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吃饭多少钱:抗战期间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文献资料

抗战期间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文献资料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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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抗战期间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问题的研究，始终是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之所以是重点，是因为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历史性转折，就发生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特别是发生在1935－1945年之间。恰恰是由于毛泽东逐渐主导了中共的领导权，中共才得以渐渐摆脱了受制于莫斯科的被动情况，才便利了中共的发展壮大，一举而成就了战后得以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的政治局面。而之所以是难点，则是因为有关这一时期中共与莫斯科之间的重要来往电报，早期多毁于红军撤出南方苏区前后，后期则大都在1947年中共中央撤出延安之际，被毛泽东付之一炬。[1]结果，除了中共中央档案馆还保存有“七·七”事变爆发前夕，即1936年6月以后至1937年上半年双方的来往电报，以及中共代表团1937年11月其主要成员离开莫斯科返回陕北延安之前在莫斯科工作时的一些相关记录以外，通常了解这一时期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情况，主要就只能凭借当事人的一些回忆录了。
在回忆录方面，人们过去引用最多的，自然是毛泽东并不完整的片断谈话了。而对当年整体情况的了解，则主要是借助于曾任毛泽东俄文翻译的师哲晚年口述的《在历史巨人身边》，和曾任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实为苏联情报人员的俄国人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两书虽然叙述的都是抗战最后三四年莫斯科与中共关系的情况，但因为两人的特殊身份和叙述系统性，因而颇具参考价值。当然，就两者而言，后者的资料价值明显地还要更大一些。这除了后者采用的是一种日记体，篇幅较大，且记述较为具体以外，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是在个人日记的基础上，参考了一些苏联方面保存的档案资料；而前者则主要只是依靠个人的回忆，并借助于当年保存下来的零星笔记，因而其记述的随意性较大。但是，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虽然有其长处，却由于它很大程度上产生于1970年代莫斯科组织反对“毛主义”的宣传斗争当中，参考和引用前苏联档案时倾向性太强，以致于读者不仅看不到该日记的原貌，而且也无法真正将其当作史料来使用，其价值自然大打折扣。[2]当然，无论如何，《延安日记》至少透露出这样一种信息，即中国方面档案的销毁，并不能也不会彻底阻塞客观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可能性。
1986年，这样的档案文献终于开始公诸于世了。这一年，前苏联历史学界整理发表了一批直接涉及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档案资料，题为《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资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其中第一次披露了一些十分重要的双方直接涉及中国抗日战争问题的档案资料。它包括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1936年7月23日、1937年8月10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重要发言、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1936年8月15日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指示电、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1936年12月16日、1937年1月19－20日有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西安事变后中共方针等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指示电、共国际执委会书记处1937年2月5日、3月5日就中共对国民党三中全会态度问题给中共中央指示电、季米特洛夫1941年1月4日和1942年6月15日为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给毛泽东的电报和信件，以及他在1943年12月22日就延安整风问题给毛泽东的信件等。有关这批资料，经由马贵凡翻译，主要部分已于1988年发表在当年创刊的《中共党史研究》杂志上。[3]
随着1991年前苏联宣告解体，更迎来了前苏联档案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档案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点。为此，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几方合作，从1994年起，陆续编译出版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等一系列档案资料丛书，披露了大量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历史文献。只是由于承担主要编选事务的远东所两位研究员，一位意外去世，一位身体欠佳，以至于《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抗日战争（1937－1945）》之部没有能够按计划时间编辑完成，至今未能出版。故时至今日，有关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档案文献资料，相比较其他时期披露出来的情况，仍旧不能令人满意。
但是，进入到1990年代，中国学者还是得以利用中国方面所保存的，尽管是数量有限的档案文献史料，揭示了1930年代中期，亦即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的一些重要史实。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共产国际所起作用的研究，共产国际在毛泽东取得中共领袖地位问题上所起作用的研究，苏联、共产国际尝试援助中国红军的研究，以及对西安事变影响的研究等。这样一些研究已经形成了较丰富的学术成果。[4]
