上的法律，也不敢说是完善的，因此不应苛求古人。基督徒柏杨当知耶和华在所多玛、蛾摩拉屠城之事，就更不应该说什么了。
对了，如果柏杨在美国总统和陈水遍会谈时，播放叶玉卿的小电影以示招待，恐怕结局也不会太好。
五，儒家是否主张耍滑？
柏杨认为：儒家圆滑。他的论证手法很简单：把孔子说的“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歪曲成“危险的地方千万不要去，危险的社会千万不要住。天下如果太平,就出来弄个官。如果天下不太平，就赶紧保持距离，能溜就溜。”如此一说，儒家好像真的圆滑了。
柏杨是截去前面八个字，再做批判。此话原文为：“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然后才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集注》解释：“君子见危授命，则仕危邦者无可去之义，在外则不入可也。乱邦未危，而刑政纪纲紊矣，故洁其身而去之。”在国家危难之时，不可以背弃国家，国外的人则不能进入。如果刑政纪纲混乱，就应洁身自好并离开。
柏杨把“有道”说成“天下太平”，其实“有道”还指政治清明。当年，台湾政府把柏杨抓进监狱，宝岛也算太平，可柏杨能说他们“有道”吗？“能溜就溜”是从哪来的？风刮的。
六，缺乏诚信是怎样造成的？
柏杨批判中国人“不讲诚信”。他还举例说：他本人曾当着一个英国人的面，和朋友约好吃饭。可“到了吃晚饭的时候”，英国人问:“哎！你刚才不是和某教授约好了吗？”“我说：‘哪有这么回事。’”对于此事，柏杨批评道：“外国人就不懂中国人这种心口不一的这一套。”
孙中山不会撒谎，他曾在《三民主义》中鼓吹传统道德，并说：“依我看来，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国人实在比外国人好得多。”“在商业的交易上便可以看得出。中国人交易，没有什么契约，只要彼此口头说一句话，便有很大的信用。”“不讲诚信”和儒家提倡的“信”本来就悖逆。
说了半天，这“心口不一”的毛病，是柏杨这种反传统的人造成的。他们把优秀的传统道德破坏了，我们怎么办！
七，“礼”就是“面子”吗？
柏杨宣扬：中国人讲“礼”不讲“理”是文化造成的。
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一位司神甫讲道：“希腊人自称‘理乐之邦’，和中国人自称‘礼义之邦’，是很有趣的东西文化对照。”“中国人讲礼，却只是虚礼——面子，理则受到压抑，不能伸张。”柏杨的老婆张香华听后说：“司神甫的话像一记春雷。”
抱歉，这不是春雷，这好象是放屁。希腊人实行奴隶制度，如果这也是讲理的话，“理”就该上吊了。再者，中国文化的“礼”本意就是“理”，“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礼记》）“礼”是意识观念，“仪”才是表现形式。洋和尚批判儒家，连儒家的“话”是什么意思都不懂。
民众是否讲理，在于政府的教育管理，与文化何干？拉美一些国家社会秩序混乱，信的却是基督教，司神甫可否从《圣经》上找出点文化劣根性呢？
八，儒家是否欠缺爱心？
柏杨认为：儒家文化缺少“爱”。他说：“孔丘先生之道，不过忠，恕而已，独缺少爱。”说文明点，这叫“虚假论据”。说通俗点，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论语》里有“仁”字109个，什么叫“仁”？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好：喜爱。恶：厌恶。即：能够正确的爱人，也能够正确的恨人。“仁爱”这个词柏杨总知道吧。
九，中国文化中的“爱” 能否超越血缘？
在电视剧《神州》中，远志明请来柏杨宣传基督教。柏杨以骂中国文化为癖，想是骂惯了，于是浑浑噩噩的说：“中国人的爱不能超过血缘”，“基督徒很简单：我荣耀上帝。”所以上帝好，中国文化不好。。。云云。
柏杨确实老糊涂了。因为，同样是在《神州》里，远志明自己都承认中国的爱超越了血缘，这与柏杨的话形成了自相矛盾。为了传基督教，他硬是把尧、舜禅让时代的中国，说成是信仰上帝的中国。远志明讲：“这就是孔子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敬虔时代，这就是信于神、畏于天、顺于道、敬拜上帝的古老神州。”“这个信仰，不就是扬善弃恶的力量，不就是天下大同的基石，不就是孔子的梦吗？”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礼记·礼运》），“天下大同”，这些思想都超越血缘了。柏杨胡乱批判中国文化，却被自己的同伙给“揭穿”了，小丑！
中国道教最高神是原始、灵宝、道德三位天尊，洋人荣耀上帝，中国有自己的神。儒家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独亲其亲、子其子”，佛教讲“人人皆可成佛”、“无缘大慈”、“同大悲”，不就是把慈爱推广到外人和一切众生身上吗？《再论柏杨给中国文化造了多少谣》
一，中国人不是炎黄子孙吗？
柏杨说：“中国人除了一口咬定黄帝姬轩辕先生是祖先外，有时候还来个三级跳，一口咬定被称为‘炎帝’的神农氏先生，也是祖先。问题是，姬轩辕先生和神农氏先生之间，根本没有血缘关系”，“直到公元前二十七世纪末叶，神农氏先生的八世孙榆罔先生，才罩不住，被姬轩辕先生强大的有熊兵团，打得落花流水。”（《帝王之死》）
关于炎黄二帝的故事，历史上有多种说法：其一，炎黄是兄弟，“昔少典娶于有娇氏，生黄帝、炎帝。”（《国语·晋语》）其二，榆罔是炎帝，神农的子孙。“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史记·五帝本纪》）“神农纳奔水氏之女，曰听詙，为妃。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轩辕氏兴焉。” “榆罔犹袭神农之号也。” （《补史记·三皇本纪》）
榆罔就是炎帝，然而柏杨不告诉你。他故意不讲，就能造谣说“中国人不是炎黄子孙”了。
二，中国火器在宋朝停止发展？
宋朝时期，中国发明了火器，且在日后得到了发展，直到清朝方才停滞。柏杨却认为：宋朝在出现了“震天雷”等火器之后，“火药的功能到此为止，没有进一步发展。中国只用它来制造鞭炮。”《中国人史纲》）
柏杨的说法十分无知。明朝发明的火器有：拐子铳（连法手枪）、一窝蜂、三眼铳、万人敌（最早使用于宁远之战）、火龙出水、鸟枪、虎蹲炮（嘉靖年间发明）、十眼铳。茅元仪著《武备志》，记录火器180多种。赵士桢著《神器谱》，焦玉著《火龙神器阵法》。毕懋康著《军器图说》，记述了大量火器。毕懋康还发明了燧发枪（自动打火枪）。戚继光、袁崇焕的部队，哪个不配备火器？ 即使到了清朝，戴梓还发明了“连珠火铳”和“子母炮”，柏杨怎么把火器变成鞭炮了？
三，活字印刷昙花一现？
柏杨说：“最伟大的雕版家之一的毕升，曾发明活字版。”“但不知道什么缘故，并没有推广，只昙花一现便消失了。可能是农业社会的静态需要量，还没有多到手刻版来不及供应的程度。”（《中国人史纲》）
柏杨又在胡诌了。2009年3月17日《光明日报》报道：“明、清以降，活字印刷有了更大的发展。明代在东南地区发展了铜活字（或为铜版锡活字），分布地域广，印书种类多。”这“昙花一现”从何说起呢？“清朝康熙、雍正年间由政府组织，用铜活字排印《古今图书集成》，计万余卷，规模浩大。清代大规模使用木活字印刷。乾隆年间由政府组织刻制了15万个木活字，印制《四库全书》及其他重要著作，总称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历史上制造木活字最多、印书量最大的一次。” （《开创印刷史的新纪元，千年活字印刷史略》）
柏杨打击我们中国人，没必要那么黑心吧？
四，中国宫廷比西方黑暗吗？
在《皇后之死》一书中，柏杨写道：“从宫廷斗争和皇后的大批死于非命，说明中国宫廷的黑暗，远超过欧洲宫廷。”为此，我讲两个问题：
首先，1981年8月22日，柏杨在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演讲《人生文学与历史》，承认“西洋历史我还没有开始念”，而《皇后之死》第一集完稿于1980年，柏杨不懂欧史，无理由下此结论。这种“不懂外国，所以外国好”的丑态，是常见病、多发病，值得全体洋奴借鉴。
其次，西欧实行采邑制，“到1789年，德意志分裂为1789个独立的拥有主权的实体”（《剑桥德国史》导论）。欧洲约有45国，就算平均历史500年，一国平均分成十份，也有22。5万年的大小“宫廷史”，要读完很难。因此，千万不要轻言“中国什么、什么最坏，外国（主要指欧美）没有。”
