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一中初中部老师简介:抗战期间孔祥熙、宇垣一成中日秘密议和

抗战期间孔祥熙、宇垣一成中日秘密议和

作者：沈　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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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与中国之间的议和，大多知道陶德曼调停，而对日本外相宇垣一成与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代表两国政府进行的一次“和平谈判”，知道的人则不多。我通过查阅《日本外务省档案》(微缩胶卷)、台北《蒋中正档案》披露的相关电函，并参阅当事人宇垣一成日记、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的《我的外交官一生——对华外交的回忆》和直接参加谈判的日本方面当事人中村丰一的回忆，大致勾画出这次秘密议和事件的来龙去脉。
　　
　　1938年初东京政局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之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气焰愈益嚣张。侵华日军一面加紧炮制傀儡政权，一面进一步加强军事进攻。在日本侵略者的操纵下，1937年12月4日在北平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8年3月28日又在南京炮制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5月19日，日军占领重镇徐州；紧接着，积极准备攻占“抗战中枢”武汉。
　　1938年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发表声明，狂妄宣称：“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待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立复兴的新中国”。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旨在灭亡中国，宣布“彻底撇开”中国中央政府，决意炮制傀儡政权的宣言书——《近卫声明》。
　　但是，日本当局也面临着财力支绌、兵力短缺等诸多困难。日本帝国议会批准的临时军事费20.22亿日元，半年俱已用罄。1938年2月2日追加48.5亿日元临时军事费，但筹措十分艰难。侵华日军兵力达16个师团，占日本总兵力24个师团的2/3。参谋本部侦悉北方苏联远东军有28个狙击师，飞机1500架，军备远远强大于关东军。从对苏联战略考虑，应在“满洲”配备8个师团，而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则要求倾重兵于中国战场作战。双方争执不休。侵华日军也不执行大本营制定的“不扩大战线”方针。最后，参谋本部决定：应放弃以军事力量解决中国事变，而以政略、谋略为主加以解决。也就是说，军部决定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来解决“中国事变”。
　　1938年5月末，日本近卫内阁实行改组，将对华政策调整为“和平”的方针。原因是：日本政府发表“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后，受到国内特别是议会各政党的诘难，抨击该声明为“非常之失败”。同时，首相近卫认为，陆相杉山元跋扈专横，以“统帅权独立”为由，重大军事决策不让内阁与闻，“自己被牵着鼻子走”，萌生了辞意。经元老西园寺公望的规劝，近卫虽然接受了西园寺的劝解，但决意改组内阁。近卫在日本天皇裕仁的支持下，破例选择了允诺赞同“和平”方针的第五师团团长板垣征四郎出任陆相。为了抑制陆军滥用“统帅权”，近卫拟邀请“陆军前辈”宇垣一成大将入阁，担任外相。宇垣向近卫提出了四项入阁条件，即：(一)加强内阁统一；(二)外交一元化；(三)对中国开始和平交涉；(四)不拘泥于“不以蒋介石政权为对手”之声明。四项条件的核心是同中国议和，解决事变。近卫欣然答应，说：“那很好，我赞成四项条件。入阁吧!”
　　5月26日，近卫对内阁进行改组。次日，首相、外相、藏相三相会议决定：在1938年底解决“中国事变”。这样，军部和内阁都作出了以“和平交涉”即政治诱降为政略、尽早解决“中国事变”的决定。这就是卢沟桥事变后中日“和平谈判”的背景。
　　
　　蒋介石关注近卫内阁改组和政策走向
　　
　　蒋介石对日本近卫内阁的改组十分关注，并特别关注宇垣一成出任内阁外相后的对华政策走向。1938年5月2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是日，敌内阁改组，外相广田、藏相贺屋、文相木户等辞职，分由宇垣、池田、荒木继任。”6月3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第八次会议上讲述近卫内阁改组的目的。他在6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倭外务省发言人称：一月十六日所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之意义不过不与往来，并非不承认国民政府之意。”“此或欲求转寰，以为谋和之余地乎?”
　　蒋介石之所以如此关切宇垣一成出任新外相及其对华政策走向，并不是偶然的，因为早在20世纪初“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日本的时候，他就结识了宇垣，并且有私交旧谊。当时，担任日本陆军省军事课长的宇垣一成对流亡中的蒋介石、张群曾给予照拂。蒋介石等人认为，宇垣是“理解中国革命”的日本人士。北伐战争时期，1927年3月，时任日本陆相的宇垣一成认为，“务必不使共产主义波及全中国，要使南方派的蒋介石同共产党分裂是当前的紧急任务”。因此，他派遣军部铃木贞一到九江会晤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铃木转达了宇垣的口信：日本陆军认为，你应“同共产党分手”，搞“纯粹的国民运动”。蒋回答：“我到南京就表明态度”。20世纪30年代，张群曾赴东京与宇垣联络，并到京城(后改为汉城)与时任朝鲜总督的宇垣就“亚洲的将来与中日携手合作”等中日关系问题交换意见。
　　上述历史渊源使蒋介石对近卫内阁改组后宇垣一成出任新外相产生一定的期待。
　　
　　张群提议中日和平谈判，宇垣提名孔祥熙为“谈判对手”
　　
　　6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通过驻日使馆参事杨云竹、日本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的渠道，以个人名义向宇垣新外相发出“贺电”。张群说：“此次阁下就任外务大臣，实为极其重要的大事。为东亚而欢欣鼓舞。过去多次就东亚问题交换意见。余确信此次阁下定能将一向抱负付诸实现。”
　　宇垣立即复电，申明：“日中两国陷入如此不幸之形势，实令人遗憾。余昔日谈及之想法意见，今后定当竭尽最大的努力予以实现。”
　　这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中日两国政府高官首次直接的沟通。
　　张群抓住机会，向宇垣一成提议：“能让我们进行和平谈判吗?如有此意可由汪兆铭(即汪精卫——笔者注)或者我本人出面接洽。”
　　宇垣答复说：“和平谈判，正是我们的期望。无论如何应立即进行对话。但先生与汪兆铭出面处于第一线，则须慎重考虑。在贵国人士心目中，一听到张群和汪兆铭，会当即认为是亲日派巨头。就日本人而言，同您和汪兆铭在交涉前列相对话，是很容易谈拢的。但是，好容易谈拢，贵国国民却会谴责是亲日派干的，他们卖国求荣，反而使交涉陷于不利。不如选定同日本关系不深的人士出任我们的谈判对手更为适宜。”
　　张群回电说：“阁下所见甚是。我们居于二线，派他人出面，我们在其后声援。阁下认为何人为适宜?”
　　宇垣答复：“您确定谁，那他就是贵国的使节。我们不能指定派遣何人。请贵方自行确定。但贵方既然特地征询人选，作为我个人的意见而言，派遣孔祥熙先生如何?”
　　宇垣一成之所以提名孔祥熙为日中议和谈判对手，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孔祥熙“与日本关系不深”；二是孔祥熙在日华事变爆发时适在伦敦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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