到1997年，在保加利亚和在英国，更进一步披露出两种非常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和档案文献。其一是当年担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并且自30年代后半期至共产国际解散始终直接负责中国事务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季米特洛夫的日记；其二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尤利·奥夫契尼科夫博士编译发表的共产国际相关档案。前者已经由中国学者选译，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题为：《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5]；后者则经由奥夫契尼科夫亲自翻译后，连载于英国的”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杂志第30卷第1－2号上，题为：《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6]。
《季米特洛夫日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除了季米特洛夫的特殊身份以外，他长期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派往莫斯科的其他领导人与斯大林之间担任沟通工作，因此在其日记中记录了许许多多直接涉及到莫斯科与中共关系问题的事情。其记述虽然比较简略，但如果了解当时的一些具体背景，再结合以其他史料，就不难发现其日记的重要价值。而奥夫契尼科夫选编的49件档案资料，其中17件是关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形成过程中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问题的历史文献，32件则是直接关系到抗日战争期间双方关系的历史档案。特别是，编者选编的部分档案，披露了长期以来很少为人所知的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财政帮助的情况，从而更显示出这批档案的价值。[7]
（二）
奥夫契尼科夫披露的档案提供了9件反映中共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在中国东北地区推进反日统一战线运动的早期文献史料；提供了5件反映1936年5－7月间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决定援助陈铭枢及其他所组织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会，与之缔结抗日救亡协定的过程文件；提供了1936年3月15日中国新疆都办盛世才要求加入中共和通过新疆援助陕甘红军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长信，与中共中央书记处相信吸收盛世才入党对党的未来工作有益，要求共产国际批准及中共派干部赴新疆工作问题的电报；提供了王明在1936年1月17，22，23日三度与南京国民政府武官邓文仪秘密接触的谈判纪要；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1937年3月2日关于从苏联方面无法帮助红军的西路军，但已决定从财政上分两批援助中共将近两百万美元等问题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等。[8]
涉及到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及其发生作用的情况，《季米特洛夫日记》中反映的情况比较少。这是因为季米特洛夫是在1934年4月才开始参加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的，当年共产国际还刚刚开始筹备转变政策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国问题尚未提上日程。而1935年1月31日至1936年8月25日期间季米特洛夫的日记不知所踪，故涉及这一年共产国际七大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形成，以及共产国际和中共恢复电讯联络以后一段时间的情况，均无从在其日记中获得。但是，《日记》从1936年9月开始，即接连记述了共产国际帮助中共的各种计划与设想。比如，9月11日决定向中国红军提供1.5－2万枝步枪、8门火炮、10门迫击炮和相当数量的外国制式的弹药，为此，同意中国红军发动宁夏战役，以便前往中蒙交界地区接运这批军事物资。[9]9月20日，季米特洛夫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提交了要求贷款，以便从财政上援助中共的书面报告。12月2日，收到联共（布）政治局的决定，同意向中国红军提供1166吨军事物资，200.5万卢布和5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同时派遣484名军事技术人员，包括驾驶员、技术员、指挥员等，进入新疆，一面帮助盛世才，一面准备帮助训练进入新疆的红军西路军人员。[10]
 
在这一段《日记》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西安事变的反映，及其形成决议的经过情形。按照今天绝大多数中国学者的研究，莫斯科不仅对西安事变从一开始就站在坚决反对的立场上，而且斯大林或共产国际早在事变发生的次日，就通过宋庆龄设在上海的电台，或直接向中共中央发报，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11]尽管前述《汇编》披露了1936年12月16日共产国际电报指示的全部内容，但是，一般中国学者多不相信莫斯科会在事变发生四天后才发出指示。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不仅在莫斯科人们的意见最初并不统一，而且它确实造成了共产国际做出指示的时间的延误。