用列举中国黑暗多，来论证中国“最”黑暗，是洋奴普遍使用的下流手段。
五，汉宣帝屠净长安城？
柏杨这老家伙造谣骇人听闻。在《中国人史纲》中，他说：汉宣帝灭权贵霍家一族，“这次屠杀了一千多家，中国一向是大家庭制度”，“每家以一百人计算，就屠杀了十余万人，长安几乎成为空城矣。”
柏杨在说瞎话，“长安城几乎全是霍家人”——这种论调本身就反智商。那些卖菜、卖肉、卖米、卖身的人难道也是霍氏贵族吗？《剑桥中国秦汉史》第10章记载：长安“至少8万户，最多达16万户。”如果一家真有100人左右的话，长安将有近800万至1600万人口。2009年，纽约只有827万多人，基督徒柏杨丧心病狂啦！他这是夸汉朝还是骂汉朝啊？
六，明朝疆域等于秦朝？
想是“病”又犯了，柏杨为了贬低明朝，写了这么一段话：“尤其是中国版图到明王朝的时候，跟纪元前二世纪秦王朝大小一样，比现在的版图，要小一半。”
这是人话吗？秦朝怎么和明朝一边大？秦朝东临大海，南至两广，西到巴蜀，北抵长城，东北包括辽东半岛一带，西北止于河套地区。明朝拥有西藏领土，东北一直到库页岛以北，西北包括甘肃、青海，一直延续到哈密一带，西南包括云南，怎么看，怎么不一样大。我们随意拿两张地图来比较一下就知道了。柏杨说这话，是撞着活鬼，还是出于对“驱逐胡虏”的那群人的仇恨呢？
七，朱元璋是不是民族英雄？
诽谤民族英雄可是洋奴最大的乐趣之一。柏杨就连续造谣说：“朱元璋攻陷集庆（江苏南京）后，改名应天”，“当时全国都在对蒙古人苦斗”，“他的作战目标不是蒙古，而是中国人的其他抗暴力量。”（《中国人史纲》）
他还说：“像朱元璋，他是民族英雄，后来我发现完全不是这样”，“等到别人把蒙古人打得一塌糊涂，把中土的蒙古人的精力，完全磨损之后，朱元璋却坐收其成。”（《丑陋的中国人》）
柏杨说朱元璋打击的“抗暴力量”，是张士诚这位两次降元的小人吧？其实，元末农民起义军多有两个特点：一是互斗，二是反元，如果断章取义，着重强调起义军的互斗，恐怕谁都不是民族英雄了——事实究竟如何，我们把史料摆出来看一看：
1356年，朱元璋攻克集庆，击败元朝军队，俘元将陈兆先，杀福寿，蛮子海牙逃窜。
1357年，方国珍在昆山攻张士诚，获胜，后张士诚投降元朝。
同年4月，朱元璋攻宁国，元将别不华投降。7月，胡大海攻徽州，八思尔不花逃窜。
1358年，朱元璋攻建德，庆寿、谢国玺逃窜。攻婺（音务）州，擒帖木烈思。
1359年，常遇春进攻衢州，击败元守将伯颜不花的斤。（按照柏杨的说法：蒙古军队属于“抗暴力量”）。
1360年，陈友谅攻打太平，杀朱元璋手下大将花云，又杀徐寿辉自立，遂攻应天，被朱元璋在龙湾击败。
1361年，朱元璋率军前往安庆攻打陈友谅。
1363年，投靠元朝的张士诚，遣大将吕珍围安丰，攻打韩宋刘福通、韩林儿，朱元璋救援——刘福通曾一直攻到大都附近。他退守安丰，是因为汴梁被元军攻破，张士诚算不算“趁别人对蒙古人苦斗，打击抗暴力量”？刘福通“把中土蒙古人的精力磨损后”，张士诚竟发兵攻打他。朱元璋引兵救援，自己的力量当然要受“磨损”，怎么柏杨说颠倒啦？
再看：
1364年鄱阳湖大战爆发，陈友谅败死。同年，张士诚逼杀达识帖木儿，反元。1367年，张士诚与朱元璋作战，兵败身死。1367年，朱元璋北伐元朝。1368年8月，元亡。12月，方国珍投降朱元璋。1371年，明玉珍之子明升投降朱元璋。
根据以上史实，我们可以看出：起义军一面反元，一面相互冲突，倘或朱元璋属于攻击“抗暴力量”，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其他义军？方国珍、明升在元亡后投降明朝，是否他们也想坐视朱元璋“磨损实力”？
柏杨思维非常古怪，朱元璋作战的步骤是：打败集庆元军→再攻宁国、徽州、建德等处的元军→消灭陈友谅、张士诚→北伐元朝→收服方国珍、明升。柏杨故意断章取义，着重强调内战，结果，朱元璋不算民族英雄了。
这种挖空心思的陷害，真让人如芒在背。难道，我把柏杨上半身、下半身砍下来，只留中段，就能论证“柏杨不是人，他是个排泄器官”？《三论柏杨给中国文化造了多少谣》
柏杨此人，给中国文化造谣成瘾，鬼话多得不胜枚举，我撰文对之进行批判，无奈他谣言太多，只能分做三篇文章叙述，以下是柏杨传播、制造的又一堆谎言：
一，倭寇侵华怎能由中国负责？
柏杨贱性发作，竟然认为：倭寇侵华应该由中国负责。
在《中国人史纲》中，他写道：“倭寇对中国的伤害”，“从本世纪（十六）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则是中国明政府官员贪污和政治黑暗召来的外侮。” 他继续讲：“一五二三年，日本两个商船队，一队由宗设率领，一队由瑞佐率领”，“宗设先到，瑞佐后到。”“依照中国规定”，“先到的先检查，坐上座；后到的后检查，坐于次位。瑞佐后到，当然后检查和坐于宗设之下。可是，明政府是一个无微不至的贪污集团，瑞佐的一个翻译人员宋素卿，把重贿送给市舶司的主任（市舶太监）赖恩”，“于是，赖恩就先检查瑞佐的货物，并在宴会时请瑞佐高高上座。”“宗设无处申诉，就攻击瑞佐所住的旅社”，最终“沿途烧杀，夺船出海回国。”
明眼人一看便知：此次暴行的根源，是日本人宗设与瑞佐内斗。明朝官员固然受贿，但日本人为何行贿？柏杨没有明说。
瑞佐的后台是细川氏，而宗设的后台是大内氏，两家为争夺对明朝的贸易而展开了斗争。因此，这次战争名叫“争贡之役”，而不叫“受贿之役”。
《剑桥中国明代史》第8章记载：“。。。1496年，日本贡使在从北京回国的路上，杀死了几个人，在这之后，每个使团被允许的人数从400减少到了50。这时，三个有权势的家族（伊势、细川和大内）为了控制与中国的贸易认真地开始了竞争。因为只有一个由50个使者组成的使团被允许到北京去”，“1510年和1511年来了两个朝贡的使团，每一次大内家族的代表都威胁，要是他的一方得不到进行贸易的许可，便要采用海盗手段。” 这些记录，表明了“争贡之役”的根源所在。
总之，事件的顺序是：日本使团杀人→明朝限制使团人数→细川、大内两家相争→瑞佐行贿→明朝官员受贿→武力争斗爆发→中国人民遭灾。因此，根源还是在日本人身上。
二，再论倭寇侵华不能由中国负责。
在《中国人史纲》中，柏杨反复把倭寇侵略的责任，赖到中国头上。他说：“中国富商积欠日本商船队的货款日多，最多的达一万余两，少的也有数千两。”“明政府对这种骗局根本不管。”“乡绅的手段更为毒辣，积欠的更多。”“到了一五四六年，日本商船队的忍耐达到饱和，就占领了若干岛屿”，“日本正当的贸易商人，遂被迫变成‘倭寇’”。
嘉靖、隆庆年间，“联夷肆劫”是倭寇作乱的一大特点：《筹海图编》记载：“自嘉靖二年，宋素卿入扰以后，边事日隳，遗祸愈重，闽、广、徽、浙无赖亡命，潜匿倭国者不下千数。”“有资本者，则纠倭贸易；无财力者，则联夷肆劫”，说白了：是一些中国败类，联合倭寇杀人抢劫。就算欠款事件存在，也不能“以片盖全”，作为倭寇有理的依据。
2007年6月22日，《环球博览》报道：“美国拖欠联合国维和费用，潘基文上门‘催缴’”。2010年3月8日，新华网报道：《冰岛全民公决：赖账不还》，中国新闻网有消息说：“据意大利《欧联时报》报道：“随着经济危机的不断蔓延。。。意大利华人批发、生产企业被拖欠货款现象十分严重。”难道，人们要为债务而动武吗？法盲柏杨居然不知道：杀害欠债者是要被枪毙的，何况是乱杀老百姓。
三，古代中国不知道日本吗？
在古代，日本是个不受重视的穷国。明治维新以后，他们发达了，于是“不知道日本”也就成了“罪名”。柏杨便为此骂道：“日本这时已十分中国化了，处处模仿中国，但中国对日本却一直像瞎子一样茫然不知。甚至到了十八世纪，还不知道日本有一位万世一系的天皇” 。
中国早就知道日本，《三国志·魏书》记载：“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隋书东夷传》记载“倭国”：“敬佛法，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觋。”这一切，是中国不知道日本的证据么？鉴真法师六次东渡，抵达日本平城京，他虽然双目失明，但却了解日本。柏杨骂别人瞎，其实他才是个瞎货。
从公元413年到公元502年，日本五位王：赞、珍、济、兴、武，皆记载于中国的史料之中。日本则称之为履中天皇、反正天皇、允恭天皇、安康天皇、雄略天皇。《宋书·倭国列传》记载：日本王“武”被封为“安东大将军、倭国王。”
当时日本没有文字，对自己早期的历史像瞎子一样茫然不知，是中国帮他们写的。《晋书》记载日本纳贡后的150多年，日本人自己都不知道干了些什么。柏杨却以“中国不知天皇”为由，破口大骂。这种狂恶的洋奴，确实够他娘王八蛋揍的。
四，台湾和中国没有多少联系吗？
台独分子一直想割断台湾和大陆的联系，柏杨为此也不遗余力，他认为：“清政府向外开拓的第一个目标是台湾岛。”台湾“自古以来由中国的少数民族高山族居住管理，和中原王朝没有多少政治联系。”
我们来看看大陆和台湾之间的联系：