据《日记》记述，共产国际领导人是在12月13日得到有关西安事变的消息的。有人当即对张学良此举做出了肯定，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并且很快写信给斯大林，主张乘机枪毙蒋介石。14日，在得知《真理报》公开批评西安事变的态度后，共产国际当天召开了书记处会议，提议要求中共中央采取中立的立场，宣布反对内讧，坚持和平解决冲突。就在这一天晚上12时，斯大林突然打电话给季米特洛夫，问道：“中国的事件是在您的认可下发生的吗？”季赶忙答复说：“不是！这事对日本最有利。我们也是这样看这一事件的！”斯大林质问道：“王明在你们那里做什么事？他是个挑衅者吗？他想发电报让他们枪毙蒋介石。”季当即否认说：“我不知道有这种事！”斯大林很不高兴地说：“那我给你送去这份电报！”鉴于这种情况，季米特洛夫马上通知包括王明在内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领导人紧急开会，就西安事变问题统一了思想和口径。第二天，即16日下午3点半，根据莫洛托夫的通知，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斯基又前往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奥尔忠尼启则一同开会，商定了前述12月16日共产国际就西安事变问题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指示电的内容。[12]由此不难了解，斯大林尽管14日就指示《真理报》针对西安事变问题发表了评论，但他并没有就此与共产国际领导人交换过任何意见。只是在他看到王明的电报稿之后，才当即打电话对王明的作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且召集共产国际主要负责人前去具体研究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指示。因此，说此前斯大林13日已经通过宋庆龄或直接电示中共中央，颇不可信。
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另一件事情也颇值得一提。那就是围绕着共产国际1937年1－2月间针对中共中央所做的批评，以及对中共中央的策略转变的态度问题。众所周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因中共中央和杨虎城分别宣布了蒋介石口头承诺的和平条件，再加上负荆请罪的张学良被扣导致西安方面态度强硬，1937年1月间南京与西安之间一度仍旧剑拔弩张。为此，共产国际曾经于1月19日来电批评，认为中国党“采取了错误的步骤”，一方面把同蒋介石在事变期间达成的妥协，看成是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投降；一方面则把与西安方面国民党人的合作“搞成了反对南京的联盟”，试图维持西北半独立局面。没有意识到，“现在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切实停止内战”，“支持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旨在停止内战、联合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反对日本侵略、捍卫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措施”。[13]从《日记》中可以了解到，这封电报是季米特洛夫1月16日起草并送交斯大林审阅过的。不仅如此，斯大林还在19日主持了专门的会议，决定致电中共中央，提出根本改变苏维埃革命方针的建议。这就是《汇编》所披露的1月2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电报确是按照斯大林等人的建议，用“询问”的方式要求中共中央答复：“你们是否认为在你们的地区从苏维埃制度过渡到人民革命民主管理制度是适宜和适时的？”[14]
对此，中共中央于1月24日召开了常委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承认：“蒋介石放了以后，认为他近乎投降，而把条件宣布，是不对的，这是很幼稚的地方。”张闻天则进一步提出：我们应当发表宣言，公开声明拥护和平统一，赞助能够和平统一的中央政府，为此可以改变红军的番号与苏维埃的名称，在苏区可以实行普选制，放弃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政策。[15]会后，根据会议的提议，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电报，提出愿意做出四项保证，即“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16]然而，这一电报稿发至莫斯科后，季米特洛夫却有些退缩了。他当即复电称：“你们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最好主要限于声明共产党和红军决心支持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各种旨在停止内战和联合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进行抗日的措施；共产党和红军准备同国民党和南京政府进行协商，以便对苏区政权实行民主改组，并在承认南京政府是全国政府的基础上调整南京同苏区政府之间的关系……暂不发表关于我们苏区政策根本变化的具体声明。”[17]不过，根据《日记》所记，季米特洛夫刚刚答复了中共中央的来电，莫洛托夫就通过专线电话转达了斯大林的意见：“中共中央的建议可以接受。”[18]结果，季米特洛夫不得不又“修改”－实际上是补发－复电稿。在当天补发的另一封电报中季米特洛夫表示：“联共中央认为你们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基本上是可以采纳的。但我们还是有一个问题，即党、红军和群众对于你们来电所提的这种彻底转变政策的做法，是否已经有了充分准备呢？请你们回答这一问题。”[19]
由以上的情况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尽管西安事变前后中共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的改变，是莫斯科所建议的，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这种改变幅度的认识并不完全是一致的。季米特洛夫显然对中共中央“这种彻底转变政策的做法”感到担心。这也就促成了他在中日战争爆发后的8月10日发表了那一通中共党史研究者已经相当熟悉的，对中共中央的领导能力表示怀疑的长篇谈话。只不过，以往中国学者多半认为季米特洛夫的这种怀疑是针对毛泽东去的，至少也是怀疑中共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太过于戒备与防范，以至于会妨碍统一战线的形成。而结合《日记》来读季米特洛夫的这篇讲话，却不难发现，季米特洛夫这时并不是担心中共中央会妨碍统一战线的建立，倒是担心中共中央会被统一战线所淹没。他正是基于这种担心而下决心要派王明等人回国去的。
季米特洛夫在讲话中宣称：中国党在过去的革命中创造了苏维埃政府，创造了红军，在武装斗争中培养了大批干部，“但是，现在在党的政策和策略上需要由此作出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于是，还是这些干部……必须执行另一种政策。……由此可能产生一些很大的困难和危险，我指的是蒋介石的阴谋诡计和他的包围。”事实上，这种危险已经非常明显了。因为即使是从党的文件中，“就可以指出一些可能使党误入歧途的观点，这些观点含有一种使党和党的干部堕落，即解除其思想武装的危险性。”[20]
 
很显然，季米特洛夫的这些担心在斯大林那里大概是毫无意义的。《日记》详细记录了斯大林11月11日接见被选派回国的王明、康生等人时的谈话内容。斯大林一上来就批评“共产国际书记处的决定已经过时了”，“这就是人们坐在办公室里冥思苦想的结果！”用斯大林的话来说：“对于中国共产党现在基本的问题是：融入全民族的浪潮并取得领导地位”。“中国人怎样打击外部敌人－这是决定性的问题。当这一问题结束时，再提出怎样互相打的问题！”为此，“八路军必须要有30个师，而不是三个师。”编制的问题不必担心，“这可以通过建立后备团的形式做到”。对八路军来说，在它还没有自己的炮兵的时候，“它的策略不该是直接进攻，而应该是骚扰敌人，把他们引进自己一方并在后方打击他们。”[21]分析斯大林的谈话，不难看出斯大林依旧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来考虑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问题的。