公元230年，孙权派人至台湾，《三国志·吴书》记载：“将军卫温遣诸葛直以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所在绝远，不得卒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而返”。
隋朝时，中国出师台湾。《隋书·东夷列传》记载：“帝遣武贲郎将陈棱、朝请大夫张镇州率兵自义安浮海击之。”“初，棱将南方诸国人从军，有昆仑人颇解其语，遣人慰谕之，流求不从，拒逆官军。棱击走之，进至其都，频战皆败，焚其宫室，虏其男女数千人，载军实而还。”
《明史》记载：“天启中，筑城于澎湖，设游击一，把总二，统兵三千，筑炮台以守。” “嘉靖四十二年，林道乾寇乱边海，都督俞大猷逐道乾入台”。（《重修台湾府志》）“万历二年十月辛酉，福建海贼林凤自澎湖往东番魍港，总兵胡守仁、参将呼良朋追击之，传谕番人夹攻”。（《明实录》）郑成功说：“然台湾者，早为中国人所经营，中国之土地也。久为贵国所据，今予既来索，则地当归我。”
台湾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华夏帝国军队立于台湾，是拥有土地的主人，不是给土著看守农田的奴隶。
五，“淝水之战”妨害了中国统一吗？
公元383年，氐族建立的前秦，向晋朝发动攻击，被谢安等人击败。倘或氐人南下，中国将遭受异族的欺凌和压迫。柏杨在评价这场战争时，却埋怨道：“淝水战役使中国统一延缓两个世纪。”
如果欧洲在今年统一（2010年），柏杨或许也要说：“丘吉尔使欧洲统一延缓了70年！”是吧？需知1940年爆发的不列颠战役，使希特勒征服英国的野心化为泡影。南明王朝延续了18年，是妨害了中国18年的统一吗？按照柏杨的说法，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以及张自忠、左权等抗日英雄，也妨害中国统一了？
六，谢安怎么会是糊涂蛋？
谢安是淝水之战的总指挥，为抗击氐族军队入侵做出了贡献，在历史上声誉很高。柏杨却对他贬斥道：“谢安不是靠才干而是靠门第取得高位的”，对于应付前秦的入侵，“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后来“索性出城游山玩水”，“然而，他跟其他颟顸人物有一点不同，他有空前的好运气。”
谢安真是如此不堪吗？
南宋思想家陈亮评价他与王导“其端静宽简，弥缝辅赞，如出一人，江左百年之业实赖焉。”王夫之说他“思深而道尽，复古以型今。岂一切苟简之术所可与议短长哉。”史学家范文谰评价：“东晋朝内部出现前所未有的和睦气象，是和谢安完全继承王导力求大族间势力平衡的作法分不开的。谢安的作法是‘镇之以和静’。”
谢安是颟顸（糊涂）之人吗？不是。淝水之战后，“谢安乘前秦国崩溃，使谢玄等率诸将北伐。三八四年，收复徐、兖、青、司、豫、梁六州。三八五年，猛将刘牢之进入河北名都邺。东晋朝建立以来，这是最大的一次战胜扩地。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内部和睦，有些力量可以对外。”（《中国通史简编》）淝水之战怎么是靠运气？谁抗击外侮，柏杨就指责谁，诽谤朱元璋的是他，贬低谢安的还是他，这老东西究竟要谋划什么呢？
七，淝水之战有没有战斗？
柏杨认为，淝水之战“其实并没有‘战’，而只有‘役’，前秦帝国不是战败，而是退败。” “对强大的前秦帝国而言，淝水战役仅是一次战场上的失败，更仅只是一次先头部队的失败，国家主力毫无损伤。”
《资治通鉴》记载：“融驰骑略陈，欲以帅退者，马倒，为晋兵所杀，秦兵遂溃。玄等乘胜追击，至于青冈，秦兵大败，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这“追击”难道不是“战斗”？《晋书》记载：“坚中流矢，临阵斩融。” 不仅前秦皇帝苻坚中箭，其弟苻融也被杀死，可柏杨却说：他是”坐骑忽然栽倒，竟被乱兵践踏而死。”这就掩盖了晋军的战绩。
淝水之战的序幕，更是一场争斗。猛将刘牢之斩杀前秦大将梁成，杀敌万人。《晋书》记载：“玄遣牢之以精卒五千距之。”“临阵斩成及其弟云，又分兵断其归津。贼步骑崩溃，争赴淮水，杀获万余人，尽收其器械。” （详见《资治通鉴》），柏杨对此竟然不提。
再者，前秦是“国家主力毫无损伤”吗？《中国通史简编》记载：苻坚让苻融“带领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自己带领步兵六十万，骑兵二十七万”，战后，“到洛阳时只有十几万人。”《资治通鉴》记载：“重以饥冻，死者什七、八。”入侵者都成瘪臭了，柏杨还替他们助威。《黎鸣胡说八道赏析》
黎鸣号称“哲学家”、“思想狂徒”，是《中国人性分析报告》的作者、当代“批孔”急先锋。“批孔”一词，可能在文革期间使用最多。因此，黎鸣的谬论想必不少，关于他的错误论述如下所示：
一，儒家提倡“隐瞒”对不对？
针对孔子说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黎鸣展开了批判，说：儒家“在外部的社会，却是血统荫蔽的私情”，是“隐瞒真诚的极端自私的隐情。”这是一个批孔者常犯的错误。如今，法律规定有“拒证权”，依照法律“亲亲相隐”的形式已经很常见了。
《民事诉讼证人拒证权研究》一文中指出：“证人须具有特定的身份或与一方当事人有某种特殊关系，例如夫妻关系、亲属关系等，这是证人行使拒证权的身份要求。” 还说：“民事诉讼证人拒证权作为现代法治国家中证人的一项重要权利，在世界许多国家的证据立法中都已明确规定。我国立法却并未对此作出规定。”这真是中国文化闪光点被埋没的遗憾。
二，中国存在2000多年思想黑暗吗？
黎鸣说：“在两千多年伪学（儒学，笔者注）的笼罩下 ”，“中国的思想天空一片黑暗。”
这是煽情，而非学术。我请问：佛教、道教以及阮籍、何晏、郭象，哪个不是儒家的“异端”。《剑桥中国秦汉史》记载“公元3世纪哲学的复兴”，“道家的自由意志论趋向放荡不笃”，《中国通史简编》第2编第4章记载：“佛教的输入，对唯心论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裴伟（左危右页，暂代，笔者注）作崇有论，王浮造老子化胡经，正是这一次大争鸣的先声。”“儒佛道玄四家各在准备战斗，久被废弃的墨学也想趁机再起。隐士鲁胜注墨辨，又作刑名两篇，阐发墨辨的要旨。”这一切难道都是黑暗？
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戴震、方以智、颜元的思想算不算“黑暗”？他们反对集权，提倡民主，反对空谈，讲究实用，“工商皆本”、“理存乎欲”也是黑暗吗？在历史、哲学文献中，到处都能获得的常识，怎么硬生生的“就是不存在”！
三，中国存在2000多年发展停滞吗？
黎鸣认为：历史上存在“2000多年的中国社会长期的发展停滞”。这更是一种流传广泛的弥天大谎。
《全球通史》记载：“随后1000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伟大的黄金时代。早在汉代，中国已成功的赶上欧亚大陆其他文明，而现在，即中世纪时期，中国则突飞猛进，仍是世界上最富饶、人口最多、在许多方面文化最先进的国家。 ”（上册第16章）这也叫停滞不前呀？《世界千年经济史》记载：“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1000年为22.7%，1500年为25%，1700年为22.3%，1820年为32.9%，1870年为17.2%，1913年为8.9%，1998年为11.5%。”
分明是清代中国才落后，黎鸣却说成“2000多年的停滞”，这是对“经济居高不下”的一种歪说吧。
四，孔子该不该杀少正卯？
孔子曾经处决过一名罪犯少正卯，对此，黎鸣评价道：
少正卯“与孔丘同在一地进行民办教育的竞争。”“由于少正卯的讲学曾得到当时很多年轻人的拥戴，以至孔丘的门徒曾三次被少正卯吸引过去”，“于是孔丘长期以来忌妒、怀恨在心。”“孔丘为杀少正卯杜撰了如下五条‘罪名’：一，心达（又记为‘逆’）而险。即野心勃勃（或思想反动），是个危险人物。二，言伪而辩。即语涉欺诈，能言善辩。三，行辟而坚。即行为怪异，意志坚定。四，记丑而博（又曰‘志异而博’）。即广播丑闻，煽动不满。五，顺非而泽。即挑拨离间，从中取利。”“这些‘罪名’纯属‘莫须有’之类。很显然，孔丘的杀少正卯，全在假公济私，公报私仇”。（《中国人为什么把杀人犯奉为“圣人”？》）
首先，根据史料：少正卯乱政该杀！《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法官依法“枪毙”个犯人，难道也有罪吗？孔子杀少正卯，是在他“乱政”的前提下，白纸黑字，这是不能否定的。少正卯和杨国忠、李林甫、严嵩等人一样，都是祸国的奸臣。