（三）
《日记》中记述的反映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问题的关键之处，还有两件事情，或两个时期特别值得一提，即接连发生在1941年上半年的皖南事变和苏德战争。正是围绕着这两件事情或两个时期，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双方关系在1940年代初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有关皖南事变。研究中共历史的学者今天多半都知道，毛泽东第一次与莫斯科发生直接冲突，就是皖南事变前后的事情。事变前，毛泽东根据形势判断，猜测国民党下最后通牒，命令中共军队限期全部迁往冀察两省区，多半是想要和日本夹击自己。考虑到情势危急，既不能束手待毙，又绝不能判断错误，因此，他于11月4日亲自给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斯基写了一封长信，要求共产国际帮助他把关，看可否同意他集中15万精兵打到国民党后方去的先发制人的军事计划。[22]对此，季米特洛夫明确表示了不同的态度。他在23日起草了给毛泽东的复电，并送交斯大林，得到了批准。[23]毛泽东虽遵照执行，但还是重申了他的怀疑。对此，季米特洛夫在日记中记述了他当时的强硬态度。他复电毛称：“我们认为，破裂不是不可避免的。您不该将破裂作为出发点。相反，应该依靠主张维护统一战线的民众，尽我们共产党和军队所能作出的一切努力来避免内战的扩大。请重新考虑一下目前您对这个问题的态度”。[24]
就在季米特洛夫发出复电两天之后，即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了。新四军军部7000余人被歼，叶挺军长被俘，政委项英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被杀，蒋介石并且迅速公开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撤销了这支军队的番号。对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愤怒可想而知。他们当即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通报了这一情况，并估计：不仅在皖南，包括在西北地区，国民党也集中了数十万军队，包围了陕甘宁边区，在江苏、山东、安徽、湖北四省也在向中共的游击队展开大规模进攻。“他们正准备在全国范围内搞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杀”，“我军有被全歼的危险”。[25]
得到这一消息，季米特洛夫大为震惊。他马上打电话告诉了莫洛托夫，要求他转请斯大林立即向蒋介石施压，并向苏联军方进行了通报。为促使联共（布）中央领导人高度重视，他还在18日亲自致函斯大林，指出：“无论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处境如何艰难和危险，他们都不可能不反击蒋介石对新四军的强盗式进攻，也不可能不对蒋介石军队对八路军和边区的攻击进行自卫。”故“为了避免这样的内战，在苏联方面采取的措施来影响蒋介石的同时，还应该在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掀起相应的运动，这将对中国政府施加一定的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舆论。”[26]
1941年1月20日，季米特洛夫与莫洛托夫就这一事件进行了专门的谈话。从《日记》中可以了解到，莫洛托夫对季米特洛夫只听延安方面一面之辞不以为然。他告诉季：“为了讨论和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已发生的事我们应获得更确切的情报。”而来自苏联驻华使馆的情况显示，蒋介石已经通过张冲告诉苏联方面，与新四军之间的冲突只是地方性事件，不会影响中央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新四军的将领也将会被释放。
次日，斯大林会见了季米特洛夫。基于一个阶段以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围绕着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不同估计和在统战策略上的某种分歧，斯大林讲得更加直截了当：新四军方面对此次事件恐怕也同样负有责任，有必要了解，叶挺“是否为（蒋介石发动）此事件提供了借口。”[27]
斯大林的态度不能不又一次影响了季米特洛夫。他在2月6日针对毛泽东坚持要在政治军事两方面对蒋介石国民党展开攻势的态度，提出了批评。季米特洛夫通知斯大林说，他在给毛泽东的复电中这样写道：“我们认为，决裂并非不可避免。你们不应采取分裂的方针。正相反，在依靠主张保存抗日统一战线的群众的同时，共产党应采取一切取决于它自己的行动，来避免决裂。请求你们重新审查自己的立场并告知你们的考虑和建议。”[28]
莫斯科方面的这种态度，显然让毛泽东非常不满。他这时曾再三告诉党的领导人说：要打退蒋介石的进攻，就必须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都展开攻势。“问题是远方的政策与我们所想的相左，三个月来几经往复，尚未解决。”要采取报复措施，非有重武器和相关的技术人员不可。“故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29]尽管，苏联方面这时也并非没有通过其驻华外交人员和军事顾问向蒋介石发出某种警告，但是，由于它拒绝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停止供应援助国民政府的武器装备，又拒绝在军事上直接援助中共，毛泽东把皖南事变的损失与莫斯科联系起来，并决心摆脱共产国际的控制，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有关苏德战争。结合《日记》与相关的俄国档案，可以了解到，直到苏德战争爆发不久，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仍旧在继续它们之间的争论。这时再度引起分歧的，是日军对十几万国民党军固守的山西中条山根据地所发动的进攻。日军进攻伊始，国民党方面就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要求在附近活动的八路军对敌后日军采取牵制作战。身负中条山作战指挥之责的卫立煌，也亲自致电彭德怀，要求八路军予以配合。由于蒋介石拒绝释放叶挺和收回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命令，同时停止向八路军提供经费，国共关系这时仍旧相当紧张，故毛泽东的指示是：“关于卫立煌要求配合作战，请拟一部署计划电告，此计划中在太南太岳两线者于战事发生时虽不是猛打，但应准备施行之，在其他区域者只做样子，不应实施。”。[30]对此，苏联军事顾问显然十分不满，专门找在重庆的周恩来提出批评。毛则不为所动，他一面将周恩来的电报转给彭德怀，一面强调指出：“目前方针是必须打日本，但又决不可打得太凶。不打则国民党不能谅解，中间派亦会说话，但如打得太凶，则有相反危险，日本将转向我们报复，国民党坐收渔利，并将进攻边区。恩来电是转给你作参考的，他电中反映国民党及外国人的压力，我们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望按此总方针调节我们的行动，在一部分地方打得大些，而在其他地区则打得小些，使国民党觉得我们真在打就好了。”[31]
这一情况自然很快就反映了共产国际领导机关那里。对于毛泽东就此做出的申诉，季米特洛夫是这样答复的。他说：“我们从这里难以提出任何军事性的建议，但我们十分清楚的一点是：尽管存在许多困难，你们必须坚决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积极行动来反抗日本的进攻。中国人民民族战争今后的命运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未来均取决于此。”[32]
毛泽东坚持目前不能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一个理由，是1940年底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不仅损失很大，伤了元气，而且引起日本军队的疯狂报复，使八路国自顾不暇，暂时无力再度集结大部队作战了。恰在这时，苏德战争爆发了。6月21日德国对苏联的突然袭击，造成了苏联西部防线的全面瓦解，整个形势异常危急。共产国际为此迅速采取行动，号召各国共产党“采取最坚决的行动来援助苏联人民”。由于担心德国的盟国日本可能采取夹击行动，季米特洛夫紧急联系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再度重申了八路军财政上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为此，季米特洛夫于7月2日向莫洛托夫等送交了要求向中国党提供200万美元援款的建议书。联共（布）中央讨论后，次日即批准马上援助中国同志100万美元。[33]但此一援款拖到16日仍未能发出，原因是中国政府对苏联方面要求派飞机飞往延安一事迟迟不予答复。据此，季米特洛夫明确致信莫洛托夫提出：“由于使中国同志尽快获得至少是一半的援助非常重要，我们相信有必要采取非法的方式用飞机通过蒙古发送运费。”[34]
月9日，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联合向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电，要求中共中央讨论并提出牵制日军进攻苏联的具体行动部署。18日，季米特洛夫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回电，内称中共中央已经做出决定，将尽全力阻止日军从华北转移去进攻苏联。为此，毛泽东请求苏联至少要能够援助一些弹药，因为八路军平均一个士兵只有几发子弹。对此，莫洛托夫明确告诉季米特洛夫说：“我们同意中国共产党的行动路线”，但关于弹药现暂勿作出许诺。[35]因为显而易见的是，苏联本来就担心日本会同时发动进攻，如果苏联向处在日军后方的八路军提供援助，等于是向日军提供进攻苏联的口实。结果是，毛泽东宣布：以八路军现有之武器装备和弹药情况，“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36]
（四）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问题的核心问题，是延安整风。这是因为，正是由于延安整风，中共彻底清除了党内“言必称希腊（苏联）”的所谓教条主义传统，树立了毛泽东的绝对领导地位，并使全党相信，在中国，只有毛泽东的思想，才是指导革命胜利的绝对真理。但是，以往的中共党史研究，至多只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解读这一事件及其过程，到底共产国际的态度如何，人们却很少了解。一般只能从常识来判断，推测莫斯科对此十分不满。《日记》以及奥尼契尼科夫等人披露的档案文献，揭示了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共产国际或莫斯科，对于发生在延安的一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其实并没有给予高度重视。
从《日记》所记述的内容看，由于苏德战争的关系，莫斯科这时主要关心的，还是如何维持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以便确保中国继续抗日的问题。无论是194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专门会议，检讨历史问题，初步揭开高层整风的序幕，还是1942年上半年，延安群众性整风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的时候，《日记》均无只言片语的记述。到了1942年6月16日，季米特洛夫在日记中再度提到中国问题时，只是记述了他当天给毛泽东的一封电报。就是再度重申：“要求中国共产党作出一切努力，改善同蒋介石的关系，巩固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此后除了有一次关心过王明的病情以外，一连几个月时间季米特洛夫只字没有提到过中国共产党。仅仅是到11月4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秘书打电话给他，要他听取苏联驻中国大使潘友新的汇报，他才再度关注过中国问题，但也仅仅是限于国共关系。一个月之后，《日记》中记述了潘友新提出的对处理国共关系问题的六点建议，结果却被联共（布）中央所否决，理由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目前不打算处理蒋介石和中国共产党的相互关系问题”。[37]一个可以理解的解释是，正处于战争之中，面临内政、外交和军事种种巨大压力的联共（布）领导人，既然已是焦头烂额，应接不暇，自然也就没有必要主动去蹚国共关系这个浑水了。而对于中共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从1941年底到1943年12月中旬，《日记》里没有丝毫反映。这时唯一涉及到的一件与此有些关系的事情，就是季米特洛夫在记述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的经过时，于5月12日提到了毛泽东的名字。即他在宣布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相关决议草案之后，提到了准备把这一草案分送给毛泽东、铁托等各国党的主要领导人。[38]
当然，说共产国际或斯大林没有得到有关延安整风的消息，是不可能的。有关一些俄国人对延安整风不满的情况，读者不难从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一书中了解到。即使我们不能过分相信该日记的真实性，我们也同样可以通过其他已经披露出来的档案文献，看出当年莫斯科对延安整风究竟得到了一些怎样的消息。