再者，黎鸣对孔子的指控，本身就采用了“莫须有”的手法。他说孔子出于“忌妒”杀人，“公报私仇”，并无证据，属于猜测。他说孔子虚构了少正卯的五种“罪名”，这“虚构”二字也是猜测，且证明不了少正卯没有“乱政”。而“语涉欺诈、煽动不满、挑拨离间、从中取利”，正是乱政奸臣的拿手戏。
我请问：欺君之罪该不该法办？制造假新闻该不该法办？煽动是非，挑起矛盾，扰乱社会该不该法办？蔡京是书法家，他可以讲学。周作人是文学家，他也可以讲学，但这种人到底还是该杀的货色。大汉奸周佛海，曾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他也没少“讲学”吧？日后，蒋介石将其投入监狱，使之瘐死牢笼，难道是出于嫉妒不成？
五，隐恶扬善该批判吗？
黎鸣说：“为什么中国文人‘喜欢’告密？为什么中国文人‘喜欢’拍马？为什么中国文人不敢、不会、不能‘讲理’，而却擅长花言巧语、飞短流长、搬弄是非？” “孔子及其儒家的‘隐恶扬善’的文化传统的‘本质’，真是把中国人害苦了”。（《隐恶扬善：恬不知耻、怙恶不悛》）
隐恶扬善的意思是“隐瞒人的坏处，宣扬人的好处。”（《中国成语大辞典》）也就是说：不要总指责别人的缺点，应该多说他人的优点。这种观点，正是反对“飞短流长、搬弄是非”。《中庸》上说：“舜喜欢求教、洞察浅显的言论，能隐瞒他人缺点、宣扬优点，把握事物两端，以中庸施于人民，这就是他成为舜的原因。”（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中国成语大辞典》引用了很多事例，请看：
《醒世恒言》卷三：“难得这好人，又忠厚，又老实，又且知情认趣，隐恶扬善。。。”
《至公论》：“夫世人所谓隐恶扬善者，君子之大义”。
《赵靖康公神道碑铭》：“专务隐恶扬善，以德报怨，出于至诚，并非勉强者，天下称之。”因此，“隐恶扬善”并非教人学坏。
黎鸣此人，批孔发了疯，还歇斯底里的嚎叫曰：“‘四书’有真理吗？有真知吗？有真诚吗？有逻辑吗？有思想吗？有普世价值吗？根本就全都没有，也不可能有。”
《中庸》上说：“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黎鸣倘能以此为“真理”，安下心来，学学《大学》中的“致知在格物”，就能获得“真知”。要是学会了“意诚而后心正”等“思想”，树立了“真诚”，就无需这样咆嚎了。《远志明鬼话欣赏》
尽管《圣经》满纸胡说八道，可是为了吃饭，远志明就要当传教士。想销售一样东西，首先要套近乎。为了把基督教和中国文化联系起来，远志明就不遗余力的“寻找两者共同点”，以昭示“中国人老祖宗信上帝，所以我们要信耶稣”，这种荒谬的骗术，在电视片《神州》中演绎得淋漓尽致，我们摘取几段以作笑料，比如：
一，牵强的传教法。
远志明讲：“《圣经》说：太初有道，道就是上帝。”老子则说：道“乃天地之始，万物之母。”《圣经》说：上帝七天造物，《周易》说：“七日来复，天行也。”《圣经》说：上帝使天下发大水。《国语》也说过发大水。。。这不都是相同点吗？总之，中国文化和基督教缘分很多，我们干脆信上帝算啦。远志明的这种理论，类似于“猪有脑袋，人也有脑袋，所以人就是猪。” 他只说两者的共同点，对于不同点却不讲。
比如：盘古开天，女娲造人，各有分工，这与耶和华耍单帮，自己造天地万物不一样。上帝掀起洪水，女娲补的却是天，天上地下岂能混淆？《圣经》里的上帝，神圣不可侵犯，《诗经》上却说：“上帝板板，下民卒瘅”“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说上帝死板、放荡、残暴，把上帝给骂了。老子反对苛税：“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而上帝却要收十一税：“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利27：30）这一切差异，怎么解释呢？
远志明认为：龙就是诱惑夏娃吃禁果的蛇，“蛇，也叫古龙”。他还把“上帝用彩虹与挪亚立约，再也不发这么大的洪水了”，与“女娲熔炼五色彩石补上了裂开的天穹”联系到一起，说：“不难想像，那正是一道横跨蓝天的绚丽彩虹。”可是，女娲也是“蛇身人首”（《帝王世纪》）。如此推理：难道上帝是条毒蛇吗？
二，利用谐音的怪论。
远志明死乞白赖的利用谐音，把西洋上帝和中国古典传说联系到一起。他认为：上帝创造了“一对人类始祖”，“中国祖先传为‘安登’和‘女娲’，希伯来《圣经》原文叫‘Adam’和‘Howwah’。”于是，两者本源相同。
可是，安登是神农之母。《纲鉴·三皇纪》曰：“少典之君娶有娇氏女，曰安登，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她怎么可能和女娲一起，变成亚当与夏娃呢？
远志明还说：“老子所说‘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抟之不得’的‘夷希’，就是‘耶微’即耶和华的相似音”。
但是，他无意中透露：“上帝”一词拉丁文叫“徒斯”，如此说来，徒斯难道是唐僧吗？那么沙勿略是沙悟净，参孙是“山狲”，天主是“天猪”，保罗是白龙，《西游记》就有啦。以此类推：多默是达摩，该隐是观音，夏娃是玄武，亚当是玉帝，这都哪挨哪呀？远志明干脆把“基督”和“假的、剧毒、鸡蛋”联系到一起算了。
三，乱解中国字。
远志明以为：诺亚为了躲避洪水，带领一家八口人躲进方舟。“舟之大，当然莫过于方舟了，于是造字者就用‘舟加八口’造了表示大舟的船字”，这表示了中国古人与上帝有联系云云。。。
远志明说这话，给人以“没见过方块字”的感觉。汉字的产生根据“六书造字法”，其中“形声”的特点是：字由两部分组成。比如苹果的“苹”字，草字头代表它是一种植物，“平”字则代表发音。远志明不妨念念“沿”字和“铅”字，即知“船”字的涵义了。《古今汉语成语词典》（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上讲：“望文生义”，就是“读书不推求和领会其确切的涵义，只从字面上做牵强附会的解释。”远志明正是望文生义。
远志明继续玩玄，他说：“大洪水之后，挪亚及其子孙们用羔羊献祭，后来耶稣也被称为上帝的羔羊，使一切信他的人可以称义。中国祖先以‘我献羔羊，羔羊盖我’为义字，竟维妙维肖地将整本《圣经》的精意见证出来。”
我在网络中搜索“义”字，竟然发现了这样的话：“義=我王八- yam天空部落”，“義字就是我王八！/ 蘋果日報-熟女36G”，这大洪水之后，是谁做了王八呢？难道是老婆被上帝霸占的约瑟吗？当然，网上这种另类解释，属于望文生义的胡说，所以，远志明也是胡说。
远志明还讲：“夏娃受蛇的诱骗”偷吃禁果，“祖先们显然记得这故事”，于是“二木之下一女择果”，就有了“贪婪的‘婪’字”，“禁”字则是“上帝向亚当示明：知识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所以那果子又叫‘禁果’。”可是，树上不仅有果，还有花、枝、叶、虫子，这“果”是谁确认的？
说到“贪婪”、“禁止”，我们不妨看看“贪、止”二字。“贪”是上今下贝，如此说来，夏娃不是在吃禁果，而是扑在宝贝上，大喊“今天我发啦”。“止”是“无一正”“上有尾”，原来上帝心术不正，还长了条尾巴——这倒也符合进化论。
四，龙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为了骂龙，远志明造谣说：“从炎黄起，经尧舜禹到夏商周”，“祖先们确信，他们与昊天上帝之间有天经地义的血缘关系。”可是，到了“夏朝第八代帝王孔甲”时，“天上降下一雄一雌两条大龙”，“当龙的幽灵再一次浮现于神州，神州就分崩离析了。”“据《史记》记载，这一笑倾国的褒姒就是龙的怪胎！”他质问：“曾几何时，神州竟落入了恶龙之手？曾几何时，我们竟成了龙的传人？”
远志明这个死不要脸的！《史记·补三皇本纪》记载：“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娲氏之女，为少典纪。感神龙而生炎帝。”神龙之说在炎帝时就有，一段话，足以揭穿远志明骗子的面目。
五，禅让是基督教精神吗？
在《神州》中，远志明请来梁燕城（曾为香港浸会大学宗哲系主任），做了一番莫名其妙的论述。梁评价中国的禅让制度说：“统治者后面有一种很大的谦卑，谦卑就是说他知道有超越的上帝。尧帝非常相信上帝”，“所以他就确定把帝位传给舜。”——如此看来，禅让是信仰上帝的人做的事，我们中国人要跟着祖宗信上帝啦。
这种论述确实离谱，因为，上帝册立的以色列王，是世袭的集权者，根本没有过禅让。扫罗是耶和华立的君王，《圣经》上说的清楚：“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看哪！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 （撒上9：17）扫罗禅让了吗？没有哇。“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登基的时候，年四十岁，作以色列王二年。。。”（撒下2：10）此外，“大卫在希伯仑作犹大家的王，共七年零六个月。” （撒下2：11） 这些王，哪个禅让啦？
尼采说：“基督教道德乃是江湖骗术。”这句话至今还是有警示价值的，大骗子远志明的表现就是实证。《义和团运动不容诽谤》
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撰文《是爱国壮举还是有悖文明行为》，他写了好几万字否定义和团，大骂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烧杀抢掠”，是“封建统治者的工具”，拼力抹杀其爱国行为。。。洋洋洒洒一大堆理论，引起了轰动和思想交锋。
但是，袁伟时说来说去走了嘴：“义和团‘杀人放火’导致外敌入侵”。“各国军队6月17日强占大沽炮台才是侵略战争的开始。”既然6月17日联军对中国进行了侵略，那么，义和团与之作战，必有“反侵略”的“爱国壮举”，这是袁伟时无意中承认的。他用几个字，就轻易推翻了自己辛苦创作的几万字。这个滑稽的学者，还出了哪些错误？让我们一一历数：
一，义和团要对战争负责吗？
袁伟时认为：“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这个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 言外之意：义和团先惹了洋人，因此要为战争负责。
历史的顺序是“列强入侵中国→义和团反抗→八国联军进兵”，这个大家都知道。袁伟时的《如厕史》是“脱裤子→出恭→提裤子”，倘或把“脱。。。”故意省略，只能给人以误导。
根据美国史学家费正清编写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义和团运动的背景有“割地狂潮”一事：“德国要求在中国取得一处海军基地作为酬劳”。“英方租借了威海卫，为期二十五年”。“日本则得到了不将福建省让与其他国家的同样保证。”“法国以九十九年为期租借广州湾。。。”总之，“半个世纪的外国人的侮辱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的自豪感和自尊心。”义和团不能为战争承担责任。
《拳匪记略》有言：“吾邑之有义和拳也，自今年正月中旬，由新城之沈各庄传习而来。始因仓巨村天主教民欺凌善良，霸占公产，官不能申理，百姓控诉无门，始习拳为敌。数十余日内，蔓延牛家庄，老李村等村，近又传染东江村，石柱等十数村。”战争的责任人，正是帝国主义及其哈巴狗。
二，义和团破坏谁的财产？
袁伟时批判义和团“拆毁铁路”，“完全出于对外来事物的敌视”，而且，“这是蓄意破坏财产的罪行”——这个“完全”用得太绝对了。
义和团扒铁路有反抗压迫的动机。根据《义和团史料》记载：清朝政府6月26日给盛京上谕，说“此次衅端，本由拳民而起，拳民首先拆毁铁路”，义和团为什么要拆铁路？回看盛京将军6月18日的上奏，即可获悉：“查俄国人假道行修火车”，“自兴工以来，抢占民地，虐待土工，无不疾首痛心”，因此，“计五百里，所有俄铁路桥房均经百姓拆毁。”这是“破坏强盗的财产”，袁伟时想替“贼”执法呀？
三，义和团是否阻止了瓜分？
袁伟时对“义和团避免了中国被瓜分”一说进行反驳。他认为：“只是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瓜分才没有实行。”尽管有人以瓦德西的话为证：“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可他认为：史学家李时岳“已经详尽地驳斥了这一诡辩”，“瓦德西个人的观感并不能代表德国的政策，德皇一直把瓜分作为对华政策的基点”（引李时岳之言）。
德皇固然是国家元首，但不代表他能全面的总结历史。希特勒也是如此，他总把战败的责任推给手下，却不可能承认“人民反抗暴政的力量”。瓦德西身为“远征军总司令”，应比德皇更了解中国的情况。对“义和团阻止瓜分”一说，不仅有瓦德西的观点为证，还有如下言论为证：
英国官员赫德认为：“而无奈瓜分政策，又不可遽实行于今日。”“故义和团之运动，实由其爱国之心所发，以强中国，拒外人为目的者也。”他在日后还承认：“人民群众的武装起义保全了帝国的领土完整，它们使外国列强慑于群众起义，特别是在经历了义和团起义的恐怖以后，列强放弃了瓜分中国的希望。”赫德身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比德皇更具备了解中国的条件。法国议员的演讲词为：“中国地土广阔，民气坚劲，殊非印度、南洋各处可比。”“吾故谓瓜分之说，不啻梦呓也。”英国外部副大臣讲：“团匪之事即可取以为鉴。我英亦不能以待印度者待中国也。”此外还有舆论，如：奥京一家报刊上说：“各国其慎思所以待华人之法，勿重蹈前四十年中之所为。”凡此种种，难道是“瓦德西个人的观感”吗？就算瓦德西判断有误，英、法官员，奥国舆论岂能全都失误？
袁伟时认为：“义和团避免了中国被瓜分”一说是“诡辩”。我请问：到底是谁在诡辩？难道是欧洲各国的一些人吃饱了撑的，故意串通一气，用“诡辩术”美化义和团吗？还是你袁伟时眼睛瞎了！别忘了，即使瓦德西的观点代表不了德国的政策，德皇的声音也代表不了其他国家的声音。
义和团反抗和列强分赃冲突，都是中国未被瓜分的原因，袁伟时的说法显然片面。
四，义和团要遵守《国际法》和不平等条约吗？
袁伟时批判义和团不守《国际法》，他认为：对义和团“进攻使馆区”进行肯定，“是对国际法的无知”。义和团破坏了“正常国际关系”。他还说：“国际条约是有法律效力的。人们可以指责这些规则和条约是列强主导下形成的”，“可是，在没有修改以前，我们仍然不得不遵守它，否则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混乱，归根到底不利于弱国和多数民众。”
这种指控太荒谬了，义和团根本没有学《国际法》的可能，就好比袁伟时没有凌空720度的可能一样。当年，世界列强到处烧杀抢掠，有点良心的人，会用《国际法》约束被压迫者反抗吗？而且，按照他的逻辑，可以得出以下猪狗不如的结论：
1，华盛顿进攻英国殖民者犯法——人类反殖民武装斗争全犯法，按照“法律”规定：殖民地属于宗主国。
2，捷克人抵抗纳粹，违反了《慕尼黑协定》。
3，法国人抵抗纳粹，违反了《贡比涅停战协定》。
4，波兰人抵抗纳粹，违反了《苏德友好与边界条约》。
5，朝鲜人抵抗日本，违反了《韩日合邦条约》。
按照这种理论，袁伟时完全可以为法西斯张目了。
五，义和团要为中国的灾难负责吗？
袁伟时把帝国主义制造的灾难，赖到义和团身上，他说：义和团“留下的是：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东北、华北。首都沦陷。”，俄国“制造海兰泡血案”，“大沽和京津沿线炮台被拆”，清朝“赔款四亿五千万两”，“遭灾的还是老百姓。”
按照他的逻辑，那么：1942年海德里希被刺身亡，法西斯当天屠杀152人。1944年8月爆发华沙起义，纳粹疯狂镇压，导致18万平民和1。8万名战士死亡。1945年3月，意大利游击队杀死33名党卫军，纳粹旋在阿尔戴阿蒂纳山洞杀害335人。。。以上血债，难道让反抗者负责吗？如此发展下去，袁伟时可能会把“南京大屠杀”的责任，也赖到中国军队头上。
六，义和团大杀教民纯属“暴行”？
袁伟时搜罗资料，指责义和图“残暴”，如：“奉天（辽宁）全省‘教民人命千余’”，义和团“抢掠教民三百二十八家。”“杀毙教民男女十三人。”等等。。。他所罗列的，多是杀教民的记录。
袁伟时的指控不能成立。因为《圣经》上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马太福音19：24），而洋教士“凡认为可以赚钱之业务，无不并营并进。”（瓦德西语）因此，义和团杀他们，符合基督教义，是为耶稣清理门户。
再者，义和团以前的革命或运动，多有滥杀现象。法国大革命屠戮无辜很厉害，“7月间被处死刑者中，贵族和教士仅占5%，中下阶层约占74.5%，其余为军政官吏。”“无休止的恐怖不仅失去了广大群众的支持，也遭到了资产阶级本身的反对。”（《法国通史简编》第5章） 但我们不能否定其革命性。
我们再看两份资料：
一，“教士们袋子里藏着大批的金钱，收买中国人民中间的无赖分子，来者不拒，总是临时的或经常的发给金钱。”（罗德克夫《义和团记》）
二，教民“作奸犯科，无所不至，或乡愚被其讹诈，或孤弱受其欺凌，或强占人妻，或横侵人产，或租项应交业主延不清债，或钱粮应交公廷抗不完纳，或因公事而籍端推诿，或因小忿而殴毙平民，种种妄为，几难尽述。”(李东沅《传教论》)