1943年5月31日的一份电报很典型地反映出类似的信息可能是怎样的。这封写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这样写道：“我们在延安的工作人员报告说，在收到您的电报以后，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作了形势报告。毛泽东说：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完全正确，共产国际已经活够了。共产国际没有理解中共活动的条件，因此起了阻碍作用。”“共产国际对中共党内在同国民党关系策略问题上的错误负有很大的责任。”“在中共党内有一些人不听中共中央的话，只听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话。他们把自己置于党外。这些人的名字没有被指出来。但根据出席者的看法，毛指的是莫斯科派。在结束讲话时毛说，党内的敌对分子会利用解散共产国际来作自己的宣传。要和这些人作斗争。”“我们在延安的工作人员看来是根据王明的话通知我们说，毛和他的拥护者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的双手被解放了，道德上的责任感也不会有了。尤其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是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过的话：现在可以举行党的代表大会了。预计在对待国际派那些人的问题上不会有阻碍了，他们甚至可能被开除出党。”[39]
即使是这样一封电报，季米特洛夫也不曾在日记中提及。是他们与中共的关系已经彻底丧失了希望，故意如此吗？似乎也不像。从1942－1943年苏联情报机关以及季米特洛夫几度提醒中共中央，其对内对外的电讯联络方法已经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所掌握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们并非不重视这种关系。[40]因此，问题多半还是由于苏德战争的形势造成的。因为当这种形势开始改变，即1943年底苏军开始大举转入反攻时，季米特洛夫就对延安整风做出反应了。尽管这是我们今天所能了解到的仅有的一次。
季米特洛夫就延安整风问题发出的这封电报，时间是1943年12月22日，其内容已经在《汇编》中全文披露了，主要内容是委婉地批评中共的统战政策和在党内所实施的斗争，要求毛泽东不要展开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斗争，同时警惕康生从内部破坏党的组织的作用。[41]
季米特洛夫的电报自披露以来，许多学者就对电报把周恩来同王明相提并论，怀疑毛泽东有意展开针对周、王两人的党内斗争，感到迷惑不解。因为，从中国方面的史料中，无论如何都找不到任何毛泽东曾经把周恩来也列为整肃对象的蛛丝马迹。直到奥尼契尼科夫提供了更多的档案资料之后，我们才多少了解到季米特洛夫的这种印象是怎样得来的。
1943年9月1日，苏联情报机关通知季米特洛夫说：“在最近特区的一次大规模的会议上，康生报告了反对奸细的斗争结果。他攻击了蒋介石，然后宣布在特区存在着一个如同早先大革命在武汉时期及其以后存在过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散布对蒋介石的幻想来破坏党。王明、博古、洛甫、周恩来和其他一些人都是这个集团中的分子。康生说，党在不久将开始讨论这个集团所犯的错误。这个集团对新四军的失败以及蒋介石的特务大批涌入特区，负有重大责任。”[42]
9月29日，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通知季米特洛夫称：根据情报，得知中共党内斗争的消息如下：“1、反对毛泽东的是王明、博古、洛甫和周恩来，他们拒绝把统一战线的策略同根据地以及中共武装力量的保持和加强联系起来。2、王明集团在汉口实际上建立了第二中央，无视延安的那些领导人。毛泽东的指示没有被执行，他的许多文章也没能被发表。3、在最近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集团的所有成员，除了王明自己以外，都承认了错误，但他们的认错是形式的和违心的。而且有消息说，特区领导人为了缓和财政困难的局面，大概已经决定要向外面的市场销售12万两鸦片，主要的提供者是贺龙领导下的120师所在的地区。相当一部分鸦片将被卖给日本占领区，其余的送到国统区去。”[43]
11月15日，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再度通知季米特洛夫称：有情报表明，“在延安的特区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中间存在着严重的争论。朱德实际上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王明生了病。斗争在不同的派别间进行着，他们中的许多人公开表示出对拒绝帮助特区的苏联政策的不满。特区党和军队的相当一部分领导人对中国中央政府、对国民党，以及对蒋介石本人，采取着一种敌视的态度。特区领导人夸大他们的力量，他们自己并且常常挑起与胡宗南部队的磨擦和冲突。”[44]
不难了解，季米特洛夫1943年12月22日给毛泽东的电报内容，依据的正是上述这些并不十分准确的所谓情报。当然，并非所有涉及延安整风的报告都是不准确的。结合《日记》和苏联在延安的工作人员的报告，我们可以得知有关毛泽东在收到季米特洛夫电报之后的一些非常具体的情况。
 
这时在延安负责将毛泽东的电报发送到莫斯科去的，就是《延安日记》的作者弗拉基米洛夫。但是，在《延安日记》中却没有记录下面这封电报。作为红军情报总局工作人员的弗拉基米洛夫在给情报总局局长的电报中这样写道：在得到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后，“我前晚提出1月2日与毛泽东进行一次谈话，他今天来了。我自己翻译了给他的电报的内容，并给了他俄文文本。他当即写了给季米特洛夫的答复意见，我翻译了（它）并与他进行了核对。”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态度强硬地为自己进行了辨驳。他坚持说：“（1）我们没有削弱抗日斗争。”“（2）同国民党合作的路线没有改变。”“（3）我们同周恩来的关系非常好。”“（4）王明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反党活动。”“（5）我请您相信并能保证，斯大林同志和苏联在中国共产党内是受到爱戴和高度尊敬的。”“（6）我的看法是，王明是个不可靠的人。王明早期曾在上海被捕，有几个人说他右狱中承认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之后被释放。还有人说他同米夫有可疑的联系。”相反，“康生是个可靠的人。（对干部的）审查不是由他的下属机构进行的。他们所作的只是揭露部分间谍。我们的审查是全面的、深刻的。”[45]
收到毛泽东的回电之后，季米特洛夫显然颇为不满。他在1月6日给莫洛托夫的一封信中写道：正是由于了解到相关的情报，“听取了十二月从延安回来的情报总局工作人员关于中国党内令人不安的情况，特别是关于康生所扮演的可疑角色的汇报之后”，我不得不就此以私人名义给毛泽东发去一封电报。“我想，在收到这封回电之后，应当暂时中止和毛的通讯，并观察下一步中共党的领导层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46]