原来，教民是从人群里挑出来的流氓，且什么坏事都干。因此，总体上讲，这些人活该杀！
七，我们怎能对侵略者以礼相待？
老袁在谴责义和团时，还为侵略者猛喷贱话，他说：“洋人不等于都是帝国主义者，即使是列强的官方代表，也要按照国际法以礼相待”。
这话听着，模模糊糊像是有理。打开范文澜先生的《中国近代史》第1章一看，不禁吓了一跳：鸦片战争时期，“英船在天津时，乔治·义律等二十余人赴琦善宴会，‘嬉笑怒骂’，‘有舞洋枪飞刀于坐上者’。琦善‘隐忍受辱’”，“十月，洋船到浙江，钦差大臣伊里布，‘遣其奴张喜赴洋船馈牛酒，首贺以林、邓革职之事’。”“洋人肆意侮辱，投降派说是夷情恭顺”。
往袁伟时脑袋上扣个马桶，看他如何以礼相待。
话说到这里，我忽然想问问那些全面否定义和团的人：“如果你是当时的中国农民，你该怎么办？”不反抗？死路一条。反抗？清政府却又对农民进行误导。他们看着义和团用巫术防身，却不为其提供一点近代战争的知识——这对于清廷来说，本是举手之劳。中国农民那么可怜，一些学者却连基本的同情心都没有。否定义和团的“愚昧性”本没有错，他们却连“反抗性”也一味抹杀。
一些人最喜欢以蒙古、满清入侵为例，骂中国人麻木，及至我们不能忍受异族压迫，他们又大骂“爱国贼”。爱国者与其两头挨骂，倒不如一味的杀向汉奸，直到汉奸在中国彻底绝种为止。《反抗侵略没有错——袁伟时谬论批判》
有件事很奇怪。
当你谈论足球、歌星、彩票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来转移话题。偏偏在谈论保卫钓鱼岛时，总有一些人“及时赶到”，劝说大家：“不要和日本作对，你们要等中国强大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然后，把话题转移到“民主、经济”等问题上。美国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超过英国，争取独立呢？非洲又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反抗殖民者呢？他们偏不谈。按照他们的逻辑：非洲国家都能独立，中国却不能收复一个岛屿。袁伟时也是这种人，在《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中，他大谈“弱国不能反抗强国侵略”的怪论。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大沽炮台守军反击侵略军。转年，英法联军继续进攻，圆明园被烧。对于此事，袁伟时评价说：“导致火烧圆明园的英法联军再一次入侵是有可能避免。” “从后果看，这一仗显然打错了。翌年，英法联军再次入侵，招致北京被占，圆明园被烧。续订《北京条约》，不但规定原订的《天津条约》继续有效，还招来其他新损失：对英法的赔款分别由四百万两和二百万两一律增至各八百万两。。。”“如果不打，不是对中国更有利吗？” 清朝“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说白了：我们不应该反抗，要等，等大清朝带领咱们强大起来再说——袁伟时对清朝抱有那么大的希望，寡妇守节，也算“难得”呀。
为此，我想问袁伟时几个问题：
首先，世界反殖民战争倘有失败，就是打错了吗？
如：玻利瓦尔创建的委内瑞拉第一、第二共和国被西班牙颠覆。海地的杜桑·卢维杜尔被法军逮捕杀害。意大利第一次独立战争，加里波第战败。印度民族大起义失败，詹西女王被杀。秘鲁反殖民起义失败，阿马鲁二世被杀。难道，这些战争都打错了？
第二次英美战争时期，美国尚为农业国。英国侵略军曾攻占华盛顿，火烧白宫和国会大厦。时间为1814年8月25日。袁伟时若在当天，可会批评“美国抵抗英国的战争打错了”，“火烧白宫可以避免”，并奉劝麦迪逊总统要先“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
其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倘有失败，就是打错了吗？
1938年，希特勒吞并奥地利，英国首相张伯伦仅表示了谴责。同年，他又同法西斯签定了《慕尼黑协定》。1939年9月，二战还是爆发了。历史证明：纳粹对欧洲的侵略，是不可以用“不反抗”来避免的。中国历经《马关条约》、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塘沽停战协定》、《何梅协定》，对日本一忍再忍。但是，日本还是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1937年11月，国民党在淞沪会战中失利，日军占领上海。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开始。按照袁伟时的逻辑，难道日本入侵可以避免，抗日战争打错了吗？
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袁伟时和大汉奸陈公博的观点很像，陈也讲过“弱国不能反抗强国”的理论。1940年，他写了一段话：“中国还是一个产业落后的国家”，“国家的经济，人民的教育，交通的脉络，都要和武器相副的”，“何况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些机械化武器。”因此，“抗战无望，只有提倡和平来救中国”。要命的是，陈公博的这段话，是写给他13岁的儿子陈干的——恐怕只有汉奸不懂事的儿子，才信这种理论。
反侵略战争失败了，我们可以吸取教训，但不代表反侵略本身是错的。义和团运动、印度民族大起义、华沙起义的抗暴精神，都应获得历史的肯定和赞誉。中国没有必要等到特别强大，再去争取主权。亚、非、拉反殖民运动早已取得成功，埃塞俄比亚都独立了，弱智学者的理论早该休矣。《郑和下西洋是不求利吗？》
对于郑和下西洋一事，很多人褒贬不一。学者袁伟时认为：“600年前——1405——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首航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87年。为什么他没有成为中国的哥伦布？很简单，他的活动不求利，远航是为了宣扬国威，全部经费都靠财政拨款，数额太大，支撑不下去，被迫停止。”“当时正值所谓‘地理大发现’时期，航海和远洋贸易推动世界前进；这一次机会中国丧失掉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冷思考》）
袁伟时批评明朝没有“地理大发现”，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郑和与哥伦布都是自东向西走，如果郑和发现新大陆，至少要绕地球半圈，哥伦布渡过相对狭窄的大西洋就行了。
再说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根据《剑桥中国明代史》：永乐皇帝派郑和航海的理由，包括“显示他的权力和财富”、“满足他的虚荣心和他对荣誉的渴求”，也包括“了解帖木儿的和其他西亚蒙古人的计划”，郑和航海不仅为了“显示中国的兵力”，还“在于增长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在于保护华人的利益”，因此不能以偏概全，完全否定。
书中还说：“他们的目的当然都已实现，尽管明朝政府此后没有继续实现这些目的而充分加以利用。”注意，是明朝日后的政策出现了问题，而非郑和“不求利”。哥伦布比郑和有影响，关键在于：中国统治者逐渐开始闭关锁国，而西方统治者对新市场进行了开发、利用。这是统治者——而不是两位航海家所决定的。
《剑桥中国明代史》记载：“郑和的探险性远航把最重要的东南亚诸国划入了明朝政治势力范围之内。”“外国响应这些主动行动，这不但因为它们担心拒绝会遭到军事报复，而且因为它们看到了与中国建立关系会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
书中还讲：“马六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位于香料贸易路线上。”“在与爪洼的关系方面，永乐帝设法阻止它向马六甲内部扩张，和保持南洋和印度洋之间的贸易畅通。”“在1408至1409年郑和第二次远航期间”，他手下被西爪王杀害，“从而迫使郑和进行军事干涉。中国人接受了赔偿和道歉，并恢复了外交关系，但中国人利用连续的几次航行，把爪洼置于监视之下。”白纸黑字，郑和下西洋岂能用“不求利”三个字全面概括？“从1405至1421年的十多年中郑和巨大舰队的威严的阵容，在整个这一区域中扩大了强大的中国的形象，并给贸易和外交带来了持久的影响。”这些历史是抹杀不了的。
再者，东南亚地区海盗猖獗，海贼陈祖义战船近百艘，聚众千万人，横行于南海、印度洋一带。“凡有经过客人船只，辙便劫夺财物”（《瀛涯胜览旧港记》），最后被郑和击败，陈祖义于1407年被处斩。暹罗国欺压满剌加，后者告知于明朝，1409年，郑和出面调停，终至双方和睦相处。在当今世界，打击海盗、调停国际矛盾乃是公认的正义之举，又岂能用“宣扬国威”加以概括。
还有人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因此意义不大。这一说法并不确切，“他们被组织起来或许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为了寻找被废黜的、或许逃亡在外的建文帝 ”。（《剑桥中国明代史》）
袁伟时强调：郑和航海消费“数额太大，支撑不下去，被迫停止。”却不知道，“哥伦布的伟大发现最初看来象是一个重大失败。数千名冒险家成群结队地前往西印度群岛，只是令人扫兴地找到少量黄金。” 如此看来，哥伦布又该如何评价？“世界历史的最大嘲弄之一是，哥伦布至死还确信，他已抵达亚洲。”“西班牙君主明智地拒绝进一步支持他。”最终，哥伦布“满怀怨恨，于1506年死去。” （《全球通史》下第6章）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因此否定他的历史贡献，对郑和也需持同样的态度。《中国落后不是文化问题，是文化交流问题》
如今，一些学者和闲汉认为：中国落后是“文化问题”，他们不仅要“反封建”，还认为中国的宗教、文字、语言、哲学、艺术都不如西方，要全盘西化，什么都要照抄西方，有疯狂者甚至鼓吹改变华人的人种——这种理论有点市场，但稍一思考，却觉得狗屁不通。
按照他们的说法，疑问就会随之而来：既然中国落后是文化问题，我们何以有1000多年的领先呢？倘或真是文化问题，汉朝、唐朝的辉煌就不存在，欧洲中世纪的落后也不存在，欧洲将自希腊、罗马以来一直领先，中国将自殷商、周朝以来一直落后。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因此，这种无脑哲学根本就不起推敲。
中国落后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以为正确的答案是：人类的进步在于交流！交流与否才是进步、落后根本原因。让我们举例为证：
先看罗马：罗马起先囊括了地中海文明，繁荣强盛。公元4世纪，罗马以基督教为国教，而后杀科学家，焚烧书籍，不再交流，最终走向灭亡。
再看阿拉伯：
一说到阿拉伯人，有些人总想起沙漠里的老乡，认为他们创造不出什么文化，其实这是误会。阿拉伯人崛起时，从外国学来“军事组织、工农业生产等先进的文化知识。”学者萨拉姆“向拜占庭皇帝索取希腊古典著作，其中包括欧几里德的《几何原理》。”哈里发“马门在巴格达创立一所规模宏伟的学术研究中心——智慧馆，把从各地搜集来的文化典籍集中收藏在这里。”“花剌子密第一个使用印度数字和零号代替阿拉伯原来的字母记数法。”哲学家“金迪受亚里士多德、新柏拉图和新毕达哥拉斯主义的影响”，法拉比“把阿拉伯哲学推向高峰。”阿维森纳（伊本·西那）不仅是杰出的医学家，也是著名的哲学家，他师承法拉比”，其著作“成为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珍品。”（《世界古代史》第18章）
因为文化的交流，阿拉伯人长足进步。他们创造了“天球仪、地球仪、星盘仪、观象仪、象限仪。。。”“今天人们所称的各大行星的名字以及许多天文学术语，大都来源于阿拉伯语。”花剌子密“是最早编写算术和代数的学者。”“艾卜·瓦法发明了正割和余割”，医学家拉齐斯的著作，“以《天花与麻疹》和《医学集成》最为著名。”阿维森纳“的名著《医典》是阿拉伯医学的结晶”。（《世界古代史》第18章）
后来，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凡是有关基督教欧洲的东西”，“官吏和学者就看不起，示以轻蔑和傲慢。” “这种唯我独尊的态度。。。在愈益重要的科学领域，放下了一道思想铁幕。”一些人在科学上开始胡说八道，他们认为“人体的血管不多不少，正好五千条”，“世界是扁平而呈三角形的”，他们还这样认识海洋：“一个是牛奶海，另一个是糖海，第三个是黄油海，第四个是酒海，等等。。。”（《全球通史》下第3章）如此自大封闭，怎能不落后于他人？
印度也有同样的经历：
在鼎盛时期，印度“与东南亚和东亚诸国建立海上贸易联系”，“在印度支那和马来群岛建立了商业殖民地。”“与东部非洲、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沿岸诸国建立贸易联系。笈多王朝时期布罗奇和坎贝都是繁华的国际贸易中心。”“西北部印度河流域是陆路贸易必经之地，北上中亚地区与丝绸之路相接，西可通欧洲，东可抵中国，是连接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世界古代史》17章）
在这种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印度“梵文诗人和剧作家迦梨陀娑”，写下了《云使》、《鸠摩罗出世》和《沙恭达罗》等优秀作品。亚利雅巴达“精确地算出圆周率的数值为3.1416。他断定地球是绕着自己的轴旋转的球体。1881年发现的笈多王朝《巴赫沙利》手稿”，处理了一些“算术和代数问题。”（《世界古代史》17章）辉煌成绩林林总总，我就不再赘述了。
后来，印度商业衰落，“理想的人不是整天忙碌于发财致富、营造宅第的商人，而是端坐在蒲席上、吃大蕉叶做的食物、保持对物质财富无动于衷的神秘主义者。”（《全球通史》下第2章）如此发展国家，又怎能不落后于他人？
至于中国，汉、唐对外开放，明、清逐渐锁国，发展状况截然不同。其余土著，如印第安人、非洲黑人、澳洲土著，他们是劣等民族吗？根本不是。他们居住的地域偏远隔绝，因此才产生了落后，如“东半球和美洲大陆为一片汪洋大海所分隔”，“澳大利亚与世隔绝的程度超过了南美洲南端和非洲南端”（《全球通史》下第5章）。因此，我们也不能歧视他们。如果骂人家是劣等民族，只能表现出自己文化素质的劣等。
俗话说：“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根据人类学家提出的遏制领先法则：“在历史变革时期，处于最适应和最成功的社会要想改变和保持其领先地位是最困难的。相反，落后和较不成功的社会可能更适应变革并在变革中逐渐取得领先地位。”
按照人类学家博厄斯的理论：“人类的历史证明，文化的进步取决于提供给某个社会群体的向其临近群体学习经验的机会。该群体的发现会传播给其他群体，且这种交往越多，学习的机会就越大。”（全球通史上第20章）不交流产生了不变革，才是中国落后的真正原因。这种观点最能自圆其说，我们不要一误再误了。
还有一些自卑的宿命论者认为：“中国传统没有逻辑学，没有民主政治，落后是命中注定的事。”我回答：中国原本没有佛教，拿来之后，产生了新的思想。西方也没有火药武器、指南针，拿来就是了。中国的科举制度，不是演化为西方的文官制度了吗？因此，文化的交流才是关键。
我的这些看法，来自人类学家的观点，一些历史学家也持此观点。就算还不完善吧，总比说不通的全盘西化论要强。那是热血沸腾，大脑真空的哲学，根本讲不通。说“中国落后是因为封建专制”也就罢了，如果说是“文化问题”，那么我请问：何来汉？何来唐？西方崛起若是因为文化优人一等，又何来黑暗中世纪？人类本应有辩证能力，可是，这些没有辩证能力、也查不出精神病的人怎么到处都是呢？《说一点对“文化”的口德问题》
中国落后是“封建制”造成的，在《三民主义》中，孙中山明确的反“封建”，却支持中国文化和孔老夫子。可是，很多学者却总爱说：“中华民族为什么落后？文化问题！”他们天天说，年年讲，说得大家都仇视起中国文化来。那么，文化的定义究竟是什么？我们想过吗？
英国文化学家泰勒下了一个权威的定义：“文化是社会成员在社会上所学得的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与习惯。”按照那些人的理论，中国落后还是古董、园林、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造成的。由于长期灌输对“文化”的仇恨，中国爆发了“破四旧”，也当在预料之中。
上世纪初，一位“著名作家”说：“日本进步，是因为旧物少，容易蜕变，所以适合生存。中国旧物太多，一切都僵化，最终要灭亡。”（大意）——这是煽动仇视中国文化的豺狼言论。在美国弗利尔博物馆中，藏有中国画1200多幅 ，这些“旧物”不会阻碍美国的发展吧。国外200多家博物馆，有中国文物167万件。世界列强抢走了那么多“旧物”，哪个国家因此停滞了？文革破坏了大量“旧物”，中国会因此进步吗？这位作家如果要“反封建”，就该说清楚，旧物、旧物，包括文物，此人不是存心要灭中国文物吧？