显然，毛泽东也意识到他2日在弗拉基米洛夫那里当场答复季米特洛夫的那封电报有些唐突和欠考虑。为此，他在电报发出之后的第二天，专门找过弗拉基米洛，问电报是否发出，因为他还想要修改其中的内容。之后，他在4日晚专门举行了晚宴，来招待军政领导人。然后特别带领聚会的领导人来到弗拉基米洛夫等人的窑洞，以显示中国党自身的团结和对在莫斯科受到教育的人的尊重。7日一早，毛泽东一个人来到弗拉基米洛夫的住处，说明赞同国共团结的态度，并且对王明的态度也变得和缓了许多。他随即口授了一封对2日电报的补充电报，其中说道：“作为对1月2日电报中我所表明的观点的补充，今天我愿意再一次向您报告如下：我衷心感谢您给予我的指示。我要深入研究它，高度重视它，并据此采取措施。关于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正在实行合作的政策。我保证，对国民党的情况将会在1944年得到改善。关于党内问题，我们的方针旨在团结一致，这一方面也同样适合于王明。……请您放心，所有您的想法、您的感情，都深深地打动了我，因为我的想法和感情实际上是一样的。”[47]
（五）
在《日记》和奥尼契尼科夫提供的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来往电报中，1944年的电报占据了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些电报的往来，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季米特洛夫2月29日电所引起的。季米特洛夫在给毛泽东的这封电报中要求后者“告知在共产党和蒋介石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是否有某种较重大的变化，如果有，这些变化有何具体体现。能否就边区的情况，你们军队和游击队反对日本人的行动和共产党活动的一些主要内容，每周或每十天给我们一份简报？这在当前的复杂形势下是非常有益的。”[48]
根据季米特洛夫的这一要求，毛泽东开始按时向季米特洛夫报告有关国共关系的各种情况。第一份报告是3月23日发出的，其中介绍了国共关系开始缓和的一些情况，中共中央准备派林伯渠前往重庆谈判，以及他们正在利用外国记者渴望访问中共的敌后根据地和美国总统想要派遣军事代表长驻延安的机会，扩大影响等情况。[49]
从上述情况不难看出，至少在莫斯科一方，延安整风并没有造成双方关系的恶化。即使是季米特洛夫对毛泽东有过一度不满，也没有能够哪怕暂时中断双方的联系。当然，这并不包括弗拉基米洛夫等在延安的俄国人在内。从4月24日他们对毛泽东再度报告所做的评论即可看出，他们对毛泽东的成见相当之深。
毛泽东在这一次的报告中像当时中共正在进行的那样，在重申愿望巩固国共团结的同时，突出宣传了中共及其军队的战绩和作用。声称60万日军的58％，90万伪军的90％，都是中共抗击的，中共控制的人口已经达到7000万，党员已经发展到90万，军队已经达到47万。对此，弗拉基米洛夫等人在毛泽东电报的后面加上了自己的评论。称“毛泽东有些片面地和明显不适当地评价了国共关系和他们所参加的这场对日战争。毛泽东电报的数字是从有倾向性地刻意为最近到延安来的外国记者团准备的材料中拿来的。事实上，特区领导层相信，蒋介石是目前中共最主要的敌人。”特区领导人现在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在为应付即将到来的国共冲突做好一切准备。而这样的作战实际上一直都在进行，仅仅在1943年里，“新四军就对中央军进行了724次战斗，结果，击毙击伤8181人，俘获9879人，夺取了34个据点，以及8622支步枪，507支散弹枪，以及200挺机关枪。”因此，日本在4月17日发动的针对河南地区的大规模进攻，明显地受到了毛泽东等人的欢迎。“中共无意在这一地区帮助中央军防御日本人的进攻。”[50]
毛泽东随后的报告在弗拉基米洛夫等人看来，显然进一步印证了他们的判断。毛6月下旬的报告中通报了国民党军在河南惨败的消息，断言：不仅国民党地方派系的军队毫无战斗力，就是国民党中央军也是一触即垮。河南、陕西和甘肃“几个省的民众已经失去了对蒋介石的信任，急切地盼望着中共军队到那里去，抵抗日本军队。”但即便如此，蒋介石依然顽固地坚持不承认共产党在华北、华中和华南所建立起来的大片敌后根据地，处心积虑地想要取消它们。不过短短的一两月时间，中共已经夺取了24座县城，使它控制下的人口，从上次汇报的7000万人，进一步增长到8600万人。形势已经变得如此明显：“一方领导着进攻，发展了自己，壮大了自己；一方实行退却，不断缩小，结果被危机所战胜。如果日本继续其进攻，这种区别将会变得更加显著。”[51]
在10月下旬的报告中，毛泽东更鉴于国民党拒绝接受中共提出的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拒绝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和拒绝按比例分配盟国军事物资等情况，正式宣告说：国共两党的谈判已经“没有希望了”。“国民党只同意承认特区的合法存在和十个步兵师，却还要在接受地方约束的条件之下。例如，这包括，取消我们的货币，接受国民党反动法令和决定，如此等等。”“我们不接受这些要求。”现在的形势是，“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相当的变化。国民党的权力已经被极大地削弱，而特区的影响却有了可观的增长。”“我军人数已从47万增加到了57万，在我们根据地控制下的人口也由8600万增加到了9000万”。我们已经“加紧开展对各大工业中心和日本人控制的主要交通线方面的工作”，并且“正在把我们的一些部队和多数军事、党务和政治工作干部调往河南、湖南和浙江。”“我党的力量和声望持续增长”正在“产生一种有深远意义的积极影响”。[52]
对于毛泽东这种抑制不住的兴奋和乐观的情绪，弗拉基米洛夫等人自然不能理解，季米特洛夫也未必能够理解，真正能够理解的大概只有与毛泽东一样充满谋略的斯大林了。但是，那也是在1948年以后，即差不多三四年以后的事情了。
综上可知，有关抗战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档案文献的披露，目前虽然有限，但依旧可以给我们提供诸多研究的线索与启发。相信，随着《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抗日战争（1937－1945）》的最终出版，人们对于这一时期的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一定会有更多的发现。
[1] 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研究出版社，1991年，第202页。
[2] 有关《延安日记》产生的情况，来自于对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前研究人员舍维廖夫的访谈，1993年9月27日。
[3] 《苏联新发表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文件》（之一、之二、之三），《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1－3期。
 
[4] 可参见拙作：《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等。
 
[5] 季米特洛夫著，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6] Comintern-CCP Relations: the Anti-Japanese United Front in China,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Vol.30, no.1-2.