上世纪初，最可怕的“旧物”是什么？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国固然有曹锟、张作霖之流，但共和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袁世凯复辟，人民打倒他，张勋复辟，人民打倒他。而当时日本在做什么？在神话天皇这个“封建旧物”，迈向法西斯主义。1880年天皇出巡，下木尚江记载：“在他们之间普遍流传着，‘如果拿到天子走过的砂石，则家里安宁、五谷丰登’。”（《忏悔》）那位说日本“旧物少”就“适合生存”的作家，可能是瞎了。
明治维新成功，说明不了旧物少的好处。戊戌变法失败，也说明不了旧物多的坏处。因为，辛亥革命成功了，不能证明中国旧物少，日本军国主义兴起，也不能证明日本旧物多，这都是政治运作成功与否的问题，与“旧物”多少何干。
这位“著名文人”不仅仇视“旧物”，还叫嚣：在我们这个奉迎过蒙古、满清的国度里，古书实在太多了！（大意）——奇怪，汉朝、唐朝他怎么不提？我们用古书同化了多少民族，他怎么不说？中国古代科技、文学著作，不可能一点价值都没用。按照他的理论，蒙古横扫欧亚大陆，大家的古书都该烧了。1258年，蒙古消灭了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阿拉伯人有什么书？代数、三角函数、希腊古典著作！因此，他的这种言论，纯属丧心病狂。
西罗马焚烧古书，不久灭亡。东罗马走向灭亡，知识分子克里梭罗拉斯，却拿起古书兴办希腊学院，推动了文艺复兴，促进了欧洲强大。那位崇拜西方的“著名文人”，对这两段历史是应该知道的。可是，按照他的理论，谁亡国，谁的古书就没用。难道埃及、印度、巴比伦、以色列、希腊、罗马的古书都该烧？“破四旧”期间，造反派烧过多少古书？这位作家当时已死，他是看不见的。
为此，我提醒大家，千万提防那些成天“反思中国文化劣根性”的人。提放那些动辄骂中国“文化”、“旧物”的人。他们之中，不乏对中国进行诽谤的歹徒。只要高喊一声：“我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歹徒们就会摇身一变，化作“神圣”，就可以堂而皇之的丑化、诽谤我们。被他们蒙蔽的人，也会一哄而上。而灭一个民族，先灭他的文化。
某些学者应该积点口德，想反“封建”，就说“封建”，不要动辄批判“旧物”、“文化”，文革被挖掉的祖坟是“旧物”， 被砸碎的古董是“文化”，至于煽动仇视古书，更是罪恶行径。秦始皇、希特勒、红卫兵、宗教裁判所都是烧书狂，他们的暴行，只能遗臭万年。
我的这点劝告，对一些人有用，对于处心积虑消灭中国文化的人，根本没有用。因为，所谓“给中国文化看病”的某些人，最终目的就是要灭绝传统文化，柏杨就曾强调：造成“中国人都艰难”的原因，“不是政治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这位作家连方块字都要消灭。还有些人故意越闹越欢，张嘴“旧物”，闭嘴“文化”，你说拿他们怎么办。《略论一些文化谣言和怪论》
在翻阅“反传统作家”的文章时，我看到一些错误言论，有的错误非常流行，有的理论还很怪。现略举证据，做如下反驳：
一，袁伟时究竟是什么人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冷思考》一文中，袁伟时指责儒家思想。针对“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他批评说：“讲人不是讲人的平等，而是将亲情摆在首位”。针对“重义轻利”，他批评说：“小人与君子的划分就是看你重不重视利，你重视利就成小人了；但是人性本身是追求利的。”老袁这两段话，单独看来貌似有理，联系起来则让人恍然大悟。原来，袁伟时重视利益、轻视正义，还要把亲情摆在后位。如此看来，他的人性太差劲了。电视里经常播放一些案例，如儿子和老子为钱打官司等等，袁伟时别不是有这种梦想吧？
注意：很多人在批判儒家思想时，都有上述两个观点。中国的道德，也就这样堕落了。
二，孔子怎么会反对百家争鸣？
余J认为：孔子反对百家争鸣。或许是不读历史，或许是批孔批晕了，他竟然说了这么一句话：“孔夫子所说的‘礼崩乐坏’的时代，却是百家争鸣的时代。”言外之意：孔子以百家争鸣为礼乐崩坏。
这个理论太怪了。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墨子生于前468年，孟子生于前372年，庄子生于前369年，荀子生于前313年，韩非子生于前281年。孔子反对百家争鸣，他可有这个历史条件？
三，“丧家狗”一说的来源。
北大教授李零撰写《丧家狗》，嘲笑孔夫子说：“他很惶惑，也很无奈”，“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有人一提孔子，就跟着嚎骂“丧家狗”，其实，这是一个“批林批孔”时老掉牙的行为。
当时，有人没看清孔子，就评论他长得像伟人，额像尧，脖子像皋陶，肩像子产，却又像丧家狗。“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告诉孔子，孔子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意思是说：“外型不足论，像丧家狗倒是真的。”孔子用一句笑话给了对方台阶，反招致辱骂，我只能说这些人不太厚道。
四，汉朝怎么会没有德治？
胡星斗反中国文化几乎丧心病狂，竟然说：“汉时所谓德治，纯属弥天大谎。譬如汉武帝重用酷吏，大兴冤狱，剥夺民财，重刑杀戮。。。”
此人采取“以片盖全”的诡辩技巧，才是制造弥天大谎。汉武帝功过是非都有，不可一概否定。汉高祖、文帝、景帝、昭帝、宣帝、光武、明帝、章帝，哪个不行德治？
汉高祖“与民休息”、“兵皆罢归家”、“以功劳行田宅”，文帝采纳贾谊建议：“牧民之道，务在安之”、“除田租税之半”，使“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景帝“清静恭俭”、“令田半租”。昭帝时，“百姓充实，四夷宾服”。宣帝时，“吏称其职，民安其业”。光武帝“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故能恢复前烈，身致太平。”（《后汉书》）明帝时，中国人口由2100多万增至近3400多万。章帝“感陈宠之义，除惨狱之科”。。。凡此种种，不算德治吗？
再看董仲舒，他在《食货志》中说：“请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废除奴隶制还不算德治，你胡星斗想论证林肯缺德呀？
我们评价历史，要实事求是，不能“越骂皇帝越进步”——那是破四旧的大脑发烫，不是理性的表现。
五，什么是“脚踏两只船”？
胡星斗认为：“中国人是脚踏入世与出世两只船，随时转换，谋略化生存的。所以，孟子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原文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胡星斗的想象力太吓人了！孟子讲的这句话，怎么看，怎么和谋略无关。孟子是在说明：一个人在穷困和显达时应该怎样做，和一仆二主的“脚踏两只船”毫无关系。如果父母对子女说：“考上大学就当教员，考不上就去做工。”这是谋略和“脚踏两只船”吗？在两种环境中准备做两类事而已。胡星斗给中国文化找茬，疯了。
六，马立诚为何要反对中国民族主义？
马立诚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反对者，可是，他反对的理由十分怪诞。在《呼喊》一书中，老马列举了如下事件，以证明“民族主义”十分可怕：
其一，印度国防部长乔治·费尔南德斯“一再攻击来自中国的‘北部威胁’”，“中国政府5月5日对费氏的言论表示‘极大的遗憾和不满’”。其二，日本电影《自尊》“意在说明，法庭判决东条死刑‘缺乏公正’”。“中国猛烈反弹，抨击日本的民族主义。”第三，印尼发生迫害华人事件，“北京的《华声月报》1998年10月号刊出两篇催人泪下的文章，以抗议印度尼西亚政府的歧视华人的野蛮的中世纪政策。”
——总之，因为海外有很多敌对华人的民族主义，所以民族主义不好，因为不好，所以，马立诚认为：应该防止中国的民族主义！这是“旷古混蛋”都想不出来的逻辑，天下竟有这种诡异的理论，真是咄咄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