[7] 有关这批档案所透露的共产国际三四十年代向中共提供财政帮助的情况，作者已经在《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党史研究资料》2004年1－2期）一文中有所交待，在此不另赘述。
[8]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I), Vol.30, no.1, pp.19-67, 69.
[9]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46页。
[10]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48页。
[11] 前一种说法来自埃德加·斯诺的《红色中国杂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3页）；后一种说法来自于张国焘的《我的回忆》（2），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第333页。
[12]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49－50页。
[13] 转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
[14] 同上引注。
[15] 《张闻天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的发言》，1937年1月24日。
[16] 参见《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57－158页。
[17] 转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
[18]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52－53页。
[19]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7年2月5日。
[20] 转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
[21]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59－61页。
[22] 《毛泽东致季米特洛夫、曼努伊斯基的信》，1940年11月4日。
[23]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115页。
[24] 《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电》，1941年1月4日，《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
[25]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121－122页。
[26]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122页。
[27]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122－124页。
[28]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126页。
[29] 《毛、朱、王关于我军政治军事组织上采取的步骤致彭德怀并告胡服电》，1941年1月19日；《毛泽东关于询问崔可夫公开援助事宜致周恩来电》，1941年1月30日，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180－181，201页。
[30] 《毛、朱、王致彭、左电》，1941年5月10日。
[31] 《毛、朱、王致彭德怀电》，1941年5月17日。
[32]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142页。
[33]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146页。
[34] 《季米特洛夫致莫洛托夫信》，1941年7月16日:CHSDATE>，Russian Center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Study of Documents on Modern Histroy, 495/74/317/78.
 
[35]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148－149页。
[36] 《季米特洛夫致斯大林并莫洛托夫信》，1941年7月18日，Russian Center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Study of Documents on Modern Histroy, 495/74/317/81.
[37]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198，203，222页。
[38]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244页。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季米特洛夫日记》与《延安日记》的日期差别的问题。前者讲述的日期如下：1943年5月8日与莫洛托夫讨论共产国际解散事宜，10日形成最初文件，11日季与曼努伊斯基校订该文件并于当晚与斯大林讨论该文件，12日以草案形式提交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讨论并决定次日将形成的决议草案发给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而后者却在5月7日条目下写道：“莫斯科发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决议”。见《延安日记》，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25页。
[39] 《伊里切夫致季米特洛夫信》，1943年5月31日，Russian Center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Study of Documents on Modern Histroy, 495/74/317/81.
[40]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222页；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II), Vol.30, no.1, p.60.
[41] 转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
[42] 《伊里契夫致季米特洛夫信》，1943年9月1日，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II), Vol.30, no.1, pp.67-68.
[43] 《菲廷致季米特洛夫信》，1943年9月29日，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II), Vol.30, no.1, pp.69-70.
[44] 《菲廷致季米特洛夫信》，1943年11月15日，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II), Vol.30, no.1, p.71.
[45] 《毛泽东通过弗拉基米洛夫转送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44年1月3日，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II), Vol.30, no.1, pp.84-85.
[46] 《季米特洛夫致莫洛托夫信》，1944年1月6日，Russian Center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Study of Documents on Modern Histroy, 495/74/342/1.
[47] 《毛泽东通过弗拉基米洛夫转送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44年1月7日，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II), Vol.30, no.1, pp.82-83.
[48]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278－279页。
[49] 《毛泽东致季米特洛夫电》，1944年3月23日，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II), Vol.30, no.1, pp.86-88.
[50] 《伊里契夫转发毛泽东致季米特洛夫4月24日电》，1944年5月6日，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II), Vol.30, no.1, pp.89-95.
[51] 《伊里契夫转发毛泽东致季米特洛夫电》，1944年7月13日，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II), Vol.30, no.1, pp.96-99.
[52] 《毛泽东致季米特洛夫电》，1944年10月28日，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II), Vol.30, no.1, pp.10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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